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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曾经是一个遥远的有点神秘的传说，这当然是因为他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身份。这位曾经担任诺贝尔文学奖十七年主席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显然是中国作家、读者心目中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个中缘由，当然与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向往有关。这并非什么奇怪的心理，实属人之常情。此番我们可近距离体味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的文学趣味，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埃斯普马克的代表作品《失忆的年代》系列长篇小说（包括《失忆》、《误解》、《蔑视》、《复仇》、《忠诚》、《仇恨》、《欢乐》七卷）由旅瑞著名翻译家、诗人万之译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合集出版，这就提供了一个途径，让中国读者通过文字去感受这位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老诗人，感受他的心灵，体会他对文学的追求和理解。
埃老（为求简洁，使用中国习惯的敬老尊称）的作品按中国的文学评论的说法，是属于典型的纯文学。《失忆的年代》立意于语言层面上来叙述，去寻找遗失的记忆，去抓住时代的要点难题，去写作内心隐秘的伤痛，去捕捉文字闪光的时刻。“一个灰色的句子在正中间就被打断了。”—他在《复仇》中写下的这个句子，几乎可以看成是他这部作品的艺术魂灵。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歌德是想唤起文学对生命存在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认识，人的生命何尝都是那么鲜亮浓绿？自“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富裕社会，相当多的文学作品描写“二战”留下的生活阴影，更多的文学作品表现生活于现代富裕社会中的人们的生存困扰，这些困扰很大程度上来自作家对这种生存状况的审视和反思。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北欧的生活何其富足、公平、平等，何其平静安详，何以会在那么多的作家笔下表现出碎裂和绝望？在埃老的笔下也表现出如此灰暗、痛楚的状况？如何去理解文学与他们的现实的关系呢？如果在反映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西方现代小说，会觉得那些作家表现的生活现实那么灰暗，由此反映了资本主义生存的危机，这样看问题可能是反映论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即使是杰姆逊定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生活逻辑多么衰败，也不是作家、诗人表现现实依据的全部逻辑。作家更为关注的是文学对生存的思考，在发达社会富裕平静的生活现实中，看到人类生存的困境、看到生存世界的危机、看到人的现实的难题。对于埃老来说，那是灰色的句子在中间断裂—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破碎—这是曾经发生，也是可能发生，将要发生的危机。这样的文学是在高处审视生活，是提前思考生活，是在文学中打断生活。在埃斯普马克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他是在语言和句法中思考生活。
这部总题为“失忆的年代”的小说，试图去抓住这个时代人类生活最为痛楚的状况，它甚至是一种普遍性的状况。在为中文版写的序言里，埃老引述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的说法。他提到米兰·昆德拉、戈达尔·维达尔都对他们祖国的“遗忘”状况进行尖锐的表现。实际上，二○一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也是对遗忘、失忆进行有力表达的作家。他的《暗店街》就是对“失忆”的出色表达，他在受奖答谢演讲中还特别引述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这是关于彼得堡的记忆的诉说，电话簿……查寻死者声音，这种叙述多么让人伤痛而又感动！读埃老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失忆”的痛切表现，这是他对时代之痛的揭示，这不只是生活于现代之中的个人的状况，也是国家、社会的状况。埃老指出：“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在《失忆》这部作品中，讲述一个失忆者搜寻过往生活细节的破碎记忆，能记起的都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它们是曾经的屈辱、情爱、无聊、琐碎。没有轮廓的家，被殴打的事件，对一张床的发票的辨认，对同一本护照的辨析，贯穿始终的对L女士的反复体味和追忆……所有这些，并未唤醒记忆，而是叙述出一个困难而断断续续的失败人生。“失忆”提示了一个小说叙述的层次，那是一种很高的在自我、记忆、心理的困扰这样的层面展开的叙述，小心翼翼地行进在语言与辨析的中间地带，灰色的句子，时而中断，时而弓背而行，这几乎是纯粹的叙述，让我们体会到文学赤裸裸存在的方式，当然也是文学纯净地存在的方式。在这里，文学不用包裹在多么丰富庞杂的“现实”、“生活”里，它触手可及，优雅自信，从容自得：“在那些地方，词汇不用问就会来看着你，一个句子会闪电一样迅速地寻找和另一个在遥远的地方闪烁的句子关联，就像是在黑暗的水中。”
《失忆的年代》讲述的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底层最无助的人们的生活。你很难想象在发达社会的那些灰色的角落里，有些人生活很不如意。失忆者、病痛缠身的老妇、小小的泥瓦匠、背叛者、被谋杀的首相……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都无一例外生活得一团糟。埃老把目光投向他们，或者去审视、描摹、刻画他们的生活。如果认为这些人物都只是他的想象那就错了，贯穿于几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艾琳，据说就是以作者的母亲为原型。他们的生活有多大程度的重合，我们无从查证，但他的所有的叙述都是有相当真实原型的。在那些断续而又空灵的叙述中，那些人物的存在逻辑和细节都非常逼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些底层人的性格、心理和精神面貌。《蔑视》的开头就是艾琳的父亲对她弯下腰说：“艾琳，你只是臭大粪。”小说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他们糟糕的人生，父亲这样给女儿断语，虽然是父亲在喝醉酒的时候。这种叙述的简洁与实效让人不可抗拒，埃老可以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把人物的关系和生活环境一点一滴地交代出来。正如埃老自己解释他的艺术目标时所说的那样：“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他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他无须以事件、故事的完整演化为基础展开叙述，他总是抓住人物的肖像、精神状态，让人物的精神气质与他/她的历史很自然地极为简练地呈现出来，纯粹用刻画人物的叙述去带动故事，而故事也只需要片断，人物和社会的小史诗就这样合二为一。这样的手笔要何等老辣老到才能做到！ 如果认为埃老只是行进在纯粹小说艺术的玄虚空间那就错了，他是一位语言大师，但他更为关切的是瑞典和欧洲的现实，他关切的小人物是放在他对如今的欧洲文明、现代欧洲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的背景下来思考。《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里，也有相当写实的作品，例如《忠诚》，陈思和说，他读了整个系列，这本是令他“最受震撼的一本”。思和先生写在小说封底的短评就小说的主人公说道：“马丁·弗雷德简直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徘徊在欧洲的历史幽灵，象征了二十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史。”这本薄薄的小说，确实分量沉甸甸的。瑞典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时至今日还是被认为欧洲社会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它们也自诩为最为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持续执政数十年之久，尽管它都经过民主选举，但大多数人民的选择并不能保证这样的政治就能完善无缺。在作家眼里，社会的不公、政治的虚假、谎言、遗忘历史、遗忘承诺，所有这些，都让作家揪心。《仇恨》中开篇就写背上被捅了一刀死去的不幸的人，原来是一个首相秘书，后来还担任教育大臣。小说以他作为叙述人，以亲历者的感受体验，去写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写得确凿而分明。《忠诚》里的弗雷德幼年时眼睁睁看着泥瓦匠父亲有天从墙上掉下来，他只好小小年纪就接过父亲手中的泥瓦刀，在大机械开始进入生产领域的时代，弗雷德还是一个手工艺劳动者。后来有幸进入人民学院学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小说讲述了弗雷德参加工人运动的具体过程，欧洲早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念是如何深入到工人阶级中，这部作品展示得精当而又真实真切。埃老看来是很同情早期工人运动的，他描写底层工人群众的生活相当生动娴熟，寥寥几笔，经常妙趣横生。这部薄薄的小说，却在思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忠诚”问题，实则是信仰、信念、组织、权力、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历经时代的变故，“忠诚”是如何发生演变，人们的信仰，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又是如何变质的，这部作品无须去展示欧洲或瑞典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但却直击其最核心的难题。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应该是左翼思想氛围中的人，但他的反思和自我检讨却无比锐利和不留余地，据说《忠诚》发表后，瑞典社会民主党里有不少人对作者群起而攻之。
这部作品的背景横贯了二十世纪早期直至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变故过程，虽然八十年代着笔不多，但却时时在场。书中写到的布朗廷和阿尔宾都是瑞典实有其人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们二位在不同时期都长期担任瑞典首相。小说中被谋杀的首相克利夫，就是指一九八六年二月被谋杀的瑞典首相帕尔梅。这部小说的史实性十分确实，小说中描写的阿尔瓦、贡纳尔以及搭积木的孩子，在瑞典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或者是政坛领袖，或者获诺贝尔和平奖和经济学奖，或者在文学和政治方面很有争议。小说的叙述十分纯粹，始终控制在简洁明晰、凝炼纯净的语言氛围里。如此写实却又能非常自然恰切地融合于其中，这样的笔法倒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作家体味的。小说的构思并不做结构上的大动作，一切都是叙述自然发出的，但自然抵达的叙述，却很有讲究。关于七十年代的思考：“七十年代是凶兆多多的年代”，作家不是面向外部来表现，而是直接与自我剖析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屈服于那种看似友好但又冷酷的力量”，作家把观察七十年代的位置放在“全民医院的候诊室里”。把思想的精神的困扰与自身的病症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如此的叙述实在是奇妙而又犀利！
小说有相当强的哲理意味，其中不乏直接对政治哲学、伦理学和生存论意义上的一些关键词进行思辨，例如“忠诚”、“天意”等等，那些思考和辨析显现出埃老的敏锐、智慧和深刻。它们有时起到缓冲故事的作用，有时提炼了叙述的意义，有时强化了主题。这些议论和辨析绝不枯燥乏味，相反，它们总是机智而妙趣横生。它们如一些警世格言，感性又充满反讽的意味。他说天意：“天意已经成了一个安慰者和同情者，把你抱在它巨大的怀抱里，还抚摸你的头发……”对于弱者来说，天意不过是对人的命运的嘲弄。而对于权势者来说，天意就是理所当然了。通过这些富有哲理的议论，整部作品显示出生机勃勃的反讽力度。
埃老是诗人，他的创作以诗为主，这部小说也是流宕着浓重的诗意，不管是表达创痛、失忆，还是绝望、落寞，或者去思考时代难题，埃老的叙述都控制在一种语感和节奏中，这当然得益于万之出色的翻译，万之本来就是诗人，他对语言敏感，旅居瑞典多年。万之也表示要极力传导出埃斯普马克的小说的语言韵味，特别是那种浓浓的诗意。阅读这部作品后，我想万之的预期目标是达到了。
读埃老的《失忆的年代》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它写得如此富有文学性，却又有着如此深刻的现实性；它能思考瑞典和欧洲的社会问题，却与它的纯粹叙述和语言的精致并行不悖；它写得如此精炼简洁，内涵却又能如此丰厚深远。在中国当代的文学评论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是把纯文学与文学的现实性相对立，认为二者只能选择其一。讲文学性就是远离现实；一旦写现实，就不知如何处理文学性。以至于作家要反映当下的现实，经常比拼新闻热点。我们的文学作品表达的社会问题反思批判，经常也还是在道德层面，经典的阶级斗争模式解体之后，现在的“为富不仁”也变成了另一种模式，我们无法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层思考，这当然有非常直接的原因，但如何以更为复杂的视点去审视人性的困境，如何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难题中去思考，这些都是中国文学需要深入去探究的。
（《失忆的年代》（七卷），谢尔·埃斯普马克著，万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埃老（为求简洁，使用中国习惯的敬老尊称）的作品按中国的文学评论的说法，是属于典型的纯文学。《失忆的年代》立意于语言层面上来叙述，去寻找遗失的记忆，去抓住时代的要点难题，去写作内心隐秘的伤痛，去捕捉文字闪光的时刻。“一个灰色的句子在正中间就被打断了。”—他在《复仇》中写下的这个句子，几乎可以看成是他这部作品的艺术魂灵。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歌德是想唤起文学对生命存在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认识，人的生命何尝都是那么鲜亮浓绿？自“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富裕社会，相当多的文学作品描写“二战”留下的生活阴影，更多的文学作品表现生活于现代富裕社会中的人们的生存困扰，这些困扰很大程度上来自作家对这种生存状况的审视和反思。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北欧的生活何其富足、公平、平等，何其平静安详，何以会在那么多的作家笔下表现出碎裂和绝望？在埃老的笔下也表现出如此灰暗、痛楚的状况？如何去理解文学与他们的现实的关系呢？如果在反映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西方现代小说，会觉得那些作家表现的生活现实那么灰暗，由此反映了资本主义生存的危机，这样看问题可能是反映论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即使是杰姆逊定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生活逻辑多么衰败，也不是作家、诗人表现现实依据的全部逻辑。作家更为关注的是文学对生存的思考，在发达社会富裕平静的生活现实中，看到人类生存的困境、看到生存世界的危机、看到人的现实的难题。对于埃老来说，那是灰色的句子在中间断裂—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破碎—这是曾经发生，也是可能发生，将要发生的危机。这样的文学是在高处审视生活，是提前思考生活，是在文学中打断生活。在埃斯普马克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他是在语言和句法中思考生活。
这部总题为“失忆的年代”的小说，试图去抓住这个时代人类生活最为痛楚的状况，它甚至是一种普遍性的状况。在为中文版写的序言里，埃老引述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的说法。他提到米兰·昆德拉、戈达尔·维达尔都对他们祖国的“遗忘”状况进行尖锐的表现。实际上，二○一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也是对遗忘、失忆进行有力表达的作家。他的《暗店街》就是对“失忆”的出色表达，他在受奖答谢演讲中还特别引述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这是关于彼得堡的记忆的诉说，电话簿……查寻死者声音，这种叙述多么让人伤痛而又感动！读埃老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失忆”的痛切表现，这是他对时代之痛的揭示，这不只是生活于现代之中的个人的状况，也是国家、社会的状况。埃老指出：“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在《失忆》这部作品中，讲述一个失忆者搜寻过往生活细节的破碎记忆，能记起的都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它们是曾经的屈辱、情爱、无聊、琐碎。没有轮廓的家，被殴打的事件，对一张床的发票的辨认，对同一本护照的辨析，贯穿始终的对L女士的反复体味和追忆……所有这些，并未唤醒记忆，而是叙述出一个困难而断断续续的失败人生。“失忆”提示了一个小说叙述的层次，那是一种很高的在自我、记忆、心理的困扰这样的层面展开的叙述，小心翼翼地行进在语言与辨析的中间地带，灰色的句子，时而中断，时而弓背而行，这几乎是纯粹的叙述，让我们体会到文学赤裸裸存在的方式，当然也是文学纯净地存在的方式。在这里，文学不用包裹在多么丰富庞杂的“现实”、“生活”里，它触手可及，优雅自信，从容自得：“在那些地方，词汇不用问就会来看着你，一个句子会闪电一样迅速地寻找和另一个在遥远的地方闪烁的句子关联，就像是在黑暗的水中。”
《失忆的年代》讲述的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底层最无助的人们的生活。你很难想象在发达社会的那些灰色的角落里，有些人生活很不如意。失忆者、病痛缠身的老妇、小小的泥瓦匠、背叛者、被谋杀的首相……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都无一例外生活得一团糟。埃老把目光投向他们，或者去审视、描摹、刻画他们的生活。如果认为这些人物都只是他的想象那就错了，贯穿于几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艾琳，据说就是以作者的母亲为原型。他们的生活有多大程度的重合，我们无从查证，但他的所有的叙述都是有相当真实原型的。在那些断续而又空灵的叙述中，那些人物的存在逻辑和细节都非常逼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些底层人的性格、心理和精神面貌。《蔑视》的开头就是艾琳的父亲对她弯下腰说：“艾琳，你只是臭大粪。”小说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他们糟糕的人生，父亲这样给女儿断语，虽然是父亲在喝醉酒的时候。这种叙述的简洁与实效让人不可抗拒，埃老可以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把人物的关系和生活环境一点一滴地交代出来。正如埃老自己解释他的艺术目标时所说的那样：“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他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他无须以事件、故事的完整演化为基础展开叙述，他总是抓住人物的肖像、精神状态，让人物的精神气质与他/她的历史很自然地极为简练地呈现出来，纯粹用刻画人物的叙述去带动故事，而故事也只需要片断，人物和社会的小史诗就这样合二为一。这样的手笔要何等老辣老到才能做到！ 如果认为埃老只是行进在纯粹小说艺术的玄虚空间那就错了，他是一位语言大师，但他更为关切的是瑞典和欧洲的现实，他关切的小人物是放在他对如今的欧洲文明、现代欧洲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的背景下来思考。《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里，也有相当写实的作品，例如《忠诚》，陈思和说，他读了整个系列，这本是令他“最受震撼的一本”。思和先生写在小说封底的短评就小说的主人公说道：“马丁·弗雷德简直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徘徊在欧洲的历史幽灵，象征了二十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史。”这本薄薄的小说，确实分量沉甸甸的。瑞典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时至今日还是被认为欧洲社会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它们也自诩为最为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持续执政数十年之久，尽管它都经过民主选举，但大多数人民的选择并不能保证这样的政治就能完善无缺。在作家眼里，社会的不公、政治的虚假、谎言、遗忘历史、遗忘承诺，所有这些，都让作家揪心。《仇恨》中开篇就写背上被捅了一刀死去的不幸的人，原来是一个首相秘书，后来还担任教育大臣。小说以他作为叙述人，以亲历者的感受体验，去写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写得确凿而分明。《忠诚》里的弗雷德幼年时眼睁睁看着泥瓦匠父亲有天从墙上掉下来，他只好小小年纪就接过父亲手中的泥瓦刀，在大机械开始进入生产领域的时代，弗雷德还是一个手工艺劳动者。后来有幸进入人民学院学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小说讲述了弗雷德参加工人运动的具体过程，欧洲早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念是如何深入到工人阶级中，这部作品展示得精当而又真实真切。埃老看来是很同情早期工人运动的，他描写底层工人群众的生活相当生动娴熟，寥寥几笔，经常妙趣横生。这部薄薄的小说，却在思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忠诚”问题，实则是信仰、信念、组织、权力、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历经时代的变故，“忠诚”是如何发生演变，人们的信仰，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又是如何变质的，这部作品无须去展示欧洲或瑞典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但却直击其最核心的难题。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应该是左翼思想氛围中的人，但他的反思和自我检讨却无比锐利和不留余地，据说《忠诚》发表后，瑞典社会民主党里有不少人对作者群起而攻之。
这部作品的背景横贯了二十世纪早期直至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变故过程，虽然八十年代着笔不多，但却时时在场。书中写到的布朗廷和阿尔宾都是瑞典实有其人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他们二位在不同时期都长期担任瑞典首相。小说中被谋杀的首相克利夫，就是指一九八六年二月被谋杀的瑞典首相帕尔梅。这部小说的史实性十分确实，小说中描写的阿尔瓦、贡纳尔以及搭积木的孩子，在瑞典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或者是政坛领袖，或者获诺贝尔和平奖和经济学奖，或者在文学和政治方面很有争议。小说的叙述十分纯粹，始终控制在简洁明晰、凝炼纯净的语言氛围里。如此写实却又能非常自然恰切地融合于其中，这样的笔法倒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作家体味的。小说的构思并不做结构上的大动作，一切都是叙述自然发出的，但自然抵达的叙述，却很有讲究。关于七十年代的思考：“七十年代是凶兆多多的年代”，作家不是面向外部来表现，而是直接与自我剖析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屈服于那种看似友好但又冷酷的力量”，作家把观察七十年代的位置放在“全民医院的候诊室里”。把思想的精神的困扰与自身的病症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如此的叙述实在是奇妙而又犀利！
小说有相当强的哲理意味，其中不乏直接对政治哲学、伦理学和生存论意义上的一些关键词进行思辨，例如“忠诚”、“天意”等等，那些思考和辨析显现出埃老的敏锐、智慧和深刻。它们有时起到缓冲故事的作用，有时提炼了叙述的意义，有时强化了主题。这些议论和辨析绝不枯燥乏味，相反，它们总是机智而妙趣横生。它们如一些警世格言，感性又充满反讽的意味。他说天意：“天意已经成了一个安慰者和同情者，把你抱在它巨大的怀抱里，还抚摸你的头发……”对于弱者来说，天意不过是对人的命运的嘲弄。而对于权势者来说，天意就是理所当然了。通过这些富有哲理的议论，整部作品显示出生机勃勃的反讽力度。
埃老是诗人，他的创作以诗为主，这部小说也是流宕着浓重的诗意，不管是表达创痛、失忆，还是绝望、落寞，或者去思考时代难题，埃老的叙述都控制在一种语感和节奏中，这当然得益于万之出色的翻译，万之本来就是诗人，他对语言敏感，旅居瑞典多年。万之也表示要极力传导出埃斯普马克的小说的语言韵味，特别是那种浓浓的诗意。阅读这部作品后，我想万之的预期目标是达到了。
读埃老的《失忆的年代》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它写得如此富有文学性，却又有着如此深刻的现实性；它能思考瑞典和欧洲的社会问题，却与它的纯粹叙述和语言的精致并行不悖；它写得如此精炼简洁，内涵却又能如此丰厚深远。在中国当代的文学评论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是把纯文学与文学的现实性相对立，认为二者只能选择其一。讲文学性就是远离现实；一旦写现实，就不知如何处理文学性。以至于作家要反映当下的现实，经常比拼新闻热点。我们的文学作品表达的社会问题反思批判，经常也还是在道德层面，经典的阶级斗争模式解体之后，现在的“为富不仁”也变成了另一种模式，我们无法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层思考，这当然有非常直接的原因，但如何以更为复杂的视点去审视人性的困境，如何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难题中去思考，这些都是中国文学需要深入去探究的。
（《失忆的年代》（七卷），谢尔·埃斯普马克著，万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