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他来到成都百里开外的一个冷清的小镇，决定倾尽所有财力和心力建一座博物馆。
　　他认定了小镇，小镇也认定了他。
　　20年后，他的钱花光了，一个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博物馆聚落，成了小镇的“金字招牌”，小镇也有了更大的理想——建成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
　　他是樊建川，镇是安仁镇，馆是建川博物馆。

有一个地方选择了相信

　　1999年，当樊建川打算建博物馆的时候，他手里拥有写字楼、加油站、商铺等价值二三十亿元的资产。朋友们得知消息后，都觉得他“疯了”，并说道：“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
　　“博物馆肯定不会赚钱，我当时就知道。”樊建川说，“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但博物馆还不多。我想做一个留存历史、唤醒记忆的敲钟人。”
　　从1999年到2001年，立志要做“敲钟人”的樊建川开始全国跑，给博物馆“找地儿”。
　　按照他的设想，建好的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博物馆超市”，每一个馆花几块钱看，就像上一堂课一样，价廉物美。发展一段时间后，还应该有一些配套：客栈、餐厅、酒店、影视、培训……他估算，需要五百亩地。
　　早就在斥资收藏各种历史文物的樊建川，其藏品主要分为三大类：红色年代、抗战和民俗。一开始他想把博物馆建在中心城市，北京、上海、重庆跑了一圈，没戏。樊建川只得转战小城市。他相中了一个自己曾开发房地产的地方，然而，口干舌燥也没谈成。

　　2018年，安仁文创文博集聚区共接待游客超过65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19亿元。

　　“当地觉得我是在圈地，以建博物馆的名义忽悠。五百亩地拿到手后，二十亩地用来建博物馆，剩下的四百八十亩用来搞房地产开发。”
　　甚至有官员明说：“我们这点儿经验是有的，你建川也当过市长，别来害我们嘛。”
　　但有一个地方选择了相信，那就是大邑县。时任县委书记曾万明和副县长王梅专门跑到成都看了樊建川的收藏品，然后热情地邀请樊建川到大邑考察。
　　大邑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名县，境内有诗人杜甫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打过“广告”的西岭雪山，也有道教发源地鹤鸣山。
　　2003年春节前后，樊建川应邀前往大邑县考察，博物馆选址定在了安仁镇。
　　安仁古镇，镇名取“仁者安仁”之意，始建于唐朝。上世纪20至40年代，以刘湘、刘文辉为代表人物的刘氏家族及其僚属在安仁大兴土木，修建公馆庄园。这些公馆多为川西建筑格局，门头、山墙等融入西方元素，显现出鲜明的中西合璧特色。
　　据当时陪同樊建川考察的原大邑县委宣传部干部吴宏远回忆，90年代后期安仁镇搞旧城改造，老街道老民房拆了不少，古镇也保护得不好。“建川来考察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古镇，道路坑洼不齐，路灯也不亮。”
　　当时的大邑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交通不便，没有高速公路，从成都到大邑开车要两三个小时。
　　尽管这样，樊建川仍然决定将建川博物馆落户安仁，他认为安仁镇的人文环境与博物馆的定位吻合。
　　最关键的是，安仁镇能让樊建川拍到五百亩地，价格也便宜，几万元一亩。双方签约后，大邑县专门组织了几个部门，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安仁镇进行旧城改造，升级了排水系统，电网下了地，地面也铺上了青石板。

咬牙坚持下来

　　2003年4月，安仁建川文化公司在大邑縣注册成立。同年，樊建川出资五千万元收购了十几个老公馆。“安仁建川文化公司最初在刘文辉公馆办公，一办好几年。博物馆修好后才搬离。”
　　在老公馆办公，樊建川一点都轻松不起来：“2003年的安仁镇，黑灯瞎火，从成都过来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都认为我会栽在这个小镇上。”
　　但樊建川有条不紊地列出了时间表——2003年买地，2004年设计，2005年开馆。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大事，我们必须开馆。”
　　然而，待完成前期手续真正开工时已是2004年11月，距次年8·15仅剩9个月。樊建川回忆说，“当时没人相信我能完成，他们说9个月能把房子修好都不错了，更别说陈列还要花几个月时间。”
　　“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完全是拼命了！” 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从打桩修房子，到陈列、布展、灯光、安防，常常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樊建川全天候泡在工地上，累了就垫一块纸板，睡两三个小时。
　　2005年8月15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以及“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形式如期开放。后经当时的文化部、民政部等6部委专家组现场严格审查后正式开展。
　　安仁小镇上，从此多了一个建川博物馆聚落。
　　开馆是拼搏的成果，也是奋斗的起点。
　　“刚开始的两三年，建川博物馆聚落全靠对门的‘刘文彩庄园’带动，可还是‘人烟稀少’。最惨的一天，一张门票都没有卖出去。”樊建川今日回忆起来仍然唏嘘，“负责经营的主管跟我说，要不他自己掏钱买张票，我说不必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个时候，樊建川每天早上睁开眼，几万块钱的运营费用就出去了，要发500名员工的工资、社保，要付水电费、维修费。“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樊建川卖掉了成都的办公楼、加油站、铺面，几乎把十几年干房地产赚的钱都砸进去了。有朋友问：“你的钱用完了，博物馆怎么办？” 　　“我很愁，一直焦虑。也曾想过‘撤退’。”樊建川坦言。
　　但建川博物馆咬牙坚持下来了。“我们既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扶持，更要有自我造血能力。”樊建川召开员工大会，强调在继续做好其他场馆的建设和陈列的同时，要把营销工作作为重点。
　　会一开完，大家就积极行动。各省区市的旅游协会、旅行社代表，被请到安仁参加联谊会，“建川博物馆聚落旅游项目推介会”也在各地出现……

“中国博物馆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