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对立、冲突早已有之,这种争论以及两大思潮在当代逐步相互靠拢、吸收乃至谋求融合的新发展,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在当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已逐步成为大家共识的情况下,这类问题的讨论愈益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亦应看到,正像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一样,两大思潮谋求融合的新动向归根到底反映了西方工业化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危机及其演变,其中所蕴涵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恰是实践难题、历史难题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而在西方的社会框架与思维框架内,两大思潮的冲突是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其谋求融合的趋势不过表明了实践难题、历史难题及思维难题需要解决而已。这就需要我们把这些难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课题,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拓深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诸如:怎样正确认识和有效地处理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科学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关系,真理与价值、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关系;如何从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发展中,充分认识马克思所提出的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的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并用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打破旧式分工和不合理的学科界限,切实有效地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如何认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对计量、概率、模型等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与自然科学研究中人文因素、价值因素的增强的关系,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交往的普遍化过程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给我国的科技进步、改革开放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怎样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有效地避免、克服西方工业化和科技发展过程所出现的消极后果;如此等等。无疑,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高度,科学地阐明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论服务于当前改革实践的需要,也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需要。通过冷静、扎实、严谨的科学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才能真正透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及其某些新的变化,揭示出问题的实质及解决途径,也才能真正克服两大思潮各自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