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一鸣惊世界
　　中国空军创建初期，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等15名同志组成。中央军委指定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为空军党委常委。从这一名单中可以看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的常乾坤在空军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
　　初创时期的人民空军虽然稚嫩得就像幼雏，但是在现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棋盘上，投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颗子——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跟上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1950年10月，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不足200人，人均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面对拥有1200余架飞机的侵朝美军及其仆从军，毛泽东对空军提出了“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951年6月22日，他当面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负责空军作战、训练的副司令员常乾坤迅速组织部队轮番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先后有10个歼击师和2个轰炸师经受了实战锻炼。通过实战锻炼，我空战部队创造了人间奇迹：实现了由不会空战到学会空战，由打几架飞机的小仗到打上百架飞机的大仗，由1个机种作战发展到多机种协同作战，由只能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到能在昼间较为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的转变，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425架（其中击落330多架）的赫赫战果，其中包括打下了美军的“王牌”、“双料王牌”飞行员，创下了世界空战史上以弱胜强的范例。当时，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这一战果，出乎美国人意料，也出乎毛泽东意料，他连连说：“一鸣惊人，一鸣惊世界。”
　　1951年10月1日，在中南海接见参加国庆受阅部队的代表时，他神采飞扬地说：“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反动派如此欺侮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现在我们有了空军了，有了空军就好了。”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空军不仅在战果上创造了奇迹，在空战理论上也收获颇丰。熟悉空战的常乾坤，协助刘亚楼、刘震在军事理论上总结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把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传统战法成功移植到空战理论中，对我空军战役战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初入朝鲜，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志愿军党委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当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的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军令如山，常乾坤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常乾坤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1951年9月以前，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共修好6个喷气机机场和10余个土跑道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彭德怀得报，高兴地说：“常乾坤是老革命，怎么会怕杀头？但是，完不成任务被杀头，他是不会干的！”常乾坤为祖国不懈奋斗二十多年，在他手里将空军从一只幼雏哺育成能防空御敌的苍鹰。1955年9月，战功赫赫的常乾坤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我党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常乾坤是我党、我军真正从飞行员成长起来的空军将领，是接受过系统航空理论教育的空军将领。常乾坤在朝鲜战场上做出的贡献，是和他一生为空军不懈奋斗分不开的。
　　1904年9月3日，常乾坤出生在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7岁入私塾，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县城高等小学。他从小聪颖好学，18岁进入晋军太原学兵团（斌业中学）读书、受训。1925年6月，常乾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分配在第三期步科炮兵队学习。在校期间，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受到军校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同年7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进步非常迅速。
　　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乾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在苏联，常乾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1932年12月，常乾坤考入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工程系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常乾坤曾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杨，并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常乾坤再也坐不下去读书了。他和王弼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的答复是：要他们继续学习，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知常乾坤、王弼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们准备吧！” 　　1938年9月初，为了赶赴国内参加抗战，常乾坤和王弼没有等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时，因那里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航空队，根据党的指示，他俩留在新疆工作。由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他不同意常乾坤、王弼等留苏人员任教，他们只能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为我党在航空队学习的同志业余补习功课，一直到1940年12月，常乾坤、王弼等才奉命回到延安。
　　办航校，为空军培育火种
　　常乾坤等一行从新疆回到延安后，正值民族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办航空学校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然而，从长远着眼，他们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建议。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1941年2月间，党中央遂作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校址在陕北安塞县。
　　1941年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校长、常乾坤为工程学校校教务主任。3月10日，选调了100多名学员的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乾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就是从常乾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担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这一年7月，航空组组织了延安机场的工程建设，机场竣工后，保障了飞机在延安的起降。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常乾坤等人。动身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常乾坤，并就创办航校的任务、意义和注意事项以及飞行人员的生活待遇、伙食标准等作了具体指示。10月15日，常乾坤率一行20余人启程赴东北，筹建人民军队自己的航空学校。当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6年3月1日，我党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常乾坤等人在中共东北局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这些航材，在各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协助下，常乾坤指挥人用肩扛、牛车拉、骡马驮等原始方法，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军在东北挺进辽东半岛时，在凤城附近包围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驻守辽阳一基地的关东军第四练成飞行大队，共三百余人，队长是林弥一郎。常乾坤获悉情况，马上赶去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给他们送去粮食、蔬菜和牛羊肉，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还接见了林弥一郎等主要军官。这支队伍很快被成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共有飞行员17人，机务人员96人、其他各类保障人员180余人。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经改造和教育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东北航校的重要技术力量。
　　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中共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决不允许中共有航空学校存在。1946年4月中下旬，正当成立的航校准备开始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在占领锦州、沈阳、铁岭后，逼近四平，并派空军频繁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航校被迫由通化转移到牡丹江。在这次转移期间，国民党空军轰炸机打坏了最后一批准备空中转场的7架飞机。但是，被打坏的飞机和其他航空器材，又以同样车拉马驮的方法，翻山越岭辗转几百千米，历经两个多月运到牡丹江。同年11月，国民党军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轰炸、扫射，常乾坤领导航校从牡丹江迁移到黑龙江省兴凯湖畔的东安（即密山）。这时，已到严冬季节，风雪满天，气温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手触到铁皮上就能扯掉一层皮。但是，由于组织得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赶运和抢修机场，航校终于在11月底在东安安了家。在一年时间里，我东北航空机构能够避开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袭击而生存和发展起来，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总结这一时期航校的斗争史，有人幽默地写道：“拣破烂”、“招安”、“大搬家”，是常乾坤办航校的“三大法宝”。
　　航校训练，更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直接飞高教机；缺乏汽油，就反复试验用酒精代替；缺乏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子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用表，就用马蹄表记时；没有飞行服，就穿布衣上天…… 到1949年7月，在“边躲边建”中茁壮成长的东北航校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他们大部分成为抗美援朝空战中的骨干，闻名全国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人，就是这所航校初期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因此，“东北老航校”被誉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1949年3月8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央领导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周恩来更是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的学生）！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让空军出现在开国大典
　　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前夕，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空军的问题。 1949年3月，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军区，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成立中央军委航空局。30日，航空局正式成立，编制64人，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委，并任命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当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正式办公。从此，中央军委有了直接管理全国航空工作的业务部门。军委航空局作为空军领导机关的前身，在7个月的时间里，为人民空军的正式建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空袭了南苑机场，击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炸死炸伤24人。军委航空局决定，在南苑机场组成飞行队担任防空任务。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航空兵部队，对保卫华北地区安全，保卫党中央，保卫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8月下旬，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组织阅兵事宜，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关切地询问常乾坤：“你们能不能组织飞机编队，参加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可以组织小机群参加受阅。”常乾坤肯定地回答，好像意犹未尽，他又补充道：“空军必须参加开国大典，要让毛主席、朱总司令看到人民空军的力量！”聂荣臻听后非常高兴，指示常乾坤回去后抓紧准备。 第二天下午，聂荣臻又专门把常乾坤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最后指示“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回来后，常乾坤立即指示工作人员连夜起草受阅计划。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空中受阅方案出炉，其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 随后，常乾坤向聂荣臻汇报了空中受阅计划的技术设计、人员组织及需要使用飞机的型号、编队编组等有关情况。聂荣臻听得非常认真，并高兴地说：“好啊，我们有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给大典增添了气氛，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
　　在接下来的20天时间里，常乾坤指示飞行员们抓紧时间搞训练。那时，训练条件极为艰苦，一条跑道要飞三四种飞机，每天早上3点多就开始了，直到凌晨时分才结束，真正是日以继夜。在组织训练的同时，常乾坤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除检阅外，还要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因此，最少有4架需带实弹飞行，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航空局的这一建议，被中央军委最终采纳。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禁止带实弹。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
　　1949年10月1日，飞行员们凌晨3时就起床来到南苑机场。5时整，全体受阅人员进入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下午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 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梯队依次起飞。教练机编队最先起飞，接着是C-46运输机编队、轰炸机编队和P-51战斗机编队。起飞后，按照预演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进入通县双桥镇上空分层次集结。16时35分，空中梯队接到地面指挥所受阅分列式开始的命令，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轰炸机编队接着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3架教练机编队。广场上，30多万军民看到自己的空军后都禁不住欢呼雀跃、群情激奋，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
　　当晚，常乾坤又率受阅飞行员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宴会上，朱德总司令对受阅部队给予很高评价。他特意找到参加受阅飞行的飞行员，一边敬酒，一边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鞠躬尽瘁谱华章
　　1953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4项工作：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1954年成立第12航校，1956年成立第13航校，1957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14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担任副主任委员。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1968年3月，常乾坤担任歼8试飞领导小组组长。6月20日，他亲自带队到沈阳现场检查歼8飞机试飞准备情况。在现场他发现有两项成品附件未达到协议要求，认为7月1日上天的条件不具备。12月13日，他再次来到沈阳，听取厂所汇报歼8飞机试飞准备情况，拟于24日首飞。但在地面滑行试验中出现意外，经试飞领导小组研究分析，认为飞机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试飞条件尚不具备，致使首飞后延。1969年7月5日歼8首飞上天后，常乾坤仍为歼8试飞定型而奔波。1971年4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还是带病坚持工作。1973年，他准备出差去参加研究歼8飞机定型会时，患食道癌入医院治疗，5月20日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常乾坤一生著述不断，译有《空中领航学》（1948）、《飞行原理》（1949）、《空中射击学》（1950）、《飞机空气动力学初级教程》（1954）等，这些遗著至今仍是中国空军专业教育的必备教材。
　　材料来源：
　　《空军名宿常乾坤中将》，苏振兰、赵晶著，杂志《党史博采》2009年第9期；《共和国开国中将常乾坤纪念馆》档案资料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