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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邓达德的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引发他们对巨大的公共财富金矿的思考。
第一次见到邓达德（Dag Detter），是在2016年8月14日下午上海的瑞金宾馆。他的中文版图书《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7月刚刚面市，出版方邀请他来中国参加一系列活动，为新书做些宣传。
今年上海的夏天很热，午后的阳光也有些刺眼，邓达德走下车来，黑色T恤配牛仔裤，神采奕奕，长途飞行似乎丝毫没有让57岁的他感到疲倦。他斜背着一个大书包，外加一个大大的衣袋，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他礼貌地用中文对司机说了声“谢谢”，让我吃了一惊。
办完入住，终于坐定下来。他居然直接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这让我更吃了一惊，这个欧洲人似乎很不一样啊。很快，他又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9岁，一个17岁，这很像陌生中国人相见时拉的家常。很快我便明白，原来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胜于我的想象。此后的九天中，我慢慢了解了这位经历丰富的瑞典银行家的人生轨迹，并不由得萌生敬意。
家世渊源
邓达德1959年10月出生于瑞典南部的马尔默市（Malmo），这是瑞典第三大城市，踞守波罗的海海口厄勒海峡东岸，海峡对面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两城之间有大桥相连。在1658年前，这里曾是丹麦的一部分，位于丹麦王国的核心区域。与瑞典的其他城市相比，这里最接近欧洲大陆，可以乘轮渡到达波兰和德国。在20世纪初，这个海滨城市迅速发展为瑞典的主要工业城市。
邓达德在家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他的母亲是瑞典知名的珠宝设计师，拥有自己的品牌，经营自己的珠宝店。父亲原来是律师，后来改行成了宝石学家，专事鉴定宝石和珍珠。很快，他就开始经营珠宝生意，从日本买珍珠，从印度、斯里兰卡和南美买蓝宝石、红宝石和祖母绿，从非洲买钻石。他还给瑞典全国的零售商培训宝石知识，教他们如何鉴定品质，了解宝石的价值。他与母亲便是在某堂课上相识之后相恋的。
母亲在邓达德10岁时因病去世，享年不到50岁。此后父亲终身未再娶，一肩挑起了家庭重担。他一人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经营两家不同的企业，直到生命的终点。
邓达德的内心一直充满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在他看来，他的父母不仅商业上很成功，更是内心充满激情并乐于分享的人。在这个家里，钱只被视为可以让人保持平静和轻松的工具，而不是衡量人生或某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尺，最重要的是要找寻内心的激情，并给予他人。
运动是邓达德挥洒内心激情的方式之一。对他来说，每天的运动和读书就像刷牙和呼吸一样，必不可少。年轻时，他参加过全国冰球和橄榄球比赛，现在，他的主要运动项目是柔道（黑带）。他还喜欢跑步、赛艇、骑马、自行车……这些运动既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也让他至今保持着良好的体型。
在邓达德的家族里，学法律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业余进修过法律。但在这个家庭里，历史、哲学、艺术是大家茶余饭后常常讨论的话题。
1949年前的瑞典是对中国文化了解最多的西方国家。不用说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森与重构古汉语音韵系统的高本汉，连瑞典前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曾在中国进行过考古挖掘。驻中国的瑞典传教士更是每七年返回瑞典一次，向教会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瑞典又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瑞典的企业与中国的商贸关系也由来已久。例如，爱立信与中国的合作就有超越百年的悠久历史。早在1892年，爱立信就接到了来自中国的订单。1894年，2000部爱立信电话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在这个意义上说，爱立信从那时起就已经成为中国通信产品的供应商。而如今，宜家、H&M、沃尔沃等瑞典品牌在中国都拥有自己的工厂，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尽管世界经济阴晴不定，而两国间贸易额依然在持续增长。
因此，虽然相距遥远，但瑞典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这也许部分解释了邓达德为什么会在1984年选择来中国学习古代史。初识中国文化
邓达德这个中文名字是他1984年来中国时取的。
1984年的中国，对外开放才刚刚开始。在邓达德眼中，那是个物质仍然匮乏的年代。“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听到的回答常常是‘没有’”，他说。
当时能够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与很多留学生选择去北京不同，邓达德选择了上海。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与他的家乡类似，都是海滨工业城市，也或许如他自己所说，因为北京的外国人太多，他不想与外国人扎堆儿，而想多了解中国人。
现已移居温哥华的董存发是他的大学室友，两人多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引为挚友。当年董存发因为要出国而囊中羞涩时，邓达德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邓达德每年给董寄的贺卡，都是专门制作的家庭合影，从1985年开始，至今持续了30余年。董还给邓的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邓世铎，并清楚地记得孩子的生日。
据董存发介绍，当时的外国留学生都与一个中国学生合住一问寝室，条件比中国学生宿舍要好得多。然而，多数留学生很不习惯与同性共处一室，甚至有人怀疑同住的中国学生是派来监视自己的，为此常常发生口角，乃至把中国室友赶走。但他与邓达德之间相处得很好。当年大学里是禁止恋爱的，但当董存发与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恋爱时，邓达德总是给他们创造条件，在他女友来时主动离开寝室，或者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他，让他们骑车去五角场看电影或者去邻近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约会。
邓达德很喜欢先秦的诸子学说，董存发推荐他看诸子全书。那些文言文对今天中国的普通读者来说都很难懂，更何况一个外国人，但邓达德还是去买了一套。临毕业前，他又去买了一套，将它作为礼物送给董存发，因为他知道作为穷学生的董存发内心里多么想拥有这套书。
在邓达德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一幅字，“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董存发从山西到上海上大学时一位书法家送给他的题字。一开始邓达德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董存发解释了好多次。到后来他明白了，就特别喜欢，临别时便要走了作为礼物。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唏也是邓达德的同窗好友。在她眼中，邓达德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对于中国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时常随身带个小本子，把有意思的话记下来。有一次，他指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对她谈自己的理解：因为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所以便把自己写成了王，把败者写成了寇；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赢了，那么丘吉尔就可能被描述成魔鬼和刽子手。
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复旦大学只学了一年，他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聪明，不死读书，而会苦干加巧干。
他不喜欢学校里填鸭式的教学，而是自己寻访到一位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担任要职的陈老先生，请他为自己教中文和古典文学。这位陈先生在文革中历经坎坷，但邓达德对他非常尊重，并为改善他的艰难生活做了很多努力，足见内心的善良与正义。而陈先生显然也喜欢这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学生，后来还为他书写了一首诗，至今仍挂在邓达德家的墙上。
邓达德的名字是香港的一位饱学之士取的。听董存发解释了其中每个字的意思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其一，“德”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和修行的高尚境界，“达德”，就是践行这个人生目标。兼之老子的《道德经》是他膜拜的经典，“达德”自然是求之不得；其二，“邓”与当时叱咤风云的邓小平同姓，他喜欢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让他的同学叫他“老邓”，还戏称自己是四川人。
他很腼腆。在中国多年，从没有交过一个中国女朋友。正式发言前总要用中文说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所以只好说英文”。
他很幽默。有一次，他和董存发吵架，见董生气了，他就跪在地上，连续不断地磕头。董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大臣给皇帝请安要磕头，所以他要磕头请求原谅。这让董存发忍俊不禁。
他也会用中国方式自嘲。比如他会说，我很笨，笨得像头猪（他属猪）。
他还有强烈的好胜心。董存发至今记得有一次他和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留学生打赌“饕餮”两个字的写法和读法。那个留学生也特别崇尚老子，还会打太极拳，迷恋中国文化。董最终的裁决结果是邓达德赢了，他就特别高兴，笑得像个孩子。
童心未泯的可爱，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得邓达德与他的中国同学之间友谊长存，尽管他们后来的工作没有丝毫交集。从银行家到政府高官
青年时代的邓达德曾经梦想自己会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或医生，甚至想过做一名职业冰球手或歌剧演员。当他接触了汉学后，他以为自己会像高本汉那样研究庄子和孙子，或跟随斯文·赫定的足迹，像安特森那样沿着丝绸之路考古。然而，生命总是充满意外和惊喜。他的一位表兄弟倒是写成了《丝绸之路》一书，而他成了一名银行家。谈及此，他耸耸肩：“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告诉他你未来的计划。”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邓达德在大学除了汉学之外还修了商业管理。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为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kandinaviska Enskiida Banken，简称SEB）的一员。SEB是瑞典银瑞达集团核心投资的银行之一，也是北欧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业务主要分布在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德国、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时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共有员工约20，000人。被誉为瑞典“无冕之王”的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是银瑞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在19世纪晚期就与中国有广泛联系。其时，SEB希望在开放之初就在中国开展项目融资与贸易融资业务，邓达德为此接受了全方位的银行业务培训，并从瑞典、中国与伦敦金融城的很多专家那里获益良多。此后几年，他担任了SEB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
再后来，他转战该集团的投资银行部门，穿梭于世界各地，不断地兼并、收购、重组。也因此，他广泛接触通信、能源、公用事业、交通和国防等行业，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1998年瑞典决定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时，邓达德成为瑞典工业部国资管理局（类似于国资委）第一任局长、瑞典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斯塔腾（Stattum，相当于新加坡的淡马锡）CEO。
自1970年代以来，邓达德在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瑞典工业的衰败。以他的家乡马尔默为例，1960年代的城市主色调就是钢铁和烟囱，装吊机和大型机械处处可见。西港区则聚集着造船和汽车制造企业。世界最大造船厂之一考库姆造船厂也在其中，许多家庭好几代人都在船厂工作。但是随着制造业重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马尔默的经济渐渐衰退，工厂相继关闭，废弃的码头杂草丛生。这深深刺痛了他。尤其是在看到瑞典一些大型国企的高管整天出入高尔夫俱乐部，肥头大耳，无所事事时，充满正义感的他更是出离愤怒。
正因如此，他当时的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据高唏回忆，那段时间他来中国，脸色总是铁青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真刀真枪地在瑞典实行了集中所有权、专业化组合管理和透明化治理的三年计划。他对价值500亿欧元的瑞典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了重组，这在欧洲还是首次。这次重组涉及60家企业，其中包括国家电力公司Vattenfall、国家邮政公司Posten以及后来上市的电信公司Telia。此外，欧洲最大的林业、造纸及包装集团之一AssiDoman剥离了部分业务，部分合资，原有股东部分退出；欧洲最大的防务集团之一Celsius进行了重组，并最终售出；铁路公司SJ则成功转型为欧洲盈利最高的铁路运营商之一，除了核心的客运交通服务，所有的经营业务都进行了重新归置和剥离。期间，他一年内就换掉了85%的董事会成员，其中75%是CEO或CFO（其中40%为女性）。为此，他惹怒了不少人。他的车被砸了三次，两次收到死亡威胁。而他毫不退缩，这也许是他的好胜心所致。他最终在首相的直接支持下取得了成功。重组后的瑞典国资收益率大大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1999-2001年间，上市部分国资组合的市值增长了28%，同期瑞典股票市场指数AFGX下跌了25%；1999年5月到2001年6月，国资整体的价值上升了12%，同期AFGX涨了6%。同时，被剥离的资产产生了1200亿瑞典克朗的收益。而这些资产原本是非核心资产，对企业来说只是负担。 在三年计划完美告终时，他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Detter&Co.。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政府官员工资太低。那当初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工作？他说：“这是为社会效力的大好机会，更是帮助瑞典工业重组的绝佳机会，我也能从中学到很多。”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
当邓达德在瑞典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成功后，他总结了瑞典经验，并推动OECD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首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这份指引从2001年开始起草，但直到2005年才出版，因为需要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一致。2001年前后，有一段时间他密集来华，参与汇金与国资委等的组建工作，并与王岐山、楼继伟等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讨论。后来他又间歇性地来过多次，就汇金与国资委的组织改进提供后续建议。2010-2011年，他还参与推动中国乡村的清洁水源建设，足迹遍及中国大地。
在他的心里，中国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新书首个译本就是中文版。2016年的这个夏天，他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来到中国，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马不停蹄的演讲中，热情地与各方各界的听众互动，并十分开放地接受媒体采访。
此次中国之行的9天里，他甚至没有抽出一点时间在上海或北京的街头逛逛，感受一下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他的日程表上永远是工作、工作、工作，从早上5点到深夜12点，精力似乎总是那么充沛。“时间是上帝赐给的礼物，需要好好珍惜。”他说。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真的需要这么努力吗？欧洲人不是一向最爱享受生活的吗？他做了个鬼脸，“为了赚钱养家，因为没有人给我发工资。”
与一些人标榜自己来中国只是为了公益不同，邓达德毫不讳言他的商业意图。在中国期间，他与本土和国际投行、咨询公司、各类智库等沟通了合作的可能性。他说：“你可以把我看成是一个足球教练，类似政府资产管理领域的亚历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可以让中国队真的在世界杯夺冠。这会让球员和很多与赛事相关的人开心、富有。如果不花钱请这样的教练，你请到的永远是一些庸常之辈或不全心尽力的人，那不可能赢。足球如此，商业亦如此。”他不相信“一夜功成”，在他看来，那至少需要16年的经验积累，在私营部门要获得这些经验从来不便宜，在国有部门，代价更高，因为还要跟冷酷无情的政治打交道。而这些经验对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是一笔财富。“看足球赛的人不会去问为什么球员如此拼命地打进国家队或者曼联，为什么他们要打比赛或持续射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去踢球，而有些人更愿意看球。就这么简单。”
他的新书是他多年实战经验的总结。英文版甫一出版，即引起世界各国政界与经济界的持续关注。他在书中提出，全球公共财富的数量远超大众想象，如能对公共资产做到妥善管理，提高收益，便可刺激经济，增加政府收入，降低税收和债务，为居民住宅和其他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改善社会福利。他的主张被称为“为沉闷的经济界带来了一缕清新空气”。该书很快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FT）推选为年度图书。而他的此次中国之行也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在他的心里，藏着一个梦想，用他的专业经验，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专业的公共资产顾问服务，设计可行的操作方案。“这会让中国经济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说这话时，他的眼里闪烁着激情的光芒。
第一次见到邓达德（Dag Detter），是在2016年8月14日下午上海的瑞金宾馆。他的中文版图书《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7月刚刚面市，出版方邀请他来中国参加一系列活动，为新书做些宣传。
今年上海的夏天很热，午后的阳光也有些刺眼，邓达德走下车来，黑色T恤配牛仔裤，神采奕奕，长途飞行似乎丝毫没有让57岁的他感到疲倦。他斜背着一个大书包，外加一个大大的衣袋，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他礼貌地用中文对司机说了声“谢谢”，让我吃了一惊。
办完入住，终于坐定下来。他居然直接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这让我更吃了一惊，这个欧洲人似乎很不一样啊。很快，他又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9岁，一个17岁，这很像陌生中国人相见时拉的家常。很快我便明白，原来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胜于我的想象。此后的九天中，我慢慢了解了这位经历丰富的瑞典银行家的人生轨迹，并不由得萌生敬意。
家世渊源
邓达德1959年10月出生于瑞典南部的马尔默市（Malmo），这是瑞典第三大城市，踞守波罗的海海口厄勒海峡东岸，海峡对面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两城之间有大桥相连。在1658年前，这里曾是丹麦的一部分，位于丹麦王国的核心区域。与瑞典的其他城市相比，这里最接近欧洲大陆，可以乘轮渡到达波兰和德国。在20世纪初，这个海滨城市迅速发展为瑞典的主要工业城市。
邓达德在家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他的母亲是瑞典知名的珠宝设计师，拥有自己的品牌，经营自己的珠宝店。父亲原来是律师，后来改行成了宝石学家，专事鉴定宝石和珍珠。很快，他就开始经营珠宝生意，从日本买珍珠，从印度、斯里兰卡和南美买蓝宝石、红宝石和祖母绿，从非洲买钻石。他还给瑞典全国的零售商培训宝石知识，教他们如何鉴定品质，了解宝石的价值。他与母亲便是在某堂课上相识之后相恋的。
母亲在邓达德10岁时因病去世，享年不到50岁。此后父亲终身未再娶，一肩挑起了家庭重担。他一人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经营两家不同的企业，直到生命的终点。
邓达德的内心一直充满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在他看来，他的父母不仅商业上很成功，更是内心充满激情并乐于分享的人。在这个家里，钱只被视为可以让人保持平静和轻松的工具，而不是衡量人生或某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尺，最重要的是要找寻内心的激情，并给予他人。
运动是邓达德挥洒内心激情的方式之一。对他来说，每天的运动和读书就像刷牙和呼吸一样，必不可少。年轻时，他参加过全国冰球和橄榄球比赛，现在，他的主要运动项目是柔道（黑带）。他还喜欢跑步、赛艇、骑马、自行车……这些运动既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也让他至今保持着良好的体型。
在邓达德的家族里，学法律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业余进修过法律。但在这个家庭里，历史、哲学、艺术是大家茶余饭后常常讨论的话题。
1949年前的瑞典是对中国文化了解最多的西方国家。不用说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森与重构古汉语音韵系统的高本汉，连瑞典前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曾在中国进行过考古挖掘。驻中国的瑞典传教士更是每七年返回瑞典一次，向教会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瑞典又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瑞典的企业与中国的商贸关系也由来已久。例如，爱立信与中国的合作就有超越百年的悠久历史。早在1892年，爱立信就接到了来自中国的订单。1894年，2000部爱立信电话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在这个意义上说，爱立信从那时起就已经成为中国通信产品的供应商。而如今，宜家、H&M、沃尔沃等瑞典品牌在中国都拥有自己的工厂，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尽管世界经济阴晴不定，而两国间贸易额依然在持续增长。
因此，虽然相距遥远，但瑞典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这也许部分解释了邓达德为什么会在1984年选择来中国学习古代史。初识中国文化
邓达德这个中文名字是他1984年来中国时取的。
1984年的中国，对外开放才刚刚开始。在邓达德眼中，那是个物质仍然匮乏的年代。“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听到的回答常常是‘没有’”，他说。
当时能够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与很多留学生选择去北京不同，邓达德选择了上海。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与他的家乡类似，都是海滨工业城市，也或许如他自己所说，因为北京的外国人太多，他不想与外国人扎堆儿，而想多了解中国人。
现已移居温哥华的董存发是他的大学室友，两人多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引为挚友。当年董存发因为要出国而囊中羞涩时，邓达德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邓达德每年给董寄的贺卡，都是专门制作的家庭合影，从1985年开始，至今持续了30余年。董还给邓的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邓世铎，并清楚地记得孩子的生日。
据董存发介绍，当时的外国留学生都与一个中国学生合住一问寝室，条件比中国学生宿舍要好得多。然而，多数留学生很不习惯与同性共处一室，甚至有人怀疑同住的中国学生是派来监视自己的，为此常常发生口角，乃至把中国室友赶走。但他与邓达德之间相处得很好。当年大学里是禁止恋爱的，但当董存发与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恋爱时，邓达德总是给他们创造条件，在他女友来时主动离开寝室，或者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他，让他们骑车去五角场看电影或者去邻近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约会。
邓达德很喜欢先秦的诸子学说，董存发推荐他看诸子全书。那些文言文对今天中国的普通读者来说都很难懂，更何况一个外国人，但邓达德还是去买了一套。临毕业前，他又去买了一套，将它作为礼物送给董存发，因为他知道作为穷学生的董存发内心里多么想拥有这套书。
在邓达德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一幅字，“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董存发从山西到上海上大学时一位书法家送给他的题字。一开始邓达德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董存发解释了好多次。到后来他明白了，就特别喜欢，临别时便要走了作为礼物。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唏也是邓达德的同窗好友。在她眼中，邓达德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对于中国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时常随身带个小本子，把有意思的话记下来。有一次，他指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对她谈自己的理解：因为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所以便把自己写成了王，把败者写成了寇；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赢了，那么丘吉尔就可能被描述成魔鬼和刽子手。
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复旦大学只学了一年，他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聪明，不死读书，而会苦干加巧干。
他不喜欢学校里填鸭式的教学，而是自己寻访到一位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担任要职的陈老先生，请他为自己教中文和古典文学。这位陈先生在文革中历经坎坷，但邓达德对他非常尊重，并为改善他的艰难生活做了很多努力，足见内心的善良与正义。而陈先生显然也喜欢这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学生，后来还为他书写了一首诗，至今仍挂在邓达德家的墙上。
邓达德的名字是香港的一位饱学之士取的。听董存发解释了其中每个字的意思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其一，“德”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和修行的高尚境界，“达德”，就是践行这个人生目标。兼之老子的《道德经》是他膜拜的经典，“达德”自然是求之不得；其二，“邓”与当时叱咤风云的邓小平同姓，他喜欢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让他的同学叫他“老邓”，还戏称自己是四川人。
他很腼腆。在中国多年，从没有交过一个中国女朋友。正式发言前总要用中文说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所以只好说英文”。
他很幽默。有一次，他和董存发吵架，见董生气了，他就跪在地上，连续不断地磕头。董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大臣给皇帝请安要磕头，所以他要磕头请求原谅。这让董存发忍俊不禁。
他也会用中国方式自嘲。比如他会说，我很笨，笨得像头猪（他属猪）。
他还有强烈的好胜心。董存发至今记得有一次他和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留学生打赌“饕餮”两个字的写法和读法。那个留学生也特别崇尚老子，还会打太极拳，迷恋中国文化。董最终的裁决结果是邓达德赢了，他就特别高兴，笑得像个孩子。
童心未泯的可爱，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得邓达德与他的中国同学之间友谊长存，尽管他们后来的工作没有丝毫交集。从银行家到政府高官
青年时代的邓达德曾经梦想自己会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或医生，甚至想过做一名职业冰球手或歌剧演员。当他接触了汉学后，他以为自己会像高本汉那样研究庄子和孙子，或跟随斯文·赫定的足迹，像安特森那样沿着丝绸之路考古。然而，生命总是充满意外和惊喜。他的一位表兄弟倒是写成了《丝绸之路》一书，而他成了一名银行家。谈及此，他耸耸肩：“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告诉他你未来的计划。”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邓达德在大学除了汉学之外还修了商业管理。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为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kandinaviska Enskiida Banken，简称SEB）的一员。SEB是瑞典银瑞达集团核心投资的银行之一，也是北欧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业务主要分布在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德国、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时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共有员工约20，000人。被誉为瑞典“无冕之王”的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是银瑞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在19世纪晚期就与中国有广泛联系。其时，SEB希望在开放之初就在中国开展项目融资与贸易融资业务，邓达德为此接受了全方位的银行业务培训，并从瑞典、中国与伦敦金融城的很多专家那里获益良多。此后几年，他担任了SEB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
再后来，他转战该集团的投资银行部门，穿梭于世界各地，不断地兼并、收购、重组。也因此，他广泛接触通信、能源、公用事业、交通和国防等行业，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1998年瑞典决定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时，邓达德成为瑞典工业部国资管理局（类似于国资委）第一任局长、瑞典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斯塔腾（Stattum，相当于新加坡的淡马锡）CEO。
自1970年代以来，邓达德在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瑞典工业的衰败。以他的家乡马尔默为例，1960年代的城市主色调就是钢铁和烟囱，装吊机和大型机械处处可见。西港区则聚集着造船和汽车制造企业。世界最大造船厂之一考库姆造船厂也在其中，许多家庭好几代人都在船厂工作。但是随着制造业重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马尔默的经济渐渐衰退，工厂相继关闭，废弃的码头杂草丛生。这深深刺痛了他。尤其是在看到瑞典一些大型国企的高管整天出入高尔夫俱乐部，肥头大耳，无所事事时，充满正义感的他更是出离愤怒。
正因如此，他当时的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据高唏回忆，那段时间他来中国，脸色总是铁青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真刀真枪地在瑞典实行了集中所有权、专业化组合管理和透明化治理的三年计划。他对价值500亿欧元的瑞典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了重组，这在欧洲还是首次。这次重组涉及60家企业，其中包括国家电力公司Vattenfall、国家邮政公司Posten以及后来上市的电信公司Telia。此外，欧洲最大的林业、造纸及包装集团之一AssiDoman剥离了部分业务，部分合资，原有股东部分退出；欧洲最大的防务集团之一Celsius进行了重组，并最终售出；铁路公司SJ则成功转型为欧洲盈利最高的铁路运营商之一，除了核心的客运交通服务，所有的经营业务都进行了重新归置和剥离。期间，他一年内就换掉了85%的董事会成员，其中75%是CEO或CFO（其中40%为女性）。为此，他惹怒了不少人。他的车被砸了三次，两次收到死亡威胁。而他毫不退缩，这也许是他的好胜心所致。他最终在首相的直接支持下取得了成功。重组后的瑞典国资收益率大大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1999-2001年间，上市部分国资组合的市值增长了28%，同期瑞典股票市场指数AFGX下跌了25%；1999年5月到2001年6月，国资整体的价值上升了12%，同期AFGX涨了6%。同时，被剥离的资产产生了1200亿瑞典克朗的收益。而这些资产原本是非核心资产，对企业来说只是负担。 在三年计划完美告终时，他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Detter&Co.。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政府官员工资太低。那当初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工作？他说：“这是为社会效力的大好机会，更是帮助瑞典工业重组的绝佳机会，我也能从中学到很多。”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
当邓达德在瑞典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成功后，他总结了瑞典经验，并推动OECD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首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这份指引从2001年开始起草，但直到2005年才出版，因为需要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一致。2001年前后，有一段时间他密集来华，参与汇金与国资委等的组建工作，并与王岐山、楼继伟等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讨论。后来他又间歇性地来过多次，就汇金与国资委的组织改进提供后续建议。2010-2011年，他还参与推动中国乡村的清洁水源建设，足迹遍及中国大地。
在他的心里，中国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新书首个译本就是中文版。2016年的这个夏天，他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来到中国，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马不停蹄的演讲中，热情地与各方各界的听众互动，并十分开放地接受媒体采访。
此次中国之行的9天里，他甚至没有抽出一点时间在上海或北京的街头逛逛，感受一下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他的日程表上永远是工作、工作、工作，从早上5点到深夜12点，精力似乎总是那么充沛。“时间是上帝赐给的礼物，需要好好珍惜。”他说。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真的需要这么努力吗？欧洲人不是一向最爱享受生活的吗？他做了个鬼脸，“为了赚钱养家，因为没有人给我发工资。”
与一些人标榜自己来中国只是为了公益不同，邓达德毫不讳言他的商业意图。在中国期间，他与本土和国际投行、咨询公司、各类智库等沟通了合作的可能性。他说：“你可以把我看成是一个足球教练，类似政府资产管理领域的亚历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可以让中国队真的在世界杯夺冠。这会让球员和很多与赛事相关的人开心、富有。如果不花钱请这样的教练，你请到的永远是一些庸常之辈或不全心尽力的人，那不可能赢。足球如此，商业亦如此。”他不相信“一夜功成”，在他看来，那至少需要16年的经验积累，在私营部门要获得这些经验从来不便宜，在国有部门，代价更高，因为还要跟冷酷无情的政治打交道。而这些经验对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是一笔财富。“看足球赛的人不会去问为什么球员如此拼命地打进国家队或者曼联，为什么他们要打比赛或持续射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去踢球，而有些人更愿意看球。就这么简单。”
他的新书是他多年实战经验的总结。英文版甫一出版，即引起世界各国政界与经济界的持续关注。他在书中提出，全球公共财富的数量远超大众想象，如能对公共资产做到妥善管理，提高收益，便可刺激经济，增加政府收入，降低税收和债务，为居民住宅和其他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改善社会福利。他的主张被称为“为沉闷的经济界带来了一缕清新空气”。该书很快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FT）推选为年度图书。而他的此次中国之行也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在他的心里，藏着一个梦想，用他的专业经验，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专业的公共资产顾问服务，设计可行的操作方案。“这会让中国经济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说这话时，他的眼里闪烁着激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