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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邓县人，1919年5月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妈妈很贤惠却很封建，从小给我缠了脚，在我四五岁时订了娃娃亲。家里不让女孩上学，不许和邻家男孩玩。在我9岁那年（1928年），家乡遭匪劫时，父亲被打死，我和母亲被绑票。在“民团”打土匪时，我俩失散了，妈妈借机逃回家，只剩我留在土匪那儿，受了许多惊怕，吃了许多苦头。我被赎回后患上伤寒病，高烧不退，整天昏睡。病好后头发掉光，不会走路只会爬。妈妈说：“不用缠脚了，去学校跟小孩玩吧，总比死了强。”我因祸得福能上学了。
镇里有个完小。我初小只读了第三册和第五册，高小就上了五年级。当期考临近时妈妈病逝，为办丧事我辍学了。妈妈遗体入棺后还睁着眼，大概担心我年幼没人管。我四哥跪在棺前说：“妈，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妹妹抚养成人。”此后四哥管我一切。12岁那年暑假我考上初师。这3年我努力学习，进步很快，门门功课都中上成绩，天真活泼快乐成长。
毕业过完暑假，四哥叫我返原校新招的师范班当旁听生。我到班里看到的全是新面孔，才突悟到我原来是个留级生，很丢人很不幸，比别人低一等，从此生发伤感和愤愤不平情绪。但我有时间精力读课外书了。开始时左、中、右作家的作品都读。后来感到左翼作家的作品对劲，郭沫若、曹禺、茅盾、鲁迅等人作品都多少读了些。当看到《狂人日记》多处写着“吃人”时，觉得我就是被吃的一个，和被吃的穷苦人命运一样。正在此时，我遇到了梁老师。
1936年春，学校来了位教国语的新老师梁雷，也是邓县人，原在杞县大同中学教书。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
梁老师的教学法和别人不同，有独到见解。第一次上课，几句开场白后便问学生们：“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前途？”学生们用诧异的眼光凝视着老师，回答不上来。他说：“今天先学一首诗，可从中找出答案。”随即在黑板上书写一首臧克家的《我们是青年》，诗的第一段为：“我们是青年，仰起脸来，一口可以吞下青天；擎起地球来，使它转个身；提起黄河来，可以叫它倒转。”最后几句是：“让磨光了头皮的人们笑吧，我们全不管，秋后的枯草，也配来嘲笑春天？”后来，梁老师每堂课除讲课文外还讲许多课外的东西，如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和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日军炮制的殷汝耕华北自治政府，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邹韬奋及其创办的《生活》杂志，陶行知在上海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试行先进的教学法，中国的世界语活动等。总之，随着国家事态的发展，他随时传播新闻，发表评论，使我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提高了认识。
作文课上，梁老师每次都出几个不同的题目，让学生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感兴趣的来写，还提倡学生自己命题。记得我自己写的两篇作文《论女子无才便是德》《论三从四德》，他认为写得好，亲自在课堂上宣读。学生的每篇作文，他都会认真写评语，以鼓励为主，也以希望或建议的方式指出不足。
我每天都交日记，常常在日记里发泄我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并逐渐发展到对社会的不满。有时悲伤，有时愤慨，有时无奈。梁老师根据我每篇日记暴露出的思想问题，写出批语。有时三言五语，有时甚至可达一两页之多，针对我的思想情绪，加以引导，使我向积极方向发展。
梁老师提倡学生自由组合出壁报，提高写作水平。我和另两个文学爱好者任祥云、李振玉一块办一张壁报，两周出一期。自己写稿、编排、抄写，贴在学校墙上。梁老师又教我们学习拉丁化新文字，这种拼音文字比较好学，我已经可以用它书写东西。
他还教唱革命歌曲《毕业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激励我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要做社会栋梁，宁愿做主人战死在疆场，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开路先锋》鼓励大家要做开路先锋：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我们不怕关山千万重，不怕几千年的化石筑成的地面山峰，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甚至拿起暴烈的炸药炸毁山峰，大路好开工。这些歌，对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梁老师还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读好书，推荐了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大众化的理论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在梁老师教导下，我们班不但学业大有长进，而且政治思想进步也很大，初步奠定了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女性解放的思想基础。在短短一个学期里我们除参加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活动外还在学校组织过两次斗争。因我是学生会主席，这两次斗争都是梁老师出主意，我领着干的。一次是他刚来不久，学校训育主任在老师和学生中散布梁老师是危险分子并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我带部分同学把她赶出学校。因她与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关系密切，我校校长和邓县第一高小校长（我四哥杨毅然）都是邓县名流，逼我向她道歉并把她请回来，我坚决不干。最后这位主任回来了，再也不敢猖狂了。另一次是1936年夏毕业考试后南阳府教育当局让我们去南阳会考，在梁老师启示下我领导了全班反会考斗争。我四哥知道后把我软禁在家里。因无领导了，这次斗争无果而终。这两次斗争虽遭挫折，却鼓舞了同学们反对社会不公的斗志。
到1936年暑假，我3年的旁听生活结束。离校前全班开的茶话会请梁老师参加了。大家亲切话别，只有我一言未发趴在桌上哭。老师和同学似乎都很理解我只能回家的心情，谁都没说什么。聚会结束时梁老师带领大家唱起《毕业歌》，我含泪和大家一块唱。
回到家，遇到的果然是一头冷水，而且比我预想的更糟糕。我四哥逼我结婚。这次争吵，让我清楚地感觉到，要想得到四哥的同意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我暗下决心：逃跑！是梁老师的教导，激励了我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我非常感激他，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可身无分文怎么逃呢？一天，同班好友唐芝瑞来看我，说未婚夫送给她30元支持她去开封考学。我急切地提议用这些钱和她一块走，她爽快地同意了。两天后听说张侠飞校长要去武汉考大学，我利用给他送行的机会，只穿一身单衣和唐芝瑞逃到开封。经在开封第一女师学习的老同学的交涉，校方同意凡报考该校的学生可以住教室。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考上女师，闯出一条生路！ 唐芝瑞带出来的30块钱在支付两人从邓县到开封的路费后所剩无几。要靠这点钱生活到考试完必须省吃俭用。我们买了几本备考的参考书整天在教室死记硬背，夜里就枕着书和衣睡在伸不直腿的光板课桌上。每日三餐都到三轮车工人吃饭的地方去：马路旁，几块砖头支着的大铁锅里是白水煮黑豆面丸子，我们就端着大粗瓷碗站着吃；地上放着的筐子里装着窝窝头，我们有时也会买来吃。眼看钱快用光就改成两餐，饿了就用水充饥。就这样，我俩忍饥挨饿，努力备考，好不容易熬到考试完。
张榜出来，我俩都榜上无名。自称是我四哥朋友的两位先生来动员我回家，我表示：宁肯饿死也不回去。过了一两天又出了二榜，我被录取了，唐芝瑞仍榜上无名。但榜上又说3日内必须报名且要交8块银元的保证金，若3日之内不报名就是自己放弃，不再录取。看了这个规定，我焦急万分，到哪去弄这8块现大洋呢？若不能入学我在开封将无立锥之地。学不能上，家不能归，我已无路可走，期盼考上女师闯出一条生路的梦破灭了。唐芝瑞为分担我的焦虑，不顾自己未考取的困境，一直陪着我傻坐在教室里。
第二天上午，我惊奇地发现，梁老师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在你离家出走的第二天，你五哥吃大烟自杀身亡。”前途无路的焦虑，加上亲人死亡的噩耗，我痛哭了一场。唐芝瑞对梁老师说了我交不出保证金的事。梁老师当即掏出8块银元给我。当我接过这些钱时高兴得像疯了似的，心想我得救了，是梁老师把我从绝路上拉了回来。我泪流满面，弄不清自己是在哭还是在笑。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梁老师说：“你快去报名吧，别误了报名期。”说完他就走了。我擦净脸上的泪痕，急忙跑去报了名。后来，唐芝瑞也考上了任时女中。
次日上午，梁老师又来了，关切地询问了我报名情况。他说：“那你就可以放心了。今天，你和我一块去看一位朋友，好么？”我点点头，跟着他去看了河南大学的学生杨巴生。过了两三天，梁老师又来问我：“收到入学通知书了吗？”我说：“没有。”他说：“别着急，再等等。”这天他带我去看了一位开封的左翼作家、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在返回女师的路上他对我说：“再过一两天我就要离开开封了，你什么时候正式入学了要告诉我一声，信写到杞县大同中学我就能收到。”
我四哥从朋友处得知我考入女师的消息后寄来30块钱。我用它买了学习、生活用品。一切就绪后我给梁老师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已入学，被编入高一甲班。他很快回了信，希望我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学好功课的同时，尽可能多读点好的课外书。入学不久，我觉得功课不难，想学写诗。可我既不懂格律，也不懂平仄，费了很大劲写了一首七绝，寄给梁老师请他修改。他改后，在开封的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开封左翼文化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梁雷老师的朋友通知我去参加。他在会上致悼词，称鲁迅先生为旗手。我很崇拜鲁迅，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惋惜。会后我给梁老师写了封长信，把全部经过和我的感想都告诉了他。约1936年12月，学校“民先”负责人（10月我参加了民先和其组织的各种活动）赵玉亭（高二学生）告诉我：听说梁雷被捕了。我很着急，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告我，没有被捕，很安全，要我别担心。
刚放寒假，正当我和几位留校同学做好寒假读书计划要开始读书时，校方挂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都是民先队员）一块开除了，并勒令3日内离校。我们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小房间挤在一张床上，不知所措地哭了。赵玉亭给我们送饭。另两位同学都有条件异地求学，仅我走投无路。幸好河南民先负责人朱文昭（开封高二学生）伸出援助之手，介绍我去他哥哥任校长的偃师县一小教书。
我到偃师一小后，陈大姐（又名齐欣）和我接上了民先关系。朱校长分配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四年级的国语，一月15元薪金。我立即写信告诉梁老师我离开开封到偃师的全过程。他回信鼓励我不要丧气，要愉快地工作和生活。
刚教了两周书，忽接我四哥的信。他叫我回家，并说路费已寄给在开封念书的堂哥杨鼎贵，让他到偃师来接我。信尾说：“念父母在天之灵，愿妹速归。”信纸上布满泪痕。我无法在此待了，必须在我堂哥到偃师之前离开，否则他来了要硬压我回家就糟了。我立即找陈大姐商量，她同意我的意见，要我马上返开封找朱文昭。我编了个瞎话告诉朱校长，母亲病逝，要回家奔丧。
到了开封，朱文昭说：“开封没你容身之地，你去北平找杨庆生吧。”他典当了《康熙字典》和皮袍，给我凑了15元路费。在去郑州的火车上，我遇到了老同学孟昭莲。她说：“你年岁还小，最好能继续上学。”并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有。一摸口袋，空的。大概是被小偷偷走了。她给了我两块五毛钱，可以够我到北平的生活费了。
从郑州乘车到了北平已是深夜，怎么办呢？直接去找杨庆生吧，人家还在睡觉；再说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在马路上走也不安全。正在愁思时，刚才火车上对面坐着的那位儒雅长者好心领我进城并帮忙找了家小旅店住下。我关紧房门等待天明。
翌日晨，杨庆生（中国大学学生，党的交通员）和他妹妹杨秋芬，把我接到他们住的学生公寓。经他请示组织，决定让我去太原找温建功。他自掏腰包给我买了火车票并送我到车站。在车站巧遇送一男两女去太原的杨巴生。他先介绍男士说：“这位是张玉麟先生（后来知是共产党员），我的朋友。”又对张说：“这位叫杨蕴玉，请你多加照顾。”这样，我放心大胆地于3月中旬顺利到达太原找到温建功，他当即安排我到牺盟会办的太原军政训练班十一连（女兵连）学习。
进入十一连后，我给梁老师写信告诉他我离开偃师的原因和到达太原的经过，及已被编入十一连六班，衣、食、住都由连里管，每日两顿饭，半天学政治半天学军事，请他放心。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很高兴，提醒我到一个新地方要注意了解情况，鼓励我政治、军事都要学好，将来都有用。不久又写信告诉我，他在太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较自由。4月，我这个饱受磨难的青年找到了亲爱的党，下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6月，党组织派我去临汾中学接替一位生病的同志，任一个月的音乐代课教员。7月初，回到太原。数日后，省牺盟会派我参加赴百灵庙战地慰问团，二三十人在李涛团长率领下，先到大同拜访傅作义将军，请他介绍前线战况，接着去云冈石窟（此时这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已成伤兵收容所）慰问伤兵。随后转赴归绥（当时绥远省会，现呼和浩特）和绥远省政府商谈赴百灵庙事宜。尚未成行，百灵庙失守。省牺盟会电示，全团即返太原。在途经大同等火车站时，均遇日机轰炸。我们大约于7月下旬回到太原，省牺盟会分配我到太原市牺盟会的一个区分会任工作员。
8月初，梁老师也来到太原，我到旅馆去看他。他说：“已辞去杞县大同中学的工作，家里妈妈身边有了孙子得到安慰，我可以远走高飞了。”两天后他脱去长衫穿上戎装，进了太原军政训练班教导队。星期天，他带我去看朋友。看过王国权（不知他当时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过民政部副部长），他俩老朋友聊得很投机，我插不上嘴，坐在一边旁听。还看过李源，河南大学学生，也在女兵连学习过，我叫她大姐。她见到我们很热情很随和，大家有说有笑。
8月下旬的一天，梁老师告诉我，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总会分配他到雁北工作，但没说具体地方和职务。走时，我去车站送行。8月底，我也被分配到榆次县牺盟会工作。万万没有想到，竟从此和梁老师失掉了联系，天各一方，杳无音信，送别竟成了诀别！
1939年1月，我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顺县的石拐镇，看到一份山西省牺盟总会发给晋东南牺盟总会（驻在石拐镇）的一份通报。上边登载了一条短讯：“偏关抗日县长梁雷在1938年3月反扫荡中壮烈牺牲”（见注释）。晴天霹雷，我惊呆得像个木头人。
夜幕降临，我辗转难眠，恩师教诲和帮助我的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热泪不断地涌流，索性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口气写了首长诗倾吐心声。我惋惜，悲痛，思念。写完，心情稍微平静，又看了一遍，烧了，作为献给烈士的祭文。
梁雷老师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只活了27岁。梁雷老师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他年复一年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不辞辛劳，夜以继日，洒下了汗水和心血，培养出一批批爱国青年，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上，其中有些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优秀代表。他活跃在雁门关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军进行着艰苦卓绝顽强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梁雷烈士牺牲已77周年，我追忆那难忘的岁月，以表达对烈士深深的敬爱和不尽的思念！抗日英雄梁雷烈士永垂不朽！
注：1937年8月下旬，梁雷受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派遣，任雁北游击司令，同年10月25日又受阎锡山任命兼任偏关县县长。1938年3月18日，牺牲于偏关县柏家嘴村。
杨蕴玉，1936年秋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先后在太原、榆次、晋东南参加牺盟会工作，后在和顺、昔阳、左权任县委书记。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62年当选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责编 孟红）
镇里有个完小。我初小只读了第三册和第五册，高小就上了五年级。当期考临近时妈妈病逝，为办丧事我辍学了。妈妈遗体入棺后还睁着眼，大概担心我年幼没人管。我四哥跪在棺前说：“妈，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妹妹抚养成人。”此后四哥管我一切。12岁那年暑假我考上初师。这3年我努力学习，进步很快，门门功课都中上成绩，天真活泼快乐成长。
毕业过完暑假，四哥叫我返原校新招的师范班当旁听生。我到班里看到的全是新面孔，才突悟到我原来是个留级生，很丢人很不幸，比别人低一等，从此生发伤感和愤愤不平情绪。但我有时间精力读课外书了。开始时左、中、右作家的作品都读。后来感到左翼作家的作品对劲，郭沫若、曹禺、茅盾、鲁迅等人作品都多少读了些。当看到《狂人日记》多处写着“吃人”时，觉得我就是被吃的一个，和被吃的穷苦人命运一样。正在此时，我遇到了梁老师。
1936年春，学校来了位教国语的新老师梁雷，也是邓县人，原在杞县大同中学教书。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
梁老师的教学法和别人不同，有独到见解。第一次上课，几句开场白后便问学生们：“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前途？”学生们用诧异的眼光凝视着老师，回答不上来。他说：“今天先学一首诗，可从中找出答案。”随即在黑板上书写一首臧克家的《我们是青年》，诗的第一段为：“我们是青年，仰起脸来，一口可以吞下青天；擎起地球来，使它转个身；提起黄河来，可以叫它倒转。”最后几句是：“让磨光了头皮的人们笑吧，我们全不管，秋后的枯草，也配来嘲笑春天？”后来，梁老师每堂课除讲课文外还讲许多课外的东西，如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和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日军炮制的殷汝耕华北自治政府，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邹韬奋及其创办的《生活》杂志，陶行知在上海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试行先进的教学法，中国的世界语活动等。总之，随着国家事态的发展，他随时传播新闻，发表评论，使我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提高了认识。
作文课上，梁老师每次都出几个不同的题目，让学生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感兴趣的来写，还提倡学生自己命题。记得我自己写的两篇作文《论女子无才便是德》《论三从四德》，他认为写得好，亲自在课堂上宣读。学生的每篇作文，他都会认真写评语，以鼓励为主，也以希望或建议的方式指出不足。
我每天都交日记，常常在日记里发泄我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并逐渐发展到对社会的不满。有时悲伤，有时愤慨，有时无奈。梁老师根据我每篇日记暴露出的思想问题，写出批语。有时三言五语，有时甚至可达一两页之多，针对我的思想情绪，加以引导，使我向积极方向发展。
梁老师提倡学生自由组合出壁报，提高写作水平。我和另两个文学爱好者任祥云、李振玉一块办一张壁报，两周出一期。自己写稿、编排、抄写，贴在学校墙上。梁老师又教我们学习拉丁化新文字，这种拼音文字比较好学，我已经可以用它书写东西。
他还教唱革命歌曲《毕业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激励我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要做社会栋梁，宁愿做主人战死在疆场，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开路先锋》鼓励大家要做开路先锋：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我们不怕关山千万重，不怕几千年的化石筑成的地面山峰，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甚至拿起暴烈的炸药炸毁山峰，大路好开工。这些歌，对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梁老师还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读好书，推荐了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大众化的理论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在梁老师教导下，我们班不但学业大有长进，而且政治思想进步也很大，初步奠定了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女性解放的思想基础。在短短一个学期里我们除参加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活动外还在学校组织过两次斗争。因我是学生会主席，这两次斗争都是梁老师出主意，我领着干的。一次是他刚来不久，学校训育主任在老师和学生中散布梁老师是危险分子并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我带部分同学把她赶出学校。因她与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关系密切，我校校长和邓县第一高小校长（我四哥杨毅然）都是邓县名流，逼我向她道歉并把她请回来，我坚决不干。最后这位主任回来了，再也不敢猖狂了。另一次是1936年夏毕业考试后南阳府教育当局让我们去南阳会考，在梁老师启示下我领导了全班反会考斗争。我四哥知道后把我软禁在家里。因无领导了，这次斗争无果而终。这两次斗争虽遭挫折，却鼓舞了同学们反对社会不公的斗志。
到1936年暑假，我3年的旁听生活结束。离校前全班开的茶话会请梁老师参加了。大家亲切话别，只有我一言未发趴在桌上哭。老师和同学似乎都很理解我只能回家的心情，谁都没说什么。聚会结束时梁老师带领大家唱起《毕业歌》，我含泪和大家一块唱。
回到家，遇到的果然是一头冷水，而且比我预想的更糟糕。我四哥逼我结婚。这次争吵，让我清楚地感觉到，要想得到四哥的同意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我暗下决心：逃跑！是梁老师的教导，激励了我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我非常感激他，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可身无分文怎么逃呢？一天，同班好友唐芝瑞来看我，说未婚夫送给她30元支持她去开封考学。我急切地提议用这些钱和她一块走，她爽快地同意了。两天后听说张侠飞校长要去武汉考大学，我利用给他送行的机会，只穿一身单衣和唐芝瑞逃到开封。经在开封第一女师学习的老同学的交涉，校方同意凡报考该校的学生可以住教室。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考上女师，闯出一条生路！ 唐芝瑞带出来的30块钱在支付两人从邓县到开封的路费后所剩无几。要靠这点钱生活到考试完必须省吃俭用。我们买了几本备考的参考书整天在教室死记硬背，夜里就枕着书和衣睡在伸不直腿的光板课桌上。每日三餐都到三轮车工人吃饭的地方去：马路旁，几块砖头支着的大铁锅里是白水煮黑豆面丸子，我们就端着大粗瓷碗站着吃；地上放着的筐子里装着窝窝头，我们有时也会买来吃。眼看钱快用光就改成两餐，饿了就用水充饥。就这样，我俩忍饥挨饿，努力备考，好不容易熬到考试完。
张榜出来，我俩都榜上无名。自称是我四哥朋友的两位先生来动员我回家，我表示：宁肯饿死也不回去。过了一两天又出了二榜，我被录取了，唐芝瑞仍榜上无名。但榜上又说3日内必须报名且要交8块银元的保证金，若3日之内不报名就是自己放弃，不再录取。看了这个规定，我焦急万分，到哪去弄这8块现大洋呢？若不能入学我在开封将无立锥之地。学不能上，家不能归，我已无路可走，期盼考上女师闯出一条生路的梦破灭了。唐芝瑞为分担我的焦虑，不顾自己未考取的困境，一直陪着我傻坐在教室里。
第二天上午，我惊奇地发现，梁老师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在你离家出走的第二天，你五哥吃大烟自杀身亡。”前途无路的焦虑，加上亲人死亡的噩耗，我痛哭了一场。唐芝瑞对梁老师说了我交不出保证金的事。梁老师当即掏出8块银元给我。当我接过这些钱时高兴得像疯了似的，心想我得救了，是梁老师把我从绝路上拉了回来。我泪流满面，弄不清自己是在哭还是在笑。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梁老师说：“你快去报名吧，别误了报名期。”说完他就走了。我擦净脸上的泪痕，急忙跑去报了名。后来，唐芝瑞也考上了任时女中。
次日上午，梁老师又来了，关切地询问了我报名情况。他说：“那你就可以放心了。今天，你和我一块去看一位朋友，好么？”我点点头，跟着他去看了河南大学的学生杨巴生。过了两三天，梁老师又来问我：“收到入学通知书了吗？”我说：“没有。”他说：“别着急，再等等。”这天他带我去看了一位开封的左翼作家、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在返回女师的路上他对我说：“再过一两天我就要离开开封了，你什么时候正式入学了要告诉我一声，信写到杞县大同中学我就能收到。”
我四哥从朋友处得知我考入女师的消息后寄来30块钱。我用它买了学习、生活用品。一切就绪后我给梁老师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已入学，被编入高一甲班。他很快回了信，希望我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学好功课的同时，尽可能多读点好的课外书。入学不久，我觉得功课不难，想学写诗。可我既不懂格律，也不懂平仄，费了很大劲写了一首七绝，寄给梁老师请他修改。他改后，在开封的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开封左翼文化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梁雷老师的朋友通知我去参加。他在会上致悼词，称鲁迅先生为旗手。我很崇拜鲁迅，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惋惜。会后我给梁老师写了封长信，把全部经过和我的感想都告诉了他。约1936年12月，学校“民先”负责人（10月我参加了民先和其组织的各种活动）赵玉亭（高二学生）告诉我：听说梁雷被捕了。我很着急，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告我，没有被捕，很安全，要我别担心。
刚放寒假，正当我和几位留校同学做好寒假读书计划要开始读书时，校方挂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都是民先队员）一块开除了，并勒令3日内离校。我们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小房间挤在一张床上，不知所措地哭了。赵玉亭给我们送饭。另两位同学都有条件异地求学，仅我走投无路。幸好河南民先负责人朱文昭（开封高二学生）伸出援助之手，介绍我去他哥哥任校长的偃师县一小教书。
我到偃师一小后，陈大姐（又名齐欣）和我接上了民先关系。朱校长分配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四年级的国语，一月15元薪金。我立即写信告诉梁老师我离开开封到偃师的全过程。他回信鼓励我不要丧气，要愉快地工作和生活。
刚教了两周书，忽接我四哥的信。他叫我回家，并说路费已寄给在开封念书的堂哥杨鼎贵，让他到偃师来接我。信尾说：“念父母在天之灵，愿妹速归。”信纸上布满泪痕。我无法在此待了，必须在我堂哥到偃师之前离开，否则他来了要硬压我回家就糟了。我立即找陈大姐商量，她同意我的意见，要我马上返开封找朱文昭。我编了个瞎话告诉朱校长，母亲病逝，要回家奔丧。
到了开封，朱文昭说：“开封没你容身之地，你去北平找杨庆生吧。”他典当了《康熙字典》和皮袍，给我凑了15元路费。在去郑州的火车上，我遇到了老同学孟昭莲。她说：“你年岁还小，最好能继续上学。”并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有。一摸口袋，空的。大概是被小偷偷走了。她给了我两块五毛钱，可以够我到北平的生活费了。
从郑州乘车到了北平已是深夜，怎么办呢？直接去找杨庆生吧，人家还在睡觉；再说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在马路上走也不安全。正在愁思时，刚才火车上对面坐着的那位儒雅长者好心领我进城并帮忙找了家小旅店住下。我关紧房门等待天明。
翌日晨，杨庆生（中国大学学生，党的交通员）和他妹妹杨秋芬，把我接到他们住的学生公寓。经他请示组织，决定让我去太原找温建功。他自掏腰包给我买了火车票并送我到车站。在车站巧遇送一男两女去太原的杨巴生。他先介绍男士说：“这位是张玉麟先生（后来知是共产党员），我的朋友。”又对张说：“这位叫杨蕴玉，请你多加照顾。”这样，我放心大胆地于3月中旬顺利到达太原找到温建功，他当即安排我到牺盟会办的太原军政训练班十一连（女兵连）学习。
进入十一连后，我给梁老师写信告诉他我离开偃师的原因和到达太原的经过，及已被编入十一连六班，衣、食、住都由连里管，每日两顿饭，半天学政治半天学军事，请他放心。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很高兴，提醒我到一个新地方要注意了解情况，鼓励我政治、军事都要学好，将来都有用。不久又写信告诉我，他在太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较自由。4月，我这个饱受磨难的青年找到了亲爱的党，下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6月，党组织派我去临汾中学接替一位生病的同志，任一个月的音乐代课教员。7月初，回到太原。数日后，省牺盟会派我参加赴百灵庙战地慰问团，二三十人在李涛团长率领下，先到大同拜访傅作义将军，请他介绍前线战况，接着去云冈石窟（此时这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已成伤兵收容所）慰问伤兵。随后转赴归绥（当时绥远省会，现呼和浩特）和绥远省政府商谈赴百灵庙事宜。尚未成行，百灵庙失守。省牺盟会电示，全团即返太原。在途经大同等火车站时，均遇日机轰炸。我们大约于7月下旬回到太原，省牺盟会分配我到太原市牺盟会的一个区分会任工作员。
8月初，梁老师也来到太原，我到旅馆去看他。他说：“已辞去杞县大同中学的工作，家里妈妈身边有了孙子得到安慰，我可以远走高飞了。”两天后他脱去长衫穿上戎装，进了太原军政训练班教导队。星期天，他带我去看朋友。看过王国权（不知他当时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过民政部副部长），他俩老朋友聊得很投机，我插不上嘴，坐在一边旁听。还看过李源，河南大学学生，也在女兵连学习过，我叫她大姐。她见到我们很热情很随和，大家有说有笑。
8月下旬的一天，梁老师告诉我，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总会分配他到雁北工作，但没说具体地方和职务。走时，我去车站送行。8月底，我也被分配到榆次县牺盟会工作。万万没有想到，竟从此和梁老师失掉了联系，天各一方，杳无音信，送别竟成了诀别！
1939年1月，我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顺县的石拐镇，看到一份山西省牺盟总会发给晋东南牺盟总会（驻在石拐镇）的一份通报。上边登载了一条短讯：“偏关抗日县长梁雷在1938年3月反扫荡中壮烈牺牲”（见注释）。晴天霹雷，我惊呆得像个木头人。
夜幕降临，我辗转难眠，恩师教诲和帮助我的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热泪不断地涌流，索性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口气写了首长诗倾吐心声。我惋惜，悲痛，思念。写完，心情稍微平静，又看了一遍，烧了，作为献给烈士的祭文。
梁雷老师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只活了27岁。梁雷老师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他年复一年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不辞辛劳，夜以继日，洒下了汗水和心血，培养出一批批爱国青年，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上，其中有些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优秀代表。他活跃在雁门关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军进行着艰苦卓绝顽强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梁雷烈士牺牲已77周年，我追忆那难忘的岁月，以表达对烈士深深的敬爱和不尽的思念！抗日英雄梁雷烈士永垂不朽！
注：1937年8月下旬，梁雷受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派遣，任雁北游击司令，同年10月25日又受阎锡山任命兼任偏关县县长。1938年3月18日，牺牲于偏关县柏家嘴村。
杨蕴玉，1936年秋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先后在太原、榆次、晋东南参加牺盟会工作，后在和顺、昔阳、左权任县委书记。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62年当选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