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贯》，是可以归入公案题材的作品。整改本昆剧《十五贯》开始受到公安司法系统的关注，可以从1956年春在上海演出时说起。黄源（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领导改编了《十五贯》剧本）在昆剧《十五贯》剧本的再版后记中回忆了这段往事：
　　在上海初演时，立即引起华东局魏东伯同志和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以及在上海视察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关切。他们组织了全市区委以上的干部进行观摩，并将这个戏推荐给全市的公安人员。
　　随后，浙江昆苏剧团回杭州做进京演出准备期间，黄源又决定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当晚，为大会公演《十五贯》。演出气氛紧张热烈，根据黄源的回忆，闭幕时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场景：
　　在热烈的掌声中，省委书记的夫人，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吴仲廉站出来，高呼：“这是一场难得的好戏，特别对公检法的同志，都应该看一看。”并指着我，“主持改编这剧本的黄源同志也在场，我们祝贺改编这剧本的同志们和演员们的成功，大家拍手。”我站起来，向大会观众鞠躬致谢。
　　向毛泽东推荐看这个戏的，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1978年，恢复工作不久，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建议《解放军报》评介刚刚解禁的昆曲《十五贯》影片，提倡为人民负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当过于执，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冤案假案的罪行。
　　根据朱国梁长女朱相群（剧团乐队二胡，兼会计）当年的观演人数与票务收入记录，1956年5月2日至11日的10天当中，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政法学校等政法部门包场观看《十五贯》7场，共约13200人次观看演出。

　　1956年5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座谈会的讲话中说：这个戏，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了。
　　1956年5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姜大陶的署名文章《从司法工作角度看昆剧“十五贯”》，其中分别分析了过于执、周岑、况钟三个人的不同表现，在文章的最后指出：
　　总之，昆曲《十五贯》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司法工作者。今天我们的司法制度是保护人民政权和人民利益的，这与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迥然不同。旧衙门审理案件，草菅人命、株连好人是常事，在我们的社会里则绝不能容许这类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坚决防止司法工作中任何主观片面、粗枝大叶的现象，不断发扬我们司法工作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就这个意义说，《十五贯》这出戏正是我们司法工作者所应上的许多课程当中生动而实际的一课。

　　《文艺报》1956年第11期（6月15日出版），发表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的文章《“十五贯”给我们的启发》：近来我们在提醒审判同志注意时，常常的这样说：“千万别唱了‘十五贯’！”文章指出，看了《十五贯》后，就要针对过于执的错误，对“无罪假定”和“律师制度”的建立健全，“采取积极的态度”;要更加重视法院组织法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把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的工作方法在还未颁布的诉讼程序里明确地规定出来。
　　1956年8月5日，《光明日报》用了第二版一整版登载司法工作者文章，编者的目的是“通过对十五贯的学习、讨论，使我们的司法工作者（还有公安、检察工作者）更好地掌握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肃清残存在我们思想中的唯心主义”。
　　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郑绍文撰写的《应当从“十五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肯定况钟调查事实，勘察现场侦破案件的“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我们人民司法工作者所必须遵守的工作原则”，并在文末指出：
　　过于执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过于执的那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主观臆断的审判作风仍然侵袭着我们某些司法工作人员的头脑，因此我希望所有司法干部都能有机会看一看“十五贯”，从这个戏里吸取应有的教训，以便提高警惕，防止过于执的再现。这对提高与改进我们当前的审判工作是有好处的。
　　由律师胡冰撰写的《从“十五贯”看辩护制度的重要性》，从过于执、况钟对待被告人陈述采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中，体会到“我们做律师工作的人应该学习况钟的那种对人民负责和坚持原则的精神，督促法院能够更好地尊重和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帮助被告人更有效的进行辩护，以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由北京市前门区人民法院院长李更撰写的《两种不同的审判作风》中说，自己聚精会神看了四次戏（1956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有过四次包场，可能这四次《十五贯》演出李更都看了），举出了其本人1952年末参与研究的一起“强奸堕胎和预谋杀人”案件，办案人员也“患着过于执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病症”，差点造成冤案的教训。
　　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杨伟撰写的《口供和证言》中，根据过于执错误地把秦古心等对于苏、熊二人的怀疑，作为事实根据，导致判断失误的情况，认识到应该正确对待群众反映和证人证言，并检讨了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现在，我们虽然一般都重视了依靠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但是其中确也存在类似过于执的缺点。有时我们只满足于听取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而不再去分析它的可靠性如何;有时我们只搜集了一些片段的、表面现象的反映，或只是导向弄清事实的一些线索，而没有进一步查明问题的症结、本质是什么;有时我们把群众中间一些明显掺杂了个人成见、私人恩怨的陈述，也都作为案情的真实情况，甚至不事先查明证人与当事人的关系，以至把伪证信以为真。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彻底弄清案情，正确判案。
　　除了以上四篇专题文章外，另有两条通讯报道：《北京市司法局召开座谈会讨论“十五贯”》《山东省司法厅组织司法干部看“十五贯”》，还用“我们的感想、收获、意见”为题，编发了各地方政法工作人员观看《十五贯》后的体会，计有安徽省滁县人民法院赵一鸣的《把过于执当一面镜子》、青岛市司法局刘椿的《去掉周忱的观点》、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张辛野的《不放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陈建国的《认真地对待口供，但不轻信口供》、北京市司法局沈雯辉的《揣摩推测不能代替事实》，以及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何济翔关于上海市司法局全体司法干部观看这部戏的情况介绍。何济翔说，大家看完都感到有收获，因此他建议：司法部以及检察、公安部门可以通报全国，希望全体司法、检察、公安人员尽可能去看这一出戏。
　　从以上内容来看，一出反映封建时代生活的历史剧，引发了公安司法工作者对于现实工作的思考，可以说是一出戏引发了全国公安司法战线的一场讨论。在刚刚成立七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何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等无疑还都是新生事物，但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回避，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昆剧《十五贯》成为深入思考这一系列工作的撬动杆，既是偶然，也有必然。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