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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山石下的松树丛里。这里很安静，把矿山的声音全都隔断了。他就在这里拉琴，闭着双眼，琴弓一擦琴弦发出来的共鸣，把他和世界融化在一起。人不应和他的琴，但是山石应和，松树应和，风应和，连月光都应和。
上海榛子青年时代下乡在东北。在他的博客中常有一些回忆那段生活的文章或以此为素材的小说散文，字里行间流露着深沉的黑土情，短篇小说《月光苦琴》就是其中之一。
《月光苦琴》的故事
《月光苦琴》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年轻帅气会拉小提琴的上海知青宋刚，应招来到平庄煤矿当工人。他不愿做又脏又苦的洗煤工，更不愿荒废了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小提琴，从运销科调到矿办子弟学校做了一名挣钱少、不招人待见的地理教师。
宋刚身上有着浓郁的上海青年的小资情调——自负、清高、不甘流俗。他的“阳春白雪”在直爽、粗野的“下里巴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他醉心于小提琴，却无人喝彩，甚至招致工友的厌烦，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找到僻静的地方对月拉琴。他讲卫生，天天要洗屁股，因此遭到工友们的嘲笑和歧视。他喜欢卖弄地较真，对文艺队队长创作的歌曲提出了“没有呼吸符号”这样非常专业的意见，最后不得不夹着洋乐器——小提琴离开宣传队。他曾想与那个看上去可以有共同语言的上海知青小周恋爱，可人家早已名花有主。他还一度看上了王老师的妹妹，校长亲自出马提亲，王老师反而觉得受了羞辱，扬言自己的妹子宁可“垫圈”也不会嫁给“宋上海”。
终日与俗人为伍却又心存不甘的宋刚，承受着苦情无诉的孤独。因为眼光高，知音难觅，直到过了而立之年他才与赤峰姑娘小张结婚。宋刚带着新娘回上海度蜜月。大上海的街市繁华与弄堂里的昏暗拥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宋刚家人的市侩和计较让新娘感到了歧视，宋刚的吝啬更是让新娘感受到不舒服。两人逛街，新娘想吃一块蛋糕，宋刚却以不可名状的心态不肯拿出那“显示上海人身份”的半两粮票。回到平庄，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宋刚除了拉琴和看报，几乎不会生活。他嫌妻子俗气的唠叨，妻子对他的琴声同样没有感觉。
中秋节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妻子拒绝为宋刚开门。他在门外拉起小提琴倾诉内心的苦楚，但妻子没有再给他机会。两人的婚姻因为彼此的距离走到了尽头。重归孤独的宋刚失魂落魄。突然有一天，他卷起铺盖卷离开学校回到了职工宿舍，回到了“那个让他痛苦的粗野的环境”。
落败破碎的回响
小说平铺直叙，没有跌宕起伏、大开大合，于不着痕迹之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叹息的故事，读来回味无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性格与气质受环境影响，也受环境制约。尤其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中国人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比如上海人的精明和自负，东北人的粗犷和幽默。大上海长大的宋刚，在傻大黑粗、土了吧叽的东北矿工面前，显得过于精致和矫情，而他在骨子里确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一点，体现他在每一步的选择上。他到煤矿，宁可不挣井下99元的高工资，而是做相对安全的洗煤工。干了洗煤工，他又怕累嫌脏，三天两头地请病假。不久又当了不受重视但却符合贴近自己心理地位的地理教师。
这一切，除了担心自己的艺术荒废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要远离那些粗俗不堪的矿工。在婚姻的选择上，宋刚也同样如此。宋刚首选的对象是上海女知青小周，因为她是教音乐的老师，“长得还好，略带贵气”。求之不成，又退而求其次，欲求王老师的妹妹。又求之不成，才与赤峰的小张结婚。无奈的妥协，是宋刚所不情愿的，因而也强化了他内心的挫败感。
宋刚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的最大弱点是不切实际，孤芳自赏。
宋刚自认为是搞艺术的，醉心于拉小提琴，且坚信“琴中自有颜如玉，琴中自有黄金屋”。即使委身于平庄这个偏远的小地方，他仍然怀揣着琴声相伴的生活梦想。他相信“前面的生活道路上还有艺术，有音乐，有爱情呢，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即使不会什么朋友，就是一个人到街上转一圈，夹着一把小提琴也是非常浪漫的事情啊”。
然而，他的浪漫理想却成了的横亘在他和矿区人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他在宿舍里拉琴，无异于对牛弹琴，那些出苦力的工友们只想痛痛快快地睡觉，听不懂也不愿听“吱吱嘎嘎”的洋玩意儿。即使听琴，也是宁可听二胡。在那个年代，小地方的人对这种洋乐器还不受用，宋刚的优美琴声在工友们的耳朵里就成了嘈杂不堪的噪音。不要说职工宿舍里不容，就是在宣传队，他的“洋乐器”在二胡、笛子、扬琴组成的土乐队中也没有用武之地。琴声是他表达情感的唯一渠道。
在被迫退出文艺队后，他来到食堂面对众多矿工“恶狠狠地”拉起小提琴。“愤怒的琴声在食堂里弥漫，蛮横地掩盖了所有的声音”。但宋刚的这种“蛮横”是短暂而脆弱的，在更“野蛮”的冷遇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他只能在一次次的落败中选择逃避，从痛苦走向更深的痛苦。琴声是浪漫的，而生活是现实的。当优美的琴声撞在现实的墙壁上，我们听到的只能是破碎的回响。
唯有月光知苦琴
作者对宋刚性格缺陷给予了善意的揭露，更寄予了深刻的同情。比如，在描述遭到妻子冷战的宋刚在门外拉琴的情景时，作者不无嗔怪地写道：“半两粮票一块蛋糕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偏要用小提琴来解决，那不管用，你就是抱把大提琴也是白扯。”又比如，宋刚被迫离开宿舍到野外拉琴，作者用细腻而柔和的笔触描绘道：“他走到山石下的松树丛里。这里很安静，把矿山的声音全都隔断了。他就在这里拉琴，闭着双眼，琴弓一擦琴弦发出来的共鸣，把他和世界融化在一起。人不应和他的琴，但是山石应和，松树应和，风应和，连月光都应和。”从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里，我们分明看到作者犀利而深情的目光。他在有意识地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唯有月光知苦琴。
荒唐年代的悲剧
作为旁观者，我们不能指责宋刚轻视矿工，也不能指责矿工们排斥宋刚，他们是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气质、不同性情、不同追求的两种人。而无论哪种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性的弱点。不是说不同的人不可以相融，但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就不难理解宋刚与矿区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可以更明确地说，是那个错位的年代，将这两种人拧在了一起，造成了宋刚人生轨迹的错位。
宋刚注定是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也是那一代人的悲剧。假如生活在当下，宋刚应该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可惜，人生没有假如。
（编辑 王琳琳）
上海榛子青年时代下乡在东北。在他的博客中常有一些回忆那段生活的文章或以此为素材的小说散文，字里行间流露着深沉的黑土情，短篇小说《月光苦琴》就是其中之一。
《月光苦琴》的故事
《月光苦琴》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年轻帅气会拉小提琴的上海知青宋刚，应招来到平庄煤矿当工人。他不愿做又脏又苦的洗煤工，更不愿荒废了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小提琴，从运销科调到矿办子弟学校做了一名挣钱少、不招人待见的地理教师。
宋刚身上有着浓郁的上海青年的小资情调——自负、清高、不甘流俗。他的“阳春白雪”在直爽、粗野的“下里巴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他醉心于小提琴，却无人喝彩，甚至招致工友的厌烦，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找到僻静的地方对月拉琴。他讲卫生，天天要洗屁股，因此遭到工友们的嘲笑和歧视。他喜欢卖弄地较真，对文艺队队长创作的歌曲提出了“没有呼吸符号”这样非常专业的意见，最后不得不夹着洋乐器——小提琴离开宣传队。他曾想与那个看上去可以有共同语言的上海知青小周恋爱，可人家早已名花有主。他还一度看上了王老师的妹妹，校长亲自出马提亲，王老师反而觉得受了羞辱，扬言自己的妹子宁可“垫圈”也不会嫁给“宋上海”。
终日与俗人为伍却又心存不甘的宋刚，承受着苦情无诉的孤独。因为眼光高，知音难觅，直到过了而立之年他才与赤峰姑娘小张结婚。宋刚带着新娘回上海度蜜月。大上海的街市繁华与弄堂里的昏暗拥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宋刚家人的市侩和计较让新娘感到了歧视，宋刚的吝啬更是让新娘感受到不舒服。两人逛街，新娘想吃一块蛋糕，宋刚却以不可名状的心态不肯拿出那“显示上海人身份”的半两粮票。回到平庄，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宋刚除了拉琴和看报，几乎不会生活。他嫌妻子俗气的唠叨，妻子对他的琴声同样没有感觉。
中秋节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妻子拒绝为宋刚开门。他在门外拉起小提琴倾诉内心的苦楚，但妻子没有再给他机会。两人的婚姻因为彼此的距离走到了尽头。重归孤独的宋刚失魂落魄。突然有一天，他卷起铺盖卷离开学校回到了职工宿舍，回到了“那个让他痛苦的粗野的环境”。
落败破碎的回响
小说平铺直叙，没有跌宕起伏、大开大合，于不着痕迹之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叹息的故事，读来回味无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性格与气质受环境影响，也受环境制约。尤其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中国人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比如上海人的精明和自负，东北人的粗犷和幽默。大上海长大的宋刚，在傻大黑粗、土了吧叽的东北矿工面前，显得过于精致和矫情，而他在骨子里确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一点，体现他在每一步的选择上。他到煤矿，宁可不挣井下99元的高工资，而是做相对安全的洗煤工。干了洗煤工，他又怕累嫌脏，三天两头地请病假。不久又当了不受重视但却符合贴近自己心理地位的地理教师。
这一切，除了担心自己的艺术荒废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要远离那些粗俗不堪的矿工。在婚姻的选择上，宋刚也同样如此。宋刚首选的对象是上海女知青小周，因为她是教音乐的老师，“长得还好，略带贵气”。求之不成，又退而求其次，欲求王老师的妹妹。又求之不成，才与赤峰的小张结婚。无奈的妥协，是宋刚所不情愿的，因而也强化了他内心的挫败感。
宋刚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的最大弱点是不切实际，孤芳自赏。
宋刚自认为是搞艺术的，醉心于拉小提琴，且坚信“琴中自有颜如玉，琴中自有黄金屋”。即使委身于平庄这个偏远的小地方，他仍然怀揣着琴声相伴的生活梦想。他相信“前面的生活道路上还有艺术，有音乐，有爱情呢，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即使不会什么朋友，就是一个人到街上转一圈，夹着一把小提琴也是非常浪漫的事情啊”。
然而，他的浪漫理想却成了的横亘在他和矿区人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他在宿舍里拉琴，无异于对牛弹琴，那些出苦力的工友们只想痛痛快快地睡觉，听不懂也不愿听“吱吱嘎嘎”的洋玩意儿。即使听琴，也是宁可听二胡。在那个年代，小地方的人对这种洋乐器还不受用，宋刚的优美琴声在工友们的耳朵里就成了嘈杂不堪的噪音。不要说职工宿舍里不容，就是在宣传队，他的“洋乐器”在二胡、笛子、扬琴组成的土乐队中也没有用武之地。琴声是他表达情感的唯一渠道。
在被迫退出文艺队后，他来到食堂面对众多矿工“恶狠狠地”拉起小提琴。“愤怒的琴声在食堂里弥漫，蛮横地掩盖了所有的声音”。但宋刚的这种“蛮横”是短暂而脆弱的，在更“野蛮”的冷遇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他只能在一次次的落败中选择逃避，从痛苦走向更深的痛苦。琴声是浪漫的，而生活是现实的。当优美的琴声撞在现实的墙壁上，我们听到的只能是破碎的回响。
唯有月光知苦琴
作者对宋刚性格缺陷给予了善意的揭露，更寄予了深刻的同情。比如，在描述遭到妻子冷战的宋刚在门外拉琴的情景时，作者不无嗔怪地写道：“半两粮票一块蛋糕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偏要用小提琴来解决，那不管用，你就是抱把大提琴也是白扯。”又比如，宋刚被迫离开宿舍到野外拉琴，作者用细腻而柔和的笔触描绘道：“他走到山石下的松树丛里。这里很安静，把矿山的声音全都隔断了。他就在这里拉琴，闭着双眼，琴弓一擦琴弦发出来的共鸣，把他和世界融化在一起。人不应和他的琴，但是山石应和，松树应和，风应和，连月光都应和。”从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里，我们分明看到作者犀利而深情的目光。他在有意识地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唯有月光知苦琴。
荒唐年代的悲剧
作为旁观者，我们不能指责宋刚轻视矿工，也不能指责矿工们排斥宋刚，他们是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气质、不同性情、不同追求的两种人。而无论哪种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性的弱点。不是说不同的人不可以相融，但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就不难理解宋刚与矿区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可以更明确地说，是那个错位的年代，将这两种人拧在了一起，造成了宋刚人生轨迹的错位。
宋刚注定是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也是那一代人的悲剧。假如生活在当下，宋刚应该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可惜，人生没有假如。
（编辑 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