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条约》到义和团运动的40年，①过得并不像《天津条约》前的20年那样平静，那时候，条约国较少，《南京条约》在起作用。这样，70年代见证了与英国的马嘉理案，80年代有中法战争，90年代有中日战争，还有缅甸被吞并，朝鲜的朝贡国地位被解除，台湾被割让，以及胶州、旅顺口和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和九龙都被租让出去，继这一切之后，就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朝廷逃亡西安。到这个世纪末，可以说这杯苦水已满得要溢出来了。但是，为什么60年条约关系的后20年相比头20年的平静来说，竟会如此充满暴风骤雨呢？难道《天津条约》与此有什么关系吗？
　　外国人通过《天津条约》获得的一些特权，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因此后来遭到当地人相当强烈的反对。沿岸贸易权向外国轮船开放，外国船只的竞争使帆船主破产，与帆船运输相关的各种本地贸易也深受其害。持子口税单将货物运入或运出内地的特权也给了外商，但是，这一特权不仅被滥用，使本地商人可将货物委托外商代运，而且给省一级的半独立的财政带来了麻烦。传教士也利用上面所提到的新条款，在内地很多地方建房居住，接着而来的不仅是教民与非教民的争吵，而且是对传教士本人干涉地方政务的谴责，由此激起了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外国公使馆在首都建立起来了，但办起事情来并不总是如中国官员希望的那样顺利。总税务司署把海关监督的财务权和部分人事权接管了过来，虽然，中央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但地方上普遍不乐意。在所有引起愤怒的原因中，最主要的是治外法权条款中所包含的对中国人的蔑视，随着接触的增加和中国驻外使节对其他国家了解的增多，治外法权的侮辱性效果就被更深刻地感受到。
　　（转引自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