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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张枫代表计生委给省长们送避孕套当礼物。他认为，这不是新闻，也不是作秀。“领导都是五六十岁了，老夫老妻了，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兴趣了，产生一种审美疲劳了，但是现在套个避孕套就不一样了，有带荧光的，有带麻点、螺旋、倒刺的，用了不同的套，老婆和老公的反应都不一样……”
1
59岁的张枫坐在省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侃侃谈性：避孕套、润滑油、性交……类似的词汇不断蹦出。沙发上方挂着“厚德载物”的字幅，身后，一根硕大的红木阴茎兀然挺立着。一种传统与前卫的融合，奇异地交集在这位厅级干部身上。“管女人生孩子，哪是我这个大男人干的事？”1987年，初到广东省计生委的张枫本以为这份工作只是跳板。然而出乎预料地，这一管就是二十几年。不仅如此，作为计生委主任，他还追本溯源，研究起了性问题。2009年，在《枫哥说性》丛书中，他化身为套着红枫叶T恤的漫画人物，穿梭在书页之间，向读者指点性知识，敲响性警钟。最近，他又出了一套《枫哥品性》丛书，论述性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创办的“全球领先”的性文化节，一出生便风华正茂；他呼吁打造被窝子工程，在媒体上为农民工呼喊“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为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两腿之间无小事”……他屡屡占据报纸的版面， 风格大胆，个性十足。甚至有报纸登出这样的标题：“省政府副秘书长出书教人做爱”。
可在摄影师的镜头面前，枫哥仍有些不自在。他老觉得自己的蓝格子衬衫太花哨，又穿上纯色外套，结果热出一身汗。直到摄影完成，才恢复了生动表情。他站在门口和摄影师握手道别，开着枫哥式的玩笑：“把珊珊单独留下你放心吗？我可是研究性学的哦。”说完哈哈大笑。
不过，很快，“单独留下”的记者就大学生能否发生性行为和枫哥辩论起来。“你反对大学生性行为，是不是太落伍了？”
——“不是说我落伍，他们在大学里面，并没有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如果怀孕的话，就要去做人流，这对女性都是伤害。”张主任语重心长。
“那安全的性行为呢？”
——“要发生的话我送上个套，希望她们不要意外怀孕，不要染上性病、艾滋病。但是我还是希望对他们说：把初夜权给和你结婚的‘他’或‘她’。这样更负责任。有人谈了几年恋爱了，然后突然就闹离婚，说感情不和，感情不和能谈几年恋爱吗？实际上就是结婚以后女孩子没有见红，他就认为她跟别人发生过关系。”张主任认真地回答。
“这种情结是正确吗？”
——“过去始终是这种观念，包括现在西方一些国家也要求回归婚姻，并不鼓励乱来。我作为性学会长，不能鼓励你去放纵自己，你觉得我这样说可以吗？张主任乐呵呵地反问。”
2
尽管反对婚前性行为，张枫却是最早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人。他从书架上把他1990年代编写的《和青少年说性》翻了出来。他还回忆起给儿子性教育的经历：“儿子遗精的第二天，我就跟儿子说你长大了，他立刻就脸红了。我跟他讲，这是一件好事，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说明你是个男子汉了，但你要对自己负责。我告诉他现在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和你的女同学怎么样共处，千万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和他讲清楚道理。”教育的结果，自然是很成功的，“他从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越轨的事，最起码我没有发现。”
当人们争论着是否在校园里售卖避孕套的时候，张枫很纳闷，争论什么呢？“你说你不戴套，该干的事、该发生的事情不发生吗？照样发生，那给一个套给她，她不用去人流，这才是对妇女生理健康方面真正的关爱。美国这方面的教育就比较好，家长跟孩子说，你不要发生性关系，你如果要发生性关系请你一定要用避孕套。但是我们国家有几个父母告诉小孩要用套？”
不仅是青少年，张枫还操心着老年人的性事。“女人到50岁左右停经，随后性生活的分泌物越来越少，男人到70岁、80岁的时候身体好照样有性要求，但这时候女人往往就会拒绝，之所以拒绝就是分泌物少了，性交的时候特别痛，往往就会拒绝，你拒绝的话他有要求，你这种简单的拒绝就会把你的老公推向他人的怀抱，甚至推向市场。”最终，他给出了解决的药方——使用润滑油。
这些性知识，从私下指点到写书到党校的课堂上，他都津津乐道。他觉得自己是干一行，钻一行，便钻成了专家。他反复说起那则处女膜太厚肛交一年却纳闷自己未能怀孕的故事，这样的“性盲”现象冲击着他，促使他当年研究起性学，从香港买来一本本性书自我学习。
起初，他的工作并不被家人理解。广为流传的一则小故事是，他出版第一本性学科普书时，妻子把书稿藏起来，不让他写“这种东西”。说服了几个月，妻子才把书稿拿出来。
往后的岁月中，周围的亲人，大多都被他说服，但还是有亲戚不支持他干计生。他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姨妈，一直到去世前还在劝他，不要干计生了，那是得罪人的事情……
但张枫意志顽强，对自己的计生事业坚信不移。
3
1980年代末的一天，张枫下乡到粤东，一名八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走进计生办，一见到张枫就跪下去磕起头来。三十多岁的张枫只能跪下也给对方磕头。好一会，张枫才明白，原来老头的儿媳已经四十多岁，连生几胎都是女孩，刚刚又怀上了，觉得是儿子，老头很想让儿媳生下来，来到计生办替儿媳求情。
“被这一磕头，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我当时就想，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得了啊，控制人口是很有必要的。”在乡村，他看到了高涨的造人热情。他觉得计生是一份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他热爱挑战。
关于工作，张枫强调了自己的铁面无私和求真求实。“乡镇一级怎么部署计划生育工作，我自己跑去看。如果说你浮在上面看看材料、看看文件，你下乡那么多人陪同你，他们陪着你看的点肯定都是全国都先进的点，肯定拿好的给你看，你能看到什么？我从来不会让你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来陪我，下乡检查工作也从来不打招呼，我认为这样才能摸到真实情况。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我向全省来推广你好的做法、好的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什么问题，也绝对不含糊，给你提出来。如果你不见我，那么我住在那里三天五天都要把你搞出来。我这个人比较倔的，脸皮也比较厚的，你不要看我很爱笑，骂起人来确实是毫不留情面的。”
他的艰苦工作，也为他赢得了认可，最让他高兴的是，自己拿了两个奖，“一个是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一个是中华人口奖。”酒会上，广东省前省长黄华华称赞他是“怪才、奇才，是广东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的称赞让他很感动。
和省长有关的另一则趣闻是，过年过节，张枫代表计生委给省长们送避孕套当礼物。他认为，这不是新闻，也不是作秀。“领导也是人，他也有需要，而且避孕套不仅避孕，还可以提高夫妻生活质量，我跟领导也讲了。那些领导都是五六十岁了，老夫老妻了，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兴趣了，产生一种审美疲劳了，但是现在套个避孕套就不一样了，有带荧光的，有带麻点、螺旋、倒刺的，用了不同的套，老婆和老公的反应都不一样……”
这个采访张枫的下午，不断有人找他签字，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记者采访张主任，对于他的同事们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他们自在地忙碌着。张枫的观点是：“官员也应有个性，有棱有角，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官员做成了‘官圆’，处处圆滑，还有什么意思？”
给记者冲着功夫茶，张枫笑眯眯地说。
对话张枫
人物周刊：编写《性与政治》里那些权力与美色的故事，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枫：实际上我一边编辑，一边点评，对自己本身是受教育的过程、受启发的过程，也是一种修炼的过程。看看自己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放松、有所警惕。
人物周刊：您在序言中写到性和权力是人的本能。男人是爱冒险、爱刺激的动物。您自己是这样吗？
张枫：这句话有点偏，但是总体上男人更爱冒险。
人物周刊：在这方面需要一些自我克服吗？
张枫：我会喝酒的，但是我可以一年不喝一次酒，你要给我喝一瓶，我也可以和你喝。我可以抽烟，但是3个月不抽一支烟都可以做到。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要能够控制自己，如果控制不了自己，那么你的意志力就要打问号了，你可能就要失控，一旦失控就会犯下意想不到的错误。一个男人坚不坚定，有没有意志，关键是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控制自己，这一点很重要。
人物周刊：您研究性问题，有没有官员朋友向您倾诉这方面的烦恼呢？
张枫：有，有些朋友经常晚上聊聊天、喝喝茶、通通电话，有的朋友甚至直接告诉我，“我最近不行了，兄弟你想想办法。”因为有的官员压力比较大，确实长时间不过夫妻生活，久而久之不行了。这样的朋友问我，我会给他一定的解答。
人物周刊：他们有没有和您讲述美色的诱惑？
张枫：这也会谈到的，我就告诉他你不能和自己开玩笑。我和他们开玩笑说，男人有两个头，大头不能被小头连累。
人物周刊：这样去劝说他们吗？
张枫：那你能不劝说吗？朋友应该要提醒的。
人物周刊：你编《性与政治》、《性警示》就是要劝告官员们？
张枫：贪官为何普遍都有情妇、嫖娼等丑闻？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贪官占有欲强,贪图享乐；二是一些女性主动献身,权色交易，实行“性贿赂”；三是有些人投其所好,给领导“拉皮条”。我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实际上用现代语就是要你的事业还是要你的情人？
人物周刊：克林顿等西方领导人也会曝出一些性丑闻，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政治生涯，但是在中国的案例中，作风问题往往会成为致命一击。
张枫：这是国情不同、体制不同。中国有中国的文明、有中国人的道德理念，所以说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和西方相比，我认为我们国家有好多好的做法、好的传统值得传承。外国的克林顿、刚刚不当总理的贝卢斯科尼，在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丑闻可能不被当回事，但我们国家对政治人物要求非常严格。孔夫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事，你让别人去做，那根本没有人听，你想一个政治官员、一个人民公仆，带头搞婚外情，那这个国家将会怎么样？这个社会将会是怎么样？那是不可思议的。
人物周刊：国内表面上强调官员要注意作风问题，但曝出来的案例往往非常不堪，这种矛盾是不是说明这些官员比较虚伪呢？
张枫：我认为不要把官员当成一种特殊的动物，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他既然是个人，就有七情六欲。另外你是一个官员，更要把握好自己，如果你犯了这方面的错，放纵自己，你就不配再当政府官员，我是这样来看的。
为什么党委、政府在抓三纪教育？就是政纪、党纪、法纪，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民公仆、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要注意形象，因为你的形象绝对不是你个人的事，你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我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警示，让你看好自己的裤腰带。
人物周刊：近年来出现了很多例子，贪官最后都是倒在了二奶的石榴裙下。
张枫：贪官都和情妇有关。实际上他自己花钱是花不完的，去养情人的钱就要多了，正常的工资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从“贪”上去考虑了。屡禁不止，说明这个事情的诱惑性还是比较强烈的，没有坚强的信念，就会在“情色”两个字面前打了败仗，难过美人关。
人物周刊：您曾是知青、当过兵、做过车间主任，这些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枫：我认为部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确实是很锻炼人。我当兵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非常能磨炼人的意志。另外干什么事要有一个团队的精神，要有一个集体的精神，这个很重要。你说我们一个排、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你没有互爱精神、互助精神、团队精神，你很难完成。
干企业给我的启示就是你干一行就要钻一行，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才能够把工作做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车间主要是机载加工，看一两年很快就掌握了，事实上你只要用心去学，什么都可以学会。
人物周刊：部队里要求人要服从的，但你又给人一种有个性的感觉。
张枫：这没有什么联系，我从来没有敢违背纪律。要分析你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是有利还是有弊，有利的就要大胆去做。要有一个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准则。
人物周刊：在计生的岗位上，自己最满意和最遗憾的事情分别是什么？
张枫：我认为我自己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广东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少生了3500多万人，对广东的人口和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广东3000多万流动人口他们都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引导好，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就担心性病、艾滋病在这批人当中传播开来，进而影响到户籍人口，影响到全国。特别是艾滋病，传播开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问题，我最担心这件事。事实上广东是艾滋病传播的第五大省，而且最主要的传播手段就是不洁性交，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事有些官员、有些领导不敢讲，不好意思讲，有碍情面，我不是艾滋病协会的，但是我感觉到我管这样的工作与我的身份还是相符合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希望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什么印象？
张枫：为百姓谋性福的张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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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岁的张枫坐在省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侃侃谈性：避孕套、润滑油、性交……类似的词汇不断蹦出。沙发上方挂着“厚德载物”的字幅，身后，一根硕大的红木阴茎兀然挺立着。一种传统与前卫的融合，奇异地交集在这位厅级干部身上。“管女人生孩子，哪是我这个大男人干的事？”1987年，初到广东省计生委的张枫本以为这份工作只是跳板。然而出乎预料地，这一管就是二十几年。不仅如此，作为计生委主任，他还追本溯源，研究起了性问题。2009年，在《枫哥说性》丛书中，他化身为套着红枫叶T恤的漫画人物，穿梭在书页之间，向读者指点性知识，敲响性警钟。最近，他又出了一套《枫哥品性》丛书，论述性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创办的“全球领先”的性文化节，一出生便风华正茂；他呼吁打造被窝子工程，在媒体上为农民工呼喊“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为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两腿之间无小事”……他屡屡占据报纸的版面， 风格大胆，个性十足。甚至有报纸登出这样的标题：“省政府副秘书长出书教人做爱”。
可在摄影师的镜头面前，枫哥仍有些不自在。他老觉得自己的蓝格子衬衫太花哨，又穿上纯色外套，结果热出一身汗。直到摄影完成，才恢复了生动表情。他站在门口和摄影师握手道别，开着枫哥式的玩笑：“把珊珊单独留下你放心吗？我可是研究性学的哦。”说完哈哈大笑。
不过，很快，“单独留下”的记者就大学生能否发生性行为和枫哥辩论起来。“你反对大学生性行为，是不是太落伍了？”
——“不是说我落伍，他们在大学里面，并没有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如果怀孕的话，就要去做人流，这对女性都是伤害。”张主任语重心长。
“那安全的性行为呢？”
——“要发生的话我送上个套，希望她们不要意外怀孕，不要染上性病、艾滋病。但是我还是希望对他们说：把初夜权给和你结婚的‘他’或‘她’。这样更负责任。有人谈了几年恋爱了，然后突然就闹离婚，说感情不和，感情不和能谈几年恋爱吗？实际上就是结婚以后女孩子没有见红，他就认为她跟别人发生过关系。”张主任认真地回答。
“这种情结是正确吗？”
——“过去始终是这种观念，包括现在西方一些国家也要求回归婚姻，并不鼓励乱来。我作为性学会长，不能鼓励你去放纵自己，你觉得我这样说可以吗？张主任乐呵呵地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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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对婚前性行为，张枫却是最早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人。他从书架上把他1990年代编写的《和青少年说性》翻了出来。他还回忆起给儿子性教育的经历：“儿子遗精的第二天，我就跟儿子说你长大了，他立刻就脸红了。我跟他讲，这是一件好事，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说明你是个男子汉了，但你要对自己负责。我告诉他现在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和你的女同学怎么样共处，千万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和他讲清楚道理。”教育的结果，自然是很成功的，“他从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越轨的事，最起码我没有发现。”
当人们争论着是否在校园里售卖避孕套的时候，张枫很纳闷，争论什么呢？“你说你不戴套，该干的事、该发生的事情不发生吗？照样发生，那给一个套给她，她不用去人流，这才是对妇女生理健康方面真正的关爱。美国这方面的教育就比较好，家长跟孩子说，你不要发生性关系，你如果要发生性关系请你一定要用避孕套。但是我们国家有几个父母告诉小孩要用套？”
不仅是青少年，张枫还操心着老年人的性事。“女人到50岁左右停经，随后性生活的分泌物越来越少，男人到70岁、80岁的时候身体好照样有性要求，但这时候女人往往就会拒绝，之所以拒绝就是分泌物少了，性交的时候特别痛，往往就会拒绝，你拒绝的话他有要求，你这种简单的拒绝就会把你的老公推向他人的怀抱，甚至推向市场。”最终，他给出了解决的药方——使用润滑油。
这些性知识，从私下指点到写书到党校的课堂上，他都津津乐道。他觉得自己是干一行，钻一行，便钻成了专家。他反复说起那则处女膜太厚肛交一年却纳闷自己未能怀孕的故事，这样的“性盲”现象冲击着他，促使他当年研究起性学，从香港买来一本本性书自我学习。
起初，他的工作并不被家人理解。广为流传的一则小故事是，他出版第一本性学科普书时，妻子把书稿藏起来，不让他写“这种东西”。说服了几个月，妻子才把书稿拿出来。
往后的岁月中，周围的亲人，大多都被他说服，但还是有亲戚不支持他干计生。他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姨妈，一直到去世前还在劝他，不要干计生了，那是得罪人的事情……
但张枫意志顽强，对自己的计生事业坚信不移。
3
1980年代末的一天，张枫下乡到粤东，一名八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走进计生办，一见到张枫就跪下去磕起头来。三十多岁的张枫只能跪下也给对方磕头。好一会，张枫才明白，原来老头的儿媳已经四十多岁，连生几胎都是女孩，刚刚又怀上了，觉得是儿子，老头很想让儿媳生下来，来到计生办替儿媳求情。
“被这一磕头，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我当时就想，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得了啊，控制人口是很有必要的。”在乡村，他看到了高涨的造人热情。他觉得计生是一份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他热爱挑战。
关于工作，张枫强调了自己的铁面无私和求真求实。“乡镇一级怎么部署计划生育工作，我自己跑去看。如果说你浮在上面看看材料、看看文件，你下乡那么多人陪同你，他们陪着你看的点肯定都是全国都先进的点，肯定拿好的给你看，你能看到什么？我从来不会让你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来陪我，下乡检查工作也从来不打招呼，我认为这样才能摸到真实情况。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我向全省来推广你好的做法、好的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什么问题，也绝对不含糊，给你提出来。如果你不见我，那么我住在那里三天五天都要把你搞出来。我这个人比较倔的，脸皮也比较厚的，你不要看我很爱笑，骂起人来确实是毫不留情面的。”
他的艰苦工作，也为他赢得了认可，最让他高兴的是，自己拿了两个奖，“一个是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一个是中华人口奖。”酒会上，广东省前省长黄华华称赞他是“怪才、奇才，是广东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的称赞让他很感动。
和省长有关的另一则趣闻是，过年过节，张枫代表计生委给省长们送避孕套当礼物。他认为，这不是新闻，也不是作秀。“领导也是人，他也有需要，而且避孕套不仅避孕，还可以提高夫妻生活质量，我跟领导也讲了。那些领导都是五六十岁了，老夫老妻了，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兴趣了，产生一种审美疲劳了，但是现在套个避孕套就不一样了，有带荧光的，有带麻点、螺旋、倒刺的，用了不同的套，老婆和老公的反应都不一样……”
这个采访张枫的下午，不断有人找他签字，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记者采访张主任，对于他的同事们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他们自在地忙碌着。张枫的观点是：“官员也应有个性，有棱有角，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官员做成了‘官圆’，处处圆滑，还有什么意思？”
给记者冲着功夫茶，张枫笑眯眯地说。
对话张枫
人物周刊：编写《性与政治》里那些权力与美色的故事，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枫：实际上我一边编辑，一边点评，对自己本身是受教育的过程、受启发的过程，也是一种修炼的过程。看看自己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放松、有所警惕。
人物周刊：您在序言中写到性和权力是人的本能。男人是爱冒险、爱刺激的动物。您自己是这样吗？
张枫：这句话有点偏，但是总体上男人更爱冒险。
人物周刊：在这方面需要一些自我克服吗？
张枫：我会喝酒的，但是我可以一年不喝一次酒，你要给我喝一瓶，我也可以和你喝。我可以抽烟，但是3个月不抽一支烟都可以做到。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要能够控制自己，如果控制不了自己，那么你的意志力就要打问号了，你可能就要失控，一旦失控就会犯下意想不到的错误。一个男人坚不坚定，有没有意志，关键是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控制自己，这一点很重要。
人物周刊：您研究性问题，有没有官员朋友向您倾诉这方面的烦恼呢？
张枫：有，有些朋友经常晚上聊聊天、喝喝茶、通通电话，有的朋友甚至直接告诉我，“我最近不行了，兄弟你想想办法。”因为有的官员压力比较大，确实长时间不过夫妻生活，久而久之不行了。这样的朋友问我，我会给他一定的解答。
人物周刊：他们有没有和您讲述美色的诱惑？
张枫：这也会谈到的，我就告诉他你不能和自己开玩笑。我和他们开玩笑说，男人有两个头，大头不能被小头连累。
人物周刊：这样去劝说他们吗？
张枫：那你能不劝说吗？朋友应该要提醒的。
人物周刊：你编《性与政治》、《性警示》就是要劝告官员们？
张枫：贪官为何普遍都有情妇、嫖娼等丑闻？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贪官占有欲强,贪图享乐；二是一些女性主动献身,权色交易，实行“性贿赂”；三是有些人投其所好,给领导“拉皮条”。我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实际上用现代语就是要你的事业还是要你的情人？
人物周刊：克林顿等西方领导人也会曝出一些性丑闻，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政治生涯，但是在中国的案例中，作风问题往往会成为致命一击。
张枫：这是国情不同、体制不同。中国有中国的文明、有中国人的道德理念，所以说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和西方相比，我认为我们国家有好多好的做法、好的传统值得传承。外国的克林顿、刚刚不当总理的贝卢斯科尼，在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丑闻可能不被当回事，但我们国家对政治人物要求非常严格。孔夫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事，你让别人去做，那根本没有人听，你想一个政治官员、一个人民公仆，带头搞婚外情，那这个国家将会怎么样？这个社会将会是怎么样？那是不可思议的。
人物周刊：国内表面上强调官员要注意作风问题，但曝出来的案例往往非常不堪，这种矛盾是不是说明这些官员比较虚伪呢？
张枫：我认为不要把官员当成一种特殊的动物，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他既然是个人，就有七情六欲。另外你是一个官员，更要把握好自己，如果你犯了这方面的错，放纵自己，你就不配再当政府官员，我是这样来看的。
为什么党委、政府在抓三纪教育？就是政纪、党纪、法纪，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民公仆、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要注意形象，因为你的形象绝对不是你个人的事，你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我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警示，让你看好自己的裤腰带。
人物周刊：近年来出现了很多例子，贪官最后都是倒在了二奶的石榴裙下。
张枫：贪官都和情妇有关。实际上他自己花钱是花不完的，去养情人的钱就要多了，正常的工资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从“贪”上去考虑了。屡禁不止，说明这个事情的诱惑性还是比较强烈的，没有坚强的信念，就会在“情色”两个字面前打了败仗，难过美人关。
人物周刊：您曾是知青、当过兵、做过车间主任，这些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枫：我认为部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确实是很锻炼人。我当兵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非常能磨炼人的意志。另外干什么事要有一个团队的精神，要有一个集体的精神，这个很重要。你说我们一个排、一个班出去执行任务，你没有互爱精神、互助精神、团队精神，你很难完成。
干企业给我的启示就是你干一行就要钻一行，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才能够把工作做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车间主要是机载加工，看一两年很快就掌握了，事实上你只要用心去学，什么都可以学会。
人物周刊：部队里要求人要服从的，但你又给人一种有个性的感觉。
张枫：这没有什么联系，我从来没有敢违背纪律。要分析你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是有利还是有弊，有利的就要大胆去做。要有一个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准则。
人物周刊：在计生的岗位上，自己最满意和最遗憾的事情分别是什么？
张枫：我认为我自己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广东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少生了3500多万人，对广东的人口和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广东3000多万流动人口他们都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引导好，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就担心性病、艾滋病在这批人当中传播开来，进而影响到户籍人口，影响到全国。特别是艾滋病，传播开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问题，我最担心这件事。事实上广东是艾滋病传播的第五大省，而且最主要的传播手段就是不洁性交，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事有些官员、有些领导不敢讲，不好意思讲，有碍情面，我不是艾滋病协会的，但是我感觉到我管这样的工作与我的身份还是相符合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希望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什么印象？
张枫：为百姓谋性福的张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