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3月的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日本导演太田信吾的新片《脆弱》遭到政府封杀，原因是剧情涉及日本最大的贫民窟——釜崎。
　　在釜崎，如果一个流浪汉拥有某种称呼，那就说明他已经算得上“贵族”，至少代表他在这里待的日子足够长，他的特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流浪汉的各种努力救助收效甚微，这大概是因为日本社会以洁癖闻名，人们往往将“野宿者”视作“异类”，表现出排斥和反感。
　　“叮铃铃”……一辆生锈的小推车，装满破旧铺盖，贴着美女广告，拖着一大串变了形的塑料瓶子，在大阪流光溢彩的都市霓虹灯下穿过。推车人衣着破烂，臭气熏天，在夜色中难辨他那黝黑的面孔，仿佛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那声音由远及近，小推车慢悠悠地在黑夜里挪动，消失在一片破败的巷弄中。
　　这片巷弄和大阪最热门的观光区“新世界”仅隔几个街区，但却见不到任何游客——事实上，即使是当地人也不敢随意闯入，因为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大阪城内家喻户晓的“西城死地”。
　　“西城死地”由几条窄街组合而成，其中涂鸦满布，垃圾遍地，黑帮多达60个。在摩天大楼的包围之中，这个充满危险的社区与现代都市并无明显的地理界限，但如果你是外来客，在抵达大阪的第一天便会收到当地人好心的警告：“当心，请避开西城死地！”人们很少提及它的名字，似乎不经意的呼唤就会招来噩运。
　　日本最大的贫民窟
　　地图上禁止出现的流浪王国
　　这块大阪政府极力想除掉、人们避之不谈的“西城死地”，名唤釜崎。
　　在2014年3月刚闭幕的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日本导演太田信吾的新片《脆弱》遭到政府封杀，原因是剧情涉及日本最大的贫民窟——釜崎。对此，太田信吾毫不保留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政府把这些内容全部删掉，甚至连形容廉价旅馆和吸毒者的釜崎俚语也不得出现，完全是为了掩盖釜崎的存在！”
　　很多时候，越是人们想极力掩盖的东西，往往越是引人注意。
　　这片在日本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区域，聚集了数万贫民。他们以老人和青壮年男性为主，其中很多是临时工、失业者、流浪汉、诈骗犯、妓女、黑帮、欠下债务被家人抛弃的破产者，还有在战争中失去家庭或身患残疾的军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那时由于大阪没有采取像东京那样严厉驱赶流浪汉的措施，致使各地的流浪汉渐渐聚集釜崎，定居此处，慢慢形成了“流浪王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流浪王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座从外到内都十分破旧，但却每天人头攒动的政府救济中心应运而生，成为了“釜崎王国”最为核心的“王宫”。
　　清晨5点整，釜崎的一天与政府救济中心的上班时间一同开始。成百上千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会准时来到“中心”门口排队，队伍活似一条灰黑色饥肠辘辘的大龙。排队的人一个个面无表情，一双双黑黢黢的眼睛里，充满不安的神情。
　　救济中心内部很暗，尽管有许多排风扇和少数空调转动，一股腐朽的味道依然常年挥之不去，在对“异味”很敏感的日本社会，这样的情形简直是惊人的存在。
　　如果侥幸在救济中心得到活干，就意味着至少眼前吃饭和住宿的问题暂时有了着落，能宽松地混些天日。然而所谓的“有活干”，其实也不过是临时工，干一天赚一天的钱，收入极不稳定。当然，还有些短期工作，比如到建筑工地、码头、仓库干些粗笨的体力劳动。
　　除了救济中心提供的机会之外，釜崎社区中也不时会出现招收短期劳工的小货车，招聘广告就直接贴在挡风玻璃上，标着极为廉价的工钱，招摇过市。
　　负责招工的工头，各霸一方，不少与暴力社团勾结，成为操纵失业者命运的地头蛇。有些失业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好求助于工头，但如果没有结实的身体，是根本不会被理睬的。身体好的一旦被看中，虽然有了活干，赚来的钱却有三分之一落入工头的腰包。在极端的不公平面前，这里发生过多次暴动，但都无法改变整体现状。
　　对于年轻人或中年人来说，这种临时找活路的流浪生活，还能勉强对付一段时间，但对体弱多病或年纪大的人来说，则只能整天漫无目的地在釜崎及周边的小街小巷里闲游浪荡，或者干脆躺到公园椅子上，打着呼噜睡过几天。到了傍晚，救济中心门口又会排起长龙，流浪汉们期待领到免费食物，或者希望获得在避难所里免费过上一夜的机会。他们靠低价低质的小酒来慰藉和麻痹自己，饥肠辘辘的时候，还到垃圾箱里捡拾残羹剩饭。对于这些流浪汉来说，稍有盼头的一件事是，根据政府规定，如果有人当日没找到工作，便可到救济中心窗口排队领取贴纸，等贴纸累积到一定数量，福利部门便会给予一定的救济。
　　三角公园的蓝色帐篷屋
　　流浪汉中的有范儿一族
　　三角公园是釜崎正中一块三角形的空地，是流浪汉们“下班”后最爱前往的去处。这里完全不像普通的日本城市公园，没有秀美的植物和池塘——这里不过是一片有围栏的土坯地，布满了不规则搭建的蓝色帐篷屋，看上去全属于临时住所。而能在这个社区黄金地段拥有一间半间平板房的人，已算得上这个“流浪王国”里的“贵族”了。
　　公园一角，柱子上铁箱里面放着一台20寸的晶体管电视机，画面已模糊不清，声音无处可寻，显得又老又旧，几位老人正仰头专心地看着棒球赛，场景好像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釜崎社区这台极其稀有的老电视，无疑是流浪者们公认的价值最高的奢侈品，电视管理员被大家称为“电管”，负责每天不定时地打开电视，并在每晚11点准时关机。
　　从三角公园一路向外，有不少人仰面朝天，露宿街头。釜崎社区里有个绰号叫“露天地主”的人，他家的“豪宅”虽然没顶，却也算是“五脏俱全”。他用两米多高的蓝色塑料板搭建屋子，私密性极好。一旦有空，这位热爱家装的“露天地主”会到城市各处闲逛，搜集富人家丢弃的旧物，一会儿搬回一个单人沙发，一会儿又挂起“招财猫”的门帘。虽说流浪是他默认的生活方式，但他似乎总是不甘心，常常更换墙纸，将简陋的“家”时不时地粉饰一新。 　　“猫组头”却完全相反，准确地说他喜欢住在“窝”里。这个爱猫如命的流浪汉，在釜崎生活的短短几年间，已经收养了9只猫，他也因此而得名。白天，“猫组头”会带着猫儿满街游行，夜晚，这9只猫就与他相互依偎，扎推取暖。如果有好奇的小孩以为那是一个猫窝，悄悄上前探寻，“猫组头”便会“噌”地一下突然站起来，吓得孩子们一溜烟逃得没了踪影。
　　对于流浪汉，每日就餐的绝佳地点除了政府救济中心，就是社区周边的垃圾桶，而对于经验丰富的“食狩”，收集这样的食材往往信手拈来。他知道，这个地区最棒的垃圾桶就在超市后门口。因为日本超市每天都有当日必须售完的食物，如面包、肉类、蔬菜和水果等，如果到超市关门时还卖不完，便会定时被丢入垃圾桶，成为流浪汉们久久期盼的大餐。得益于日本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食狩”对各色废物的收集都驾轻就熟——在绿色桶内找食材，黄色桶内找饮料，蓝色桶内找纸巾，红色桶内找电池……准不会错。
　　救济中心附近提供有一片宽敞的室内空间，这里由大块绿色瓷砖铺就，可容纳上百人。每块瓷砖间的缝隙划定了每个流浪者的“领土”范围。这里常住着一位“文化人”——这位老汉的“学究”绰号，源于他一边流浪，一边保持每日读书写字的习惯，在他每日盘腿而坐的垫子的四个角上，整齐地堆放着分类的日常物品：左上角为报纸堆，右上角为笔记本堆，左下角为文具区，右下角为背包、水壶和毛巾，很有讲究。有时，他还会到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里午睡，门口保卫见到流浪的长辈，也会谦虚地使用尊称。
　　在釜崎，如果一个流浪汉拥有某种称呼，那就说明他已经算得上“贵族”了，至少代表他在这里待的日子足够长，他的特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他们的真名和身世，哪怕被历史冲刷得无影无踪，也不会有人关心。
　　釜崎生存潜规则
　　“异类”人群艰难的生活现状
　　自20世纪初以来，为了清除贫民区，政府将劳工聚居的廉价宾馆统统从重工业聚集的北部迁到了南部，即如今的釜崎一带。1945年，盟军对大阪实施了轰炸，釜崎在轰炸中遭受重创。在50年代的重建中，不少因二战失去家庭或无法维生的人便汇聚到了釜崎，藏身于那些私搭乱建的简易住所中，令廉价宾馆再度复兴。
　　政府为解决釜崎的问题，先后出台了不少针对性的政策，并于1966年将釜崎和周边地区定名为“爱邻”，即“可爱的社区”之意。不无讽刺的是，目前社区许多的失业者对这个名字流露出强烈的反感。他们觉得“爱邻”之名承载的是一段不甚愉快的历史，任何与此有关的名头，都代表着被歧视和不自由。
　　不同于东京，在大阪，若有人要得到政府救助和福利，必须提供一个有效的地址，即固定住所的地址。所以在釜崎一带，分布着很多便宜得惊人的简易房屋，被称作“宿泊所”。宿泊所房间狭窄，设备简陋，有的是双层床，有的是“榻榻米”，房钱按占地和用了几个“榻榻米”来计算。常常在6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躺着八九个人，十分拥挤。住在宿泊所里，要每天付租金，因为住宿者流动性很大：可能某个人今天住在这里，明天他就花光了钱，只好流浪街头。对于那些实在无法找到固定住所的人们来说，他们不得不“借用”地址——据说不止一次，政府发现部分住所的登记人数高达数千，远远超过了它们实际的承载能力……为了生存，集体作假在釜崎已经成为常态。
　　尽管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竭尽全力，给予釜崎的流浪者物质上的帮助，然而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这大概还是因为日本社会以洁癖闻名，人们往往将“野宿者”视作“异类”，表现出排斥和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