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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1898—1968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翦伯赞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便献身于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他主编的《中苏》半月刊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发挥思想上的积极引导作用，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国人民走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程，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阶段，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此后，毛澤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文章，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
在紧张的革命形势之下，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以敏锐的眼光看到文化动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1937年11月，翦伯赞发表《怎样动员我们战时的文化》一文，他在文中疾呼：“我们知道，要保证抗战的胜利，是需要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的全阵容之合拍地推进，然后我们抗战的力量才能成为一种有基础的、有泉源的、永远不致枯竭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依赖于锐利的武器，更要“使运用这些武器的人民大众都具有最坚决的抗战的技能与意识”。为了实现这一教育大众的任务，就要发动“抗战的文化的总动员”、展开“战时的文化新阵容”，因为，“文化动员在抗战中，是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翦伯赞结合全面抗战的形势指出，在军事上动员广大的武力的同时，也要在文化上扩大团结。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是“文化大众化”，让文化“在大众的战斗意识的燃烧之中”锻炼出新内容、新阵容;二是“文化集体化”，要让“一切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都集体地去教育并鼓励人民大众之抗战的精神”;三是“文化现实化”，让文化成为与“战时的人民生活密切攸关”的事业;四是“文化积极化”，让文化“在战争中发出惊人的怒吼”，“在东方放出正义与人道的光芒”，从而“写出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的历史”。
此后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翦伯赞与吕振羽、谭丕模等人先后组织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1938年3月15日，《中苏》半月刊创刊，翦伯赞出任主编。作为中共直接指导下发行的刊物，《中苏》半月刊以宣传中国抗战和沟通中苏文化为宗旨，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湖南抗战期间存在时间最长、出刊期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该刊发表的极富政治理论性的时评和论文、介绍苏联文化的译文和专论，以及围绕抗战主题发表的诗歌、散文、短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唯一合法的舆论阵地”，在抗战文化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抗战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紧密相连。因此，各民族文化之间要相互浸润、相互影响，尤其是要从中国四周邻近的民族文化中寻求帮助，从而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体系。在担任《中苏》半月刊主编的同年，翦伯赞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首次出版，他在序言中指出：“我们这一次民族抗战，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历史任务，它不仅改变中国史，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史。现在中国的人民已经坚决地在执行这一任务，我们深切地相信，这一任务必将在全世界前进人类的支持与声援之下，获得其最后的决定的历史的胜利，这一胜利之获得，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吸收、学习苏联文化和斗争经验，不仅是因为中苏之间在社会主义事业上的共同目标，也是世界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必经途径。在《我们为什么沟通中苏文化？》一文中，翦伯赞深入讨论了沟通中苏文化对于推动抗战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各民族文化虽然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但这里所谓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孤立的发展。”这种文化间的联系具体体现在：第一，“要在文化的沟通上加强中苏两大民族之更深刻的相互认识并从而增进中苏两国的邦交，争取苏联对我抗战之更大的同情与更大的援助”;第二，“要从苏联建国斗争的历史中吸收胜利的经验与教训”;第三，“要利用苏联高度的文化成果来教育并训练我们抗战建国的新的干部人才”。在全文最后，翦伯赞强调：“我们沟通中苏文化，是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自由。”
翦伯赞主编的《中苏》半月刊为铸造中苏友谊、推进抗战胜利搭起了一座牢固的精神桥梁。
1938年3月，在《中苏》半月刊的创刊号上，翦伯赞发表了题为《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的长文，他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并论证了打持久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翦伯赞在文中写道：“民族解放斗争，是一个艰苦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业，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热情坚持到底。”“以长期抗战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指出，中国人民“固然遭受了空前的巨大的灾害与惨痛，但同时从这战斗的实践生活的锻炼与经历中，我们却获得了不可计算的巨大的收获，这些收获，做成了中华民族走上新的历史时代的基石”。这些文字，字字千钧，充分体现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翦伯赞及其主编的《中苏》半月刊在宣传中共抗战政策方面发挥了科学引导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在正面宣传抗战必胜信念的同时，翦伯赞勇敢地直面国民党顽固势力，对后者打压、破坏民众抗日团体的行为予以坚决批判。1938年9月，翦伯赞发表《抗议解散抗日团体》一文，他在文中疾声呼吁：“现在中国抗战形势的紧急，再不容许我们把对付日本法西斯匪徒的力量，分出一丝一毫来对付自己的抗日青年与抗日群众，相反地，我们应该把一丝一毫的力量都要用来对付法西斯匪徒。”作为《中苏》半月刊的主编，翦伯赞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传讯，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顽强不屈，保证了《中苏》半月刊的持续发行，对于保护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坚实阵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中苏》半月刊于1940年停刊，存在时间仅两年零9个月。同年2月下旬，翦伯赞抵达重庆，与郭沫若、侯外庐等人共事于中苏文化协会，担任《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翦伯赞在《中苏文化》发表《中国抗战的历史原理及其发展逻辑》一文，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形势紧密结合。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翦伯赞以其深刻的论辩、雄厚的笔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育抗战时期的先进文化、促进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开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力量。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翦伯赞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便献身于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他主编的《中苏》半月刊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发挥思想上的积极引导作用，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化动员在抗战中是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国人民走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程，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阶段，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此后，毛澤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文章，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
在紧张的革命形势之下，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以敏锐的眼光看到文化动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1937年11月，翦伯赞发表《怎样动员我们战时的文化》一文，他在文中疾呼：“我们知道，要保证抗战的胜利，是需要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的全阵容之合拍地推进，然后我们抗战的力量才能成为一种有基础的、有泉源的、永远不致枯竭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依赖于锐利的武器，更要“使运用这些武器的人民大众都具有最坚决的抗战的技能与意识”。为了实现这一教育大众的任务，就要发动“抗战的文化的总动员”、展开“战时的文化新阵容”，因为，“文化动员在抗战中，是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翦伯赞结合全面抗战的形势指出，在军事上动员广大的武力的同时，也要在文化上扩大团结。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是“文化大众化”，让文化“在大众的战斗意识的燃烧之中”锻炼出新内容、新阵容;二是“文化集体化”，要让“一切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都集体地去教育并鼓励人民大众之抗战的精神”;三是“文化现实化”，让文化成为与“战时的人民生活密切攸关”的事业;四是“文化积极化”，让文化“在战争中发出惊人的怒吼”，“在东方放出正义与人道的光芒”，从而“写出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的历史”。
此后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翦伯赞与吕振羽、谭丕模等人先后组织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1938年3月15日，《中苏》半月刊创刊，翦伯赞出任主编。作为中共直接指导下发行的刊物，《中苏》半月刊以宣传中国抗战和沟通中苏文化为宗旨，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湖南抗战期间存在时间最长、出刊期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该刊发表的极富政治理论性的时评和论文、介绍苏联文化的译文和专论，以及围绕抗战主题发表的诗歌、散文、短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唯一合法的舆论阵地”，在抗战文化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苏联建国斗争的历史中吸收胜利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的抗战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紧密相连。因此，各民族文化之间要相互浸润、相互影响，尤其是要从中国四周邻近的民族文化中寻求帮助，从而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体系。在担任《中苏》半月刊主编的同年，翦伯赞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首次出版，他在序言中指出：“我们这一次民族抗战，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历史任务，它不仅改变中国史，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史。现在中国的人民已经坚决地在执行这一任务，我们深切地相信，这一任务必将在全世界前进人类的支持与声援之下，获得其最后的决定的历史的胜利，这一胜利之获得，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吸收、学习苏联文化和斗争经验，不仅是因为中苏之间在社会主义事业上的共同目标，也是世界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必经途径。在《我们为什么沟通中苏文化？》一文中，翦伯赞深入讨论了沟通中苏文化对于推动抗战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各民族文化虽然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但这里所谓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孤立的发展。”这种文化间的联系具体体现在：第一，“要在文化的沟通上加强中苏两大民族之更深刻的相互认识并从而增进中苏两国的邦交，争取苏联对我抗战之更大的同情与更大的援助”;第二，“要从苏联建国斗争的历史中吸收胜利的经验与教训”;第三，“要利用苏联高度的文化成果来教育并训练我们抗战建国的新的干部人才”。在全文最后，翦伯赞强调：“我们沟通中苏文化，是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自由。”
翦伯赞主编的《中苏》半月刊为铸造中苏友谊、推进抗战胜利搭起了一座牢固的精神桥梁。
“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热情坚持到底”
1938年3月，在《中苏》半月刊的创刊号上，翦伯赞发表了题为《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的长文，他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并论证了打持久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翦伯赞在文中写道：“民族解放斗争，是一个艰苦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业，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热情坚持到底。”“以长期抗战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指出，中国人民“固然遭受了空前的巨大的灾害与惨痛，但同时从这战斗的实践生活的锻炼与经历中，我们却获得了不可计算的巨大的收获，这些收获，做成了中华民族走上新的历史时代的基石”。这些文字，字字千钧，充分体现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翦伯赞及其主编的《中苏》半月刊在宣传中共抗战政策方面发挥了科学引导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在正面宣传抗战必胜信念的同时，翦伯赞勇敢地直面国民党顽固势力，对后者打压、破坏民众抗日团体的行为予以坚决批判。1938年9月，翦伯赞发表《抗议解散抗日团体》一文，他在文中疾声呼吁：“现在中国抗战形势的紧急，再不容许我们把对付日本法西斯匪徒的力量，分出一丝一毫来对付自己的抗日青年与抗日群众，相反地，我们应该把一丝一毫的力量都要用来对付法西斯匪徒。”作为《中苏》半月刊的主编，翦伯赞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传讯，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时顽强不屈，保证了《中苏》半月刊的持续发行，对于保护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坚实阵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中苏》半月刊于1940年停刊，存在时间仅两年零9个月。同年2月下旬，翦伯赞抵达重庆，与郭沫若、侯外庐等人共事于中苏文化协会，担任《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翦伯赞在《中苏文化》发表《中国抗战的历史原理及其发展逻辑》一文，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形势紧密结合。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翦伯赞以其深刻的论辩、雄厚的笔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育抗战时期的先进文化、促进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开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