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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洋杂处对文化交流的有限性
从上海学、上海史的角度，文化空间应该从口岸开始，口岸就是空间。对西方来说，西方人进入口岸就是进入中国，或者说进入中国文化。但是西方人进入的每一个口岸都是进入中国的一种地域文化，而不是整个中国文化。上海后来形成海派文化，但广州就没有，广州作为贸易口岸的历史比上海长得多，却出不了海派，这与广州和上海的地域文化有关。
上海的地域文化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非常复杂。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感觉，现在那一代留存下来的材料，典型的如《王韬日记》，日记中提及他自己、李善兰、蒋剑人、龚半伦（龚自珍儿子），记述他们的行踪，流连勾栏酒楼，很容易使人想起江南文人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还有清初的金圣叹，想起他们在民间传说的市井形象，这是广州没有的。虽然民间传说未必都是真实的，但却说明文人与市井是融合的。这对后来的海派文化的形成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些市井形象是广州没有的，广州的文人被市井化的很少。因此，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一个地域的人对文化类型的选择以及对文化接受程度的限定。
具体地说，口岸的文化就在租界。租界的一个意义是华洋杂居之地，实际上华洋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华的个体与洋的个体是两群人，除了买办、西崽之外，很少交往，因此从文化意义说华洋杂处很难说清楚。曾经在上海与中国人接触比较密切的是教会的人，广学会、万国公报中人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梁之间的接触比较多。租界是一个华洋杂处之地，但从文化交流角度是看不出两群人之间直接的华洋交杂。
法外立论：说话不需要负责任
租界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法外之地，即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中国法律管不到，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也管不到。就公共租界而言，其间有一套另外的章程。这种法外之地对一般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很大影响，但它造成两种可能：一种做犯法的事，一度盛行的黑幕小说所反映的上海下层社会，以及实际存在的帮会都反映这一点；另一种是讲犯法的话。我们读中国近代史最引入注意的地方之一是中国人办的报刊，从其影响力的角度看，起点就是与朝廷立异。上海的近代报纸大体上有过三个时代：《时务报》时代、《苏报》时代和民国初年（包括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报纸），报纸这种东西肯定是从西方学来的。现在讲新闻史都是从宫门抄开始讲，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恐怕扯得太远。问题是中国的报纸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西方报纸卖的是消息，中国报纸讲的是政论，《苏报》虽然也讲消息，但最吸引人的部分还是政论。由于报纸的长期存在和延续，实际上就使得三十年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开始的另一个以思想改造社会的时代能够得到实际上的支撑。洋务运动讲制器、开矿、铁路，做的都是形而下，从戊戌变法开始有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结构，为中国画蓝图，用我所构想的来改造中国肯定会好，非常自信。后来每一代人，出一个新的学说都有足够的自信。
问题是自信从哪里来？只有上帝不会犯错，人都会犯错。如果犯错了呢？你就是在为四万万人造命。因此从这时开始，对思想的信仰，对思想的自信，造成了一群志士仁人的上帝意识。这部分东西是报刊所滋生出来的。报刊一开始的着眼点是政治而非文化，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初年这二十年产生的人群精神世界不同于前代，他们在报刊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报刊的文章、词汇、旨义被移到大臣的奏折，再从大臣的奏折被移入上谕，皇帝的圣旨，从这时开始上海的确成为舆论中心。但这个过程报也带来很大的问题，第一，租界提供了报纸发表犯法的话的空间，但用来表达思想的观念都是从日本来的，不是租界里面产生的。第二，在法外立论，使得中国知识人从此以后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讲话不负贵任。以前中国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讲话是很郑重，要负责的。法外立论则不要负责任。《苏报》曾发布消息说，有圣旨要捉拿留学生，朝廷马上否定，报纸又说这从两江总督那里抄来的。解放以后，章士釗回忆说这是捏造的。这就开了后来的风气。另外，在做消息方面，选择性地报道，《苏报》开始大力渲染学潮，因此，学潮不断也与新闻有关。这个过程中报纸传播的思想大半是前后矛盾的，是片断、多变、肤浅、杂乱的，而且往往是在讲自己也不懂的话。梁启超后来办《新民丛报》的时候说过，从这时候回头看《清议报》，看《时务报》，常常汗流浃背。为什么呢？因为常常讲错，不懂装懂。他自己可以纠错，但报纸有影响力，受众不会纠错，由此形成一种弥漫于社会的流质多变的思想，没有固性的思想。
租界形成的文化脉络难以产生学术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报人和新党与革命党人的关系。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中大半都有过报人经历，这些人中产生出后来的民国的政客，把报纸的特质移到政治上，政治遂不能不乱。另一面，以这个为起点的报纸在后来成为一个产业，报人成为一种职业，那就是一种经济驱动下的存在状态。《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成为我们今天很有名的晚清小说，那时都是报刊连载，因为可以招徕读者。晚清到民国初小说发展起端是报纸。像商务印书馆，印书又办报，著名《外交报》就是商务办的，还有《小说月报》，由此带来民国初年小说在上海的繁荣。但是由报纸派生的文化，自成脉络。沿这个脉络下去，上海可以比较兴旺的是小说、戏剧、电影、舞厅、游乐、还有服装。即使是南社，当年以反满为立场，到民国初年；以报人资格写小说就是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大部分是南社的人。鸳鸯蝴蝶派同古代相比当然有现代性，但问题是一点没有西化，这实际也是江南文化市井读者的选择。因此，在租界中由此形成的文化脉络不会有学术，虽然上海有很强大的出版业，出版过很多书籍，但是整个民国初年上海没有一所好的大学，好的学校都是教会学校，他们培养出来的是西化的中国人，没有很明显的文化意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兴起，市面做得很大，但当时左翼作家联盟有其时代的背景，新文化运动促成人的解放，人个体化，人离开家庭，进人大城市，他们获得了解放，但相伴的是孤独，他们需要另外找一个家，左联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家。我看过倪墨炎编的《民国名人谈上海》这本书，鲁迅、陈独秀、周作人、胡适、郭洙若、茅盾、梁实秋等人没有一个人说上海好话，他们对上海都有一种外在感，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异己感。相比北京，北京有长居于北京的学者，而上海则没有。
由此而言，上海引进的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我完全没有把握。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很多书，但上海本地人其实买的并不多，倒是康有为一个人买了很多。清末革命，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都各有背景，兴中会以华侨、商人居多，华兴会以两湖学堂的学生为主，离上海最近的光复会，以及苏州的南社，文化保守主义恰恰是最强的。与此相对比，民国初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重造一个文化载体。我们常说中国数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但数千年中国社会都提供了一种载体，使文化有所皈依，汉代有太学，太学衰落以后，在乱世中，魏晋南北朝是世家大族，宋以后则是书院。近代以后，这个载体没有了。民国初年的学校在梁启超的眼里就像一个交易场，师生之间是买卖关系。此时的文化附生于报章，犹如一池断梗飘萍而无从聚汇。蔡元培在北大做校长，把北大重新建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载体，以北大为范式，全国南北大学都重新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的载体。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便成了一种文化象征。
从上海学、上海史的角度，文化空间应该从口岸开始，口岸就是空间。对西方来说，西方人进入口岸就是进入中国，或者说进入中国文化。但是西方人进入的每一个口岸都是进入中国的一种地域文化，而不是整个中国文化。上海后来形成海派文化，但广州就没有，广州作为贸易口岸的历史比上海长得多，却出不了海派，这与广州和上海的地域文化有关。
上海的地域文化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非常复杂。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感觉，现在那一代留存下来的材料，典型的如《王韬日记》，日记中提及他自己、李善兰、蒋剑人、龚半伦（龚自珍儿子），记述他们的行踪，流连勾栏酒楼，很容易使人想起江南文人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还有清初的金圣叹，想起他们在民间传说的市井形象，这是广州没有的。虽然民间传说未必都是真实的，但却说明文人与市井是融合的。这对后来的海派文化的形成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些市井形象是广州没有的，广州的文人被市井化的很少。因此，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一个地域的人对文化类型的选择以及对文化接受程度的限定。
具体地说，口岸的文化就在租界。租界的一个意义是华洋杂居之地，实际上华洋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华的个体与洋的个体是两群人，除了买办、西崽之外，很少交往，因此从文化意义说华洋杂处很难说清楚。曾经在上海与中国人接触比较密切的是教会的人，广学会、万国公报中人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梁之间的接触比较多。租界是一个华洋杂处之地，但从文化交流角度是看不出两群人之间直接的华洋交杂。
法外立论：说话不需要负责任
租界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法外之地，即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中国法律管不到，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也管不到。就公共租界而言，其间有一套另外的章程。这种法外之地对一般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很大影响，但它造成两种可能：一种做犯法的事，一度盛行的黑幕小说所反映的上海下层社会，以及实际存在的帮会都反映这一点；另一种是讲犯法的话。我们读中国近代史最引入注意的地方之一是中国人办的报刊，从其影响力的角度看，起点就是与朝廷立异。上海的近代报纸大体上有过三个时代：《时务报》时代、《苏报》时代和民国初年（包括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报纸），报纸这种东西肯定是从西方学来的。现在讲新闻史都是从宫门抄开始讲，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恐怕扯得太远。问题是中国的报纸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西方报纸卖的是消息，中国报纸讲的是政论，《苏报》虽然也讲消息，但最吸引人的部分还是政论。由于报纸的长期存在和延续，实际上就使得三十年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开始的另一个以思想改造社会的时代能够得到实际上的支撑。洋务运动讲制器、开矿、铁路，做的都是形而下，从戊戌变法开始有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结构，为中国画蓝图，用我所构想的来改造中国肯定会好，非常自信。后来每一代人，出一个新的学说都有足够的自信。
问题是自信从哪里来？只有上帝不会犯错，人都会犯错。如果犯错了呢？你就是在为四万万人造命。因此从这时开始，对思想的信仰，对思想的自信，造成了一群志士仁人的上帝意识。这部分东西是报刊所滋生出来的。报刊一开始的着眼点是政治而非文化，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初年这二十年产生的人群精神世界不同于前代，他们在报刊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报刊的文章、词汇、旨义被移到大臣的奏折，再从大臣的奏折被移入上谕，皇帝的圣旨，从这时开始上海的确成为舆论中心。但这个过程报也带来很大的问题，第一，租界提供了报纸发表犯法的话的空间，但用来表达思想的观念都是从日本来的，不是租界里面产生的。第二，在法外立论，使得中国知识人从此以后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讲话不负贵任。以前中国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讲话是很郑重，要负责的。法外立论则不要负责任。《苏报》曾发布消息说，有圣旨要捉拿留学生，朝廷马上否定，报纸又说这从两江总督那里抄来的。解放以后，章士釗回忆说这是捏造的。这就开了后来的风气。另外，在做消息方面，选择性地报道，《苏报》开始大力渲染学潮，因此，学潮不断也与新闻有关。这个过程中报纸传播的思想大半是前后矛盾的，是片断、多变、肤浅、杂乱的，而且往往是在讲自己也不懂的话。梁启超后来办《新民丛报》的时候说过，从这时候回头看《清议报》，看《时务报》，常常汗流浃背。为什么呢？因为常常讲错，不懂装懂。他自己可以纠错，但报纸有影响力，受众不会纠错，由此形成一种弥漫于社会的流质多变的思想，没有固性的思想。
租界形成的文化脉络难以产生学术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报人和新党与革命党人的关系。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中大半都有过报人经历，这些人中产生出后来的民国的政客，把报纸的特质移到政治上，政治遂不能不乱。另一面，以这个为起点的报纸在后来成为一个产业，报人成为一种职业，那就是一种经济驱动下的存在状态。《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成为我们今天很有名的晚清小说，那时都是报刊连载，因为可以招徕读者。晚清到民国初小说发展起端是报纸。像商务印书馆，印书又办报，著名《外交报》就是商务办的，还有《小说月报》，由此带来民国初年小说在上海的繁荣。但是由报纸派生的文化，自成脉络。沿这个脉络下去，上海可以比较兴旺的是小说、戏剧、电影、舞厅、游乐、还有服装。即使是南社，当年以反满为立场，到民国初年；以报人资格写小说就是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大部分是南社的人。鸳鸯蝴蝶派同古代相比当然有现代性，但问题是一点没有西化，这实际也是江南文化市井读者的选择。因此，在租界中由此形成的文化脉络不会有学术，虽然上海有很强大的出版业，出版过很多书籍，但是整个民国初年上海没有一所好的大学，好的学校都是教会学校，他们培养出来的是西化的中国人，没有很明显的文化意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兴起，市面做得很大，但当时左翼作家联盟有其时代的背景，新文化运动促成人的解放，人个体化，人离开家庭，进人大城市，他们获得了解放，但相伴的是孤独，他们需要另外找一个家，左联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家。我看过倪墨炎编的《民国名人谈上海》这本书，鲁迅、陈独秀、周作人、胡适、郭洙若、茅盾、梁实秋等人没有一个人说上海好话，他们对上海都有一种外在感，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异己感。相比北京，北京有长居于北京的学者，而上海则没有。
由此而言，上海引进的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我完全没有把握。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很多书，但上海本地人其实买的并不多，倒是康有为一个人买了很多。清末革命，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都各有背景，兴中会以华侨、商人居多，华兴会以两湖学堂的学生为主，离上海最近的光复会，以及苏州的南社，文化保守主义恰恰是最强的。与此相对比，民国初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重造一个文化载体。我们常说中国数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但数千年中国社会都提供了一种载体，使文化有所皈依，汉代有太学，太学衰落以后，在乱世中，魏晋南北朝是世家大族，宋以后则是书院。近代以后，这个载体没有了。民国初年的学校在梁启超的眼里就像一个交易场，师生之间是买卖关系。此时的文化附生于报章，犹如一池断梗飘萍而无从聚汇。蔡元培在北大做校长，把北大重新建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载体，以北大为范式，全国南北大学都重新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的载体。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便成了一种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