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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15头来自云南西双版纳保护区的亚洲象火了。它们离开保护区一路北上，每天的行踪引起了国内外的“围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多家外国媒体对此进行跟踪报道。除了“大象去哪儿、为何‘象’北”等疑问，BBC注意到，在中国保护措施下，云南野生大象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193头增加到今天的300头左右;日本朝日电视台制作的特辑中，展示了中国政府为保护并监控大象出动360名警力、9台专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像仪追踪拍摄等行动，引发现场嘉宾赞叹……该事件背后展现出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备受关注。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虽然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但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砥砺奋进，不断前行。
环保意识萌芽
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明确的环境保护意识。当时，多年战乱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1956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12年绿化运动”。仅1955年秋起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就有6660多万青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造林546万亩，植树22亿株。
共产党员焦裕禄为治沙耗尽毕生心血的事迹广为传颂。1962年，焦裕禄来到河南兰考。当时，风沙是危害兰考大地最严重的“三害”之一。焦裕禄带头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并在深入基层时汲取老百姓的治沙经验，研究出了淤泥黏土封沙、大规模栽种速生泡桐林等治沙良方。如今，曾经的不毛之地已林茂粮丰，筑起防风沙屏障的泡桐树成为兰考人的致富密码，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40万亩。
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环保的概念。1972年，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决定派人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敲开了环保事业的大门。次年8月，中国召开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明确了中国环境现状，并通过了中国环境保护方针和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揭开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序幕。
由“环境保护”到“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引起的环境问题也集中爆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先前的环保事业基础上，更加注重法制化及组织机构建设，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法制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基础。
197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颁布，中国环境保护开始迈上法制轨道。1989年12月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
在此期间，1982年5月，中国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正式成立，中国完善环境监管体制机制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环境保护的方针、规划终于有了专门的部门来制定、落实。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保护环境被确定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国家第一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看来，中国接触到环保概念仅10年后，便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而大约又一个10年后，199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
90年代，随着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水环境质量状况全面恶化。1994年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大规模治理势在必行。次年，中国首批流域治理的重点项目—“三河三湖”治理提上日程，并成为“九五”计划期间，以水和大气污染为治理重点的“33211”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2000年，南水北调项目东线治污、东西中三线的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任务确定，把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推向新的高度。经过多年努力，这几个流域的水污染治理初见成效，重点流域水污染不断恶化的趋势有所控制。
在此期间，199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承诺履行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文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战略之一。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人和自然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方面的目标之一。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在此阶段初步确立。
建设生态文明
21世纪初，大批重化工项目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对环境和资源产生了极大破坏。重重矛盾压力下，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被提到突出位置，环境保护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赋予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由“环境保护”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生态文明建设”，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实践步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中国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出现“拐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双双下降;2008年《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實施，促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大趋势;2010年，“碳”成为媒体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之一。上海世博会期间，各展馆在充分展示成功经验、技术运用和探索实践的同时，也在传播对于城市未来发展中低碳、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强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首次明确提出“绿色经济”“环保产业”的概念。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产业得到进一步重视，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绘就美丽中国
历史时针指向中共十八大。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的行动纲领，“美丽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远景目标。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党中央谱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崭新篇章，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2015年起实施的“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效果显著。2018年，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宪法;2021年正式施行的《民法典》中规定了绿色环保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除此以外，中国还加入了若干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证了这些国际环境保护公约、条约的贯彻执行。
如今的神州大地上，一幅蓝天、碧水、净土为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画卷铺展开来。“十三五”规划收官之际，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七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成效。PM2.5未达标城市浓度、地表水达到或好于III类水质断面比例等九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圆满完成、超额完成、全面完成。联合国环境署经济学家、塞内加尔环保专家蒂埃里·德奥利维拉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北京的蓝天越来越多，这些都是民众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中国绿色发展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35年如一日帮助百姓脱贫致富，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带动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人民币;原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退休后回到家乡，在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黑城地区，连续10年义务栽植了3000多亩梭梭树，在漫漫沙海中建造了一片绿洲;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余元君从事水利工作25年，为根治洞庭湖水患倾尽一生……时代楷模的力量将成为后人追梦前行的闪亮坐标。
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使产业转型升级，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污染重灾区”的钢厂竟然能被评为3A级风景区，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到了。钢铁、化工等重污染企业曾给当地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在政府大力整顿下，三钢等企业在众多举措下增加环保投入，转型绿色发展。三明市从群众抱怨“一年吃下一块砖”变为人人赞叹的“中国绿都”。除了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也是三明的另一发力点，林绿水美使当地的旅游、康养、特色农业等产业快速发展，三明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中国近60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80%以上地处生态脆弱区;95%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中国兼顾脱贫和生态协同发展，取得了亮眼的生态扶贫成绩单。
海南省白沙高峰村位于深山腹地，曾是深度贫困村。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并帮助村民增收，自2015年起，高峰村启动两轮生态搬迁，从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迁至政府新建的两处新址。村民符国华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从破瓦房搬到了小别墅。他说：“原来出门一趟要60多公里，新高峰村离县城只有5公里，再也不用为孩子上学、看病发愁。”
为了保障村民收入，政府以每人10亩的标准分给村民橡胶林，当地企业也提供众多就业岗位。除此之外，水果批发、开店、搞运输，赚钱的路子越来越广，高峰村村民生活蒸蒸日上。符国华说，现在，在原来的老村子，松鼠和野鸡会跑到家里找吃的，野鹿、黄猄各种野生动物也会越来越多。
据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罗朝立介绍，截至2020年，生态扶贫累计直接带动2600万人增收扶贫。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自1962年建场至今，河北塞罕坝林场三代建设者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如今，塞罕坝林场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2017年12月，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同样获此殊荣的还有库布其治沙项目负责人王文彪。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王文彪为首的库布其治沙人在30年间植树造林，治理绿化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绿洲面积逐年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大幅增加。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评估，库布其沙漠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人民币。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库布其模式将人民脱贫和发展经济相结合，我们需要这样的案例为世界提供更多治沙经验。中国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中最为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多次到访使他切身体会到了中国生态变化—“山更青了，水更绿了”。他表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地球只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需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設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承担相应责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近年来，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大考验的情况下，提前完成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目标。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作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等庄严承诺。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知名客座教授阿西特比斯瓦斯、格拉斯哥大学跨学科研究学院教授塞西莉亚托塔哈达联合撰文指出，中方这一承诺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在此之前已经规划了一条迈向碳中和之路。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家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中国生态环保任重道远，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下一步，将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立法和督察执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虽然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但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砥砺奋进，不断前行。
环保意识萌芽
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明确的环境保护意识。当时，多年战乱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1956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12年绿化运动”。仅1955年秋起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就有6660多万青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造林546万亩，植树22亿株。
共产党员焦裕禄为治沙耗尽毕生心血的事迹广为传颂。1962年，焦裕禄来到河南兰考。当时，风沙是危害兰考大地最严重的“三害”之一。焦裕禄带头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并在深入基层时汲取老百姓的治沙经验，研究出了淤泥黏土封沙、大规模栽种速生泡桐林等治沙良方。如今，曾经的不毛之地已林茂粮丰，筑起防风沙屏障的泡桐树成为兰考人的致富密码，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40万亩。
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环保的概念。1972年，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决定派人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敲开了环保事业的大门。次年8月，中国召开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明确了中国环境现状，并通过了中国环境保护方针和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揭开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序幕。
由“环境保护”到“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引起的环境问题也集中爆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先前的环保事业基础上，更加注重法制化及组织机构建设，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法制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基础。
197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颁布，中国环境保护开始迈上法制轨道。1989年12月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
在此期间，1982年5月，中国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正式成立，中国完善环境监管体制机制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环境保护的方针、规划终于有了专门的部门来制定、落实。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保护环境被确定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国家第一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看来，中国接触到环保概念仅10年后，便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而大约又一个10年后，199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
90年代，随着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水环境质量状况全面恶化。1994年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大规模治理势在必行。次年，中国首批流域治理的重点项目—“三河三湖”治理提上日程，并成为“九五”计划期间，以水和大气污染为治理重点的“33211”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2000年，南水北调项目东线治污、东西中三线的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任务确定，把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推向新的高度。经过多年努力，这几个流域的水污染治理初见成效，重点流域水污染不断恶化的趋势有所控制。
在此期间，199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承诺履行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文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战略之一。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人和自然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方面的目标之一。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在此阶段初步确立。
建设生态文明
21世纪初，大批重化工项目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对环境和资源产生了极大破坏。重重矛盾压力下，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被提到突出位置，环境保护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赋予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由“环境保护”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生态文明建设”，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实践步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中国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出现“拐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双双下降;2008年《循环经济促进法》正式實施，促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大趋势;2010年，“碳”成为媒体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之一。上海世博会期间，各展馆在充分展示成功经验、技术运用和探索实践的同时，也在传播对于城市未来发展中低碳、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强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首次明确提出“绿色经济”“环保产业”的概念。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产业得到进一步重视，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绘就美丽中国
历史时针指向中共十八大。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的行动纲领，“美丽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远景目标。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党中央谱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崭新篇章，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2015年起实施的“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效果显著。2018年，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宪法;2021年正式施行的《民法典》中规定了绿色环保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除此以外，中国还加入了若干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证了这些国际环境保护公约、条约的贯彻执行。
如今的神州大地上，一幅蓝天、碧水、净土为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画卷铺展开来。“十三五”规划收官之际，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七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成效。PM2.5未达标城市浓度、地表水达到或好于III类水质断面比例等九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圆满完成、超额完成、全面完成。联合国环境署经济学家、塞内加尔环保专家蒂埃里·德奥利维拉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北京的蓝天越来越多，这些都是民众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中国绿色发展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35年如一日帮助百姓脱贫致富，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带动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人民币;原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退休后回到家乡，在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黑城地区，连续10年义务栽植了3000多亩梭梭树，在漫漫沙海中建造了一片绿洲;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余元君从事水利工作25年，为根治洞庭湖水患倾尽一生……时代楷模的力量将成为后人追梦前行的闪亮坐标。
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使产业转型升级，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污染重灾区”的钢厂竟然能被评为3A级风景区，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到了。钢铁、化工等重污染企业曾给当地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在政府大力整顿下，三钢等企业在众多举措下增加环保投入，转型绿色发展。三明市从群众抱怨“一年吃下一块砖”变为人人赞叹的“中国绿都”。除了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也是三明的另一发力点，林绿水美使当地的旅游、康养、特色农业等产业快速发展，三明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中国近60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80%以上地处生态脆弱区;95%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中国兼顾脱贫和生态协同发展，取得了亮眼的生态扶贫成绩单。
海南省白沙高峰村位于深山腹地，曾是深度贫困村。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并帮助村民增收，自2015年起，高峰村启动两轮生态搬迁，从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迁至政府新建的两处新址。村民符国华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夜之间就从破瓦房搬到了小别墅。他说：“原来出门一趟要60多公里，新高峰村离县城只有5公里，再也不用为孩子上学、看病发愁。”
为了保障村民收入，政府以每人10亩的标准分给村民橡胶林，当地企业也提供众多就业岗位。除此之外，水果批发、开店、搞运输，赚钱的路子越来越广，高峰村村民生活蒸蒸日上。符国华说，现在，在原来的老村子，松鼠和野鸡会跑到家里找吃的，野鹿、黄猄各种野生动物也会越来越多。
据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罗朝立介绍，截至2020年，生态扶贫累计直接带动2600万人增收扶贫。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自1962年建场至今，河北塞罕坝林场三代建设者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如今，塞罕坝林场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2017年12月，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同样获此殊荣的还有库布其治沙项目负责人王文彪。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王文彪为首的库布其治沙人在30年间植树造林，治理绿化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绿洲面积逐年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大幅增加。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评估，库布其沙漠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人民币。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库布其模式将人民脱贫和发展经济相结合，我们需要这样的案例为世界提供更多治沙经验。中国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中最为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多次到访使他切身体会到了中国生态变化—“山更青了，水更绿了”。他表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地球只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需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設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承担相应责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近年来，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大考验的情况下，提前完成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目标。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作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等庄严承诺。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知名客座教授阿西特比斯瓦斯、格拉斯哥大学跨学科研究学院教授塞西莉亚托塔哈达联合撰文指出，中方这一承诺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在此之前已经规划了一条迈向碳中和之路。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家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中国生态环保任重道远，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下一步，将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立法和督察执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