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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多是作为一种西方的文化形态与社会思潮。清末民初最早接触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诠释与宣传受到当时流行文化思潮的巨大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文化思潮上的基础。本文认为，当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表述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征。这铸就了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在文化形态上的鲜明特征，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中的第一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清末明初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41-03
一、“格义” 传统与 “反向格义” 批判
“格义”作为一个中国哲学概念，主要指中国传统哲学中用以诠释外来思想的一种惯用方法，最初源于魏晋之间的僧人与士人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也叫“连类”。近代对这一中国古老哲学方法的再认识首先来自陈寅恪。他认为格义方法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1]。其后汤用彤与冯友兰等中国哲学家皆对此概念有过论述。
从上述的定义来看，“格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翻译过程，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翻译，因为“格义”所涉及的常常是抽象的、为本土文化未闻的外来哲学思想或概念，因此更多地可以理解为一种概念内涵的改造，也就是将外来的与本土价值与理解不相符合的概念改造为能符合本土价值观念的内涵意蕴，当然，此种改造只是在抽象层面进行。出于这一目的，翻译者常常使用本土的哲学概念来对这些抽象的外来思想与概念进行比附与解释，从意义转换准确性上说，这种做法显然并不严谨但却能更好地、更快地起到让本国人了解与认识外来思想之大略的作用，使得外来思想可以融入中国既有的思想传统之中[2]。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大规模“格义”外来思想与观念源自魏晋时代印度传统哲学的传入之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与解读。第二次大规模“格义”外来思想与观念则是源自晚清以来因为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所带来的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与认知之思想需要。晚清学者最初介绍西学的时候所使用的“格义”方法与魏晋时代并无多大差别。如谭嗣同在其著名的哲学著作《仁学》中，用先秦儒学的“仁”概念来解释以太概念。他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也。”严复也有以中国传统的易学概念来格义西方进化论的相关说法。以谭嗣同与严复为代表，此种格义方法也成了晚清以来中国学者认识与理解西方思想的最初途径。有当代学者指出，与魏晋时代不同的是，清末以来，伴随着对西方思想与观念“格义”的同时，还涉及一个使用西方思想与观念对中国传统进行“反向格义”的问题，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近现代中国哲学之中。
所谓“反向格义”，根据刘笑敢的说法，就是要“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典和思想。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恰与传统的格义方向相反。因此可以称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为‘反向格义’”[3]。当然还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就是由“反向格义”方法塑造出来的。如张汝伦认为“若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将本体论问题作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人们也许就不太会将精神与物质、唯物与唯心等概念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4]因此，从历史大势的角度出发，近代以来不论是“格义”还是“反向格义”，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在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这可以被概括为毛泽东所讲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毋庸置疑，自19世纪末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现代思想与哲学流派是马克思主义，考虑到中国古典传统在哲学上对外来思想与文化的“格义”方法，以及清末以来西方现代思想与文化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格义”与“反向格义”的交织情况，考察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的“格义”模式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现代中国哲学在“反向格义”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二、梁启超、马君武在以“华严”概念对“乌托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格义
从历史上看，20世纪初，从格义的角度入手，较早系统详细地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生平并给予较高评价的代表人物首推马君武，而他所用以格义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是“华严”。在1903年前后留日期间，他大量翻译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相关作品，也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著作。马君武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介绍，一大特征就是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华严”概念格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马君武指出，“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5]从马君武的理解来看，他对“乌托邦”所寄托的理想社会的虚幻性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当时严复的“乌托邦”译名已出，但为马君武所弃用。显然，此间，他取“华严界”的“格义”关键在于“华严宗”里的“法界”概念，是为了突出其理想虚幻之意。而更为重要的是，马君武不仅使用“华严界”这个概念来指代Utopia这本小说中的说法，而且还将之认作西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源头并以之为核心理念。他认为：“华严界者，人意所创造理想做组成之极乐世界也。”[5]
馬君武还指出《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摩尔是整个西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祖师。马君武说：“德麻司摩儿，实共产主义之开辟大祖师也。彼所处之时，社会改革之思想，尚未萌动而独首起发机，著不死之伟论，留诸永世。”[5]
尽管马君武确定无疑地指出，西方华严界之说，乃是空想的理想社会——“佛礼儿之制度，华严界（Utopia）之类也，不可实行也”[5]，但是他明确意识到了其与中国传统的空想或理想社会的重要区别，这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即便空想，但相关学人也努力地将此学说实行于世间。他指出，“按列子之华胥国，陶渊明之桃花源，皆与此等学说最相近。”[5]因此，他从圣西门开始，大致介绍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谱系。马君武说：“社会主义者（Socialism），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o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 Blanc）、布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Karl Marx）。”[5]最终，他将马克思视为西方社会主义的高峰人物。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倡导者之一，马君武还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说，“自达尔文发明天择物竞生物进化之理，直抉世界事物发达之源。马克司之徒，遂指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之点，谓是二主义实相与有密切之关系。……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5]从马君武的个人观点来看，他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尽管对西方由“乌托邦”理念而来的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对明确的认知，其总体上采取的仍是一种文化介绍而非理论宣传的态度，包括他反复使用“华严界”以及“桃花源”等概念来对照乌托邦与西方社会主义概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格义的做法。正是从这样一种“华严界”“桃花源”的视角出发，他总结道，马克思及其主义就是西方自乌托邦理念诞生起的极盛理论。就此而言，马君武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主要在理想社会方面。
从思想源头上说，马君武以及近代对于西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這一“格义”进路的起点，实来自梁启超对于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概念的翻译[6]。大约就是在1902年初，马君武正在梁启超属下从事译书工作。同样，在1902年4月，梁启超就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了《乌托邦》一书“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6]。所以，此译法可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或源自梁启超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梁启超著作中的第一次出现
同样是在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并以马克思为“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在论及西方学者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著述时，他说，“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中国传统哲学，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6]这里的麦喀士指的就是马克思，梁启超非常清楚地以“社会主义”泰斗目之。当时梁启超也是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汉语译名的中国学者，与其他许多现代西方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社会主义这个词最早是个日语词汇，由日本学者加藤弘之译出。考虑到马君武当时正在跟随梁启超，因而他所使用“社会主义”译名以及上述“华严界”等相关说法来格义“乌托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做法，显然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当然，目前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前述这一书籍清单中的《华严界》一名就是梁启超撰稿。但毋庸置疑，因为马君武当时正在梁启超座下，所以梁启超这一带有浓重“格义”味道的译法被他所继承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使他并未使用严复“乌托邦”的译法来翻译“Utopia”一词。
“华严”，毋庸置疑就是指佛教的华严宗的华严法界理论。从这个词出发，应该说，梁启超与马君武使用“华严”概念来自格义西方的“乌托邦”与“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背后实际上有相当复杂的时代与思想背景。就历史上看，当时清末民初这一代知识分子本身对“华严”概念的重视，最早来自晚清士人杨文会复兴佛学的努力与影响。梁启超指出：“清僧亦无可特纪者，惟居士中差有人。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业。”[6]梁启超本人也曾经跟着杨文会学习佛学，与同样大力提倡佛学的谭嗣同做过同学，在知识背景与价值认同上对于佛教华严宗的理念显然是有所了解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化形态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最初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认识的时候，梁启超与马君武对西方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格义，实际上是将其解释为某种具有宗教性的理想社会理论而进入中国的。这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世界观。在梁启超与马君武看来，社会主义是类似华严宗所理解的“事事无碍法界”那样带有宗教性的、具有审美与诗性意义的理想境界。换言之，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一道，看成是仅仅具有理论意义与精神性的东西，是通过类似新小说这样的载体用来改良群治，用以改造国民的精神信仰的西方思想资源[6]。从文化形态上说，这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力图用宗教和文学改良国民性的一种思想策略之一，这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次亮相。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梁启超还是马君武，他们的“格义”方法都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大误解，但从认识的辩证的发展角度来说，对真理的认识可能正是从谬误或误解开始的，上述梁启超与马君武对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介绍正是印证了这个论断，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形态上影响中国的第一页。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8-99.
[2] 刘康德. 阴性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24.
[3] 刘笑敢.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J]. 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77.
[4] 张汝伦.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J]. 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61.
[5] 马君武. 马君武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4+107.
[6]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四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26.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清末明初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37-0041-03
一、“格义” 传统与 “反向格义” 批判
“格义”作为一个中国哲学概念，主要指中国传统哲学中用以诠释外来思想的一种惯用方法，最初源于魏晋之间的僧人与士人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也叫“连类”。近代对这一中国古老哲学方法的再认识首先来自陈寅恪。他认为格义方法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1]。其后汤用彤与冯友兰等中国哲学家皆对此概念有过论述。
从上述的定义来看，“格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翻译过程，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翻译，因为“格义”所涉及的常常是抽象的、为本土文化未闻的外来哲学思想或概念，因此更多地可以理解为一种概念内涵的改造，也就是将外来的与本土价值与理解不相符合的概念改造为能符合本土价值观念的内涵意蕴，当然，此种改造只是在抽象层面进行。出于这一目的，翻译者常常使用本土的哲学概念来对这些抽象的外来思想与概念进行比附与解释，从意义转换准确性上说，这种做法显然并不严谨但却能更好地、更快地起到让本国人了解与认识外来思想之大略的作用，使得外来思想可以融入中国既有的思想传统之中[2]。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大规模“格义”外来思想与观念源自魏晋时代印度传统哲学的传入之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与解读。第二次大规模“格义”外来思想与观念则是源自晚清以来因为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所带来的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与认知之思想需要。晚清学者最初介绍西学的时候所使用的“格义”方法与魏晋时代并无多大差别。如谭嗣同在其著名的哲学著作《仁学》中，用先秦儒学的“仁”概念来解释以太概念。他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也。”严复也有以中国传统的易学概念来格义西方进化论的相关说法。以谭嗣同与严复为代表，此种格义方法也成了晚清以来中国学者认识与理解西方思想的最初途径。有当代学者指出，与魏晋时代不同的是，清末以来，伴随着对西方思想与观念“格义”的同时，还涉及一个使用西方思想与观念对中国传统进行“反向格义”的问题，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近现代中国哲学之中。
所谓“反向格义”，根据刘笑敢的说法，就是要“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典和思想。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恰与传统的格义方向相反。因此可以称近代自觉以西方哲学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为‘反向格义’”[3]。当然还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就是由“反向格义”方法塑造出来的。如张汝伦认为“若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将本体论问题作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人们也许就不太会将精神与物质、唯物与唯心等概念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4]因此，从历史大势的角度出发，近代以来不论是“格义”还是“反向格义”，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在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这可以被概括为毛泽东所讲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毋庸置疑，自19世纪末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现代思想与哲学流派是马克思主义，考虑到中国古典传统在哲学上对外来思想与文化的“格义”方法，以及清末以来西方现代思想与文化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格义”与“反向格义”的交织情况，考察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的“格义”模式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现代中国哲学在“反向格义”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二、梁启超、马君武在以“华严”概念对“乌托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格义
从历史上看，20世纪初，从格义的角度入手，较早系统详细地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生平并给予较高评价的代表人物首推马君武，而他所用以格义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是“华严”。在1903年前后留日期间，他大量翻译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相关作品，也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著作。马君武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介绍，一大特征就是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华严”概念格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马君武指出，“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5]从马君武的理解来看，他对“乌托邦”所寄托的理想社会的虚幻性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当时严复的“乌托邦”译名已出，但为马君武所弃用。显然，此间，他取“华严界”的“格义”关键在于“华严宗”里的“法界”概念，是为了突出其理想虚幻之意。而更为重要的是，马君武不仅使用“华严界”这个概念来指代Utopia这本小说中的说法，而且还将之认作西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源头并以之为核心理念。他认为：“华严界者，人意所创造理想做组成之极乐世界也。”[5]
馬君武还指出《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摩尔是整个西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祖师。马君武说：“德麻司摩儿，实共产主义之开辟大祖师也。彼所处之时，社会改革之思想，尚未萌动而独首起发机，著不死之伟论，留诸永世。”[5]
尽管马君武确定无疑地指出，西方华严界之说，乃是空想的理想社会——“佛礼儿之制度，华严界（Utopia）之类也，不可实行也”[5]，但是他明确意识到了其与中国传统的空想或理想社会的重要区别，这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即便空想，但相关学人也努力地将此学说实行于世间。他指出，“按列子之华胥国，陶渊明之桃花源，皆与此等学说最相近。”[5]因此，他从圣西门开始，大致介绍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谱系。马君武说：“社会主义者（Socialism），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o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 Blanc）、布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Karl Marx）。”[5]最终，他将马克思视为西方社会主义的高峰人物。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倡导者之一，马君武还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说，“自达尔文发明天择物竞生物进化之理，直抉世界事物发达之源。马克司之徒，遂指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之点，谓是二主义实相与有密切之关系。……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5]从马君武的个人观点来看，他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尽管对西方由“乌托邦”理念而来的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对明确的认知，其总体上采取的仍是一种文化介绍而非理论宣传的态度，包括他反复使用“华严界”以及“桃花源”等概念来对照乌托邦与西方社会主义概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格义的做法。正是从这样一种“华严界”“桃花源”的视角出发，他总结道，马克思及其主义就是西方自乌托邦理念诞生起的极盛理论。就此而言，马君武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主要在理想社会方面。
从思想源头上说，马君武以及近代对于西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這一“格义”进路的起点，实来自梁启超对于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概念的翻译[6]。大约就是在1902年初，马君武正在梁启超属下从事译书工作。同样，在1902年4月，梁启超就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了《乌托邦》一书“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6]。所以，此译法可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或源自梁启超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梁启超著作中的第一次出现
同样是在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并以马克思为“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在论及西方学者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著述时，他说，“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中国传统哲学，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6]这里的麦喀士指的就是马克思，梁启超非常清楚地以“社会主义”泰斗目之。当时梁启超也是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汉语译名的中国学者，与其他许多现代西方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社会主义这个词最早是个日语词汇，由日本学者加藤弘之译出。考虑到马君武当时正在跟随梁启超，因而他所使用“社会主义”译名以及上述“华严界”等相关说法来格义“乌托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做法，显然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当然，目前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前述这一书籍清单中的《华严界》一名就是梁启超撰稿。但毋庸置疑，因为马君武当时正在梁启超座下，所以梁启超这一带有浓重“格义”味道的译法被他所继承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使他并未使用严复“乌托邦”的译法来翻译“Utopia”一词。
“华严”，毋庸置疑就是指佛教的华严宗的华严法界理论。从这个词出发，应该说，梁启超与马君武使用“华严”概念来自格义西方的“乌托邦”与“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背后实际上有相当复杂的时代与思想背景。就历史上看，当时清末民初这一代知识分子本身对“华严”概念的重视，最早来自晚清士人杨文会复兴佛学的努力与影响。梁启超指出：“清僧亦无可特纪者，惟居士中差有人。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业。”[6]梁启超本人也曾经跟着杨文会学习佛学，与同样大力提倡佛学的谭嗣同做过同学，在知识背景与价值认同上对于佛教华严宗的理念显然是有所了解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化形态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最初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认识的时候，梁启超与马君武对西方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格义，实际上是将其解释为某种具有宗教性的理想社会理论而进入中国的。这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世界观。在梁启超与马君武看来，社会主义是类似华严宗所理解的“事事无碍法界”那样带有宗教性的、具有审美与诗性意义的理想境界。换言之，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一道，看成是仅仅具有理论意义与精神性的东西，是通过类似新小说这样的载体用来改良群治，用以改造国民的精神信仰的西方思想资源[6]。从文化形态上说，这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力图用宗教和文学改良国民性的一种思想策略之一，这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次亮相。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梁启超还是马君武，他们的“格义”方法都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大误解，但从认识的辩证的发展角度来说，对真理的认识可能正是从谬误或误解开始的，上述梁启超与马君武对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介绍正是印证了这个论断，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形态上影响中国的第一页。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8-99.
[2] 刘康德. 阴性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24.
[3] 刘笑敢.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J]. 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77.
[4] 张汝伦.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J]. 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61.
[5] 马君武. 马君武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4+107.
[6]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四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26.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