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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初，卢洪洲终于结束了21天的隔离观察。
他从塞拉利昂回来，全世界最严重的埃博拉疫区之一。
十多年来“有动静”的公共卫生事件，他都冲在一线，从“非典”到“甲流”，从“禽流感”、“登革热”到“埃博拉”；他所在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率先建起专门应对重大突发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大型医学中心，也是艾滋病定点专科医院。而他作为诊疗专家，日复一日地应对着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
可对外介绍时，他总说得简短——我是位医生。
没办法！这就是疫区
从踏上塞拉利昂那天起，直至结束隔离，卢洪洲没和任何人握过手。
去非洲之前，卢洪洲也想不通，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明明各國援助资源和医疗资源最为集中，怎偏偏还是最严重的疫区？
他们到了就发现，埃博拉的暴发，多是贫困和对传染病缺乏了解所致。
即便当地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禁止民众聚集，关闭学校，并在繁华路口设置路障设置警戒，但是基本没用——每一天，依旧有很多人从外省市和郊区挤到首都来，为了找工作。可首都弗里敦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城市，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公共排污设施；即便是在最繁忙的街口，也有人随地大小便，垃圾遍地无人管；雨季则污水横流，旱季则焚烧垃圾，漫天烟雾和刺鼻的味道终日不散。
为什么不用报纸、电视或广播宣传？卢洪洲曾去过疫区内的村子，村子里很少有标语和宣传画，几乎看不到报纸。为什么？识字的人太少了。当地人告诉卢洪洲，塞拉利昂65%的民众不识字。而在乡村，电视更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广播倒是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可广播多用英语播音，虽然这是官方语言，但不少当地人听不懂，他们只讲土著语。
没办法！这就是卢洪洲面对的疫区——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在街上晃荡；就在收治埃博拉患者的定点医院门口，隔离线之外就有小摊贩；有人从隔离中心出来，直接跳上门口候着的“摩的”，扬长而去；在街上，可以亲眼看到有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听当地人说，这样的事“正常”，也无法知晓倒地的原因，到底是疟疾、霍乱，还是埃博拉…·“中国经验”结合“非洲实际”
无论是防控疟疾还是埃博拉，最重要的是改变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惯。而中国专家要改变非洲疫区当地人的观念，从何抓起？
首先，不去参加传统葬礼！照当地习俗，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敬重，送别的亲属要聚集在尸体周围为死者清洗净身……可埃博拉的传播方式就是直接接触！
因此，中国培训队的目的，是让埃博拉的防治知识和信息真正到达干家万户——“培训下社区”，先借助当地卫生部门的力量，挨个社区挑选“适当”的学员：部落酋长、选区议员、老师、医生、警察……其中一个关键的选人标准，便是“声望”。
之后，再发动这些人充当社区和村落的培训师，影响到更多人，覆盖首都弗里敦及周边地区。
上课都是小班，一个班20人至30人，讲台上中国专家和当地老师配合，既讲英语也讲土著语，确保准确表达的意思——讲的不仅仅是理论，还要教会每个人如何消毒、洗手，如何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等。
反响最好的，是“中国经验”。我国抗击“非典”，便是通过村镇、社区、居委会等告知每一个人，如何预防、诊治，并且互相监督、互相提醒。
如今很多塞拉利昂的官员和医护人员被教会了一个词一“全民动员”，有英语版本，也有当地土著语版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传染病防控，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而要全民参与。
中国老师上课，效果“最棒”
世界卫生组织1月29日发布最新埃博拉疫情报告称，疫情从“减缓传播”到了“终结流行”阶段。
从总统夫人到卫生部长，和当地各头头脑脑，在多个场合都夸中国医疗专家“效率很高”，“有热情”。当地数家报纸拥来报道“中国式培训”，有参加培训的当地议员接受采访，直言中国的埃博拉防控培训是“最棒”的。
这是一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大会战。常有各国专家问卢洪洲——你们究竟怎么做的？卢洪洲和同事们的培训课上，后排有时还坐着其他国家的专家旁听。
到达塞拉利昂的第二天，中国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就开始修订教材，经常小组讨论大半天；为了能让当地“基层”的“长老们”听得懂，每一页的幻灯片和讲稿，都改了又改，用了尽可能显而易懂的表述。
“我有信心！”“家人对我有信心！”
有的人会以为，中国专家们支援塞拉利昂，应该是钻进实验室，或是在医院诊治，条件未必好，但好歹应有点“指点江山”的感觉。
哪晓得这么辛苦。去年11月10日，他们刚到塞拉利昂，在机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物资——他们带去的医疗物资和培训用品，装了100多个箱子，足有2吨重。于是蚂蚁搬家，他们一点一点用手推车送到机场外的卡车
在塞拉利昂国家图书馆培训两周之后，培训队还得自己找培训地点。满城寻遍，好不容易看中一家已经停业的旅馆，各方面都合适，价钱却谈不拢：“5间教室，一天400美元！”中国专家讨价还价：“我们是来培训对抗埃博拉的，要是搞好了，疫情没了，旅馆不就能重新开业？”旅馆老板想了想，答应下来，半价！
还有吃饭问题，中午饭较晚，是下午1点半，这是塞拉利昂人的习惯，中国老师们也只能入乡随俗。可课间的休息时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还要急着备课，有时候送饭晚了，他们就干脆饿着肚子上完课，再捧着饭盒扒拉几口凉饭……
苦倒是其次，最让人担心的是“有风险”！
在到达塞拉利昂之前，当地已有数百名为了照顾埃博拉病人的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其中半数死亡。当地的一些医护人员，在接受培训之前居然连防护服都没见过。一些护校尚未毕业的护士，在护校关闭之后，就被亲朋好友拉着去看病打针，竟然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甚至，塞拉利昂一位全世界知名的病毒学家，也因感染埃博拉去世。有研究显示，在塞拉利昂的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的几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记者问卢洪洲，你怕不怕？“我有信心！”
那家里人担心你吗？“他们对我有信心！”
这是医生“本能的使命感”
但卢洪洲也不得不承认，在疫情如此严重时奔赴塞拉利昂，确实是“有风险”的。
虽然主要任务是培训，但谁都无法保证筛选后的学员们一定没有感染埃博拉。“险情”确实出现过：一次上课，学员们没来几位，一问才知，该地一位“有地位的人”刚刚因埃博拉过世，未确诊时，很多人都去探望过他，如今都被隔离。
这当然不是卢洪洲第一次被派出国门执行类似任务：2009年，墨西哥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卢洪洲受命在中国政府接回滞留当地中国旅客的包机上，对所有乘客全程医学监护。“时间很短，那个不难。”卢洪洲回忆起来，语气平静。
他的理念是，“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别人！”在塞拉利昂，无论去哪里，他都背着“消毒包”：包里装着所有的个人防护用品，体温计、帽子、口罩、手套、消毒水……接触任何人和物体后，他都要自我消毒一番，哪怕只是在政府官员的办公室碰过桌子。手部消毒、防蚊喷洒、喝水煮沸、体温检测、给培训场地消毒，成了生活工作中的常态。在非洲，他隔三岔五会给父母和爱人打个电话报平安。
作为临床医生，卢洪洲要做的还不仅是培训。他在塞拉利昂进过隔离医院和实验室，参与过埃博拉病例的会诊；此外，他还特意去了当地的孤儿村，那里大多数孩子因为父母感染埃博拉死亡而成了孤儿，一些孩子被感染，年龄最小的才5个多月大。
这些“风险”，实际上是他任务外的事。
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阻止埃博拉病人输入中国，也为国家积累埃博拉防控经验；中国帮助非洲防控埃博拉，是雪中送炭。这是医生“本能的使命感”。
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迈进
回国后，在培训队集中观察的21天里，他们终于有时间有机会，开了各种讨论会，总结经验，也谈教训……
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迈进。而曾几何时，人类和病毒对抗的步伐可没有这么强健。
卢洪洲忍不住讲起十多年前他随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在天津和内蒙古一线抗击“非典”时的情景：“当时的我们很没经验。”比如，当年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医院的门把手缠上纱布，每天给纱布喷洒消毒液；但在国际专家看来，这恰恰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含氯消毒液中的氯很容易挥发，实际上纱布上残留着的绝大部分是水。门把手，要“光滑、干燥”才好。也是在那之后，医护人员才用上了N95口罩，它能阻隔飞沫颗粒，预防病毒感染。而在那之前，不少人认为多戴几层纱布口罩就行了……
我们确实在进步。
2009年4月，甲型H1N1流感蔓延全球的时候，中国尚无病例报告，卢洪洲通过文献和国外疫情，作出预警判断，组织床位、药品储备和人员培训。
2013年3月，卢洪洲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的新发传染病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因此邀请他加盟全球应急反应临床专家库，为全球疫情分享经验，提供教训。
而这一次，中国向非洲派遣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中国经验传到非洲偏远的社区。
在塞拉利昂，卢洪洲喜欢穿一件T恤，是培训队此行特地做的，胸前印着“我们一起抗击埃博拉”的英文，走在街上很醒目。当地路人见到，时常会热情地高声打招呼，同时比画出胜利的手勢……
正是由于“卢洪洲们”的努力，那些令人生畏的病毒，才能离普通人的生活远一点。
他从塞拉利昂回来，全世界最严重的埃博拉疫区之一。
十多年来“有动静”的公共卫生事件，他都冲在一线，从“非典”到“甲流”，从“禽流感”、“登革热”到“埃博拉”；他所在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率先建起专门应对重大突发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大型医学中心，也是艾滋病定点专科医院。而他作为诊疗专家，日复一日地应对着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
可对外介绍时，他总说得简短——我是位医生。
没办法！这就是疫区
从踏上塞拉利昂那天起，直至结束隔离，卢洪洲没和任何人握过手。
去非洲之前，卢洪洲也想不通，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明明各國援助资源和医疗资源最为集中，怎偏偏还是最严重的疫区？
他们到了就发现，埃博拉的暴发，多是贫困和对传染病缺乏了解所致。
即便当地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禁止民众聚集，关闭学校，并在繁华路口设置路障设置警戒，但是基本没用——每一天，依旧有很多人从外省市和郊区挤到首都来，为了找工作。可首都弗里敦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城市，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公共排污设施；即便是在最繁忙的街口，也有人随地大小便，垃圾遍地无人管；雨季则污水横流，旱季则焚烧垃圾，漫天烟雾和刺鼻的味道终日不散。
为什么不用报纸、电视或广播宣传？卢洪洲曾去过疫区内的村子，村子里很少有标语和宣传画，几乎看不到报纸。为什么？识字的人太少了。当地人告诉卢洪洲，塞拉利昂65%的民众不识字。而在乡村，电视更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广播倒是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可广播多用英语播音，虽然这是官方语言，但不少当地人听不懂，他们只讲土著语。
没办法！这就是卢洪洲面对的疫区——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在街上晃荡；就在收治埃博拉患者的定点医院门口，隔离线之外就有小摊贩；有人从隔离中心出来，直接跳上门口候着的“摩的”，扬长而去；在街上，可以亲眼看到有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听当地人说，这样的事“正常”，也无法知晓倒地的原因，到底是疟疾、霍乱，还是埃博拉…·“中国经验”结合“非洲实际”
无论是防控疟疾还是埃博拉，最重要的是改变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惯。而中国专家要改变非洲疫区当地人的观念，从何抓起？
首先，不去参加传统葬礼！照当地习俗，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敬重，送别的亲属要聚集在尸体周围为死者清洗净身……可埃博拉的传播方式就是直接接触！
因此，中国培训队的目的，是让埃博拉的防治知识和信息真正到达干家万户——“培训下社区”，先借助当地卫生部门的力量，挨个社区挑选“适当”的学员：部落酋长、选区议员、老师、医生、警察……其中一个关键的选人标准，便是“声望”。
之后，再发动这些人充当社区和村落的培训师，影响到更多人，覆盖首都弗里敦及周边地区。
上课都是小班，一个班20人至30人，讲台上中国专家和当地老师配合，既讲英语也讲土著语，确保准确表达的意思——讲的不仅仅是理论，还要教会每个人如何消毒、洗手，如何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等。
反响最好的，是“中国经验”。我国抗击“非典”，便是通过村镇、社区、居委会等告知每一个人，如何预防、诊治，并且互相监督、互相提醒。
如今很多塞拉利昂的官员和医护人员被教会了一个词一“全民动员”，有英语版本，也有当地土著语版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传染病防控，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而要全民参与。
中国老师上课，效果“最棒”
世界卫生组织1月29日发布最新埃博拉疫情报告称，疫情从“减缓传播”到了“终结流行”阶段。
从总统夫人到卫生部长，和当地各头头脑脑，在多个场合都夸中国医疗专家“效率很高”，“有热情”。当地数家报纸拥来报道“中国式培训”，有参加培训的当地议员接受采访，直言中国的埃博拉防控培训是“最棒”的。
这是一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大会战。常有各国专家问卢洪洲——你们究竟怎么做的？卢洪洲和同事们的培训课上，后排有时还坐着其他国家的专家旁听。
到达塞拉利昂的第二天，中国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就开始修订教材，经常小组讨论大半天；为了能让当地“基层”的“长老们”听得懂，每一页的幻灯片和讲稿，都改了又改，用了尽可能显而易懂的表述。
“我有信心！”“家人对我有信心！”
有的人会以为，中国专家们支援塞拉利昂，应该是钻进实验室，或是在医院诊治，条件未必好，但好歹应有点“指点江山”的感觉。
哪晓得这么辛苦。去年11月10日，他们刚到塞拉利昂，在机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物资——他们带去的医疗物资和培训用品，装了100多个箱子，足有2吨重。于是蚂蚁搬家，他们一点一点用手推车送到机场外的卡车
在塞拉利昂国家图书馆培训两周之后，培训队还得自己找培训地点。满城寻遍，好不容易看中一家已经停业的旅馆，各方面都合适，价钱却谈不拢：“5间教室，一天400美元！”中国专家讨价还价：“我们是来培训对抗埃博拉的，要是搞好了，疫情没了，旅馆不就能重新开业？”旅馆老板想了想，答应下来，半价！
还有吃饭问题，中午饭较晚，是下午1点半，这是塞拉利昂人的习惯，中国老师们也只能入乡随俗。可课间的休息时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还要急着备课，有时候送饭晚了，他们就干脆饿着肚子上完课，再捧着饭盒扒拉几口凉饭……
苦倒是其次，最让人担心的是“有风险”！
在到达塞拉利昂之前，当地已有数百名为了照顾埃博拉病人的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其中半数死亡。当地的一些医护人员，在接受培训之前居然连防护服都没见过。一些护校尚未毕业的护士，在护校关闭之后，就被亲朋好友拉着去看病打针，竟然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甚至，塞拉利昂一位全世界知名的病毒学家，也因感染埃博拉去世。有研究显示，在塞拉利昂的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的几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记者问卢洪洲，你怕不怕？“我有信心！”
那家里人担心你吗？“他们对我有信心！”
这是医生“本能的使命感”
但卢洪洲也不得不承认，在疫情如此严重时奔赴塞拉利昂，确实是“有风险”的。
虽然主要任务是培训，但谁都无法保证筛选后的学员们一定没有感染埃博拉。“险情”确实出现过：一次上课，学员们没来几位，一问才知，该地一位“有地位的人”刚刚因埃博拉过世，未确诊时，很多人都去探望过他，如今都被隔离。
这当然不是卢洪洲第一次被派出国门执行类似任务：2009年，墨西哥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卢洪洲受命在中国政府接回滞留当地中国旅客的包机上，对所有乘客全程医学监护。“时间很短，那个不难。”卢洪洲回忆起来，语气平静。
他的理念是，“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别人！”在塞拉利昂，无论去哪里，他都背着“消毒包”：包里装着所有的个人防护用品，体温计、帽子、口罩、手套、消毒水……接触任何人和物体后，他都要自我消毒一番，哪怕只是在政府官员的办公室碰过桌子。手部消毒、防蚊喷洒、喝水煮沸、体温检测、给培训场地消毒，成了生活工作中的常态。在非洲，他隔三岔五会给父母和爱人打个电话报平安。
作为临床医生，卢洪洲要做的还不仅是培训。他在塞拉利昂进过隔离医院和实验室，参与过埃博拉病例的会诊；此外，他还特意去了当地的孤儿村，那里大多数孩子因为父母感染埃博拉死亡而成了孤儿，一些孩子被感染，年龄最小的才5个多月大。
这些“风险”，实际上是他任务外的事。
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阻止埃博拉病人输入中国，也为国家积累埃博拉防控经验；中国帮助非洲防控埃博拉，是雪中送炭。这是医生“本能的使命感”。
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迈进
回国后，在培训队集中观察的21天里，他们终于有时间有机会，开了各种讨论会，总结经验，也谈教训……
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迈进。而曾几何时，人类和病毒对抗的步伐可没有这么强健。
卢洪洲忍不住讲起十多年前他随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在天津和内蒙古一线抗击“非典”时的情景：“当时的我们很没经验。”比如，当年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医院的门把手缠上纱布，每天给纱布喷洒消毒液；但在国际专家看来，这恰恰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含氯消毒液中的氯很容易挥发，实际上纱布上残留着的绝大部分是水。门把手，要“光滑、干燥”才好。也是在那之后，医护人员才用上了N95口罩，它能阻隔飞沫颗粒，预防病毒感染。而在那之前，不少人认为多戴几层纱布口罩就行了……
我们确实在进步。
2009年4月，甲型H1N1流感蔓延全球的时候，中国尚无病例报告，卢洪洲通过文献和国外疫情，作出预警判断，组织床位、药品储备和人员培训。
2013年3月，卢洪洲和同事们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的新发传染病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因此邀请他加盟全球应急反应临床专家库，为全球疫情分享经验，提供教训。
而这一次，中国向非洲派遣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中国经验传到非洲偏远的社区。
在塞拉利昂，卢洪洲喜欢穿一件T恤，是培训队此行特地做的，胸前印着“我们一起抗击埃博拉”的英文，走在街上很醒目。当地路人见到，时常会热情地高声打招呼，同时比画出胜利的手勢……
正是由于“卢洪洲们”的努力，那些令人生畏的病毒，才能离普通人的生活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