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于1959年到1964年担任胡耀邦秘书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高勇出版了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他受访回忆了他与胡耀邦朝夕相处的细节。
　　记者：胡耀邦在团中央期间，你做了5年多的秘书。他平时工作、生活状态怎样？
　　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办公室和卧室、书房在一起。他每天工作到很晚，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都是说你们睡去吧，自己却是12点之后睡觉。他吃饭也是在办公室，吃得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
　　记者：你曾护送胡耀邦到江西安葬，筹备时有什么值得披露的细节吗？
　　高勇：当时下了飞机，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抛锚，不保险，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只坐红旗车。安葬时给他换个奔驰车，就违背了他的意愿。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辆红旗车送了过去。
　　记者：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他，你如何看待？
　　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是不会被忘记的。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他当时那么抓，不会平反那么多人。后来他去世时，我在他家协助接待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女儿到灵堂去磕个头。现在每逢他的忌日、生日，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看到突然来几个人，磕一个头就走了。
　　记者：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的个人操守有关系吗？
　　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接触群众多，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跟大家讲怎么才能富起来。他的事迹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口碑很好。
　　記者：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你们保持怎样的交往？你是否受过优待？
　　高勇：那时，我们经常晚上7点后去中南海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很讨厌这个东西。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后，他的夫人李昭才知道，她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是我个人的事儿，不好跟他说。（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