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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利益格局不断发生着变化，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新的利益利益阶层和群体逐渐形成。从利益角度论述了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利益关系结构是形成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原因，分析了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及其发展趋势，指出体育利益格局也是伴随着人们日趋多元化、多样化的需要而不断的更替。
关键词：社会结构；转型；体育利益；格局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0)04-00104-05
收稿日期：2010-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资助（08BTY021）
作者简介：李品仙（1980-），女，安徽繁昌人，讲师，研究方向：人文体育。
On the change and division in Chinese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 Pin-xian,FANG Xin-pu
（a.Physical coll,b.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est pattern of the society undergoes constant changes, which steadily breaks the original social interest pattern and produces new interest class and groups. This paper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that soci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ing decided by 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essential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lass structure. Moreove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Chinese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and its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pointing out that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also alternate with the increasingly multiple and pluralistic needs of people.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程度很低。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三分式阶层结构［1］。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体制， 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单位之间的壁垒森严，阶层结构僵化。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了很强的封闭性和刚性的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急剧的社会阶层分化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文献［2］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可概括为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20世纪中叶的1949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年份。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建立了新的社会结构。而我国社会转型经历了1840-1949年的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快速阶段。本文仅讨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与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认为：体育利益格局由抽象化向具体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
一、体育利益格局转变的趋势
（一）体育利益格局由抽象化向具体化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化，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建设也常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运作， “革命化”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的主流，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其他生活方式，都会当做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影响和决定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主要机制的情况下，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的各种利益差别，被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浓厚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话语掩盖并抽象化到统一的政治利益之下。整个社会的体育利益格局也不例外，一方面从目标、手段、形式等方面限制社会体育的分化，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延伸的行政组织机构——单位，对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进行整合。但这种整合模式是以不断抑制社会的分化为前提，而社会分化恰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体育利益格局的抽象化既是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更是政治宰制社会、社会政治化的必然结果。社会体育的发展因此失去了最大的动力。
改革开放改变了原有的市场取向，打破了传统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新的体育利益格局，这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转变的最初动因。伴随着新的利益意识的觉醒、形成、发展，凸出个性的体育生活方式也在不断的形成。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生活方式的自主性日趋增强, 依赖性不断弱化，来自内容、形式、空间、时间、经费等方面的束缚减少，因此，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调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也不再是抽象的利益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具体化的体育生活方式不断被人们接受，人们的体育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且充满朝气。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像街舞、台球、健美操之类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具体的健身手段，满足了社会不同的利益、职业、性别、年龄群体的体育生活具体的需求，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逐渐由“抽象”走向“具体”。
（二）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
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社会存在不同的阶层，但由于存在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阶层之间利益差异相对较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固化”特征。在计划体制下，个人几乎没有属于个人的财富，因而对自己所属的经济组织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个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从而生活消费差距也不大。居民在经济和精神文化上分化程度不高，具有较强同质性的人口群［3］。 在一切以政治利益为核心，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整齐划一的情况下，对利益一致性的强调完全压倒了利益的特殊表现，人们仿佛生活在无差别的利益世界里，从而导致现实中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被弱化、均衡化。所以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中，在利益结构较为“固化”的状态下，不再具备分化出众多不同的体育利益群体的现实条件中，中国社会的均质性使得体育利益格局均衡化特征非常突出。改革开放，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分化加剧，不但产生了新的利益群体，而且使新的群体内部、旧的群体内部、新旧群体之间的差别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从原来国家整体利益的一致认同中摆脱出来，使得利益群体间的差别日益凸显，愈益复杂化。个人的利益走向多样化和多元化，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也越分越细。利益的分化强化了人们的阶层认同感，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在此基础上，社会各阶层人们开始逐渐结成不同的团体，采取集体行动表达所在阶层的体育利益和要求，以追求和保护自身体育利益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从个人角度而言的利益聚合事实上也正是从国家角度而言的利益分化。原本以国家利益为绝对重心的局面正在被无数崛起中的个人和群体利益要求急不可待地打破和瓦解，而非象以往那样靠国家强制力硬性地捏合在一起。体育利益格局均衡化就从这里发生了分裂和转移。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是以不断的社会阶层分化为前提，而社会阶层分化恰恰是社会体育分化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三 ）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阶层结构发生变迁，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被打破。从利益的分析角度看，实质就是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组，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日渐成熟和理性化，人群的异质性程度不断提高，使得人们体育参与的动机及对体育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随着新的利益主体的出现，一些新的利益需求不可避免地产生，进而使得社会利益需求结构向扩大化、多样化方面发展。过去那种计划经济下的同质性、单一性的体育生活方式与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的多样化趋势发生了冲突。然而不同利益群体因具备的条件与素质水平的不同，对社会体育生活方式的要求、态度也各异，必然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生活方式的产生。做操、打球、跑步、打太极拳、步行等群众体育固有的手段，简单易行，无需更多条件，对健康的功效也自不待言。遗憾的是它们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单调、枯燥的内容往往使其健身功效大打折扣。随着社会转型，从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已从同质性，单一性向异质性，多元性转变。从以往单一的健身为主的形式，迈向健身、交际、娱乐、消谴并举的多元化形式。每天映入眼帘的，既有古老的中华武术气功，也有花样翻新的趣味运动会、推陈出新的街头舞蹈，大秧歌及在思想禁顿时期，而曾经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像迪斯科、台球、健美操之类也加入到人们日常的体育生活方式中来，丰富了体育生活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变化的产物，也反映出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过程。
（四） 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几乎趋向于停滞凝固的状态。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在单位中进行的。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控制的意志，开展群众体育，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通过单位的封闭性、内部生活的自足性、及长期局限于单位内部交往所造成人群的同质性来实现的。单位成为整合社会体育活动的有效的组织系统。因多种因素限制，农村中与单位最相仿佛的建构是人民公社，虽然没有最终演变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单位［4］。 各种单位在组织体育活动时，它是通过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控制体制的运作，为社会资源的整合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通过单位制度的实施，实现其预期的组织功能，是相当有效率的。改革开发前，人们经济生活水平低下、思想认识水平落后、广大民众对体育生活方式缺乏最基础的认识的情况下，要开展规模较大的群众体育活动，没有单位制度的的强制实施，是很难做到让广大民众从事着某项体育活动的。但这样的利益结构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交流和利益冲动和引导，体育活动开展只能被封闭在单位的狭小的天地内。由于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在计划经济下维持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全来自于国家的计划配给，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附与国家的供给。通过限制体育生活利益的分化（目标，手段，形式等），把民众自由的需求转化为国家行动的自由；社会理性取代了个人理性；国家选择替代了个人的选择［5］。 因此，无论在企事业单位，也无论什么职业、行业范围的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在被高度组织化、行政化的社会分层结构中，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实现也只能长期处在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其利益实现都呈现出“刚性”特征。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中，社会阶层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刚性化的阶层结构的解体，富有弹性的新社会阶层结构逐步形成。越来越广阔、越来越自由的流动空间的产生，使得资源来源、资源获取方式及渠道更加多元化。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的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重叠的现象，对个人生活全面介人现象也不断被分化和弱化。这些都为人们的自主选择体育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参与体育活动不在仅仅依附于单位提供的有限的空间内，可以自主的选择锻炼的时间、锻炼的内容等。社会各界，无论是企业、社团乃至个人都有机会在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活动中表现他们自己的行为［6］。 社会的变革为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 ）体育利益格局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
计划经济时代，人口的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因资源来源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和单一性，使得人们的生活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之内。个体的利益都与所在的单位紧密相联，在严格的单位制度的约束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想意识都受制于单位制度，使人们形成了想类似的生存模式。在这种体制束缚下，每个人循规蹈矩的生活着，往往缺乏改变的勇气与能为。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必然是封闭的，再时间上、空间上进行着简单的重复。只有通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不断交往，才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交往却被迫限制在单位内部。但是这种自足式的单位内部生活，遏制了向外发展的社会需求。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群体将多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多渠道的生活资源来源，广泛性的文化交流方式、宽松制度环境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体育参与热情，而社会成员在个体差异上的不同，如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不同，对体育生活方式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其体育活动，不在局限于狭小的空间，规定的时间，单一的内容，在组织的经费，也不仅仅只是衣服与政府出资。在以往的几十年里，由政府来组织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被打破，如今，这种旧有的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社会转型使的社会成员要求更广阔的体育利益空间。限制社会成员的多样性、多层性的体育参与，既不合法，也不可能。体育事业一直被视为是一种福利型、公益型的事业。在过去,在群众体育中搞经营性活动室完全不现实和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随着这回制度的变化,各种经营性的体育场所,如高尔夫球场、台球社、保龄球俱乐部层出不穷；各种健美、舞蹈、气功武功等俱乐部更是开展的如火如荼；游泳池、足球、篮球、排球场地也经营火爆。这些都是体育利益格局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进取的表现。
二、体育利益分化的弊端
（一）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在体育利益的分化的过程中，也必然带来较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尽管这种影响没有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那么巨大，但是社会和谐的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陈华等人的研究，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多以高尔夫、保龄球、网球、赛车、赛马、游泳等运动为主，以办事人员、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层阶级多以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为主，下层阶级多以投资不高、对器材要求不高的篮球、足球、排球、跑步等运动为主，且体育消费总支出、体育用品消费支出、体育观赏消费支出均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家庭月人均收入和个人教育程度都是影响人均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职业地位对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具有独特影响［7］。在占有社会体育资源的的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性，一部分中高产阶层利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的丰富，占有了大部分的优质体育资源，如高档、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健身馆、保龄球馆成为低层阶层不敢企及的地方，最下层的老百姓需要的足球、篮球、田径场建设相对滞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锻炼的效果和积极性。根据吕树庭的研究，广州社会上层人士占总人口的2.1%，体育人口为22.2%，中下阶层的农民占总人口的44%，体育人口为8%［8］。这也表明当前我国由于体育利益分化导致的阶层矛盾非常突出，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二) 不利于体育利益弱势群体的体育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体育利益表达
在体育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群体、农民群体、下岗工人群体等，这些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这缺乏获取单个体育利益的能力。以农民群体为例，我国现有的2.4亿农户，8亿农民，从他们受教育情况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仍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还占38%，另据华中师范大学关于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民最希望给他们提供的文化服务(设施)中，选择电视的占30.3%，图书报纸占20.9%，电脑占17.1%，卡拉OK占13.4%，看电影占11.7%，而选择羽毛球、篮球等体育活动的只占了10%［9］。由于文化层次的制约，农民群体往往认知能力不足，认识不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缺乏锻炼的意识和热情，更不要谈科学的锻炼方法，这些直接阻碍着农民群体获得体育权益的能力。另外，由于农民个体的素质较低，致使当前农民再经济和文化上的组织化程度都很低。农民缺乏一个维护自身体育权益的集体依托的集团组织，有必要去建立一个适合其发展的社会团体或工会组织。
（三 ）地域体育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和谐体育利益格局的形成
随着区域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体育利益分化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地域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根据2001年群众利益调查资料显示：在2000年，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人口为21.5%，人均体育消费为74.27元；西部体育人口为8.1%，人均体育消费为47.52元。据董新光等人的研究，我国有1/3省区对奥运争光计划的贡献不足5%，1/3省区的20个单位的运动员对奥运争光计划的贡献为零。这说明我国体育发展地区问题严重不平衡。另外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我国各系统、各行业、各种所有制形式（不含港澳台）共有符合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850 080个，乡（镇）村 仅有66 466个；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表明。我国16岁以上的城镇体育人口与居民人口的比例为28.9%，而农村只占人口总数的12.4%。尽管农村统计包括了县级镇和建制镇，但城市体育人口仍高于农村1.33倍。城镇居民有50.8%的人参与过一次或一次以上体育活动，而农村没有参加过体育活动的人口达74%。在体育消费方面，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一年中去过收费体育场所占总人数的比例为:城镇居民31.3%，农村居民12.5%［10］。我国群众体育的城乡发展矛盾日益凸显，政府不能采取得力的措施来控制利益格局差距的形成，更不能有效制约我国体育利益分化造成的矛盾等。
三、结语
社会转型前，我国体育社会的发展以 “国家——集体——个人”的“直线式”与“服从式”的纵向利益关系。只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横向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急速的发展，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的改变，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最求多样的需求的欲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利益的分化必然导向利益的整合，利益整合又孕育着新的利益分化。利益的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是一个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过程，而每一次分化和整合都相对地进到了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体育利益格局也是伴随着人们日趋多元化、多样化的需要而不断的更替。
参考文献：
［1］ 扬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26.
［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6.
［3］ 黄文仁.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体育整合模式及面临的问题［J］.四川体育科学,2005(1):63-70.
［4］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7.
［5］ 黄文仁.试论社会转型期的体育生活方式变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27(4):5-7.
［6］ 刘德佩.从群众体育到社会体育［J］.体育文史,1996(4):10-11.
［7］ 李艳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竞技体育运行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0.
［8］ 吕树庭.社会结构分层视野下的体育大众化［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21(2):93-94.
［9］ 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6（4）：101-111.
［10］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社会结构；转型；体育利益；格局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0)04-00104-05
收稿日期：2010-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资助（08BTY021）
作者简介：李品仙（1980-），女，安徽繁昌人，讲师，研究方向：人文体育。
On the change and division in Chinese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 Pin-xian,FANG Xin-pu
（a.Physical coll,b.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est pattern of the society undergoes constant changes, which steadily breaks the original social interest pattern and produces new interest class and groups. This paper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that soci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ing decided by 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essential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lass structure. Moreove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Chinese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and its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pointing out that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also alternate with the increasingly multiple and pluralistic needs of people.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sports interest; pattern
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程度很低。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三分式阶层结构［1］。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体制， 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单位之间的壁垒森严，阶层结构僵化。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了很强的封闭性和刚性的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急剧的社会阶层分化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文献［2］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可概括为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20世纪中叶的1949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年份。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建立了新的社会结构。而我国社会转型经历了1840-1949年的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快速阶段。本文仅讨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与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认为：体育利益格局由抽象化向具体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体育利益格局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
一、体育利益格局转变的趋势
（一）体育利益格局由抽象化向具体化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化，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建设也常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运作， “革命化”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的主流，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其他生活方式，都会当做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影响和决定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主要机制的情况下，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的各种利益差别，被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浓厚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话语掩盖并抽象化到统一的政治利益之下。整个社会的体育利益格局也不例外，一方面从目标、手段、形式等方面限制社会体育的分化，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延伸的行政组织机构——单位，对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进行整合。但这种整合模式是以不断抑制社会的分化为前提，而社会分化恰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体育利益格局的抽象化既是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更是政治宰制社会、社会政治化的必然结果。社会体育的发展因此失去了最大的动力。
改革开放改变了原有的市场取向，打破了传统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新的体育利益格局，这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转变的最初动因。伴随着新的利益意识的觉醒、形成、发展，凸出个性的体育生活方式也在不断的形成。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生活方式的自主性日趋增强, 依赖性不断弱化，来自内容、形式、空间、时间、经费等方面的束缚减少，因此，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调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也不再是抽象的利益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具体化的体育生活方式不断被人们接受，人们的体育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且充满朝气。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像街舞、台球、健美操之类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具体的健身手段，满足了社会不同的利益、职业、性别、年龄群体的体育生活具体的需求，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逐渐由“抽象”走向“具体”。
（二）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
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社会存在不同的阶层，但由于存在固化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阶层之间利益差异相对较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固化”特征。在计划体制下，个人几乎没有属于个人的财富，因而对自己所属的经济组织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个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从而生活消费差距也不大。居民在经济和精神文化上分化程度不高，具有较强同质性的人口群［3］。 在一切以政治利益为核心，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整齐划一的情况下，对利益一致性的强调完全压倒了利益的特殊表现，人们仿佛生活在无差别的利益世界里，从而导致现实中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被弱化、均衡化。所以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中，在利益结构较为“固化”的状态下，不再具备分化出众多不同的体育利益群体的现实条件中，中国社会的均质性使得体育利益格局均衡化特征非常突出。改革开放，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分化加剧，不但产生了新的利益群体，而且使新的群体内部、旧的群体内部、新旧群体之间的差别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从原来国家整体利益的一致认同中摆脱出来，使得利益群体间的差别日益凸显，愈益复杂化。个人的利益走向多样化和多元化，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也越分越细。利益的分化强化了人们的阶层认同感，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在此基础上，社会各阶层人们开始逐渐结成不同的团体，采取集体行动表达所在阶层的体育利益和要求，以追求和保护自身体育利益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从个人角度而言的利益聚合事实上也正是从国家角度而言的利益分化。原本以国家利益为绝对重心的局面正在被无数崛起中的个人和群体利益要求急不可待地打破和瓦解，而非象以往那样靠国家强制力硬性地捏合在一起。体育利益格局均衡化就从这里发生了分裂和转移。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是以不断的社会阶层分化为前提，而社会阶层分化恰恰是社会体育分化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三 ）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阶层结构发生变迁，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被打破。从利益的分析角度看，实质就是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组，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日渐成熟和理性化，人群的异质性程度不断提高，使得人们体育参与的动机及对体育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随着新的利益主体的出现，一些新的利益需求不可避免地产生，进而使得社会利益需求结构向扩大化、多样化方面发展。过去那种计划经济下的同质性、单一性的体育生活方式与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的多样化趋势发生了冲突。然而不同利益群体因具备的条件与素质水平的不同，对社会体育生活方式的要求、态度也各异，必然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生活方式的产生。做操、打球、跑步、打太极拳、步行等群众体育固有的手段，简单易行，无需更多条件，对健康的功效也自不待言。遗憾的是它们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单调、枯燥的内容往往使其健身功效大打折扣。随着社会转型，从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已从同质性，单一性向异质性，多元性转变。从以往单一的健身为主的形式，迈向健身、交际、娱乐、消谴并举的多元化形式。每天映入眼帘的，既有古老的中华武术气功，也有花样翻新的趣味运动会、推陈出新的街头舞蹈，大秧歌及在思想禁顿时期，而曾经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像迪斯科、台球、健美操之类也加入到人们日常的体育生活方式中来，丰富了体育生活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变化的产物，也反映出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过程。
（四） 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几乎趋向于停滞凝固的状态。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在单位中进行的。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控制的意志，开展群众体育，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通过单位的封闭性、内部生活的自足性、及长期局限于单位内部交往所造成人群的同质性来实现的。单位成为整合社会体育活动的有效的组织系统。因多种因素限制，农村中与单位最相仿佛的建构是人民公社，虽然没有最终演变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单位［4］。 各种单位在组织体育活动时，它是通过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控制体制的运作，为社会资源的整合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通过单位制度的实施，实现其预期的组织功能，是相当有效率的。改革开发前，人们经济生活水平低下、思想认识水平落后、广大民众对体育生活方式缺乏最基础的认识的情况下，要开展规模较大的群众体育活动，没有单位制度的的强制实施，是很难做到让广大民众从事着某项体育活动的。但这样的利益结构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交流和利益冲动和引导，体育活动开展只能被封闭在单位的狭小的天地内。由于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在计划经济下维持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全来自于国家的计划配给，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附与国家的供给。通过限制体育生活利益的分化（目标，手段，形式等），把民众自由的需求转化为国家行动的自由；社会理性取代了个人理性；国家选择替代了个人的选择［5］。 因此，无论在企事业单位，也无论什么职业、行业范围的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在被高度组织化、行政化的社会分层结构中，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实现也只能长期处在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其利益实现都呈现出“刚性”特征。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中，社会阶层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刚性化的阶层结构的解体，富有弹性的新社会阶层结构逐步形成。越来越广阔、越来越自由的流动空间的产生，使得资源来源、资源获取方式及渠道更加多元化。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的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重叠的现象，对个人生活全面介人现象也不断被分化和弱化。这些都为人们的自主选择体育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参与体育活动不在仅仅依附于单位提供的有限的空间内，可以自主的选择锻炼的时间、锻炼的内容等。社会各界，无论是企业、社团乃至个人都有机会在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活动中表现他们自己的行为［6］。 社会的变革为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 ）体育利益格局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
计划经济时代，人口的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因资源来源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和单一性，使得人们的生活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之内。个体的利益都与所在的单位紧密相联，在严格的单位制度的约束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想意识都受制于单位制度，使人们形成了想类似的生存模式。在这种体制束缚下，每个人循规蹈矩的生活着，往往缺乏改变的勇气与能为。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必然是封闭的，再时间上、空间上进行着简单的重复。只有通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不断交往，才能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交往却被迫限制在单位内部。但是这种自足式的单位内部生活，遏制了向外发展的社会需求。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群体将多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多渠道的生活资源来源，广泛性的文化交流方式、宽松制度环境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体育参与热情，而社会成员在个体差异上的不同，如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不同，对体育生活方式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其体育活动，不在局限于狭小的空间，规定的时间，单一的内容，在组织的经费，也不仅仅只是衣服与政府出资。在以往的几十年里，由政府来组织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被打破，如今，这种旧有的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社会转型使的社会成员要求更广阔的体育利益空间。限制社会成员的多样性、多层性的体育参与，既不合法，也不可能。体育事业一直被视为是一种福利型、公益型的事业。在过去,在群众体育中搞经营性活动室完全不现实和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随着这回制度的变化,各种经营性的体育场所,如高尔夫球场、台球社、保龄球俱乐部层出不穷；各种健美、舞蹈、气功武功等俱乐部更是开展的如火如荼；游泳池、足球、篮球、排球场地也经营火爆。这些都是体育利益格局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进取的表现。
二、体育利益分化的弊端
（一）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在体育利益的分化的过程中，也必然带来较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尽管这种影响没有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那么巨大，但是社会和谐的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陈华等人的研究，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多以高尔夫、保龄球、网球、赛车、赛马、游泳等运动为主，以办事人员、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层阶级多以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为主，下层阶级多以投资不高、对器材要求不高的篮球、足球、排球、跑步等运动为主，且体育消费总支出、体育用品消费支出、体育观赏消费支出均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家庭月人均收入和个人教育程度都是影响人均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职业地位对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具有独特影响［7］。在占有社会体育资源的的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性，一部分中高产阶层利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的丰富，占有了大部分的优质体育资源，如高档、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健身馆、保龄球馆成为低层阶层不敢企及的地方，最下层的老百姓需要的足球、篮球、田径场建设相对滞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锻炼的效果和积极性。根据吕树庭的研究，广州社会上层人士占总人口的2.1%，体育人口为22.2%，中下阶层的农民占总人口的44%，体育人口为8%［8］。这也表明当前我国由于体育利益分化导致的阶层矛盾非常突出，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二) 不利于体育利益弱势群体的体育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体育利益表达
在体育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群体、农民群体、下岗工人群体等，这些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这缺乏获取单个体育利益的能力。以农民群体为例，我国现有的2.4亿农户，8亿农民，从他们受教育情况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仍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还占38%，另据华中师范大学关于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民最希望给他们提供的文化服务(设施)中，选择电视的占30.3%，图书报纸占20.9%，电脑占17.1%，卡拉OK占13.4%，看电影占11.7%，而选择羽毛球、篮球等体育活动的只占了10%［9］。由于文化层次的制约，农民群体往往认知能力不足，认识不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缺乏锻炼的意识和热情，更不要谈科学的锻炼方法，这些直接阻碍着农民群体获得体育权益的能力。另外，由于农民个体的素质较低，致使当前农民再经济和文化上的组织化程度都很低。农民缺乏一个维护自身体育权益的集体依托的集团组织，有必要去建立一个适合其发展的社会团体或工会组织。
（三 ）地域体育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和谐体育利益格局的形成
随着区域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体育利益分化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地域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根据2001年群众利益调查资料显示：在2000年，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人口为21.5%，人均体育消费为74.27元；西部体育人口为8.1%，人均体育消费为47.52元。据董新光等人的研究，我国有1/3省区对奥运争光计划的贡献不足5%，1/3省区的20个单位的运动员对奥运争光计划的贡献为零。这说明我国体育发展地区问题严重不平衡。另外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我国各系统、各行业、各种所有制形式（不含港澳台）共有符合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850 080个，乡（镇）村 仅有66 466个；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表明。我国16岁以上的城镇体育人口与居民人口的比例为28.9%，而农村只占人口总数的12.4%。尽管农村统计包括了县级镇和建制镇，但城市体育人口仍高于农村1.33倍。城镇居民有50.8%的人参与过一次或一次以上体育活动，而农村没有参加过体育活动的人口达74%。在体育消费方面，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一年中去过收费体育场所占总人数的比例为:城镇居民31.3%，农村居民12.5%［10］。我国群众体育的城乡发展矛盾日益凸显，政府不能采取得力的措施来控制利益格局差距的形成，更不能有效制约我国体育利益分化造成的矛盾等。
三、结语
社会转型前，我国体育社会的发展以 “国家——集体——个人”的“直线式”与“服从式”的纵向利益关系。只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横向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急速的发展，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的改变，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最求多样的需求的欲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利益的分化必然导向利益的整合，利益整合又孕育着新的利益分化。利益的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是一个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过程，而每一次分化和整合都相对地进到了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体育利益格局也是伴随着人们日趋多元化、多样化的需要而不断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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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吕树庭.社会结构分层视野下的体育大众化［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21(2):93-94.
［9］ 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6（4）：101-111.
［10］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