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吊针。突然，他示意想要坐起来，我忙问是不是要喝水，父亲说不喝，抬起左手，指指耳朵，说：“好痒，给我拿根棉签来吧。”我赶紧把父亲扶起来，并找护士要来了两根棉签。
　　我知道父亲是想掏耳朵了，但他右手扎着针头，只有左手有空，只能掏左耳，右耳肯定顾不上。我要父亲忍一忍，等打完针再掏，父亲说实在是忍不住了，必须马上掏。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来吧。”父亲先是摇摇头，接着点点头说：“好。”
　　接着，我走到父亲床头边，开始帮他掏耳朵。
　　毕竟是第一次，我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些不听使唤，颤抖了起来。父亲感觉到了，说：“莫担心，掏吧。”
　　我将棉签慢慢伸进父亲的右耳，轻轻转动几下，我问父亲：“这样可以吗？”父亲说：“蛮好。”我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渐渐地，我的手不那么抖了，动作也麻利多了。
　　好一会儿后，父亲的两只耳朵终于掏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发觉手心和额头都已渗出了汗。一阵凉风吹进窗来，我看见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满意、开心的笑。
　　父亲年过八十，最近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掏耳朵那会儿，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挨着父亲。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们兄妹掏耳朵的美好情景。小时候，给我们兄妹掏耳朵的“工作”都是由父亲一人“承包”的。那时，父亲的工作很是忙碌，每天早出晚归。但再忙，他每隔两三个月总会抽出一点空闲，给我们轮流掏耳朵。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父亲在自家小院里摆上两张小矮凳，拿出奶奶的陪嫁品——一只约半根筷子长的银耳勺，开始给我们掏耳朵。
　　在洒满月光的小院里，我们轮流枕在父亲的大腿上，让他帮我们掏耳朵。父亲细心极了，轻轻地掏，慢慢地掏，掏了左耳掏右耳。我们眯着眼睛，尽情享受着浓浓的父爱，只感觉那种幸福很快就从心里溢了出来，与遍地的月光融合在一起。
　　那時，不谙世事的我也曾想过，等长大了，我也帮父母掏耳朵。但后来长大了，我却远离了父母，“常回家看看”也成了一种奢望。
　　（摘编自《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