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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朴园复杂的人性糅杂了资本主义式的极端自私、凶残冷酷及狡诈贪婪和封建主义的吃人道德礼教,但却也不乏一些尚存的人性和真实情感,这样的矛盾心理和性格,在当时是具有典型性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造成的。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作品能够揭示人物复杂性格,并揭露社会的根本原因和手法。
关键词: 周朴园 复杂 矛盾 现实
“理解《雷雨》全部意义的关键在于明确意识到周朴园的存在并对他的典型意义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1]周朴园是造成剧中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他的“坏”引起的不仅仅是我们咬牙切齿的恨,而是更深刻的思考。他的“坏”是需要我们抛开情感、道德判断去重新客观审视的。周朴园的悲剧性不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造成的。作为一个“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程度”的个体,他的残酷、冷血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只是当时那个特定社会对人性摧残的投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朴园也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是“一个打着旧世界的旗帜,来和新时代的萌芽进行战斗的悲剧人物”。[2]
一
周朴园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具有典型性,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诞生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其特殊的悲剧性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先天不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经历过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与封建旧阶级及其落后的思想文化的长期斗争,而是直接由封建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过渡而形成的。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受到过进步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大多数只是在被动地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罢了。就像中国在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之下被迫打开国门一样,他们只是为了求得自身剥削地位的安稳。可以说,大部分人对他们自己的阶级属性与生活状态的定位都是模糊的。这些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思想仍旧深深扎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土壤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注定了其后天不能摆脱被束缚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后天畸形”的。它受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然的、本能的使命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在当时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它又不得不依靠强大的封建势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来维护其自身相对安定的生存发展的环境,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雄厚的财力、物力和先进的技术、理念,以及其能限制、打击封建主义的势力来维持自身的发展。集如此矛盾统一于一体,这个阶级必然是一个畸形的阶级,周朴园就是这个畸形阶级中的典型人物。
首先,周朴园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在其作恶的无意识状态,这使整个人物更富悲剧色彩。周朴园原是封建家庭中的公子哥儿,并且在德国留过学。他曾经对儿子周冲说:“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子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可见周朴园年轻的时候也曾追求过西方进步思潮,受到过自由、开放思想观念的熏陶。应当看到,作为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他的坚韧、果敢和铁腕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开拓和推动作用。但是,在精神层面,他完全是一个弱者。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净化他的灵魂,反而使他继承了资本家的凶残本性,另一方面,他的精神依旧被打上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深深烙印,成为一个十足的守旧者。“周朴园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资本家和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中的封建家长的怪诞结合的产物”。[1]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使周朴园相信自己也是一个道德上的强者,他“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十分‘正直’”,[3]对自己的作为从未进行过反思。他用令人窒息的专制来确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在他眼里,蘩漪阴鸷、尖锐、乖戾的个性和反抗精神是不正常的,是一种病。他逼她喝药,还请“有名的脑病专家”给她看病。这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理所应当的,是出于对妻子的关心,是“仁厚”的,一切都无可厚非。他的“自信”使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的潜意识的真正目的其实是维护自己在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他所追求的是一个纯粹的封建式独裁者的地位。所以,在劝蘩漪喝药之初,他的态度应当是诚恳的,但在蘩漪的多次公然“抗命”之后,他伪善、残酷的一面便显露出来,“冷峻”地劝诫蘩漪应当自重:“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在周朴园看来,女人的自重就是要顺从,完全束缚在男权威严之下,由不得半点个性和反抗。对所有家庭成员来说,“服从”是为了维护家庭秩序而应尽的义务。接着,冲突进一步升级,周朴园让周萍跪下劝自己的后母喝药。这一场景,活脱脱地把周朴园封建道德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可憎面目彻底揭露出来了。当蘩漪含着“愤恨”的热泪“一气”喝下那碗象征着封建伦理道德枷锁的药时,周朴园仍坚定地认为自己完全是为了妻子“好”,这个“好”始终贯穿于其行为的动机中,他把自己当成道义的维护者,一个负责任的“好”丈夫和“好”父亲。
其次,若单单展现周朴园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是无法深刻阐释人物的复杂性格的,更降低了人物的真实性而显得过于僵硬,“太像戏”,削弱了人性与旧道德激烈碰撞而引发的深刻思考。在周朴园复杂性格的矛盾统一体中,在被封建伦理道德吞噬的灵魂的对立面,是他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对侍萍的怀念,可能是真的”上。周朴园记得侍萍的生日,衬衣上绣着梅花,保持着三十年前家具的摆设,保持着关窗的习惯,甚至教育下一代与他一起怀念侍萍,他给大儿子取名为“萍”,还命令周萍为了他的生母,把在歌舞厅厮混的不良行为“完全改过来”。三十年前的爱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真情实感的,这是周朴园怀念过去的原因之一;而到了晚年,蘩漪的执拗使他更加怀念当年侍萍的温柔可人和乖巧顺从。他的怀念是真实的,然而又是自欺的,因为他是一个“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并不能正视自身的虚伪与极端的自私自利,他的怀念中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内心的愧疚。若是没有后来鲁妈的出现,周朴园会一直这样怀念下去。周朴园的罪恶并不是三十年前他对侍萍的爱情,而是他面临利益与爱情的冲突时,作了社会准则的坚决信奉者。当三十年后的侍萍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立马卸下了温情的面具,换上严厉冷酷的武装。他希望用钱来打发侍萍以消除自己的恐惧和不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周朴园本能性地选择了维护利益。
由此看来,周朴园的复杂心理性格糅杂了资本主义式的自私、冷酷、狡诈及贪婪和封建道德礼教观念,但却也不乏一些尚存的人性和真实情感。周朴园的“人性”是被旧道德所吞噬的,复杂的人物性格不仅揭露了封建道德的罪恶,而且显出其恐怖而强大的统摄力。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复杂个性的把握是面面俱到的,“严格按照人物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来逐步揭示人物的灵魂”。[4]周朴园多面的性格特征并不仅仅是一种典型性与另外的典型性相加而成的,多个方面是浑然一体的,组成一个鲜活的个体。每一部分的心理特征都与其他部分紧密相连,任何一方面的性格缺失都会削弱人物的真实性和鲜活度,容易落入僵化的俗套。剖析人物的时候,必然要从人物的整体着眼,即使在分析人物性格一部分时,也要顾及其他部分对其的影响。很多时候,不同方面是有交集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曹禺笔下有众多人物,也许可以概括出一些共性,如在蘩漪、陈白露、花金子等女性形象身上,可以感受到被压抑了几千年的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但却绝不会有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的固定的性格模式。这样的处理,使人物“从作家的强制下解救出来”,[2]赋予作品极高的悲剧意义和美学感召力,引发人们对那个畸形时代的深刻思考。
二
那么,作家曹禺为何能够深刻刻画出周朴园这一典型人物呢?
曹禺之所以能创作出善恶交织、集矛盾统一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性格,就是因为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结合悲剧审美意义,将人物的多面性格在戏剧冲突中展现出来。因此,若将人物片面地划归为某一个阶级的代表,或了了数言概括出一个人物的性格,就曲解了作者创作的意图和契机,也削弱了《雷雨》的深刻性和现实性。因为作者意在展现活生生的现实,透过处在不同立场的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个体人物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来揭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丑恶。作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有多面性并时常在心理和言行举止上表现出鲜明的矛盾冲突和激烈的挣扎过程,是因为作者创作的坚实基础是现实。一方面,创作《雷雨》时,曹禺不过二十三岁,而且从小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加上大学期间所接触的也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主文化环境,所以受新的革命思潮的影响毕竟有限。曹禺曾在《雷雨序》中回忆自己创作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鲜明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慈,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6]“代表个人一时性情的趋止。”[5]由此可见,当时他的世界观水准与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尚且有限。曹禺的创作是宣泄作家内心压抑已久的愤懑之情和表达对现实的怅然迷惘的出口。例如,鲁大海身上虽然充满了青年一代工人阶级的反抗热情和对以周朴园为代表的“混杂”旧阶级的满腔仇恨,但他终究是不成熟的工人形象,代表着当时敢于反抗却存在巨大弱点并对险恶社会认识不足的工人阶级。鲁大海确实是一个拥有能量可以爆发的“火山”式的人物,但他却没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反抗革命。他的鲁莽在周朴园那样奸诈狡猾的老狐狸面前只能显得更加幼稚可悲。可以说鲁大海的无用的反抗是当时工人阶级对抗旧式阶级的现实的深刻写照,当时的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空有斗争热情,不讲求斗争方式。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出路和革命前途的认识的有限,而且像鲁大海那样的工人形象,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不为熟知的。又如,作者着重刻画侍萍、蘩漪这样的人物,就是因为自己见过太多那样“不幸的女人”,熟悉她们的痛苦和悲哀,相反,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工人阶级,如鲁大海,作者便不多着墨了。
由此可见,《雷雨》并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理性的思考之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表现出的是以作者内心激昂沸腾的情绪与对黑暗社会的反抗意愿并发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作者是以其敏感、犀锐的社会现实洞察与剖析的能力,以及满腔不可遏止的焦虑与愤懑,遵循艺术的诗性结构,还原了生活形态的丰富性、复杂性。作者塑造的,大多都是自己生活环境中所熟知的人物。曹禺曾一再申明,自己创作《雷雨》的时候,对中国的革命动力认识是模糊和朦胧的,所以在理解周朴园这一人物时,不应仅仅给人物贴上阶级标签,理解成以其灭亡来鞭挞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雷雨》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6]。作者所展示的是鲜活的人物,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触手可得的人物,是当时的复杂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人物。这些人物有血有肉,是善与恶交织而成的,痛苦与挣扎都是自身道德与社会准则冲突斗争的产物。曹禺笔下的人物不是理想主义或完美主义的个体,没有谁是十足的“爱”的化身或者“恶”的化身,有的只是现实本相的复杂性。
综上,曹禺以自身的生存体验为内趋,用“倾心于人物”的写作笔法,创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对于现实”进行了“极好的暴露”,给没落者以“极好的讥嘲”。他着力展现处在人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和旧道德强大统摄之下的具体的个人。周朴园曾呼吸过进步的空气,却违背人性地蹂躏、抛弃了侍萍;他自命“仁厚”,却成为了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独裁君主。这个人物形象揭示了人性被强大社会伦理道德所吞噬,未泯人性处于外在规范的重压之下的内在挣扎与妥协的可悲现实,更加具有震慑力。
参考文献:
[1]王富仁.《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J].文学评论丛刊,1983,(23).
[2]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3.
[3]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N].戏剧报,1958,(9).
[4]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5]曹禺.雷雨(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关键词: 周朴园 复杂 矛盾 现实
“理解《雷雨》全部意义的关键在于明确意识到周朴园的存在并对他的典型意义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1]周朴园是造成剧中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他的“坏”引起的不仅仅是我们咬牙切齿的恨,而是更深刻的思考。他的“坏”是需要我们抛开情感、道德判断去重新客观审视的。周朴园的悲剧性不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造成的。作为一个“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程度”的个体,他的残酷、冷血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只是当时那个特定社会对人性摧残的投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朴园也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是“一个打着旧世界的旗帜,来和新时代的萌芽进行战斗的悲剧人物”。[2]
一
周朴园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具有典型性,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诞生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其特殊的悲剧性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先天不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经历过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与封建旧阶级及其落后的思想文化的长期斗争,而是直接由封建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过渡而形成的。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受到过进步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大多数只是在被动地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罢了。就像中国在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之下被迫打开国门一样,他们只是为了求得自身剥削地位的安稳。可以说,大部分人对他们自己的阶级属性与生活状态的定位都是模糊的。这些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思想仍旧深深扎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土壤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注定了其后天不能摆脱被束缚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后天畸形”的。它受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然的、本能的使命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在当时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它又不得不依靠强大的封建势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来维护其自身相对安定的生存发展的环境,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雄厚的财力、物力和先进的技术、理念,以及其能限制、打击封建主义的势力来维持自身的发展。集如此矛盾统一于一体,这个阶级必然是一个畸形的阶级,周朴园就是这个畸形阶级中的典型人物。
首先,周朴园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在其作恶的无意识状态,这使整个人物更富悲剧色彩。周朴园原是封建家庭中的公子哥儿,并且在德国留过学。他曾经对儿子周冲说:“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子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可见周朴园年轻的时候也曾追求过西方进步思潮,受到过自由、开放思想观念的熏陶。应当看到,作为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他的坚韧、果敢和铁腕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开拓和推动作用。但是,在精神层面,他完全是一个弱者。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净化他的灵魂,反而使他继承了资本家的凶残本性,另一方面,他的精神依旧被打上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深深烙印,成为一个十足的守旧者。“周朴园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资本家和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中的封建家长的怪诞结合的产物”。[1]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使周朴园相信自己也是一个道德上的强者,他“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十分‘正直’”,[3]对自己的作为从未进行过反思。他用令人窒息的专制来确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在他眼里,蘩漪阴鸷、尖锐、乖戾的个性和反抗精神是不正常的,是一种病。他逼她喝药,还请“有名的脑病专家”给她看病。这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理所应当的,是出于对妻子的关心,是“仁厚”的,一切都无可厚非。他的“自信”使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的潜意识的真正目的其实是维护自己在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他所追求的是一个纯粹的封建式独裁者的地位。所以,在劝蘩漪喝药之初,他的态度应当是诚恳的,但在蘩漪的多次公然“抗命”之后,他伪善、残酷的一面便显露出来,“冷峻”地劝诫蘩漪应当自重:“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在周朴园看来,女人的自重就是要顺从,完全束缚在男权威严之下,由不得半点个性和反抗。对所有家庭成员来说,“服从”是为了维护家庭秩序而应尽的义务。接着,冲突进一步升级,周朴园让周萍跪下劝自己的后母喝药。这一场景,活脱脱地把周朴园封建道德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可憎面目彻底揭露出来了。当蘩漪含着“愤恨”的热泪“一气”喝下那碗象征着封建伦理道德枷锁的药时,周朴园仍坚定地认为自己完全是为了妻子“好”,这个“好”始终贯穿于其行为的动机中,他把自己当成道义的维护者,一个负责任的“好”丈夫和“好”父亲。
其次,若单单展现周朴园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是无法深刻阐释人物的复杂性格的,更降低了人物的真实性而显得过于僵硬,“太像戏”,削弱了人性与旧道德激烈碰撞而引发的深刻思考。在周朴园复杂性格的矛盾统一体中,在被封建伦理道德吞噬的灵魂的对立面,是他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对侍萍的怀念,可能是真的”上。周朴园记得侍萍的生日,衬衣上绣着梅花,保持着三十年前家具的摆设,保持着关窗的习惯,甚至教育下一代与他一起怀念侍萍,他给大儿子取名为“萍”,还命令周萍为了他的生母,把在歌舞厅厮混的不良行为“完全改过来”。三十年前的爱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真情实感的,这是周朴园怀念过去的原因之一;而到了晚年,蘩漪的执拗使他更加怀念当年侍萍的温柔可人和乖巧顺从。他的怀念是真实的,然而又是自欺的,因为他是一个“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并不能正视自身的虚伪与极端的自私自利,他的怀念中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内心的愧疚。若是没有后来鲁妈的出现,周朴园会一直这样怀念下去。周朴园的罪恶并不是三十年前他对侍萍的爱情,而是他面临利益与爱情的冲突时,作了社会准则的坚决信奉者。当三十年后的侍萍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立马卸下了温情的面具,换上严厉冷酷的武装。他希望用钱来打发侍萍以消除自己的恐惧和不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周朴园本能性地选择了维护利益。
由此看来,周朴园的复杂心理性格糅杂了资本主义式的自私、冷酷、狡诈及贪婪和封建道德礼教观念,但却也不乏一些尚存的人性和真实情感。周朴园的“人性”是被旧道德所吞噬的,复杂的人物性格不仅揭露了封建道德的罪恶,而且显出其恐怖而强大的统摄力。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复杂个性的把握是面面俱到的,“严格按照人物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来逐步揭示人物的灵魂”。[4]周朴园多面的性格特征并不仅仅是一种典型性与另外的典型性相加而成的,多个方面是浑然一体的,组成一个鲜活的个体。每一部分的心理特征都与其他部分紧密相连,任何一方面的性格缺失都会削弱人物的真实性和鲜活度,容易落入僵化的俗套。剖析人物的时候,必然要从人物的整体着眼,即使在分析人物性格一部分时,也要顾及其他部分对其的影响。很多时候,不同方面是有交集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曹禺笔下有众多人物,也许可以概括出一些共性,如在蘩漪、陈白露、花金子等女性形象身上,可以感受到被压抑了几千年的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但却绝不会有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的固定的性格模式。这样的处理,使人物“从作家的强制下解救出来”,[2]赋予作品极高的悲剧意义和美学感召力,引发人们对那个畸形时代的深刻思考。
二
那么,作家曹禺为何能够深刻刻画出周朴园这一典型人物呢?
曹禺之所以能创作出善恶交织、集矛盾统一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性格,就是因为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结合悲剧审美意义,将人物的多面性格在戏剧冲突中展现出来。因此,若将人物片面地划归为某一个阶级的代表,或了了数言概括出一个人物的性格,就曲解了作者创作的意图和契机,也削弱了《雷雨》的深刻性和现实性。因为作者意在展现活生生的现实,透过处在不同立场的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个体人物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来揭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丑恶。作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有多面性并时常在心理和言行举止上表现出鲜明的矛盾冲突和激烈的挣扎过程,是因为作者创作的坚实基础是现实。一方面,创作《雷雨》时,曹禺不过二十三岁,而且从小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加上大学期间所接触的也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主文化环境,所以受新的革命思潮的影响毕竟有限。曹禺曾在《雷雨序》中回忆自己创作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鲜明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慈,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6]“代表个人一时性情的趋止。”[5]由此可见,当时他的世界观水准与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尚且有限。曹禺的创作是宣泄作家内心压抑已久的愤懑之情和表达对现实的怅然迷惘的出口。例如,鲁大海身上虽然充满了青年一代工人阶级的反抗热情和对以周朴园为代表的“混杂”旧阶级的满腔仇恨,但他终究是不成熟的工人形象,代表着当时敢于反抗却存在巨大弱点并对险恶社会认识不足的工人阶级。鲁大海确实是一个拥有能量可以爆发的“火山”式的人物,但他却没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反抗革命。他的鲁莽在周朴园那样奸诈狡猾的老狐狸面前只能显得更加幼稚可悲。可以说鲁大海的无用的反抗是当时工人阶级对抗旧式阶级的现实的深刻写照,当时的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空有斗争热情,不讲求斗争方式。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出路和革命前途的认识的有限,而且像鲁大海那样的工人形象,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不为熟知的。又如,作者着重刻画侍萍、蘩漪这样的人物,就是因为自己见过太多那样“不幸的女人”,熟悉她们的痛苦和悲哀,相反,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工人阶级,如鲁大海,作者便不多着墨了。
由此可见,《雷雨》并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理性的思考之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表现出的是以作者内心激昂沸腾的情绪与对黑暗社会的反抗意愿并发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作者是以其敏感、犀锐的社会现实洞察与剖析的能力,以及满腔不可遏止的焦虑与愤懑,遵循艺术的诗性结构,还原了生活形态的丰富性、复杂性。作者塑造的,大多都是自己生活环境中所熟知的人物。曹禺曾一再申明,自己创作《雷雨》的时候,对中国的革命动力认识是模糊和朦胧的,所以在理解周朴园这一人物时,不应仅仅给人物贴上阶级标签,理解成以其灭亡来鞭挞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雷雨》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6]。作者所展示的是鲜活的人物,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触手可得的人物,是当时的复杂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人物。这些人物有血有肉,是善与恶交织而成的,痛苦与挣扎都是自身道德与社会准则冲突斗争的产物。曹禺笔下的人物不是理想主义或完美主义的个体,没有谁是十足的“爱”的化身或者“恶”的化身,有的只是现实本相的复杂性。
综上,曹禺以自身的生存体验为内趋,用“倾心于人物”的写作笔法,创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对于现实”进行了“极好的暴露”,给没落者以“极好的讥嘲”。他着力展现处在人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和旧道德强大统摄之下的具体的个人。周朴园曾呼吸过进步的空气,却违背人性地蹂躏、抛弃了侍萍;他自命“仁厚”,却成为了家庭伦理关系中的独裁君主。这个人物形象揭示了人性被强大社会伦理道德所吞噬,未泯人性处于外在规范的重压之下的内在挣扎与妥协的可悲现实,更加具有震慑力。
参考文献:
[1]王富仁.《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J].文学评论丛刊,1983,(23).
[2]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3.
[3]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N].戏剧报,1958,(9).
[4]辛宪锡.曹禺的戏剧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5]曹禺.雷雨(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