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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在一般认识论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有条件、有必要从历史认识的特异性的角度展开一些探讨.本文试图从历史认识较之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有更具根本意义的相对性这一命题入手,提出一些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初步意见.
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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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在一般认识论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有条件、有必要从历史认识的特异性的角度展开一些探讨.本文试图从历史认识较之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有更具根本意义的相对性这一命题入手,提出一些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初步意见.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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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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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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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期
其他文献
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以数万装备简陋之师,坚持抵抗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于敌后艰苦环境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日军事斗争方针无疑是成功的。中共形成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方针,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过程。从抗战开始到战争结束,由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作战条件和敌我友三者关系的复杂变化,中共对日军事斗争方针也有一个随着对战争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变化的过程。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1987年7月6日,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时年75岁)、增田六助(78岁)和上羽武一郎(71岁),由于心灵上的内疚,在京都会见记者,把自己1937年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诸于世,表示“决不许再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与此同时,二十联队其他一些下级官兵的阵中日志,也陆续公开发表,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注意。这些记录是战后日军遣返回国时,在广岛检查随身携带物品时漏检的(如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美国对德绥靖政策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集中于“史汀生主义”的性质、30年代的孤立主义及“中立法”、美国与慕尼黑阴谋的关系、以及珍珠港事件的原因等方面。但事实上在1938年英、法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前,美国也曾酝酿过对德绥靖方案,甚至由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罗斯福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美国的租借关系(Lend-Lease),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租赁关系,也不同于自晚清以来中美两国间的历次债务关系。它是中美两国为达成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这一共同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以军事互助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中美租借往来不仅在战时中美关系演变过程中居重要地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战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状况。
荐举作为选官的形式之一,可上溯到先秦。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之后,随着朝代的更迭、时间的推移,荐举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立贤无方”向“有方”(即制度化)的发展;二是从义务向权力的过渡(即渐成为官吏依品级、地位享有的权力及政治待遇之一);三是荐官与举士的分途及荐官专门化的倾向;四是逐渐向吏干及资序的倾斜。上述变化正是在封建官僚体制的逐步完善、封建社会从形成到成熟进而走向僵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本文仅以唐朝为限,在荐举的狭义(有别于科举,即指荐官、举官)范围内,探讨上述
从主要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转移到在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关心和研究史学自身的问题,这是本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变化和特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的一个新领域。 有关当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任务,笔者同意赵吉惠先生的观点:反省和重建,即考察和反省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反省是为了重建,重建必须要有认真切实的反省。否则,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招牌。
古代中枢秘书官是指中央起草文书诏命的官员。北宋类书《册府元龟》归之于“词臣部”,清季政书《六典通考》系之于“历代复逆之官”。它以“代王言视”、“发演丝纶”为职任,是君主的喉舌和耳目,始终处于国家政务活动的中心。历代君主在标榜“朕即国家”的同时,总是企图实现朕即政府,从而包揽政府的行政事务。而实现这一企图的重要步骤,就是在行政系统之外组建内朝,以新的秘书班子牵制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的政务活动。于是就有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有了相职的演变,也就有
清代前期全国范围的粮食流通量是相当大的,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问题做一考察。 清代前期的粮食市场就全国范围来说,以米谷为大宗。稻米是清朝普遍食用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稻米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数量很大,是南粮北调的主要品种。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米北运的同时,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南调北米。例如陕西汉中的米谷运
近年来,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不断对历史研究的现状进行思索,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人们发现,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比较注重对上层的领袖人物、制度沿革及重大政治事件进行描述性的研究,而比较忽视对政治机制、政治结构、功能及政治决策执行情况的探讨,忽视官与民之间的基层政治组织及其与民众之间的政治联系。人们也发现,方兴未艾的社会史研究往往只停留在社会生活史的层面上,把以往或多或少遗忘了的历史片断加以重现,而较少把社会史研究看作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因此,也就难以出现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或思想史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