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发展史——从投票权到生育权
　　如果一不小心没跟上社会节奏，或是遇见几个“渣男”，或是拼事业蹉跎了年华，没有在育龄完成“终身大事”，女性是不是就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
　　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在警棍下为女性赢得了投票权、受教育权和职业权;第二代女权者在性派对上为女性呼吁生育权、堕胎权、性权利等身体权利。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人觉得“男女平等”的口号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古董，但是当单身女性不得冻卵、不能独立行使生育权利的新闻引起坊间热议，女性忽然意识到，她们离做主自己的身体还很遥远。
　　投票与上学
　　《圣经·创世记》写男人和女人，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这成为后世男人管辖女人的理由，男人只是在管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几千年男权社会根深蒂固地认为女性天生构造上弱于男性，古罗马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女人由于心性轻浮，即使长大成人也要有人监护。”在柏拉图眼里，一个男人可能会因为胆怯或不正经，下辈子被罚做女人。男人做得不好，可能会降一格去做女人，中国人有一千多年也是这样认为的。
　　简·奥斯丁笔下女主人公成天最烦恼的事，似乎就是找个合适的人把自己嫁了。莫泊桑在《项链》中说：女人并无社会等级，也无种族差异。她们的姿色、风度和妩媚就是她们身世和门第的标志——因为这些是女性用以换取男人供养的资本。女人是男人的一件附属品，这种观念在西方很长一段历史中持续。
　　中国的男权思想致力于培养贤妻，于是有了三从四德，有了《女训》、《女诫》、《列女传》等蔚为壮观的理论著作，治理女人的学问发展成“女教”，在清朝时期登峰造极。
　　19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女权运动的萌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开启了200多年女权运动历程。她在书中为女性呼吁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是男性让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成为“文雅的家畜”，要求女性“有迷人的温柔，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也有少数男性学者站到女权阵营，穆勒1869年出版了《女性的屈从地位》，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他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的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
　　女权主义先驱在手铐和警棍下争取到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1920年8月美国女性的选举权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欧美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
　　女性政治权利的基础是受教育权。对女子智力的质疑在学术界持续很久，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引起女权主义者激烈争论。一战后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
　　西风东渐，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了东方。
　　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男性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1922年，梁启超作了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认为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但知识分子的摩登做派只有些许象征意义，20世纪初女性就处于“被解放”的角色中。念过洋学堂的小姐嫁人时有了更多资本，女塾最重视家政课、音乐艺术等课程，像是一条生产“太太”的流水线。
　　中国女性实现政治权利比西方晚得多。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河南省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成为国策，女性地位受国家话语承认与鼓励，一大批女性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出现在公共生活中。

　　冲出家庭与性解放
　　第一波女权主义的成果在二战中逐渐没落，纳粹分子规定女性必须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提出口号：Kinder，Kuche，Kirche（小孩、教堂、厨房）。
　　但战争中男性劳动力缺乏让女人有机会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职业，如军火、机械工业，这个转变鼓舞了女人争取平等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铆钉工人罗西的形象广受欢迎，成为新一代职业妇女的象征。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了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上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的歧视。女性们呼吁冲出家庭，与男性同工同酬。
　　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神话》中描述，战后美国女人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女人唯一的梦想就是当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但得到这一切后，女性并没有实现自我价值，陷入深深失落。于是弗里丹呐喊，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
　　这一代女权主义流派纷呈，各流派主张各异。不同于第一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无差异，以凯特·米丽特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尊男卑，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攻击性和竞争性。
　　米丽特的《性政治学》一书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她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主张以牙还牙塑造“女性权威”。
　　以“性解放”为标志的第二代女权主义者要求性伙伴的数量，但滥交和将男女对立思想令无数家庭破裂，产生许多单亲母亲和问题儿童，并导致艾滋病流行。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女权主义的意义。 　　两性有没有差别？
　　传统男权制思想认为两性天差地别，女性先天上的弱势是男尊女卑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认为，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叔本华说，“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简言之，她们永远不会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体。”
　　波伏娃从理性角度否认男女之间的差异，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书中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波伏娃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
　　既然男女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所以男女才应当平等。这是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在中国女性解放历程中也提出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但多少有些站在男性优势的角度力图抬举女人。
　　女人可以为男人拉门，也乐意在约会时埋单，甚至极端派号召女性也“站着上厕所”，但她们渐渐意识到，女权主义丢掉了女性的特征。女人们开始骄傲地宣称，属于“乳房、肚子、阴道”的快乐是男性无法体会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者主张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强调不以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职业女性在生育、哺养孩子等方面获得特殊照顾。9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两性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男女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女权主义”换成了温和的“女性主义”，她们不再要求遵循男人侵害女人的方式报复男性。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讨论了男女同异问题上的两难，在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需要不同的对待。
　　做主自己的身体
　　生育孩子正是女性和男性最大的差别，做母亲的权利和快乐是女性独有的。
　　然而，尽管这么多年来女性的地位不断提升，荷包富足的她们成为商家的目标，在精心营造的商品文化中，单身贵族貌似也能过得潇洒，但一谈到生孩子这件事，还是少不得男性的参与。
　　没有男人的合作，女人能不能完成生育以及抚养孩子这个人生大项目？从技术角度来说，冻卵技术给女性提供了一张安全网，即使将来过了育龄没有找到真爱，也可以找人用自己的卵子代孕，去精子库为孩子挑选爸爸的人种肤色，孕育一个可爱的宝宝。从经济角度来看，事业发展良好的女性不在少数，未必负担不起养育一个孩子。
　　但是单身妈妈是不是一种幸福的状态？说到底，这是一个老话题，女性的幸福是不是离不开男性。
　　“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我们一定会真心真意爱他们。”在女权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那里，幸福并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还有男人。
　　但波伏娃眼中的“独立女性”形象是不婚无子的职业女性，受到女性推崇的作家张爱玲、杜拉斯都没有婚姻的束缚。
　　显然现代女性更认同前者的观点，甚至走得有些偏。随着这个时代女权主义被消费文化消解，“女性价值”在于取悦男性的观念又卷土重来，因为女性的幸福是由男性给予。受到90后追捧的电影《小时代》中，名牌傍身的女主角们与以美貌风姿为“门第”的莫泊桑时代女性如出一辙。
　　而对于独立上进的女性，“剩女”标签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她们的头上。衡量女性成功的标准比男性多元，不仅仅是学业事业上的成绩，还有在合适的年龄完成结婚生育的大事。

　　如果一不小心没跟上社会节奏，或是遇见几个“渣男”，或是拼事业蹉跎了年华，没有在育龄完成“终身大事”，女性是不是就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冻卵等辅助生育技术正是让这些没赶上末班车的女性也能享受做母亲的乐趣，女性作为和男性同等智力的生物，有能力掌握自己的身体，并且对其做出选择和安排。
　　对于女性来说，辅助生育手段是一条退路，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女性会有了退路就拒绝婚姻和男人，而是在于即使婚姻感情不顺遂，自己也有做母亲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