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买回第一台收音机，应该是1981年。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三年级。记得那是一个中午，放学回家，听得家里有异样的声音，在空空的屋子里回荡。我赶紧跑进屋，爸爸正趴在一台收音机旁调台呢。那是个四方四正的家伙，摆在炕上，显得格外大。我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头也没抬，说，收音机。然后，继续调他的台。
　　这是我们村买回的第一台收音机。
　　父亲是个木匠。经常到邻村去给别人盖房或者打家具，因此挣了些钱。印象中，一天工钱是2元，还要给一盒蓝钻石烟或者官厅烟。父亲是村里的能耐人，事事好为人先。他买回这台收音机后，左邻右舍都跑来看、跑来听，然后，发出啧啧的赞美声。然后，父亲呵呵呵地笑，母亲也呵呵呵地笑。我呢，把收音机端正地抱在怀中，不让别人摸一下。
　　我惊异于这么一个小盒子，竟然会说话，会唱戏唱歌。我常常朝那块小小的玻璃面板后边看，在我看来，那后边一定藏着神通广大的人，趁我们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悄悄发出声来。倘若有别人家的孩子来，我便煞有介事地一指那块玻璃面板，向这些小玩伴解释，说，有小人们在里边藏着呢，他们一会儿唱，一会儿说。
　　这个收音机让家里很是风光荣耀了一阵子。
　　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家的日子都是村里过得较好的。这一来得益于父亲干木匠活挣来的钱，二来得益于一家人的省吃俭用。还记得，那时候的晚上，常常有村里的人来我家坐，一聊聊半个晚上。最后，讪讪地说，大叔，家里有闲钱没有，我想借些。父母总是爽快地说，有。然后，利落地借给别人。
　　我上高中之后，家里渐渐吃紧了。1991年的时候，父亲得了病，家里失去了最主要的劳力，所有的活，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那时候，村里很多人家都有了黑白电视机，然而我们家没有。每到寒暑假，我想看电视，就得去邻居家看。每当看到人家靠着自家的被窝垛，悠闲自在地看电视的时候，心里想，家里如果有一台电视机该多好啊。
　　然而，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从村里的医生，一直看到几家大医院。家里所有的积蓄花完了，而且还借了不少外债。在这样的窘境下，买一台几百块钱的电视机，已经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奢望。那时候，正流行演电视剧《封神榜》，父亲很爱看。每到晚上，父亲都要上一个小坡，到隔壁家看完两集。后来，父亲已经没有上坡的力气，不能去看了，就问母亲，《封神榜》演到哪一集了。母亲不爱看电视，说，我也不知道。接着，父亲就会长长的“唉”一声。
　　这一声长叹，隔着十几年的时光，依然顽强地留在母亲的心里，挥之不去。
　　母亲说，那时候，要是能有一个电视机就好了。你父亲每天看看电视，或许能够减少一些他的病痛。可是，家里哪里有这个钱啊！
　　接着，母亲也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1992年，父亲走了。临终，他没有提电视机的事情。然而，在他要强的心里，这应该是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也是他心里不能回避的无奈和疼痛。因为，那一年，村里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了，从坡上看过去，高高的天线杆子，像密密麻麻的小树林，紧靠在别人家的屋檐边，一副幸福的模样。而我家，光秃秃，在落寞中，显出一种悲怆与凄凉。
　　父亲在病重期间，留下了好多债。还是还账要紧，母亲总是这样说。后来，每每家里边能收入一些钱，母亲就全部还给债主了。日子，紧巴巴地一天天向前熬着。后来，人们开始淘汰黑白电视机，好多人家都换上了彩电，然而我家，依然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就这样，在寂静和苍凉中，一直苦熬了好几年。
　　大学毕业后，我挣了钱，家境一天天地好转起来。等我们有了积蓄之后，买的第一样家用电器，就是一台彩色电视机。是一台21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当时整整花去了2700多元钱。当我把电视机买回家，看着电视中花花绿绿的人穿梭出现的时候，那一刻，我哽咽不已。
　　为了等到这一刻，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年，仿佛漫长的，过了好几个世纪。这一段岁月留下来的，全是品咂不尽的苦痛和哀伤。还能说什么呢，亲人已逝，即便是这样幸福的时刻，也混杂着难以排遣的酸楚和伤感。
　　再后来，买了房子，家里的电器慢慢也多了起来，但是最多的还是电视。先是在每个卧室都买了小款的电视，后来把那款旧的牡丹给了别人，客厅里换成了29寸的，再后来，干脆买了大大的液晶电视挂在墙上，出来进去，几间屋子里，全是电视的声音。
　　父亲是个勤劳俭朴的人，他曾经有过人生的辉煌，也遭受了人生的不幸。他已经长眠于生他养他的地下了，我现在能够告慰他的，或许，就是越来越好的生活了。是的，如果他能活到现在，那该多好啊，他不仅会实现那个简单的梦，也许，还能得到许多想象不到的满足，以及幸福和安康。
　　（编辑·俞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