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0年前，由中国和瑞典专业人士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先后两次共6年的征程中，跨越重重戈壁荒漠，考查范围涵盖气象观测、地理与测绘、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与民族学等领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
300级台阶，从新疆天池边的福寿观牌坊走到观门，普通人大概只需几分钟。而年龄均过七旬的刘美丽、刘安妮和刘艾林姐妹，停停走走，兴奋地聊天、提问，花了数倍的时间。
9月底10月初，从所居住的澳洲、美国，姐妹仨齐聚乌鲁木齐，又从天池、库车，一路追寻父辈的足迹。
90年前，她们的父亲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备注：1930年代用“考查”而非“考察”一词，除后来出版的黃文弼日记书名外，本文因循此称呼全文照用。以下简称这次考查为“西北科考”）的第一批成员，当时的北大理预科学生，曾驻扎于天池福寿观一带进行气象观测。因为在这次科考期间表现优异，刘衍淮获得了珍贵的留德机会。留学期间，出于对军事气象的兴趣，他矢志献身这项事业，回国后培养了成百上千军队气象人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刘衍淮与李宪之并称为海峡两岸的气象科学泰斗与气象教学的“一代宗师”。
雕梁画栋的福寿观并非气象站原址，气象站坐落在更高、更远的山坡上。
观测站有一蒙古包，余与德人马学尔及一哈萨克仆人住其中。山之阴面松柏丛生，山腰有一三官庙，有道士ー人主持之。山下为一大湖，岸上松柏苍翠，风景绝佳。湖岸道观名福寿寺，有道士数十人，耕种附近田地，也去迪化化缘。
——刘衍淮西北科考日记
90年过去，不仅当初的帐篷早已灰飞烟灭，原址附近也没有关于刘衍淮及科考团的丁点介绍。
但在1930年代，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当时的北平新闻界给予了连篇累牍的报道。1927年4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5月，专业人士的队伍，加上数百匹辎重累累的骆驼，从包头出发，考查范围涉及内蒙、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诸省。
一次原本因德国汉莎公司开辟新航线而派赫定启动的气象考查，最后演变成了先后两次、长达6年（将之后的绥新公路勘察也算入共计8年），绵延万里，涵盖气象观测、地理和测绘、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调查的大规模研究。所得各类采集品、文物与科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几个月前，刘家姐妹将刘衍淮留下的科考照片、日记和文献等珍贵资料捐献给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这些东西回到了它们的家。我们想，在天上的父亲应该会很高兴。”刘美丽三姐妹语带欣慰。
9月29日，该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和纪念活动。徐炳昶、黄文弼、袁复礼、龚继成和刘半农等西北科考团理事和成员的后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黄文弼中心的成立同样源自一项意义非凡的个人捐赠。2012年至今，黄文弼的儿媳李传芳带领子女，遵循两代人的遗愿，在多方调查后，选择将黄文弼的三千多册图书（多为线装书）、一千多枚拓片及珍贵地图捐赠给新疆师大。不久前，袁复礼后人也把家里保存的（由袁复礼收藏多年）科考团部分成员的文献和物品捐赠给这里。
然而，除后人圈子和少数研究者以外，西北科考的历史如同一片巨大的空白，为世人所忽略。如若不是在1980年代之后，先后由民间发起过三次周年纪念、一次课题研究，又在黄文弼中心诸多学者的努力下开始筹建科考团纪念馆和研究平台，中国西北科考团几乎就要埋没在历史的缝隙里。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昼夜兼程，生怕慢下来，习惯了兴冲冲地往前看，不太往后看。到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终于到了要把历史翻出来摸一摸、细细琢磨的时候。”黄纪苏说。“回顾20世纪初的西北科学考查，是在传统学术和现代科学的结合中一次极有意义与成就的实践。但1949年后，在反侵略、反帝的话语体系里却陷入了尴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其实正是一部民国前后的外交史，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史。”
古人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勉励青年，而我们又恰恰生在如此不幸的一个中国，更不容有半点安闲自在、偷生于世！……我希望能像一个穿老布衣服的乡下人，胼手胝足，辛苦一生……我愿脚踏实地一生做我的实地工作。我愿永远保持这样的态度！
——地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西北科考团成员陈宗器
在艾林的童年记忆里，科考永远是父亲刘衍淮讲给她听的每晚Bed time story（睡前故事）。
“太小了，我只记得他讲他们骑骆驼。讲狼来了，一条一条死的狼，在帐篷旁边。还有夜里入睡前，生怕骆驼跑掉，他们会把骆驼绳子绑在手腕上。”
直到看到父亲的亲笔日记，才了解真实场景的危难。
山上风大，野狼常到蒙古包周围寻觅食物。有一次我在冰面沿湖测量，想画一湖的地图，因四月中天气已稍暖，湖冰时时作破裂声之巨响，余惧冰裂而坠水，故半途而废，常见山上降雪之日，湖及寺处降雨，上下高度差千余米，温度差在10℃以上，五月三日下山时山上积雪深1m。 ——刘衍淮西北科考日记
“真是要守得住寂寞啊！”前来新疆师大参加纪念活动的台湾气象学人叶文钦边看展览边感叹。
去乌市开会的前两天，刚一到吐鲁番，我便领教了“陆地风库”的凛冽。街道上的树叶平行摇摆、左右哆嗦，沙子直往嘴里钻。高速公路迅即封闭，改道行进的公路上，几里外的风沙刮出螺旋般的形状。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嗓子发干、耳鸣等反应一直不曾消除。但与西北科考团的经历相比，这些都过于小儿科了。
在团员和赫定的记录中可见，严酷的气候条件是首当其冲的噩梦：“风暴起时，篷顶和衬边被撕成条子;经常是兜头盖脸的狂风暴雨，随团的驼队一哄而散，花了多少现大洋才买来的骆驼，一瞬间竟打了水漂。赶上风沙无水，团员们实在渴得不行了，只能以骆驼尿救急。从-40.7°C的严寒到42.4°C的酷暑都经历过。在1927年底向新疆的进发途中，粮食不够吃了，又遇大风，条件异常艰苦，只能杀骆驼充饥……德国飞行员钱默满曾经一次在自己的帐篷中杀死了3条蛇。”
当中瑞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查团已成定局时，有些欧洲人告诉赫定，中国成员最多只能跟他走到尚通铁路的包头，从那儿他们就要转回北京。另一些人认为，老式的中国人都是一些农民，他们只靠着自己家乡地里的收成活着。他们会对荒僻、贫瘠、干旱及沙漠中极度的孤独感到恐惧。但赫定很快便发现并向世界宣告：“实际上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考查团的队伍，所有人都跟我走进了沙漠。认为中国人害怕沙漠的欧洲人自己，从未迈出那苍白的文明世界一步。”
此前从未有过田野考查经验的黄文弼，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工作时，生生练成了攀岩高人，获得了木版经纸。
壁高百余丈，以手拊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有陡坎手足无所拊，乃系绳于腰，以人拽之徐放。余手挽绳而足拊岩徐下，若此者四十余丈，至有洞壁处。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
由于西部太苦，营养跟不上，黄文弼回来后满口牙齿全数脱落。地质学家袁复礼为保住“天山龙”化石的完整无损，连续工作四个月，在发掘时冻伤了自己的脚，后不得不做手术。袁复礼整整五年没回过家，走时夫人已经怀孕，等考查完回到家里，女儿袁疆已经快五岁了。她那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便来自于这次考查。
画家陈雅丹的名字也与西北科考渊源颇深。“我知道‘雅丹’这一词语，被国际地理界正式作为特殊风蚀地貌的专用名称，正是从斯文·赫定及父亲陈宗器进入罗布泊后开始的。”
希望亲眼目睹雅丹地貌、重走父親当年路的梦想，在20年前得以实现。陈雅丹曾先后两次，以纵穿和横穿的方式深入罗布泊。这些都记录在她撰写的《走向有水的罗布泊》一书中。
在现代越野车和多位当地探险专家的“护航”之下，行走于戈壁腹地的陈雅丹仍然备感吃力。其中最大的苦楚发生在碱滩路段。
碱滩是史前塔里木盆地碱海的海底。当时海的面积比现在大，约9250平方公里。后来海底隆起，海底的盐碱经过多次干枯、涨水、溶化，与泥沙固结，最终形成了坚硬如铁的大盐碱块。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觉得碱地的外观如同“刚刚犁过的土地立刻被冰冻了起来。它们小的有一尺来长，大的有一两米高，人行进期间感觉波澜起伏，仿佛置身于硬碱块的汪洋大海之中”。
此碱滩乃古代海底，为史前塔里木盆地之碱海……行一日后，余等皆感足痛，骆驼柔软之足更在碱滩上血汁斑斑矣！……帐篷不易支起……铁钉不易击入，并不能得平放铺盖处，平日骆驼经长途旅行之后 自然倒地休息者，至此虽使其下躺，亦立即起立，以碱滩锐利坚硬，不胜其痛苦之故，汉代大军西征时，经过盐泽困难情形，亦有记载。
——陈宗器《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
“到处是七棱八翘的大盐碱块。这就是父亲说的‘碱滩’了。”陈雅丹回忆。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时代，汽车是已被宣判绝对无法在碱滩上行走的，而如今由于有了测石油时大车压出的测线，我们的车才能继续向南，条件比过去是好多了，然而依然是十分厉害的颠簸，颠得头皮发麻，浑身成了土猴才算，速度还特别慢时间格外漫长，空间显得永无止境。”
当时去罗布泊，必须经过新疆政府的批准，而在1930年代，新疆地方政府对西部地理考查一律采取不合作态度，不批准任何探险队、考查队进入新疆。“即便是中央政府批准了，他们也不开绿灯。”
考查团到达乌鲁木齐后，新疆统治者杨增新了解到他们是为科学而来，对他的统治并无威胁，而且对地方发展有利，因此批准了考查计划。只是出资方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航线试航的目的没有达到，德国在与赫定签订的合同期满后不再出资，部分德国团员奉召回国，斯文·赫定不得不回国另筹经费。团员们稍事休整，便奔向全疆各地展开工作。到1930年，第二拨科考开拔。
科考团的每一位中国成员，都在考查中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或唯一。最让人不忍提及的，是北大物理系大三学生马叶谦。科考团到达额济纳河之后，就在葱都尔（又说松都尔）设立了第一座气象台，马叶谦和瑞典人生瑞恒被留下来开展工作。不想马叶谦竟因长期抑郁和精神错乱自杀。 “如果马叶谦全身而返，他的前途不可限量。长达两年多的气象观测，马叶谦坚持了18个月，对于额济纳地区破天荒的气象观测，他记录的数据功不可没。”
北京将证明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能够很好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因为知识会超越政治藩篱和种族间的偏见，我从不打算理会令人不安的纷扰和短视的民族主义……旅行队的人都将成为朋友，中国人将享有与欧洲人一样的权利。而中国人是在自己国家，是主人，而我们则是客人。因而，我期望每个人都能恪尽职守，因为，如果探险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尽自己最大努力，那我们的成果将会真正有利于人类的福祉。”
——斯文·赫定
堪称奇绝的中瑞西北科考，缘起于一个西方人的中亚情结。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进入罗布泊考查湖泊地理情况时，因其向导奥尔德克意外找到几片雕刻残片，使他意识到自己已嗅到一处古代文明的遗址。次年，他再次在奥尔德克的带领下进入罗布荒漠，发现了消失已久的楼兰遗址，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震动，引发了西域和罗布泊、楼兰的探险考古热。
在1893-1909的三次亚洲探险活动中，赫定都是唯一参与的欧洲人，要承担全部的科学观测和采集工作。“时而有一种愿望攫住了我的心，有朝一日，我要率领一支大型的队伍到我已经探察过的地区以及中亚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区进行探险。”
1926年，德国汉莎航空计划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交通走廊，需要预先考查沿途的地理、地貌和气象情况。曾经四进四出中国西北腹地，有着极高声誉的赫定成为率领这支考查队的最佳人选。尽管赫定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汉莎公司的邀请。
第一批出发的团员，包括10名中国人、6名瑞典人、11名德国人和1名丹麦人，此外还有3名曾为外国探险队服务、受过野外发掘训练的中国采集员，三十多名汉、蒙等各族工人。5月20日，大队开始向北进发。232峰骆驼组成的驼队足足排了一二里地长，两边还有当地驻军派来的30名骑兵护送，浩浩荡荡。
这次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差点夭折。
“光是中瑞双方的谈判细节都可单独出书了。”徐十周个子高，说话宏亮。他的祖父徐炳昶（字旭生）曾任北大教务长，是中瑞西北科考团首任团长。直到1990年代翻译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一卷时，人到中年的徐十周才开始真正了解先辈参与的这段历史。徐十周翻译过的第一卷前两章满满当当数万字，全都是关于西北科考协议从萌生到引发论战，到最后出炉的过程。这一部分最后没有收入该书中文版，但放在了他姑姑王忱主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里。
在最初赫定所拟的协议中，有两条引起中国学术团体激烈反弹，分别是：“只容中国二人参加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需东还”，“关于将来采集历史之文物，先运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为送还。”
不能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沙俄、英、法开始注意到新疆等地散見的文物、古城与古代文献，对这片土地曾是中国与波斯、印度文明交汇之处已开始有了模糊感知。一拨又一拨不同学科的调查者往往打着“考古”的旗号步入新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被搜掠而去。在仰韶发掘中起到关键作用、备受尊崇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之所以积极促成西北科考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瑞方能帮助验证他所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岂可再由列强掠夺和摆布？！”在五四风潮推动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逐渐形成，对外国来华探险者的动机与条款产生了本能的抵制。
1927年3月5日，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等十余家学术机构在北大三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最后“议决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根本反对此等事项”。
朱玉麒深入研究西北科考多年。他说，观察中国给外国人发的护照之变化，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一开始上面要求各地一定要保护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后来才加上保护安全的同时要注意他们的动向，比如限制其窥视边疆的地域和面貌，俄罗斯人的入境不得夹带中国人的商品，一点点地，在知识分子的提议之下，国家的主权保护意识提高起来了。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当发现懦弱无能的国家政府可能无视和放弃科考与科学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干什么——这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爆发。”
年轻的中国学术界依然希望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学术并且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至4月下旬，拉锯数轮的双方终于达成19条合作办法。办法中确定了协会下设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对考查团的领导地位;设中外两名团长;采集品运往北京，由理事会处置;有关国防问题不得考查;考查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考查期限2年等等。
在徐十周看来，赫定一直就有英雄情结，希望做个探险大家。“有人认为他学术能力不够，但我觉得还是很强的，野外作业和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悍。他并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抱着文化侵略的目的，不然也不会达成这样的协定。”
表面看，赫定的任务和角色是尽可能帮助航空公司获取开辟航线所必需的地理、气象，以及相关的天文学及地磁学资料。而他真正在意的是进一步考查以前没有考查过或者未曾考查透彻的区域和内容——譬如罗布泊，同时找寻中亚和中国内地新石器农业文化之间相互联系方面的资料。
多位学者指出，与斯坦因等人不同，赫定的探险或考查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赫定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作交易。在路经吐鲁番见到千佛洞被勒柯克等人劫掠，他表示了义愤。“如果富有经验的欧洲科学家们能帮助中国人找到并保存那些埋藏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无穷的科学财富，那只会有益于中国人。”赫定说。 从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从财力、人力和物力哪方面讲，都迫切需要外方的支持。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主编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一书中提到，在西北科考成行的1927年，除地质调查所外，中国尚没有其他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不但匮乏资金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连教师的基本生活费都没有保障。由于北大存在教员“薪水无着”的窘境，为让参加考査团的徐炳昶在外安心工作，刘半农还得给徐的妻子筹生活费。
至于到野外考查，更是可望不可即。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李济曾经回忆，1923年他回国后不久，发现“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纷纷到中国的北方来考古。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虽然也想去做，但是没有钱”。
从最后的结果看，中方得到了大量急需的矿产资源、西部交通、社会民情，重要的建设资料和古生物、考古等学术资料（尽管没有在日后得到及时总结和善用），还培养出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同时也满足了赫定证实古丝绸之路以及进一步调查罗布泊及周围河流变迁原因的愿望。可以说，西北科考是一次双赢的合作。考查时间也从原定的两年延长至六年，并且衍生出1933-1935年的绥新公路考查：中国政府铁道部直接出经费，在赫定带领下，派出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尤寅照和龚继成，以及其他科学家参与。
中国西北考查团考查的地域之广阔、时间之漫长、学科之众多、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为人的准则。
——陈诗闻、王德民
距离吐鲁番十多公里的交河故城，从空中俯瞰如一枚狭长的扁舟，矗立于30米高的台地之上。东西两边有天然的河道相护，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都城和生土建筑群，绵延存在一千五六百年，最终毁于元察合台汗国时期。
西北科考的数年里，黄文弼踏遍塔里木盆地南部东段以外所有地区。1928年和1930年春，他重点发掘了交河故城。
今天的来访者只能在上世纪90年代青红砖砌成的主干道和次干道上步行，旁边的生土——那些科考家们蹲守过、早年交河居民戏耍的区域，“严禁踩踏”。
目之所及，眼前依旧一片土色。偶尔凸显在视野里的一个方框，总让人要猜测，那是汉唐官署或民居里的门，还是窗？除了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和仅有的四株野西瓜藤，交河故城寸草不生。这两种植物不宜人类食用。两千年前，当地人除了划舟到河道对面的陆地购买食材，最可拿来物物交换的资本便是陶器。
黄文弼在交河的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和高昌麹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具有很大价值。也是在1930年，他在罗布泊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
研究者们都认为，黄文弼最引以为豪的，当数在罗布泊东发现土垠汉代烽遗址。1930年4月23日，他派人四出探寻古迹，悬赏以待。当日风沙大作，傍晚时分，焦急等待中：
忽瞥一骑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猎枪横陈马脊，左手执韁，右手秉栉，踏蹀徐行，掠余帐而过。余异之，揭帐而视，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欣喜之余、慰勉有加。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
当年四五月间的两次发掘，共得六百多件文物，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七十多枚汉代木简。
“什么是汉简？”9月28日夜，新疆师大活动的与会者、龚继成的孙女龚长桥问朱玉麒。
“毛笔写在木片上的文书。23厘米左右高，是汉代的一尺，人坐地写字够得着的尺牍。当时篆书记事麻烦，上下延伸，一简写不了几个字，新起的隶书扁，能写更多字，欸，就改用隶书来写了。”
“两千多年的文字，今天还能读懂，好了不得。”龚长桥慨叹。
“那是汉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帝国的旨意传达都靠文书。虽然文牍很慢，但它有节奏。”学语言出身的朱玉麒笑着打开了话匣子。“汉简既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依据，也是了解边防设施、烽燧制度等等汉代文化、经济乃至阶层关系的入口，一隅反三，你会发现，西北边塞在很多方面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
“季羡林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出席新疆师大活动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在此前演讲时说。多年来，他一直做库车、和田等西域地区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致力于探讨精神文明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正是对黄文弼等先人研究的继承与深入。
“如果说，贝格曼在科考中肩负着帮安特生验证‘西方文明（人种）说’的使命，那么黄文弼呢，他也是带着自己的意图和动机出发的？”我问朱玉麒。
“对，是有的。他就想知道中原文化到底向西能推到什么地方。他最开始是想证明中国文明究竟有多强大、多强势，最终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故吾人欲研究东西文明之推进，非在新疆寻觅痕迹不可，此为无可怀疑之事也。’（黄文弼《高昌陶集·叙言》）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就是，中西文化许多的流传痕迹，必须在新疆找到源头。这和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是说人类文明是在交互過程中产生的。”
朱玉麒接着细说：“研究史前文明最主要是通过器物，器物中最重要的是丝路沿线中的彩陶，也就是陶罐，可以看出来西方样式怎样往东传，最终被中国吸收，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怎样往西传，在吐鲁番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印证。包括钱币，有西方压制的钱币，也有中国的孔方。还有铜镜，中国的铜镜是圆形的，中间一个纽，西方的铜镜是带一个柄的，在新疆可以看到，东西方的器物在这里交汇。黄文弼所做高昌的陶器文化，至今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东西文明的交汇必在吐鲁番看到。所以，对西域文明的探索中，他从原先的国家利益出发，直至得出来一个更宏观的想法，人类文明是通过交流产生的。在这样的过程中，黄文弼自己也成长起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科学家的形象。西北考查团在这点上功德无量。” 几乎与黄文弼同时，贝格曼在内蒙额济纳发掘出一万多枚汉武帝至光武帝时期的居延汉简，并发现了距今近四千年的小河遗址，堪称划时代的考古发现。居延汉简抗战时曾送到美国保存，后来全数运至台湾。
“虽说汉简发现者是瑞典人，但这批文物完整地保留在台湾，而且研究者主要是国内学者。这一发现对于两国学术界的重要性而言也不可同日而语。这恐怕也是贝格曼在瑞典默默无闻，而在中国名声日著的一个原因。”专家指出。
在地质、地理、气象、古生物等各个领域，西北科考团也很快交出了令学界兴奋、世人咋舌的成果：
出发才一个多月，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当时徐旭生就估计它“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此后，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了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
另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中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1928年10月下旬，科考团首批团员、北大物理学系学生李宪之与德国气象学家郝德等人在铁木里克进行寒气象观测时，遇上了一次强大寒潮的侵袭。“寒潮越过天山山脉后进入青海省西北部，把观测用的帐篷、仪器全部吹坏，风力远远超过12级以上。”李宪之的儿子李曾中回忆，“父亲说：如果不是他亲自遭遇了这次寒潮的袭击，他也绝不会相信，来自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在穿越了上千千米的路程之后，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次“奇遇”对李宪之的一生影响重大。1930年李宪之与刘衍淮一起，经郝德的推荐，抵达柏林大学学习深造。5年后，他的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发表。利用当时极为稀少的资料，在分析了25次个例的基础之上，李宪之找出了寒潮侵袭东亚地区的几条主要路径，指出：侵袭东亚的强烈冷空气，可以从北极地区越过亚洲，穿过赤道，一直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在那里形成特大暴雨。这一发现突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赤道无风带的学说，开辟了两个半球天气系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新纪元，引起气象学界的轰动与质疑，几十年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考查团的实地考查，解决了当时国际地理学界争论不休的罗布泊位置问题，证明了罗布泊是随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变位置的迁移湖。这是斯文·赫定的重要学术贡献。陈宗器亦以实地考查的有力证据，提出了交替湖的观点，他也成为中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
最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全部考查采集品留在中国。当徐炳昶1929年与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在北平、南京各大学作考查演讲时，受到学术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大公报》报道说，“楼上楼下均无隙地，听众踊跃情况为历来集会所未有”，“唤起学术界之倾倒。”
在黄纪苏看来，对于祖父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立功立德立言比其他一切更为重要，“他们写文字，都是‘中国之学术，端赖我辈’这种字眼，自我期许很高，都是在各自的领域要干出点什么来，能留下一些超越有限生命的、不朽的东西。所以戈壁荒滩苦不堪言，但在他们眼里，都是学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能加入冥冥之中古往今来那支高贵的队伍，那所有这些苦难就都不是畏途，而是有收获的长征了。”
中欧间这种善意的、友谊的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快愉的泉源;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斯文·赫定《长征记》
某种意义上，一步一步西去的科考团，亦不乏争胜意味。
李希霍芬说过：“中国的文人性情懒，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所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
一开始，团队中的德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没看见过中国人5个人一起唱过歌”（德国谚语，意为“一盘散沙”）。中国人心里自然暗暗较劲，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
1927年7月，贝格曼在白云敖包发现了1300件石器，斯文·赫定为此还发了他25元奖金，徐炳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文弼，还说自己担心这次考查中，中国学者的考古成果会不如外国人。黄文弼则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最终结果要在将来定。
积极的竞争自会促发良性的结果。
除了赫定和拉尔生等个别几位，年龄最大的徐炳昶也只有39岁。科学无国界，年轻人很快就混熟了。郝德发现，他的几名中国学生既聪明又勤奋好学，文化知识功底扎实更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悔当初没带上8名学生。”赫定休息时也常去学生的帐篷，每次都看到“桌子”（木箱）上的书是摊开的，有气象学、德语辞典等，他们已开始学习德语，财务总管米纶威成了他们的老师，有的还向赫定学习作路线图，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
徐炳昶不顧旅途劳累，经常在烛光下翻阅历代典籍，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中的地理志，以及《西域图志》、《新疆图志》、《圣武记》、《蒙古游牧记》等书，详细查找所经地区的有关资料，以指导考查，特别是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赫定感叹：“真没想到中国有这样好的学者，要是只是我一个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淖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我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都能知道我所愿知的一切。”
学术交流与较量之外，为国争利争权被视为当然之使命。黄文弼在蒙新日记一开篇便写明：参与考查活动目的主要在两方面：“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查科学。” 民间学者李寻在《黄文弼的多重意义》一文里点明，黄文弼的一大特点就是“轴”。读书肯下死工夫，做人做事也认死理儿，认真到了极端的程度，安排给他的任务，哪怕只有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他都会当成泰山般重大的责任去完成，这种性格特点让他成了考查团中唯一和斯文·赫定“死磕”的“冤家”。
对祖父的倔，黄纪苏并不避讳。“他是湖北人，属于北人中的南人，固执。”
读《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李寻说，很容易发现作者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紧张感，似乎每时每地都在为捍卫祖国的尊严而战斗。
1927年6月，考查团驻地来了一个流动的花鼓戏班子，当时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下令禁止表演这类可能含有下流歌词的节目，以图改良社会风俗。黄文弼建议团长徐炳昶不让戏团表演，但徐以为，反正外国人听不懂，唱就唱吧。随行的摄影师将表演拍成了电影，说是将来带到海外放映。黄文弼深以为耻，认为这是在刻意暴露中国民族落后的那一方面，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愤懑。
“徐先生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委婉一些，会更开阔一些。黄文弼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不能张扬我们的缺陷。而徐炳昶认为作为民俗资料是可以留下来的。最后是听了徐旭生的，这个东西拍了下来。但是黄文弼是义愤填膺地认为要表达我们的立场。”朱玉麒说。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尊严方面，中国团员“寸土不让”。一次露营时，斯文·赫定随手将瑞典国旗插到沙丘上，黄文弼看到，立即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一边说一边拔掉瑞典国旗。
“包括在当时的军事敏感期，航线不能开放给外国人这一点，所有中方团员是有共识的。”朱玉麒指出。
世俗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可是无论外界的社会如何跌宕起伏，都对自己真诚，坚守原则。内心没有了杂念和疑问，才能勇往直前。
——电影《无问西东》
一次筚路蓝缕的西北科考，奠定了其中数位成员在相关学术界的开创者地位，也改变了某些人的事业轨迹。
除了黄文弼的事业彻底由宋明理学和目录学转为考古学外，曾经和“古史辨运动”进行学术论争的重要学者之一、西北科考团首任中方团长徐炳昶，学术道路也从哲学转入考古和史学研究。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炳昶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袁复礼等先生在此后的教学生涯里经常给学生讲起西北科考的经历，许多学生深受触动和鼓舞，萌发了对西北的向往。譬如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就曾在西南联大地质系师从袁复礼。当时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国家急需石油、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号召国人大力开发大西北。陈梦熊受此感召及先生的影响，毕业后毅然投身西北地质调查与研究。
陈梦熊曾经回忆那段求学时光：“袁复礼教授帯领我们到昆明以北二村开展过一次野外实习。那次实习，我们找到了古生界大部分地层，还采集到了三叶虫、笔石、蚌壳类化石及鱼化石。最大的收获就是袁教授带领大家学会了怎样用罗盘测路线图。这个方法，是袁教授以前在新疆考查时用来绘制路线地质图的。”后来陈梦熊毕业后来到甘肃工作。虽然没有准确的地形图，但凭着从袁复礼那里学到的方法，陈梦熊很好地完成了地质图的测量调查。
但与外方接触这段过往，则成了此后档案里的“雷区”。
旅居美国的龚长桥记得，小时候住在上海，帮祖母烧照片，“长大才知道好多是科考的，那时不太明白。”2004年，一次偶然机会，朋友寄给她一本《游移的湖》，她看了十分激动。渐渐接触到了西北科考这段历史，也慢慢认识了王忱、陈雅丹等人。
“后来我老在想，祖父龚继成45岁的短暂生命，居然活出了西北（绥新公路）考查和滇缅公路修建两段精彩的人生，太了不起了！”
“可是后来，怎么就没人理、不让提（这段历史）了呢？”参加刘衍淮遗物捐赠仪式的前夜，她问同桌的前辈、年过八旬的袁刚（袁复礼二女儿）。
“后来就不能说了呀！”头发银白的袁刚回答。
“哦，不能和帝国主义合作！帮凶！对吧？”龚长桥做着往桌子锤拳头的動作。
11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九辰参与了针对西北科考团的课题研究组。关于中科院接收原“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经过，她的调研结果是：50年代初，国家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我国政治上朝苏联一边倒，对西方学者的看法也多了一层意识形态偏见，来华的西方学者基本被视为“文化侵略分子”。和西方的科技合作当然也是不好的事情，甚至有与西方勾结的嫌疑，因此当时的评语就不免偏颇。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其组织极散漫，故参加的人曾有许多位，但始终没有专人负其责的。”最后有如下结论性意见：“由此可见，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发掘采集的资料，大部分已丧失或存在国外。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的动机是好的，是想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但可惜结果依然是与帝国主义妥协的。”
在近年关于西北科考团的评价中，时常诟病的一点是：中国方面，在考查结束后，出版成果零散，在国际上影响较小。“至今，国内也没有整理出一份考查团成果的完整目录。”而反观瑞方，从1937年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外方成员将研究成果汇集，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
张九辰表示，中国方面“生不逢时”：结束野外工作后不久， 中国社会即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多年的战争不但影响了考查团的后续工作， 甚至连野外获得的资料也多有散失：袁复礼考查收集的17箱标本在抗日战争中自北京南运途中皆遗失（其他植物化石和爬行类动物化石，后分别送斯行健和杨钟健教授研究）。郝德主编的《西北气象考查报告》第三卷在二战中毁于布雷斯劳遭受的盟军炮火，“考查团数十人跋涉万里，辛劳累年，耗金巨万，所换来的完整气象观测结果，遭遇空前浩劫，从此胎死腹中，永无问世希望。” 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环境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没能给予考查团充分的肯定。
1950年底，85岁的斯文·赫定致函黄汲清，打听他的中国朋友陈宗器的下落。黄汲清将此信转交给正在中科院办公厅工作的陈宗器。陈宗器没有回信， 但在后来“向组织交待的自传里”提到了此事。
“那个年代，和国外通信就是‘里通外国’，父亲哪里敢？”陈雅丹说。
陈宗器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斯文”，但直到他去世前的1960年代， 他的子女从来听不到父亲关于赫定、罗布泊的只言片语。
第二批科考成员、气象学家胡振铎的经历让人唏嘘。1931年，他受竺可桢推荐和派遣，任气象助理员赴内蒙参加考查。1951年开始整风，曾担任甘肃省气象所所长、西北气象管理处干部的胡振铎被管制审查。审查结束，因为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段“重要历史”，胡振铎被认为“不宜在军中工作”，被清洗出军队。为了生活，他到兰州市日杂公司工作，因为算盘打得好，一直到76岁时还担任会计。10年之后，81岁的胡振铎才落实政策。
“一位优秀的气象学者，后半生却与他的学术毫无关系！”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的“西北科考团进疆90周年”研讨发言中，袁刚大声喊出。
徐十周回忆说，爷爷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他小时候看过，也谈不上仔细（兴趣不在这里）。“就记得他手头总是拿起一本书就看，还保持着看古书、点句读的习惯。当时家里的书只有毛选，偷偷换一本他也能继续看下去。因为是‘文革’时期，家里人（尤其第三代）对于这段历史躲都躲不及，更不要说了解。详细的细节，只能后来向姑姑王忱讨教了。据说考古所一度想写一些东西，来总结那一段历史，后来也不得不搁置。”
在北京，我拜访了社科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员王世民。时任考古所行政秘书的王世民曾在黄文弼最后的岁月里与他共事。
“黄老的家到办公室就隔着200米。他身体不好，肺心病，还爱抽烟。花呢毛料衣服上，老有烟灰往下掉。200米的路，他每次来要喘半天，嘴里还喷药，皮囊插在喉管。1966年考古所搞‘牛鬼蛇神游园’，所里150人，游园30人。不知什么人传闻黄老一天吃一只鸡，给他头戴纸帽子插鸡毛。他受了惊吓，神魂颠倒。写检查，还进错了屋子。”
黄文弼的孙女黄晓洪回忆，夏鼐被打成“走资派”，爷爷和同在一个所里的徐炳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12月17日，爷爷还能自己上厕所。奶奶给熬了营养汤，他喝不下去。第二天，他就走了。我记得那是个飘着雪花的阴天。徐炳昶先生过来看我爷爷，徐老先生很魁梧，头发白，留个长胡子。他没有说什么，匆匆来，又匆匆走了。但他夹着笤帚（被打倒后罚扫厕所和院子）离开的那个背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新疆师大会场，黄晓洪讲完这段往事，全场鸦雀无声。
过去我们的世界史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我们的中国史是中国中心论的中国史，因此，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文明被边缘化，或者说被忘记了。现在通过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即平等地看到欧洲、中国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相互作用，以全球化的观点理解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往史。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 荣新江
1985年，王忱的弟弟、徐十周父亲徐桂伦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一则图片说明写道：“白云鄂博铁矿是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1927年随外国考查团西行时发现的。”
姐弟俩顿感诧异。他们从小就听母亲讲父亲深入西北腹地科考的故事。半个多世纪后，人们怎么会把中瑞联合考查团当成外国考查团了呢？王忱发现，这条错误信息来源于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她给杂志打电话要求纠错。从那时起，王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整理资料的工作中，拜访当时健在的袁复礼、李宪之等老先生，打捞和还原历史。厚达700页的《高尚者的墓志铭》，便是第一阶段的成果，其中收录了《徐旭生西游日记》全文，及多位科学家的科考回忆文章。有几篇丁道衡、陈宗器等先生的遗著、报告，都是王忱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字照着馆藏文献抄写下来的。
1987年5月1日，在包爾汉支持下，王忱与姐姐徐恒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六十年纪念》一文，才算为长期被否定、扭曲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正了名。在王忱、李曾中、陈雅丹等人的努力下，他们发起成立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
因为年事渐高，研究会的执掌人由王忱传到了黄纪苏和徐十周这一代。黄徐二人连呼惭愧。黄纪苏更直言，不要让研究会仅仅成为一个宗亲联谊会。“如果能以科学的手段来发动研究，有一个有公信力的平台来收藏先人们的遗物与研究成果，并且可以公开或者为有需要者分享、使用，必善莫大焉。”
他难忘一次家中的奇遇。“有一个年轻人，长得读书人的样子，面貌沉毅，眼神深沉，话也不多。不知怎么摸到我们家来。问，您是那个（黄文弼先生的孙子）？我说是。他在我们家东瞧瞧西望望，说，您祖父真了不起。看了看我，说您干什么？我告诉他，他摇摇头，说可惜了。”
这人给黄纪苏的印象多年挥之不去。“他说话很不客气，很直接，就是没有必要和这个世界瞎客套。他过来没有别的意思，仅仅是来表达对我祖父的仰慕。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崇尚探险，不是坏事。但我们也不要把历史过于的浪漫化和极致化。祖父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别人想做又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
在后人圈子里，陈雅丹、袁刚母子、龚长桥夫妇都在陆续重走父辈与祖辈的科考路。2017年，兰州大学师生也组团重走了“袁复礼线”，和部分“黄文弼线”（大队线）。这些行动来自于血液里的基因和学术调研需要，当属情理之中。
而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两位公务员以脚步实证、凭一腔对历史的爱好踏访，则给了寻访的后人们莫大的惊喜与鼓励。 陈雅丹说，在写《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后，她有缘与额济纳的公务员李文清、李靖相识。去年，她曾写信询问他们：
父亲曾去银根与额济纳之间的“德列逊库杜克（音译）”。此地不知现在叫什么？此地东经102度59分13.7秒，北纬41度55分42.3秒，方便时不知能否去那里帮我照张相。
李文清立即回答说：“此地在雅干山以東60公里，之前的老公路（额旗至阿拉善左旗）从此经过。现在的地名叫八号民兵点，属阿拉善右旗境。 ”
没想到，不日，李靖、李文清以及另一个额旗蒙古族文史学者嘎拉僧，真的开着李靖的私家车驱车180公里，找到了父亲83年前天文测量的地方！他们介绍，这口井的名字是德列逊呼都格，蒙语的意思：芨芨井。他们介绍，当年父亲来时，德列逊呼都格为绥远新疆驼道必经之地，所以很容易有牧人。后来主人经常更换，现在这口井由1972年来到这里的牧民哈达布和一家看管，他们是个体牧民，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他们成为护林员，享受国家奖补。可惜的是过去茂密的芨芨草现在很少了。
采访时，李文清告诉我，自己长期在畜牧局工作，酷爱读史。自从1988年得到一本额济纳旗的史籍资料汇编，他就放不下了。“发现这块地方很神奇，从汉代开始，突然跳到隋唐、西夏，再到清朝、民国，又有斯文·赫定的考查团，斯坦因也来过。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我就一点一点收集。想知道的越来越多。我和其他读者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些人曾经聚集在哪里，住在什么地方，记载的地名应该是哪个位置。”
那时不要说手机，连照相机都没有。李文清开着摩托，根据文字描述和直觉一处一处踩点，做笔记。2015年，他出版了《额济纳历史上那些事儿》。
2017年和2018年国庆节，李靖、李文清带着来寻踪的王忱母女及龚长桥夫妇，重返考查团驼队当年在额济纳的扎营地，指给他们看当时为测量水文出行所伐的木舟残片。
我问他，这种义务之举的驱动力是什么？
“我们其实就是想把自己生活的这块地方定位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想知道，每一次，当国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这里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时代变了，牧民变了，很多地方景也废弃了，相当于是死地名，没人知道了。”他说，下一步，想走绥新驼道，用GPS定位，把重要地点标注在地图上，留给后人。
与他联系一周之后，我在新疆库车拜城县克孜尔镇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目睹千佛洞门口的游客排起了长龙。
“大家请看头顶上方，每一个菱形格里都是一个本生故事。古龟兹国信奉小乘佛教，这里头的菱格画讲的是端正王智断小儿案……”
故事生动而富有启迪性，靛蓝赭石色的线条画历经千年依然清晰俊美。七八岁的小朋友听着也好奇连连。只是从第8窟越往下走越叫人郁闷：放置释迦佛的拱型佛龛里全都空空如也;半壁乃至整壁的壁画被人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的痕迹——在1927年的西北科考团之前，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走了大量精美壁画。
“今天，它们都收藏在柏林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里。”每个洞窟导游的解说词最后几乎统一为这一句。据说，流失海外的古龟兹壁画99%都存于德国。
“我好想去柏林看啊——”一位游客忍不住叹道。
距离克孜尔千佛洞八百公里的高昌故城，建筑较交河更具气势，风蚀则同样严重。然而那个穹顶的讲经堂，却基本保存完好。
据说一千三百多年前，每当玄奘讲经，高昌王麹文泰都亲自手持香炉前来导引，玄奘就座时，麹文泰跪下为阶，天天如此，其恭敬之态传遍高昌。玄奘离开时，曾经同麹文泰相约，取经回来再回高昌城讲经一个月。为了信守同麹文泰的约定，玄奘没走容易走的海路，仍选择了翻雪山涉流沙回中原。到和阗，玄奘才得知麹文泰已经故去多年。
在高昌故城文管所办公室，我见到了曾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进修的高昌文管所负责人瓦依提。他在该所深造的5个月里，每天跟老师学习回鹘文字母表，渐渐可以释读老师指定的回鹘文佛经文书。这些文书，是从柏林收藏的上万件古代高昌多语种佛经文书中挑选出来的。
“文书最大的1米见方，小的也就半个巴掌大，拿两块薄玻璃夹住，外面贴着胶带。我的心情……怎么说呢。当时他们的考古探险队从新疆掠夺过去大量的一手佛经文书资料。我学习的这些多语种文书，许多都是克孜尔千佛洞、高昌故城的，而我就来自于这些文化遗产的源头。这些文书要在我们国家收藏多好！”瓦依提低着头。“这些文书，他们的专家已经研究了上百年，他们还在研究不停！但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和这些珍贵的文书都是非常尊敬的。”他想起什么，又抬起头来，“而且每年他们研究所都会有几次公共开放日，让公众分享和体验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真不错……”
有资料显示，国家博物馆成立之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利用黄文弼当年收集到的文书与日本方面合作，出版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法书大观》，这当中有很多西域的资料。只是，收藏黄文弼文书的重要图录反而没有中文版。“我们不仅在国内没有办法看原件，连影印件也要通过日文版来看。”
在前来乌鲁木齐的飞机上，袁刚与儿子刘卫东观看了机上放映的电影《无问西东》。其中出现袁复礼先生在日军轰炸西南联大的岁月里，还坚持在岩洞中给学生讲课的镜头。片尾字幕显示：
袁复礼。1941年，时年48岁。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他率队深入西北进行地质考查。当时盗匪横行，野兽出没，一路全靠着驼运与步行。他们发现的大量的完整恐龙化石，震惊了世界。他亦不辞辛苦教授十几门课，培育了几代地质学家。
刘卫东说，这次到新疆来参会，也有追寻先辈足迹之意：在吉木萨尔县博物馆，看到较完整的恐龙介绍，他和母亲袁刚很欣慰;在北庭都护府，他没有找到袁复礼先生曾拍下的白色细晶质石灰岩佛头的下落，颇感遗憾;在新疆博物馆，看到中日共同发掘尼雅遗址30周年的回顾展，他又感到很无奈。
“为何无奈？” “国家要是有能力，都是独立进行发掘工作的。我们国家穷且技术落后，就跟当初西北科考团一样，利用别人的钱和设备干自己的事儿，虽说都有重大发现，自己独立做与中外联合的意义始终不同。”
我也参观了中日尼雅考古纪念展。展厅墙上对于斯坦因的介绍让我小小意外了一把：
在众多外国“探险家、考古家”中，（斯坦因）是来（华）最多、挖掘遺址最多、盗走遗物数量最多的一位。斯坦因在考查中所掠夺的巨量搜集品，现分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等处。有人评价说他是一个盗宝人，但他也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
前面几句评价与描述，很正常。最后一句不含否定与斥责、甚至带有肯定语气的评价，出现在公立博物馆的公开展览中，着实不简单。
“如何看待当时的民族自觉，与今天学者们追求的学术独立，还有考古的国际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呢？”我问朱玉麒。
“那个时候对中国是一个节骨眼，‘现代国家’的概念刚刚出现。这个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学术才刚刚开始。一方面中国科学家们有一种国家的意识，另一方面，这个事情真正交到我们手中的时候要怎么去做。所以他们真的是在这个‘流动的大学’里不断向西方人学习，同时自己不断进取，取得很多西北考查的实物回来。我们也发现，瑞典确实尊重了当时的协议，把很多东西都还了回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古今论衡》专门还发表了若干文章，讨论这些被还回来的东西是如何处理的。现在这些东西放在社科院考古所，其实很多都束之高阁，再也没有去做新的深入的研究了。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担当的问题。碰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大家不断地去做它，但却忘了以前的东西还有继续和深入地来做的必要。中国的学术其实就是缺少一种长效性——就这些东西，我们争夺回来，到底做不做研究呢？不做研究不也等于说是白费吗，只是拿回来了而已。”
（参考资料：《高尚者的墓志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专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纪念册》，《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走进有水的罗布泊》，《西域考古应沿着“黄文弼之路”走出去》等。感谢所有受访者，及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中科院张九辰、鲁迅博物馆秦素银、瑞典东方博物馆季震红、摄影师黄彬先生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爸爸，我们来了！”
300级台阶，从新疆天池边的福寿观牌坊走到观门，普通人大概只需几分钟。而年龄均过七旬的刘美丽、刘安妮和刘艾林姐妹，停停走走，兴奋地聊天、提问，花了数倍的时间。
9月底10月初，从所居住的澳洲、美国，姐妹仨齐聚乌鲁木齐，又从天池、库车，一路追寻父辈的足迹。
90年前，她们的父亲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备注：1930年代用“考查”而非“考察”一词，除后来出版的黃文弼日记书名外，本文因循此称呼全文照用。以下简称这次考查为“西北科考”）的第一批成员，当时的北大理预科学生，曾驻扎于天池福寿观一带进行气象观测。因为在这次科考期间表现优异，刘衍淮获得了珍贵的留德机会。留学期间，出于对军事气象的兴趣，他矢志献身这项事业，回国后培养了成百上千军队气象人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刘衍淮与李宪之并称为海峡两岸的气象科学泰斗与气象教学的“一代宗师”。
雕梁画栋的福寿观并非气象站原址，气象站坐落在更高、更远的山坡上。
观测站有一蒙古包，余与德人马学尔及一哈萨克仆人住其中。山之阴面松柏丛生，山腰有一三官庙，有道士ー人主持之。山下为一大湖，岸上松柏苍翠，风景绝佳。湖岸道观名福寿寺，有道士数十人，耕种附近田地，也去迪化化缘。
——刘衍淮西北科考日记
90年过去，不仅当初的帐篷早已灰飞烟灭，原址附近也没有关于刘衍淮及科考团的丁点介绍。
但在1930年代，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当时的北平新闻界给予了连篇累牍的报道。1927年4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5月，专业人士的队伍，加上数百匹辎重累累的骆驼，从包头出发，考查范围涉及内蒙、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诸省。
一次原本因德国汉莎公司开辟新航线而派赫定启动的气象考查，最后演变成了先后两次、长达6年（将之后的绥新公路勘察也算入共计8年），绵延万里，涵盖气象观测、地理和测绘、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调查的大规模研究。所得各类采集品、文物与科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几个月前，刘家姐妹将刘衍淮留下的科考照片、日记和文献等珍贵资料捐献给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这些东西回到了它们的家。我们想，在天上的父亲应该会很高兴。”刘美丽三姐妹语带欣慰。
9月29日，该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和纪念活动。徐炳昶、黄文弼、袁复礼、龚继成和刘半农等西北科考团理事和成员的后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黄文弼中心的成立同样源自一项意义非凡的个人捐赠。2012年至今，黄文弼的儿媳李传芳带领子女，遵循两代人的遗愿，在多方调查后，选择将黄文弼的三千多册图书（多为线装书）、一千多枚拓片及珍贵地图捐赠给新疆师大。不久前，袁复礼后人也把家里保存的（由袁复礼收藏多年）科考团部分成员的文献和物品捐赠给这里。
然而，除后人圈子和少数研究者以外，西北科考的历史如同一片巨大的空白，为世人所忽略。如若不是在1980年代之后，先后由民间发起过三次周年纪念、一次课题研究，又在黄文弼中心诸多学者的努力下开始筹建科考团纪念馆和研究平台，中国西北科考团几乎就要埋没在历史的缝隙里。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昼夜兼程，生怕慢下来，习惯了兴冲冲地往前看，不太往后看。到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终于到了要把历史翻出来摸一摸、细细琢磨的时候。”黄纪苏说。“回顾20世纪初的西北科学考查，是在传统学术和现代科学的结合中一次极有意义与成就的实践。但1949年后，在反侵略、反帝的话语体系里却陷入了尴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其实正是一部民国前后的外交史，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史。”
“胼手胝足，永无止境”
古人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勉励青年，而我们又恰恰生在如此不幸的一个中国，更不容有半点安闲自在、偷生于世！……我希望能像一个穿老布衣服的乡下人，胼手胝足，辛苦一生……我愿脚踏实地一生做我的实地工作。我愿永远保持这样的态度！
——地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西北科考团成员陈宗器
在艾林的童年记忆里，科考永远是父亲刘衍淮讲给她听的每晚Bed time story（睡前故事）。
“太小了，我只记得他讲他们骑骆驼。讲狼来了，一条一条死的狼，在帐篷旁边。还有夜里入睡前，生怕骆驼跑掉，他们会把骆驼绳子绑在手腕上。”
直到看到父亲的亲笔日记，才了解真实场景的危难。
山上风大，野狼常到蒙古包周围寻觅食物。有一次我在冰面沿湖测量，想画一湖的地图，因四月中天气已稍暖，湖冰时时作破裂声之巨响，余惧冰裂而坠水，故半途而废，常见山上降雪之日，湖及寺处降雨，上下高度差千余米，温度差在10℃以上，五月三日下山时山上积雪深1m。 ——刘衍淮西北科考日记
“真是要守得住寂寞啊！”前来新疆师大参加纪念活动的台湾气象学人叶文钦边看展览边感叹。
去乌市开会的前两天，刚一到吐鲁番，我便领教了“陆地风库”的凛冽。街道上的树叶平行摇摆、左右哆嗦，沙子直往嘴里钻。高速公路迅即封闭，改道行进的公路上，几里外的风沙刮出螺旋般的形状。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嗓子发干、耳鸣等反应一直不曾消除。但与西北科考团的经历相比，这些都过于小儿科了。
在团员和赫定的记录中可见，严酷的气候条件是首当其冲的噩梦：“风暴起时，篷顶和衬边被撕成条子;经常是兜头盖脸的狂风暴雨，随团的驼队一哄而散，花了多少现大洋才买来的骆驼，一瞬间竟打了水漂。赶上风沙无水，团员们实在渴得不行了，只能以骆驼尿救急。从-40.7°C的严寒到42.4°C的酷暑都经历过。在1927年底向新疆的进发途中，粮食不够吃了，又遇大风，条件异常艰苦，只能杀骆驼充饥……德国飞行员钱默满曾经一次在自己的帐篷中杀死了3条蛇。”
当中瑞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查团已成定局时，有些欧洲人告诉赫定，中国成员最多只能跟他走到尚通铁路的包头，从那儿他们就要转回北京。另一些人认为，老式的中国人都是一些农民，他们只靠着自己家乡地里的收成活着。他们会对荒僻、贫瘠、干旱及沙漠中极度的孤独感到恐惧。但赫定很快便发现并向世界宣告：“实际上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考查团的队伍，所有人都跟我走进了沙漠。认为中国人害怕沙漠的欧洲人自己，从未迈出那苍白的文明世界一步。”
此前从未有过田野考查经验的黄文弼，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工作时，生生练成了攀岩高人，获得了木版经纸。
壁高百余丈，以手拊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有陡坎手足无所拊，乃系绳于腰，以人拽之徐放。余手挽绳而足拊岩徐下，若此者四十余丈，至有洞壁处。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
由于西部太苦，营养跟不上，黄文弼回来后满口牙齿全数脱落。地质学家袁复礼为保住“天山龙”化石的完整无损，连续工作四个月，在发掘时冻伤了自己的脚，后不得不做手术。袁复礼整整五年没回过家，走时夫人已经怀孕，等考查完回到家里，女儿袁疆已经快五岁了。她那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便来自于这次考查。
画家陈雅丹的名字也与西北科考渊源颇深。“我知道‘雅丹’这一词语，被国际地理界正式作为特殊风蚀地貌的专用名称，正是从斯文·赫定及父亲陈宗器进入罗布泊后开始的。”
希望亲眼目睹雅丹地貌、重走父親当年路的梦想，在20年前得以实现。陈雅丹曾先后两次，以纵穿和横穿的方式深入罗布泊。这些都记录在她撰写的《走向有水的罗布泊》一书中。
在现代越野车和多位当地探险专家的“护航”之下，行走于戈壁腹地的陈雅丹仍然备感吃力。其中最大的苦楚发生在碱滩路段。
碱滩是史前塔里木盆地碱海的海底。当时海的面积比现在大，约9250平方公里。后来海底隆起，海底的盐碱经过多次干枯、涨水、溶化，与泥沙固结，最终形成了坚硬如铁的大盐碱块。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觉得碱地的外观如同“刚刚犁过的土地立刻被冰冻了起来。它们小的有一尺来长，大的有一两米高，人行进期间感觉波澜起伏，仿佛置身于硬碱块的汪洋大海之中”。
此碱滩乃古代海底，为史前塔里木盆地之碱海……行一日后，余等皆感足痛，骆驼柔软之足更在碱滩上血汁斑斑矣！……帐篷不易支起……铁钉不易击入，并不能得平放铺盖处，平日骆驼经长途旅行之后 自然倒地休息者，至此虽使其下躺，亦立即起立，以碱滩锐利坚硬，不胜其痛苦之故，汉代大军西征时，经过盐泽困难情形，亦有记载。
——陈宗器《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
“到处是七棱八翘的大盐碱块。这就是父亲说的‘碱滩’了。”陈雅丹回忆。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时代，汽车是已被宣判绝对无法在碱滩上行走的，而如今由于有了测石油时大车压出的测线，我们的车才能继续向南，条件比过去是好多了，然而依然是十分厉害的颠簸，颠得头皮发麻，浑身成了土猴才算，速度还特别慢时间格外漫长，空间显得永无止境。”
当时去罗布泊，必须经过新疆政府的批准，而在1930年代，新疆地方政府对西部地理考查一律采取不合作态度，不批准任何探险队、考查队进入新疆。“即便是中央政府批准了，他们也不开绿灯。”
考查团到达乌鲁木齐后，新疆统治者杨增新了解到他们是为科学而来，对他的统治并无威胁，而且对地方发展有利，因此批准了考查计划。只是出资方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航线试航的目的没有达到，德国在与赫定签订的合同期满后不再出资，部分德国团员奉召回国，斯文·赫定不得不回国另筹经费。团员们稍事休整，便奔向全疆各地展开工作。到1930年，第二拨科考开拔。
科考团的每一位中国成员，都在考查中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或唯一。最让人不忍提及的，是北大物理系大三学生马叶谦。科考团到达额济纳河之后，就在葱都尔（又说松都尔）设立了第一座气象台，马叶谦和瑞典人生瑞恒被留下来开展工作。不想马叶谦竟因长期抑郁和精神错乱自杀。 “如果马叶谦全身而返，他的前途不可限量。长达两年多的气象观测，马叶谦坚持了18个月，对于额济纳地区破天荒的气象观测，他记录的数据功不可没。”
几经难产之协议
北京将证明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能够很好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因为知识会超越政治藩篱和种族间的偏见，我从不打算理会令人不安的纷扰和短视的民族主义……旅行队的人都将成为朋友，中国人将享有与欧洲人一样的权利。而中国人是在自己国家，是主人，而我们则是客人。因而，我期望每个人都能恪尽职守，因为，如果探险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尽自己最大努力，那我们的成果将会真正有利于人类的福祉。”
——斯文·赫定
堪称奇绝的中瑞西北科考，缘起于一个西方人的中亚情结。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进入罗布泊考查湖泊地理情况时，因其向导奥尔德克意外找到几片雕刻残片，使他意识到自己已嗅到一处古代文明的遗址。次年，他再次在奥尔德克的带领下进入罗布荒漠，发现了消失已久的楼兰遗址，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震动，引发了西域和罗布泊、楼兰的探险考古热。
在1893-1909的三次亚洲探险活动中，赫定都是唯一参与的欧洲人，要承担全部的科学观测和采集工作。“时而有一种愿望攫住了我的心，有朝一日，我要率领一支大型的队伍到我已经探察过的地区以及中亚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区进行探险。”
1926年，德国汉莎航空计划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交通走廊，需要预先考查沿途的地理、地貌和气象情况。曾经四进四出中国西北腹地，有着极高声誉的赫定成为率领这支考查队的最佳人选。尽管赫定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汉莎公司的邀请。
第一批出发的团员，包括10名中国人、6名瑞典人、11名德国人和1名丹麦人，此外还有3名曾为外国探险队服务、受过野外发掘训练的中国采集员，三十多名汉、蒙等各族工人。5月20日，大队开始向北进发。232峰骆驼组成的驼队足足排了一二里地长，两边还有当地驻军派来的30名骑兵护送，浩浩荡荡。
这次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差点夭折。
“光是中瑞双方的谈判细节都可单独出书了。”徐十周个子高，说话宏亮。他的祖父徐炳昶（字旭生）曾任北大教务长，是中瑞西北科考团首任团长。直到1990年代翻译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一卷时，人到中年的徐十周才开始真正了解先辈参与的这段历史。徐十周翻译过的第一卷前两章满满当当数万字，全都是关于西北科考协议从萌生到引发论战，到最后出炉的过程。这一部分最后没有收入该书中文版，但放在了他姑姑王忱主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里。
在最初赫定所拟的协议中，有两条引起中国学术团体激烈反弹，分别是：“只容中国二人参加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需东还”，“关于将来采集历史之文物，先运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为送还。”
不能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沙俄、英、法开始注意到新疆等地散見的文物、古城与古代文献，对这片土地曾是中国与波斯、印度文明交汇之处已开始有了模糊感知。一拨又一拨不同学科的调查者往往打着“考古”的旗号步入新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被搜掠而去。在仰韶发掘中起到关键作用、备受尊崇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之所以积极促成西北科考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瑞方能帮助验证他所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岂可再由列强掠夺和摆布？！”在五四风潮推动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逐渐形成，对外国来华探险者的动机与条款产生了本能的抵制。
1927年3月5日，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等十余家学术机构在北大三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最后“议决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根本反对此等事项”。
朱玉麒深入研究西北科考多年。他说，观察中国给外国人发的护照之变化，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一开始上面要求各地一定要保护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后来才加上保护安全的同时要注意他们的动向，比如限制其窥视边疆的地域和面貌，俄罗斯人的入境不得夹带中国人的商品，一点点地，在知识分子的提议之下，国家的主权保护意识提高起来了。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当发现懦弱无能的国家政府可能无视和放弃科考与科学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干什么——这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爆发。”
年轻的中国学术界依然希望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学术并且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至4月下旬，拉锯数轮的双方终于达成19条合作办法。办法中确定了协会下设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对考查团的领导地位;设中外两名团长;采集品运往北京，由理事会处置;有关国防问题不得考查;考查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考查期限2年等等。
在徐十周看来，赫定一直就有英雄情结，希望做个探险大家。“有人认为他学术能力不够，但我觉得还是很强的，野外作业和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悍。他并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抱着文化侵略的目的，不然也不会达成这样的协定。”
表面看，赫定的任务和角色是尽可能帮助航空公司获取开辟航线所必需的地理、气象，以及相关的天文学及地磁学资料。而他真正在意的是进一步考查以前没有考查过或者未曾考查透彻的区域和内容——譬如罗布泊，同时找寻中亚和中国内地新石器农业文化之间相互联系方面的资料。
多位学者指出，与斯坦因等人不同，赫定的探险或考查并不是以“找宝”——攫取文物为出发点。赫定一再表示：不与各国古董商作交易。在路经吐鲁番见到千佛洞被勒柯克等人劫掠，他表示了义愤。“如果富有经验的欧洲科学家们能帮助中国人找到并保存那些埋藏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无穷的科学财富，那只会有益于中国人。”赫定说。 从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从财力、人力和物力哪方面讲，都迫切需要外方的支持。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主编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一书中提到，在西北科考成行的1927年，除地质调查所外，中国尚没有其他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不但匮乏资金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连教师的基本生活费都没有保障。由于北大存在教员“薪水无着”的窘境，为让参加考査团的徐炳昶在外安心工作，刘半农还得给徐的妻子筹生活费。
至于到野外考查，更是可望不可即。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李济曾经回忆，1923年他回国后不久，发现“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纷纷到中国的北方来考古。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虽然也想去做，但是没有钱”。
从最后的结果看，中方得到了大量急需的矿产资源、西部交通、社会民情，重要的建设资料和古生物、考古等学术资料（尽管没有在日后得到及时总结和善用），还培养出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同时也满足了赫定证实古丝绸之路以及进一步调查罗布泊及周围河流变迁原因的愿望。可以说，西北科考是一次双赢的合作。考查时间也从原定的两年延长至六年，并且衍生出1933-1935年的绥新公路考查：中国政府铁道部直接出经费，在赫定带领下，派出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尤寅照和龚继成，以及其他科学家参与。
“成果卓著，慰勉有加”
中国西北考查团考查的地域之广阔、时间之漫长、学科之众多、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为人的准则。
——陈诗闻、王德民
距离吐鲁番十多公里的交河故城，从空中俯瞰如一枚狭长的扁舟，矗立于30米高的台地之上。东西两边有天然的河道相护，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都城和生土建筑群，绵延存在一千五六百年，最终毁于元察合台汗国时期。
西北科考的数年里，黄文弼踏遍塔里木盆地南部东段以外所有地区。1928年和1930年春，他重点发掘了交河故城。
今天的来访者只能在上世纪90年代青红砖砌成的主干道和次干道上步行，旁边的生土——那些科考家们蹲守过、早年交河居民戏耍的区域，“严禁踩踏”。
目之所及，眼前依旧一片土色。偶尔凸显在视野里的一个方框，总让人要猜测，那是汉唐官署或民居里的门，还是窗？除了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和仅有的四株野西瓜藤，交河故城寸草不生。这两种植物不宜人类食用。两千年前，当地人除了划舟到河道对面的陆地购买食材，最可拿来物物交换的资本便是陶器。
黄文弼在交河的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和高昌麹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具有很大价值。也是在1930年，他在罗布泊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
研究者们都认为，黄文弼最引以为豪的，当数在罗布泊东发现土垠汉代烽遗址。1930年4月23日，他派人四出探寻古迹，悬赏以待。当日风沙大作，傍晚时分，焦急等待中：
忽瞥一骑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猎枪横陈马脊，左手执韁，右手秉栉，踏蹀徐行，掠余帐而过。余异之，揭帐而视，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欣喜之余、慰勉有加。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
当年四五月间的两次发掘，共得六百多件文物，其中分量最重的是七十多枚汉代木简。
“什么是汉简？”9月28日夜，新疆师大活动的与会者、龚继成的孙女龚长桥问朱玉麒。
“毛笔写在木片上的文书。23厘米左右高，是汉代的一尺，人坐地写字够得着的尺牍。当时篆书记事麻烦，上下延伸，一简写不了几个字，新起的隶书扁，能写更多字，欸，就改用隶书来写了。”
“两千多年的文字，今天还能读懂，好了不得。”龚长桥慨叹。
“那是汉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帝国的旨意传达都靠文书。虽然文牍很慢，但它有节奏。”学语言出身的朱玉麒笑着打开了话匣子。“汉简既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依据，也是了解边防设施、烽燧制度等等汉代文化、经济乃至阶层关系的入口，一隅反三，你会发现，西北边塞在很多方面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
“季羡林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出席新疆师大活动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在此前演讲时说。多年来，他一直做库车、和田等西域地区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致力于探讨精神文明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正是对黄文弼等先人研究的继承与深入。
“如果说，贝格曼在科考中肩负着帮安特生验证‘西方文明（人种）说’的使命，那么黄文弼呢，他也是带着自己的意图和动机出发的？”我问朱玉麒。
“对，是有的。他就想知道中原文化到底向西能推到什么地方。他最开始是想证明中国文明究竟有多强大、多强势，最终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故吾人欲研究东西文明之推进，非在新疆寻觅痕迹不可，此为无可怀疑之事也。’（黄文弼《高昌陶集·叙言》）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就是，中西文化许多的流传痕迹，必须在新疆找到源头。这和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是说人类文明是在交互過程中产生的。”
朱玉麒接着细说：“研究史前文明最主要是通过器物，器物中最重要的是丝路沿线中的彩陶，也就是陶罐，可以看出来西方样式怎样往东传，最终被中国吸收，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怎样往西传，在吐鲁番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印证。包括钱币，有西方压制的钱币，也有中国的孔方。还有铜镜，中国的铜镜是圆形的，中间一个纽，西方的铜镜是带一个柄的，在新疆可以看到，东西方的器物在这里交汇。黄文弼所做高昌的陶器文化，至今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东西文明的交汇必在吐鲁番看到。所以，对西域文明的探索中，他从原先的国家利益出发，直至得出来一个更宏观的想法，人类文明是通过交流产生的。在这样的过程中，黄文弼自己也成长起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科学家的形象。西北考查团在这点上功德无量。” 几乎与黄文弼同时，贝格曼在内蒙额济纳发掘出一万多枚汉武帝至光武帝时期的居延汉简，并发现了距今近四千年的小河遗址，堪称划时代的考古发现。居延汉简抗战时曾送到美国保存，后来全数运至台湾。
“虽说汉简发现者是瑞典人，但这批文物完整地保留在台湾，而且研究者主要是国内学者。这一发现对于两国学术界的重要性而言也不可同日而语。这恐怕也是贝格曼在瑞典默默无闻，而在中国名声日著的一个原因。”专家指出。
在地质、地理、气象、古生物等各个领域，西北科考团也很快交出了令学界兴奋、世人咋舌的成果：
出发才一个多月，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当时徐旭生就估计它“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此后，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了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
另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中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1928年10月下旬，科考团首批团员、北大物理学系学生李宪之与德国气象学家郝德等人在铁木里克进行寒气象观测时，遇上了一次强大寒潮的侵袭。“寒潮越过天山山脉后进入青海省西北部，把观测用的帐篷、仪器全部吹坏，风力远远超过12级以上。”李宪之的儿子李曾中回忆，“父亲说：如果不是他亲自遭遇了这次寒潮的袭击，他也绝不会相信，来自北极地区的冷空气在穿越了上千千米的路程之后，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次“奇遇”对李宪之的一生影响重大。1930年李宪之与刘衍淮一起，经郝德的推荐，抵达柏林大学学习深造。5年后，他的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发表。利用当时极为稀少的资料，在分析了25次个例的基础之上，李宪之找出了寒潮侵袭东亚地区的几条主要路径，指出：侵袭东亚的强烈冷空气，可以从北极地区越过亚洲，穿过赤道，一直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在那里形成特大暴雨。这一发现突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赤道无风带的学说，开辟了两个半球天气系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新纪元，引起气象学界的轰动与质疑，几十年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考查团的实地考查，解决了当时国际地理学界争论不休的罗布泊位置问题，证明了罗布泊是随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变位置的迁移湖。这是斯文·赫定的重要学术贡献。陈宗器亦以实地考查的有力证据，提出了交替湖的观点，他也成为中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
最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全部考查采集品留在中国。当徐炳昶1929年与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在北平、南京各大学作考查演讲时，受到学术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大公报》报道说，“楼上楼下均无隙地，听众踊跃情况为历来集会所未有”，“唤起学术界之倾倒。”
在黄纪苏看来，对于祖父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立功立德立言比其他一切更为重要，“他们写文字，都是‘中国之学术，端赖我辈’这种字眼，自我期许很高，都是在各自的领域要干出点什么来，能留下一些超越有限生命的、不朽的东西。所以戈壁荒滩苦不堪言，但在他们眼里，都是学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能加入冥冥之中古往今来那支高贵的队伍，那所有这些苦难就都不是畏途，而是有收获的长征了。”
学术争胜与捍卫主权
中欧间这种善意的、友谊的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快愉的泉源;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斯文·赫定《长征记》
某种意义上，一步一步西去的科考团，亦不乏争胜意味。
李希霍芬说过：“中国的文人性情懒，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所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
一开始，团队中的德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没看见过中国人5个人一起唱过歌”（德国谚语，意为“一盘散沙”）。中国人心里自然暗暗较劲，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
1927年7月，贝格曼在白云敖包发现了1300件石器，斯文·赫定为此还发了他25元奖金，徐炳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文弼，还说自己担心这次考查中，中国学者的考古成果会不如外国人。黄文弼则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最终结果要在将来定。
积极的竞争自会促发良性的结果。
除了赫定和拉尔生等个别几位，年龄最大的徐炳昶也只有39岁。科学无国界，年轻人很快就混熟了。郝德发现，他的几名中国学生既聪明又勤奋好学，文化知识功底扎实更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悔当初没带上8名学生。”赫定休息时也常去学生的帐篷，每次都看到“桌子”（木箱）上的书是摊开的，有气象学、德语辞典等，他们已开始学习德语，财务总管米纶威成了他们的老师，有的还向赫定学习作路线图，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
徐炳昶不顧旅途劳累，经常在烛光下翻阅历代典籍，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中的地理志，以及《西域图志》、《新疆图志》、《圣武记》、《蒙古游牧记》等书，详细查找所经地区的有关资料，以指导考查，特别是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赫定感叹：“真没想到中国有这样好的学者，要是只是我一个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淖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我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都能知道我所愿知的一切。”
学术交流与较量之外，为国争利争权被视为当然之使命。黄文弼在蒙新日记一开篇便写明：参与考查活动目的主要在两方面：“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查科学。” 民间学者李寻在《黄文弼的多重意义》一文里点明，黄文弼的一大特点就是“轴”。读书肯下死工夫，做人做事也认死理儿，认真到了极端的程度，安排给他的任务，哪怕只有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他都会当成泰山般重大的责任去完成，这种性格特点让他成了考查团中唯一和斯文·赫定“死磕”的“冤家”。
对祖父的倔，黄纪苏并不避讳。“他是湖北人，属于北人中的南人，固执。”
读《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李寻说，很容易发现作者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紧张感，似乎每时每地都在为捍卫祖国的尊严而战斗。
1927年6月，考查团驻地来了一个流动的花鼓戏班子，当时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下令禁止表演这类可能含有下流歌词的节目，以图改良社会风俗。黄文弼建议团长徐炳昶不让戏团表演，但徐以为，反正外国人听不懂，唱就唱吧。随行的摄影师将表演拍成了电影，说是将来带到海外放映。黄文弼深以为耻，认为这是在刻意暴露中国民族落后的那一方面，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愤懑。
“徐先生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委婉一些，会更开阔一些。黄文弼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不能张扬我们的缺陷。而徐炳昶认为作为民俗资料是可以留下来的。最后是听了徐旭生的，这个东西拍了下来。但是黄文弼是义愤填膺地认为要表达我们的立场。”朱玉麒说。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尊严方面，中国团员“寸土不让”。一次露营时，斯文·赫定随手将瑞典国旗插到沙丘上，黄文弼看到，立即提出严正抗议：“这是中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一边说一边拔掉瑞典国旗。
“包括在当时的军事敏感期，航线不能开放给外国人这一点，所有中方团员是有共识的。”朱玉麒指出。
夹着笤帚的背影
世俗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可是无论外界的社会如何跌宕起伏，都对自己真诚，坚守原则。内心没有了杂念和疑问，才能勇往直前。
——电影《无问西东》
一次筚路蓝缕的西北科考，奠定了其中数位成员在相关学术界的开创者地位，也改变了某些人的事业轨迹。
除了黄文弼的事业彻底由宋明理学和目录学转为考古学外，曾经和“古史辨运动”进行学术论争的重要学者之一、西北科考团首任中方团长徐炳昶，学术道路也从哲学转入考古和史学研究。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炳昶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袁复礼等先生在此后的教学生涯里经常给学生讲起西北科考的经历，许多学生深受触动和鼓舞，萌发了对西北的向往。譬如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就曾在西南联大地质系师从袁复礼。当时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国家急需石油、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号召国人大力开发大西北。陈梦熊受此感召及先生的影响，毕业后毅然投身西北地质调查与研究。
陈梦熊曾经回忆那段求学时光：“袁复礼教授帯领我们到昆明以北二村开展过一次野外实习。那次实习，我们找到了古生界大部分地层，还采集到了三叶虫、笔石、蚌壳类化石及鱼化石。最大的收获就是袁教授带领大家学会了怎样用罗盘测路线图。这个方法，是袁教授以前在新疆考查时用来绘制路线地质图的。”后来陈梦熊毕业后来到甘肃工作。虽然没有准确的地形图，但凭着从袁复礼那里学到的方法，陈梦熊很好地完成了地质图的测量调查。
但与外方接触这段过往，则成了此后档案里的“雷区”。
旅居美国的龚长桥记得，小时候住在上海，帮祖母烧照片，“长大才知道好多是科考的，那时不太明白。”2004年，一次偶然机会，朋友寄给她一本《游移的湖》，她看了十分激动。渐渐接触到了西北科考这段历史，也慢慢认识了王忱、陈雅丹等人。
“后来我老在想，祖父龚继成45岁的短暂生命，居然活出了西北（绥新公路）考查和滇缅公路修建两段精彩的人生，太了不起了！”
“可是后来，怎么就没人理、不让提（这段历史）了呢？”参加刘衍淮遗物捐赠仪式的前夜，她问同桌的前辈、年过八旬的袁刚（袁复礼二女儿）。
“后来就不能说了呀！”头发银白的袁刚回答。
“哦，不能和帝国主义合作！帮凶！对吧？”龚长桥做着往桌子锤拳头的動作。
11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九辰参与了针对西北科考团的课题研究组。关于中科院接收原“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经过，她的调研结果是：50年代初，国家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我国政治上朝苏联一边倒，对西方学者的看法也多了一层意识形态偏见，来华的西方学者基本被视为“文化侵略分子”。和西方的科技合作当然也是不好的事情，甚至有与西方勾结的嫌疑，因此当时的评语就不免偏颇。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前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其组织极散漫，故参加的人曾有许多位，但始终没有专人负其责的。”最后有如下结论性意见：“由此可见，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发掘采集的资料，大部分已丧失或存在国外。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的动机是好的，是想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但可惜结果依然是与帝国主义妥协的。”
在近年关于西北科考团的评价中，时常诟病的一点是：中国方面，在考查结束后，出版成果零散，在国际上影响较小。“至今，国内也没有整理出一份考查团成果的完整目录。”而反观瑞方，从1937年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外方成员将研究成果汇集，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
张九辰表示，中国方面“生不逢时”：结束野外工作后不久， 中国社会即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多年的战争不但影响了考查团的后续工作， 甚至连野外获得的资料也多有散失：袁复礼考查收集的17箱标本在抗日战争中自北京南运途中皆遗失（其他植物化石和爬行类动物化石，后分别送斯行健和杨钟健教授研究）。郝德主编的《西北气象考查报告》第三卷在二战中毁于布雷斯劳遭受的盟军炮火，“考查团数十人跋涉万里，辛劳累年，耗金巨万，所换来的完整气象观测结果，遭遇空前浩劫，从此胎死腹中，永无问世希望。” 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环境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没能给予考查团充分的肯定。
1950年底，85岁的斯文·赫定致函黄汲清，打听他的中国朋友陈宗器的下落。黄汲清将此信转交给正在中科院办公厅工作的陈宗器。陈宗器没有回信， 但在后来“向组织交待的自传里”提到了此事。
“那个年代，和国外通信就是‘里通外国’，父亲哪里敢？”陈雅丹说。
陈宗器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斯文”，但直到他去世前的1960年代， 他的子女从来听不到父亲关于赫定、罗布泊的只言片语。
第二批科考成员、气象学家胡振铎的经历让人唏嘘。1931年，他受竺可桢推荐和派遣，任气象助理员赴内蒙参加考查。1951年开始整风，曾担任甘肃省气象所所长、西北气象管理处干部的胡振铎被管制审查。审查结束，因为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段“重要历史”，胡振铎被认为“不宜在军中工作”，被清洗出军队。为了生活，他到兰州市日杂公司工作，因为算盘打得好，一直到76岁时还担任会计。10年之后，81岁的胡振铎才落实政策。
“一位优秀的气象学者，后半生却与他的学术毫无关系！”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的“西北科考团进疆90周年”研讨发言中，袁刚大声喊出。
徐十周回忆说，爷爷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他小时候看过，也谈不上仔细（兴趣不在这里）。“就记得他手头总是拿起一本书就看，还保持着看古书、点句读的习惯。当时家里的书只有毛选，偷偷换一本他也能继续看下去。因为是‘文革’时期，家里人（尤其第三代）对于这段历史躲都躲不及，更不要说了解。详细的细节，只能后来向姑姑王忱讨教了。据说考古所一度想写一些东西，来总结那一段历史，后来也不得不搁置。”
在北京，我拜访了社科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员王世民。时任考古所行政秘书的王世民曾在黄文弼最后的岁月里与他共事。
“黄老的家到办公室就隔着200米。他身体不好，肺心病，还爱抽烟。花呢毛料衣服上，老有烟灰往下掉。200米的路，他每次来要喘半天，嘴里还喷药，皮囊插在喉管。1966年考古所搞‘牛鬼蛇神游园’，所里150人，游园30人。不知什么人传闻黄老一天吃一只鸡，给他头戴纸帽子插鸡毛。他受了惊吓，神魂颠倒。写检查，还进错了屋子。”
黄文弼的孙女黄晓洪回忆，夏鼐被打成“走资派”，爷爷和同在一个所里的徐炳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12月17日，爷爷还能自己上厕所。奶奶给熬了营养汤，他喝不下去。第二天，他就走了。我记得那是个飘着雪花的阴天。徐炳昶先生过来看我爷爷，徐老先生很魁梧，头发白，留个长胡子。他没有说什么，匆匆来，又匆匆走了。但他夹着笤帚（被打倒后罚扫厕所和院子）离开的那个背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新疆师大会场，黄晓洪讲完这段往事，全场鸦雀无声。
打捞与纠错，合作与独立
过去我们的世界史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我们的中国史是中国中心论的中国史，因此，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文明被边缘化，或者说被忘记了。现在通过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即平等地看到欧洲、中国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相互作用，以全球化的观点理解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往史。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 荣新江
1985年，王忱的弟弟、徐十周父亲徐桂伦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一则图片说明写道：“白云鄂博铁矿是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1927年随外国考查团西行时发现的。”
姐弟俩顿感诧异。他们从小就听母亲讲父亲深入西北腹地科考的故事。半个多世纪后，人们怎么会把中瑞联合考查团当成外国考查团了呢？王忱发现，这条错误信息来源于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她给杂志打电话要求纠错。从那时起，王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整理资料的工作中，拜访当时健在的袁复礼、李宪之等老先生，打捞和还原历史。厚达700页的《高尚者的墓志铭》，便是第一阶段的成果，其中收录了《徐旭生西游日记》全文，及多位科学家的科考回忆文章。有几篇丁道衡、陈宗器等先生的遗著、报告，都是王忱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字照着馆藏文献抄写下来的。
1987年5月1日，在包爾汉支持下，王忱与姐姐徐恒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六十年纪念》一文，才算为长期被否定、扭曲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正了名。在王忱、李曾中、陈雅丹等人的努力下，他们发起成立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
因为年事渐高，研究会的执掌人由王忱传到了黄纪苏和徐十周这一代。黄徐二人连呼惭愧。黄纪苏更直言，不要让研究会仅仅成为一个宗亲联谊会。“如果能以科学的手段来发动研究，有一个有公信力的平台来收藏先人们的遗物与研究成果，并且可以公开或者为有需要者分享、使用，必善莫大焉。”
他难忘一次家中的奇遇。“有一个年轻人，长得读书人的样子，面貌沉毅，眼神深沉，话也不多。不知怎么摸到我们家来。问，您是那个（黄文弼先生的孙子）？我说是。他在我们家东瞧瞧西望望，说，您祖父真了不起。看了看我，说您干什么？我告诉他，他摇摇头，说可惜了。”
这人给黄纪苏的印象多年挥之不去。“他说话很不客气，很直接，就是没有必要和这个世界瞎客套。他过来没有别的意思，仅仅是来表达对我祖父的仰慕。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崇尚探险，不是坏事。但我们也不要把历史过于的浪漫化和极致化。祖父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别人想做又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
在后人圈子里，陈雅丹、袁刚母子、龚长桥夫妇都在陆续重走父辈与祖辈的科考路。2017年，兰州大学师生也组团重走了“袁复礼线”，和部分“黄文弼线”（大队线）。这些行动来自于血液里的基因和学术调研需要，当属情理之中。
而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两位公务员以脚步实证、凭一腔对历史的爱好踏访，则给了寻访的后人们莫大的惊喜与鼓励。 陈雅丹说，在写《走向有水的罗布泊》后，她有缘与额济纳的公务员李文清、李靖相识。去年，她曾写信询问他们：
父亲曾去银根与额济纳之间的“德列逊库杜克（音译）”。此地不知现在叫什么？此地东经102度59分13.7秒，北纬41度55分42.3秒，方便时不知能否去那里帮我照张相。
李文清立即回答说：“此地在雅干山以東60公里，之前的老公路（额旗至阿拉善左旗）从此经过。现在的地名叫八号民兵点，属阿拉善右旗境。 ”
没想到，不日，李靖、李文清以及另一个额旗蒙古族文史学者嘎拉僧，真的开着李靖的私家车驱车180公里，找到了父亲83年前天文测量的地方！他们介绍，这口井的名字是德列逊呼都格，蒙语的意思：芨芨井。他们介绍，当年父亲来时，德列逊呼都格为绥远新疆驼道必经之地，所以很容易有牧人。后来主人经常更换，现在这口井由1972年来到这里的牧民哈达布和一家看管，他们是个体牧民，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他们成为护林员，享受国家奖补。可惜的是过去茂密的芨芨草现在很少了。
采访时，李文清告诉我，自己长期在畜牧局工作，酷爱读史。自从1988年得到一本额济纳旗的史籍资料汇编，他就放不下了。“发现这块地方很神奇，从汉代开始，突然跳到隋唐、西夏，再到清朝、民国，又有斯文·赫定的考查团，斯坦因也来过。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我就一点一点收集。想知道的越来越多。我和其他读者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些人曾经聚集在哪里，住在什么地方，记载的地名应该是哪个位置。”
那时不要说手机，连照相机都没有。李文清开着摩托，根据文字描述和直觉一处一处踩点，做笔记。2015年，他出版了《额济纳历史上那些事儿》。
2017年和2018年国庆节，李靖、李文清带着来寻踪的王忱母女及龚长桥夫妇，重返考查团驼队当年在额济纳的扎营地，指给他们看当时为测量水文出行所伐的木舟残片。
我问他，这种义务之举的驱动力是什么？
“我们其实就是想把自己生活的这块地方定位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想知道，每一次，当国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这里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时代变了，牧民变了，很多地方景也废弃了，相当于是死地名，没人知道了。”他说，下一步，想走绥新驼道，用GPS定位，把重要地点标注在地图上，留给后人。
与他联系一周之后，我在新疆库车拜城县克孜尔镇明屋塔格山的悬崖上，目睹千佛洞门口的游客排起了长龙。
“大家请看头顶上方，每一个菱形格里都是一个本生故事。古龟兹国信奉小乘佛教，这里头的菱格画讲的是端正王智断小儿案……”
故事生动而富有启迪性，靛蓝赭石色的线条画历经千年依然清晰俊美。七八岁的小朋友听着也好奇连连。只是从第8窟越往下走越叫人郁闷：放置释迦佛的拱型佛龛里全都空空如也;半壁乃至整壁的壁画被人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的痕迹——在1927年的西北科考团之前，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走了大量精美壁画。
“今天，它们都收藏在柏林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里。”每个洞窟导游的解说词最后几乎统一为这一句。据说，流失海外的古龟兹壁画99%都存于德国。
“我好想去柏林看啊——”一位游客忍不住叹道。
距离克孜尔千佛洞八百公里的高昌故城，建筑较交河更具气势，风蚀则同样严重。然而那个穹顶的讲经堂，却基本保存完好。
据说一千三百多年前，每当玄奘讲经，高昌王麹文泰都亲自手持香炉前来导引，玄奘就座时，麹文泰跪下为阶，天天如此，其恭敬之态传遍高昌。玄奘离开时，曾经同麹文泰相约，取经回来再回高昌城讲经一个月。为了信守同麹文泰的约定，玄奘没走容易走的海路，仍选择了翻雪山涉流沙回中原。到和阗，玄奘才得知麹文泰已经故去多年。
在高昌故城文管所办公室，我见到了曾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进修的高昌文管所负责人瓦依提。他在该所深造的5个月里，每天跟老师学习回鹘文字母表，渐渐可以释读老师指定的回鹘文佛经文书。这些文书，是从柏林收藏的上万件古代高昌多语种佛经文书中挑选出来的。
“文书最大的1米见方，小的也就半个巴掌大，拿两块薄玻璃夹住，外面贴着胶带。我的心情……怎么说呢。当时他们的考古探险队从新疆掠夺过去大量的一手佛经文书资料。我学习的这些多语种文书，许多都是克孜尔千佛洞、高昌故城的，而我就来自于这些文化遗产的源头。这些文书要在我们国家收藏多好！”瓦依提低着头。“这些文书，他们的专家已经研究了上百年，他们还在研究不停！但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和这些珍贵的文书都是非常尊敬的。”他想起什么，又抬起头来，“而且每年他们研究所都会有几次公共开放日，让公众分享和体验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真不错……”
有资料显示，国家博物馆成立之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利用黄文弼当年收集到的文书与日本方面合作，出版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法书大观》，这当中有很多西域的资料。只是，收藏黄文弼文书的重要图录反而没有中文版。“我们不仅在国内没有办法看原件，连影印件也要通过日文版来看。”
在前来乌鲁木齐的飞机上，袁刚与儿子刘卫东观看了机上放映的电影《无问西东》。其中出现袁复礼先生在日军轰炸西南联大的岁月里，还坚持在岩洞中给学生讲课的镜头。片尾字幕显示：
袁复礼。1941年，时年48岁。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他率队深入西北进行地质考查。当时盗匪横行，野兽出没，一路全靠着驼运与步行。他们发现的大量的完整恐龙化石，震惊了世界。他亦不辞辛苦教授十几门课，培育了几代地质学家。
刘卫东说，这次到新疆来参会，也有追寻先辈足迹之意：在吉木萨尔县博物馆，看到较完整的恐龙介绍，他和母亲袁刚很欣慰;在北庭都护府，他没有找到袁复礼先生曾拍下的白色细晶质石灰岩佛头的下落，颇感遗憾;在新疆博物馆，看到中日共同发掘尼雅遗址30周年的回顾展，他又感到很无奈。
“为何无奈？” “国家要是有能力，都是独立进行发掘工作的。我们国家穷且技术落后，就跟当初西北科考团一样，利用别人的钱和设备干自己的事儿，虽说都有重大发现，自己独立做与中外联合的意义始终不同。”
我也参观了中日尼雅考古纪念展。展厅墙上对于斯坦因的介绍让我小小意外了一把：
在众多外国“探险家、考古家”中，（斯坦因）是来（华）最多、挖掘遺址最多、盗走遗物数量最多的一位。斯坦因在考查中所掠夺的巨量搜集品，现分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等处。有人评价说他是一个盗宝人，但他也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
前面几句评价与描述，很正常。最后一句不含否定与斥责、甚至带有肯定语气的评价，出现在公立博物馆的公开展览中，着实不简单。
“如何看待当时的民族自觉，与今天学者们追求的学术独立，还有考古的国际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呢？”我问朱玉麒。
“那个时候对中国是一个节骨眼，‘现代国家’的概念刚刚出现。这个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学术才刚刚开始。一方面中国科学家们有一种国家的意识，另一方面，这个事情真正交到我们手中的时候要怎么去做。所以他们真的是在这个‘流动的大学’里不断向西方人学习，同时自己不断进取，取得很多西北考查的实物回来。我们也发现，瑞典确实尊重了当时的协议，把很多东西都还了回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古今论衡》专门还发表了若干文章，讨论这些被还回来的东西是如何处理的。现在这些东西放在社科院考古所，其实很多都束之高阁，再也没有去做新的深入的研究了。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担当的问题。碰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大家不断地去做它，但却忘了以前的东西还有继续和深入地来做的必要。中国的学术其实就是缺少一种长效性——就这些东西，我们争夺回来，到底做不做研究呢？不做研究不也等于说是白费吗，只是拿回来了而已。”
（参考资料：《高尚者的墓志铭》，《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专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纪念册》，《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走进有水的罗布泊》，《西域考古应沿着“黄文弼之路”走出去》等。感谢所有受访者，及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中科院张九辰、鲁迅博物馆秦素银、瑞典东方博物馆季震红、摄影师黄彬先生对本文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