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发生在法国的这桩医药大丑闻“减肥药Mediator”——已导致500至上千人死亡，3500人入院治疗，数百万人曾服用——居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承担司法责任，没有任何人受审入狱，甚至没有任何人辞官丢官；造成这一大丑闻的法国第二大医药公司施维雅集团照样挣得盆满钵满……对于受害者的唯一补偿，是从9月1日起，法国政府责成施维雅医药公司建立了一个“Mediator受害者赔偿基金”，凡使用过该药品并被查出得病的受害者，均可申请赔偿。但对因Mediator而去世者而言，這一切来得未免也太晚了。
　　 Mediator早于1976年始就已在法国上市。开始给体重超重的糖尿病病人服用，后因其抑制食欲的效果，很快就被用于减肥，服用者迅速超过百万。法国医药集团牟取最大利润的主要渠道，就是利用国家为个人提供医疗保险，向市场推出销售好、售价高并能报销的药品。Mediator因其“减肥作用”而广受市场欢迎，平均每年销出700万盒，每盒5.04欧元；同时又作为治疗糖尿病药物而能报销65%。因此30年来该药为“施维雅”带来高达10亿欧元的巨额利润。然而到了90年代，国际医药专业人士发现，Mediator的主要成分盐酸苯氟雷司（benfluorex）会导致心脏瓣膜和肺动脉高压产生病变，于是从1997年起该药在美国等国被禁用。然而法国却继续使用。后因全世界各国均禁用盐酸苯氟雷司，这才使法国最终于2009年停止了该药的使用。但这时，多达30万人仍在使用这一药品。
　　 在西方发达国家，除金融、石油、军工等财团外，医药财团也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角色。因为在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医药制度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漏洞，整个医药体系的运作主要围绕着医药集团而形成。供职于医药机构的高级专业和核心人员，几乎都被医药集团收入囊中，其中包括国家卫生部官员、部长专业顾问等重要关键部门的人士。甚至政府卫生部国务秘书、国家医药检验机构长官等官方人物本身也有着在医药集团公司供职领薪的经历，同时也期盼着在离开公职后进入医药集团以谋求更高报酬，因此他们都对医药公司有着程度不同的依赖。更不用提主要靠来自医药集团广告维持收益的医药专业媒体了。
　　 而收益巨大的医药公司，又反过来成为政党、政治家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政治与医药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复杂。Mediator公司创始人雅克·施维雅是法国第九大巨富，是对法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人物。今年87岁的施维雅经常组织政治家与财团名流的晚宴，与左、右翼政治家们觥筹交错。就在Mediator丑闻开始出现端倪并被禁用的2009年7月，施维雅居然获得了法国国家勋章中几乎是最高等级的“大十字架勋章”，而且是总统萨科齐亲手为他颁章。萨科齐有一句话可以总结他们之间多年的关系：“我至今对我们在1983年第一次相逢记忆犹新……你当时已经认为，我将会成为共和国总统……”显然，施维雅的政治目光极为锐利，长年投资没有白费。在世界其他国家都被禁用后，Mediator在法国仍然能够坚持到2009年，其中的奥妙，难道还不令人深省吗？
　　 这一切，都在伊蕾娜·弗拉松医生撰写的《Mediator,150mg：多少人死于此药？》的书中被详细披露。要不是死得人太多，要不是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也对此药提出严重质疑，受害者的“火”能否烧穿“施维雅”的纸，还真不好说。
　　 眼下，对受害者的赔偿刚刚开始，对施维雅集团的司法诉讼也正在进行。值得国人深思的是，相比“三鹿”，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当全球都在议论中国人如何喝“毒牛奶”时，为何从来没有人说法国人“服毒药”？当“三鹿”因此而倒闭时，如何解释“施维雅”依然风光全球？要知道，中国比法国人口整整多20倍。也就是说，500至上千人死亡，从比例上相当于中国1万至2万人的死亡。确实，我们绝不能因为Mediator就偏执地说法国人“服毒药”，但同样道理为何不能用于“三鹿”呢？最后，为什么“施维雅”绝不会如“三鹿”般倒闭？在“与国际接轨”的今天，三鹿与施维雅的不同命运及其内存的原由，实在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