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成绩斐然，创造了所谓“经济奇迹”，吸引了数目庞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但中国的私有企业还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这的确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并揭示出中国经济体制内部某些导致低效率的痼疾
　　
　　今天，大多数商店里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写有“中国制造”字样的商品，从价格低廉的毛衣袜子，到包括摄像机录音机在内的昂贵电器应有尽有。中国拥有一支廉价却技术熟练并恪守纪律的劳动力大军，这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投资于此，使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生产基地。
　　
　　中国改革时代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事实——尽管数目惊人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但与自身的市场和商业潜力相比，中国国内私有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滞后了。遍销全球的很多商品是在中国制造，但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中国国内企业独立生产的。
　　
　　在评估一个公司发展潜力的时候，该公司的规模可以作为一个差强人意的粗略指标。在此，将中国与印度的企业规模进行比较颇有裨益。尽管印度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其发展速度也落后于中国，但它却拥有很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现今中国最大的私有企业是位于四川省境内由刘氏四兄弟经营的希望集团。这个集团1999年的总销售额为6亿美元。而印度最大的私有企业塔塔集团，1995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72亿美元，仅仅该集团下属的茶业公司同年的销售额就高达1.63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制药业。1997年，中国最大的药业公司是销售额6.7亿美元的三九集团。我们可以把它和印度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兰巴克西实验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做一个对比。尽管印度的医药市场仅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兰巴克西在1995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22.7亿美元。
　　
　　观察在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一般认为，韩国经济起飞是20世纪60～80年代的事情，在这一时期，包括现代和三星在内的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韩国财团横空出世(在此我们暂不考虑这些财团后来出现的问题)。
　　
　　而中国在其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二十多年间(1998～2003)，却未能像韩国那样造就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在中国，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它们之所以庞大不过是因为得到了授权，垄断了对该国最有价值的资产——油田或居民储蓄——的监管权。简而言之，中国经济是起飞了，但它的大部分企业仍然滞留原地。
　　
　　企业规模不是且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府的目标。经济增长究竟是由许多小型企业、还是由少数几家大企业推动的，这毕竟不如经济发展本身来的重要。
　　
　　然而在中国，竞争性本土企业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却不能发展壮大，这件事情激起了恼人的争论，也揭示出中国经济体制中某些导致效率低下的痼疾。
　　
　　低效率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商品与资本市场的条块分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这种现象未得到好转。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例子是，恰恰在中国政府致力于投资高速公路、航空运输与铁路的时期，货物运送的平均距离却缩短了；在对外经贸与出口额增加的同时，国内贸易却有所下降，分散的市场使得企业更加难以谋求在本地区之外的拓展和规模上的扩张。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中国金融体制在分配其巨额储蓄时的低效率。该体制将可观的贷款和廉价的股票配置给中国效率最低下的国有企业，同时却有系统地拒绝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私有企业创造融资渠道。结果使得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丧失了竞争力。
　　
　　这种现象大可以被理解为一台上世纪90年代早期生产的个人电脑配备了Windows 2000的操作系统;而另有一台最新款式的电脑却配备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DOS操作系统。这种硬件与软件的低效组合极可能使两台电脑都运转不畅。
　　
　　回到文初的问题:为什么大量销往全球的中国商品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中国本土公司独立生产的?这是因为这些公司的竞争力低下，而外国公司则发现在华投资生产实在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后者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本与劳动力，迅速把握商机。而国有企业自不必为效率担心，也不具备市场意识，私有企业却无法拥有充足的资源以发挥其上佳的“软件”性能。
　　
　　印度的居民储蓄总额大约只及中国的一半，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更是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是，前者近年来的GDP增长率却相当于后者的80%。这是因为印度政府对该国私有企业不存在歧视，其金融体系能够为有效率的企业提供融资。现在是到了中国向印度学习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