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国正处在旧制与新变强烈碰撞的历史关口。一个民族如何从传统迈入现代，一种文化如何在惨烈的自我否定中凤凰涅槃，這是历史赋予一百年前的新青年们的“光荣与梦想”。回望百年沧桑巨变，“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界碑，馈赠中国文学以丰厚的青年性遗产。文学之青年精神，固然常常起于青年，却绝非仅指向年龄。青年性，往往是一种精神立场和思维方法。在混沌未明的历史发生时刻，青年性立场往往倾向于投身未来，在未定中探明新知。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某种文化转折的关口。新技术、新经验正在强烈地改变很多凝固的认知，并进而要求着崭新的审美。也许没有任何时刻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强烈感受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余，又强烈体验到“未来已来”的冲击感。在我们看来，新青年再出发，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代际出场问题，它关乎的是在“未来主义”“技术神学”几乎将我们碾碎的时刻如何重建作为个体的精神“总体性”难题;我们要探寻的乃是一座为了探索彼岸而持续搭建的桥。有感于此，《鸭绿江》从本期起特辟“新青年·新城市”专栏，关注崛起青年，聚焦城市书写。我们希望在一个相对集中的领域中吹响文学青年集结号，既烛照当代青年的精神心路，也追问巨变时代的精神去向。
　　本期聚焦的青年作家是李唐。从一个微小的伤口开始，李唐开始了他漫长而绵密的叙述。这样的叙述在节奏上回旋往复，像敏感的触手一般向外探索，但语言的感受在源源不断地返归自身。叙述的蚕丝逐渐缠满了那个空虚的内心，使之有了一些可感的形状。因此，他不想匆匆忙忙地完成某种叙述的任务——那种任务尽管可以打造成拽住读者袖口的鱼钩。他尊重叙述，叙述不是过河就可以拆掉的桥，不如说叙述是为了探索彼岸是否存在而持续搭建的桥。
　　微小的伤口生在足部，使叙述者的行走出现了问题，因而他跟世界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改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所有的创作都是起源于一个微小的伤口，是伤口抑制了我们身体的某项能力，以至于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受到了局限。我们不得不从这种局限当中认识自己，并试图理解我们的主体跟挣脱出去的欲望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便也看到了贯穿李唐小说的重大主题，那就是叙述者跟自我主体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是执拗的，一次接一次地挖掘，在他为数不少的作品中回荡着这样独特的声音。他的叙事获得了内在的深度，他也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境地。
　　在他跟青年批评家唐诗人的对话中，他谈到自己不喜欢写创作谈，但是他跟唐诗人的对话中所表达出来的观念却是极有意思的。他提到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在他那里“城市文学”不是非要描写城市，而是要把握城市的精神。对此他的态度不褒不贬，充分体察到了城市所具备的复杂性。比如他说，在城市当中人们的家庭关系其实变得越来越宽容，彼此可以接受越来越多的生活方式，言谈中发现他和父母的关系似乎很不错。另一方面，城市在科技化力量的改造下使得传统的文化秩序在消亡，因而某种生活的内核变得不乏空洞，他渴望探询自我如何才能变得与这个世界相称（而不只是屈从）。这逼迫他甚至谈到了文学的意义。对他而言，那就是如何真正地找到自己。也许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文明里，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自我是建构出来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自我建构的可能，我们才可以真正明白自我对生命意味着什么。
　　李唐的写作不再像他的北京前辈一样有一个民俗的、热闹的、自得的根据地，他将目光转向了内在，他找到的根据地就是他的精神自我。他的叙述和思辨的热情都用力在自身的成长和完善之中，这是充满勇气的。尽管“勇气”这个词已经有滥用的风险，但是真正的写作的确需要用我们来自精神深处的勇气去面对这个日益庞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