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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和人才队伍的开放素质决定着一个地区的行政理念、行政效率、投资环境和政策水平，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和总体包容性——
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在重庆工作已经十年有余，而且一直从事涉外经济管理工作，因为职位、单位、岗位十几年如一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是“坚持三位一体的典范”。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对重庆发展开放型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
■ 从“ＷＴ圈”说起
在入世之初，重庆面对着来自国外和周边省区经济发展的多重挑战。而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些干部的观念问题。当时，好些干部连入世的“ABC”都不太清楚，有的人甚至把“WTO”念成“WT圈”，还有的人以为世贸组织就是世界上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虽然说这些例子比较极端，但一个普遍现象是，有相当多的涉外干部对入世存在两种严重误读：一种误读是，以为入世只是中央政府的国际事务，如何应对自有中央政府安排，与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种误读则是，既然入世了，只要按照世贸规则和相应承诺行事就可以了，而不理解在WTO规则与国内法律法规中间还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也不理解进行法律法规清理和重建的必要性。显然，这样的误读，势必会延误重庆加快发展的诸多机遇。
应对入世不能只靠满腔激情，而是要靠对WTO规则的学习和熟悉。为此，2003年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了WTO工作领导小组，我有幸参与其事，并担任办公室主任。面对越来越近的“狼来了”的呼声，考虑到重庆当时应对入世的紧迫性，我们组织市内高校的国际经济和法学专家成立了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的“重庆市WTO知识讲师团”。我亲任团长，分赴各区县和市级相关部门讲解WTO基本知识和中国入世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期在短时间内，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充分认识入世的环境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
入世之后，在过渡期保护机制的作用下，我们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这时我们发现，挑战并不仅仅来自外部，最大的挑戰在国内，在政府自身，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和人才队伍特别是公务员队伍不适应入世后的形势。
以WTO框架标准来衡量，当时我们的干部和人才队伍大体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普遍素质不高，活力不足。主要是：年龄结构难以适应高效、快捷的形势要求；思想观念习惯于传统思维、传统手段，缺乏创新精神；知识结构不合理，多数为传统行政官员，大多数人对市场经济、法律等知识知之不深，不懂外语，缺乏计算机知识。二是价值取向有失偏颇，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至今仍在一些区县和部门领导和公务员队伍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使得公务员普遍缺少参与社会流动的意识，而职位、级别又成为地位的象征、能力的体现，受到竞相追逐，这又反过来成为滋生“跑官、要官”、“吏治腐败”等的土壤。三是没有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公务员的评价机制不科学，没有形成与工作实绩相统一并相应晋级、降级的科学管理机制；公务员的选任机制，没有发挥出竞争的动力和压力，机关人满为患，“三多三少”的现象十分普遍，即：“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庸人多、能人少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四是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没有制度化。普遍只有谋求升迁的动力，而无下岗、“下海”的压力和动力，对工作岗位“从一而终”，平平稳稳干到退休，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及管理成本高昂。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把“WTO”念成“WT圈”的干部几乎没有了，但干部和人才队伍在开放意识和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甚至越来越突出。
■ 重庆必须实行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和人才战略
目前，重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所应对的挑战，比6年前中国入世时更大、更直接、也更急迫了。如果说入世之初我们在过渡期机制的保护下壮大了自己，那么，在新一轮开放直接挑战内陆地区的形势下，我们只能靠自己因势而变，加快探索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和开放型干部队伍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开放大环境营造好了吗？我们全市上下的开放意识和思想解放真正到位了吗？
由于工作关系，这些年我外出访问的国家和地区有三十几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这些出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或地区，甚至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支熟悉国际规则、充满开放意识、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队伍。
直辖十年之际，中央对重庆的发展寄予厚望，要求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并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完成中央的重托，重庆必须扩大开放，通过大开放促进大发展，而要扩大开放，必须实行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和人才战略。
当前，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在对外开放方面存在的严重致命伤和巨大制约瓶颈，不是时间滞后带来的差距，也不是空间距离带来的差距，甚至也不是基础设施等投资硬环境的差距，而是领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干部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从事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外向型人才严重不足。这二者的实质，是在新形势下干部的开放素质问题。虽说重庆的开放型经济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但全市干部队伍中的开放意识仍然参差不齐，还没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干部队伍的开放素质决定着一个地区的行政理念、行政效率、投资环境和政策水平，从而最终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和总体包容性。我以为，所谓开放素质应当包括开放意识、开放视野和开放能力。而这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既要靠在干部和人才队伍中倡导“仕而优则学”的风气，更要从战略高度，调整我们的干部和人才战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用开放意识统领经济工作，实行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制度，形成对外开放的用人机制。发展开放型经济需要建设开放型的干部队伍，更需要确立开放型的干部政策。干部选拔制度是干部选用机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商务活动跟国际接轨的趋势要求干部选拔制度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立足于发展开放型经济、履行WTO的权利和义务的客观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人文、开放、竞争、效能和法制的角度，创新干部选拔和使用制度，从而实现干部制度改革的深层次突破。应当确立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制度，必须统筹考虑、制定措施，形成有利于外向型人才和开放型干部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
其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培养一支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理论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公务员队伍。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要从公务员的录用、培训、考核、晋升、监督、辞退等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开放意识强的专门人才，建立一套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要高度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充分认识到人的因素在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采取一系列求才、育才、用才、留才的措施，建立一整套吸引人才的制度体系，以完善的用人制度、薪俸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对人才的开发利用加以规范化，储备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作者系重庆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重庆市ＷＴ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在重庆工作已经十年有余，而且一直从事涉外经济管理工作，因为职位、单位、岗位十几年如一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我是“坚持三位一体的典范”。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对重庆发展开放型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
■ 从“ＷＴ圈”说起
在入世之初，重庆面对着来自国外和周边省区经济发展的多重挑战。而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些干部的观念问题。当时，好些干部连入世的“ABC”都不太清楚，有的人甚至把“WTO”念成“WT圈”，还有的人以为世贸组织就是世界上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虽然说这些例子比较极端，但一个普遍现象是，有相当多的涉外干部对入世存在两种严重误读：一种误读是，以为入世只是中央政府的国际事务，如何应对自有中央政府安排，与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种误读则是，既然入世了，只要按照世贸规则和相应承诺行事就可以了，而不理解在WTO规则与国内法律法规中间还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也不理解进行法律法规清理和重建的必要性。显然，这样的误读，势必会延误重庆加快发展的诸多机遇。
应对入世不能只靠满腔激情，而是要靠对WTO规则的学习和熟悉。为此，2003年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了WTO工作领导小组，我有幸参与其事，并担任办公室主任。面对越来越近的“狼来了”的呼声，考虑到重庆当时应对入世的紧迫性，我们组织市内高校的国际经济和法学专家成立了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的“重庆市WTO知识讲师团”。我亲任团长，分赴各区县和市级相关部门讲解WTO基本知识和中国入世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期在短时间内，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充分认识入世的环境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
入世之后，在过渡期保护机制的作用下，我们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这时我们发现，挑战并不仅仅来自外部，最大的挑戰在国内，在政府自身，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和人才队伍特别是公务员队伍不适应入世后的形势。
以WTO框架标准来衡量，当时我们的干部和人才队伍大体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普遍素质不高，活力不足。主要是：年龄结构难以适应高效、快捷的形势要求；思想观念习惯于传统思维、传统手段，缺乏创新精神；知识结构不合理，多数为传统行政官员，大多数人对市场经济、法律等知识知之不深，不懂外语，缺乏计算机知识。二是价值取向有失偏颇，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至今仍在一些区县和部门领导和公务员队伍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使得公务员普遍缺少参与社会流动的意识，而职位、级别又成为地位的象征、能力的体现，受到竞相追逐，这又反过来成为滋生“跑官、要官”、“吏治腐败”等的土壤。三是没有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公务员的评价机制不科学，没有形成与工作实绩相统一并相应晋级、降级的科学管理机制；公务员的选任机制，没有发挥出竞争的动力和压力，机关人满为患，“三多三少”的现象十分普遍，即：“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庸人多、能人少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四是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没有制度化。普遍只有谋求升迁的动力，而无下岗、“下海”的压力和动力，对工作岗位“从一而终”，平平稳稳干到退休，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及管理成本高昂。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把“WTO”念成“WT圈”的干部几乎没有了，但干部和人才队伍在开放意识和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甚至越来越突出。
■ 重庆必须实行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和人才战略
目前，重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所应对的挑战，比6年前中国入世时更大、更直接、也更急迫了。如果说入世之初我们在过渡期机制的保护下壮大了自己，那么，在新一轮开放直接挑战内陆地区的形势下，我们只能靠自己因势而变，加快探索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和开放型干部队伍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开放大环境营造好了吗？我们全市上下的开放意识和思想解放真正到位了吗？
由于工作关系，这些年我外出访问的国家和地区有三十几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这些出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或地区，甚至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支熟悉国际规则、充满开放意识、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队伍。
直辖十年之际，中央对重庆的发展寄予厚望，要求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并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完成中央的重托，重庆必须扩大开放，通过大开放促进大发展，而要扩大开放，必须实行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和人才战略。
当前，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在对外开放方面存在的严重致命伤和巨大制约瓶颈，不是时间滞后带来的差距，也不是空间距离带来的差距，甚至也不是基础设施等投资硬环境的差距，而是领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干部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从事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外向型人才严重不足。这二者的实质，是在新形势下干部的开放素质问题。虽说重庆的开放型经济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但全市干部队伍中的开放意识仍然参差不齐，还没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干部队伍的开放素质决定着一个地区的行政理念、行政效率、投资环境和政策水平，从而最终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和总体包容性。我以为，所谓开放素质应当包括开放意识、开放视野和开放能力。而这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既要靠在干部和人才队伍中倡导“仕而优则学”的风气，更要从战略高度，调整我们的干部和人才战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用开放意识统领经济工作，实行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制度，形成对外开放的用人机制。发展开放型经济需要建设开放型的干部队伍，更需要确立开放型的干部政策。干部选拔制度是干部选用机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商务活动跟国际接轨的趋势要求干部选拔制度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立足于发展开放型经济、履行WTO的权利和义务的客观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人文、开放、竞争、效能和法制的角度，创新干部选拔和使用制度，从而实现干部制度改革的深层次突破。应当确立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制度，必须统筹考虑、制定措施，形成有利于外向型人才和开放型干部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
其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培养一支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理论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公务员队伍。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要从公务员的录用、培训、考核、晋升、监督、辞退等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开放意识强的专门人才，建立一套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要高度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充分认识到人的因素在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采取一系列求才、育才、用才、留才的措施，建立一整套吸引人才的制度体系，以完善的用人制度、薪俸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对人才的开发利用加以规范化，储备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作者系重庆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重庆市ＷＴ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