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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前期京城满汉内外城分居，女子服饰风尚主要有满族和汉族两种服饰风格，本文通过宫廷传播、商业的发展、公共社交行为几个角度，揭示当时的京城女子服饰风尚传播的具体路径，来探寻满汉女子服饰风尚互为交融的具体方式。
关键词：京城；服饰风尚；传播
满洲政权定鼎北京之时，北京城分为内外两城。同心包围的三座城，称为内城。内城由紫禁城、皇城和大城组成。紫禁城居住着皇帝及其家眷和供他们使唤的宦官宫女，紫禁城外的皇城则主要居住内务府的各署衙和内务府三旗，皇城外的大城则是居住八旗禁旅的地方。外城在大城的南面，居住着汉官、士子和百工商贾、医卜娼优、佣夫走卒。清朝在顺治五年、六年间，对内城进行清理，汉族除旗人外无论官、民都强制迁至外城。独特的满汉分开居住政策，导致了内外城服饰的不同风貌。
清初实行了极为严酷的剃发易服政策，汉族的男子也要遵从满俗满式长袍，剃额前发。《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由于汉族的服饰文化悠远，甚至与伦理道德观紧密相连，所以满族的这一政策遭到了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对，甚至导致了江南多起屠城事件的发生，为了维护并不稳固的政权，在清初汉臣金之俊荐言下，统治者对民间服饰的政策有所松动，遂汉族女子可以保留前朝的服饰特色。这就使得内外城女子的服饰在清初大相径庭。内城无论男女，皆着旗装、辫发盘髻。外城女子则宽袍大袖，上襦下裳，博鬓云髻。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城的服饰差异有逐渐缩小的趋势，甚至最内圈的紫禁城内的皇室服饰，都受到外城服饰的影响。这无疑与京城内的女子服饰风尚的传播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解析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满汉隔离居住的京城，女子服饰风尚是如何传播，继而影响她们的服饰形态的。
1 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服饰风尚的传播
紫禁城是帝王的家，其是一个往来森严的比较封闭的空间，城内的妃嫔下人是不能随便出入的。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内，帝王是人人想要讨好的“主子”，帝王的审美情趣极大的左右了宫中人们的服饰风尚，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①。比如康熙早年服饰一再申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从传世孝诚仁皇后的常服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服饰朴素无华，一如康熙皇帝的厉行节俭的主张。实际上，帝王的服饰主张，不仅对宫廷女子，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巨大垂范效应的。帝王对服饰的喜好，通过各种赏赐、宫廷内部的工匠与民间工匠的流通逐渐向外传播。
首先是赏赐的传播作用。“夫赏罚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②清朝的帝王像历代的帝王一样，每逢有庆典节日，经常大犒群臣。赏赐单册上最为明显的就是缎匹及各种服饰。帝王所赏赐缎匹、服饰，往往工艺精美，材料上乘，体现皇家服饰的风格。赏赐服饰按照社会结构基本按照由上而下，由北及南逐渐扩散。
除了物的流动导致的信息传播，服饰风尚的传播还要有工艺上的支持。由于古代服饰制作的手工艺性，工匠的流动性恰恰推动的宫廷服饰风尚传播的实现。清朝宫廷生产机构的匠人组成是很复杂的，其中匠役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则为旗匠，二则为南匠，三则为招募的民间匠人。后两种匠人比较自由的人身自由当然影响了宫廷服饰工艺的传播，具有极强的人身附属关系、人数最多、流动性最差的第三种匠人对宫廷外的影响往往被人忽视。实际上旗匠对京城民间服饰工艺的影响不小。旗匠的居住地是京城，他们出入皇宫相对里面的后妃要容易得多，出于各种原因，很容易与宫廷外的社会产生联系，从而将宫廷中的服饰风尚及其制作工艺向民间传播。因此女子服饰所谓“京样”，往往代表着具有满族华丽风格的式样。工匠的流动，无疑客观上起到了准确的传播宫中服饰的形式和工艺的作用。
2 商业影响下的服饰风尚的传播
清朝是不允许八旗士兵和贵族经商的，旨在维护他们尚武的传统。所以，清初商业主要聚集在外城。但实际上，康熙朝开始，内外城的居民开始满汉通产，内城外城的店铺都异常的热闹。康熙五十九年朝鲜使臣在《庚子燕行杂识》中这样写到：“市肆，北京正阳门外最盛，鼓楼街再次之……而大抵市楼华饰，亦北京为最。③”店铺的生意越兴隆，其对京城服饰风尚的影响则越大。
还有一些店铺是专门加工服饰的各种手工作坊。这些作坊往往带有一些手工业者本人及本地的风尚特色。作坊铺往往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独特的标志，以表示产品的生产者。不同的店铺的手艺高低、艺术特点，往往经由市井中的消费和口口相传形成共识，并且在特定的消费群体中形成特有的服饰风格。这些作坊便成为一个个服饰样式的引领者。尤其是工艺性较强不宜居家手工制作的服饰用品，如金银簪子、珠玉鞋帽、遮眉勒子等体现最为明显。
3 公共社交与服饰风尚的传播
清代的公共社交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包括商人、官宦之间的宴请游玩，酒楼妓院的消费等，甚至是礼处深闺的女子，也是有很多社交活动的。实际上，由于女子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必须以保证自己的性吸引力来获得必要的利益，这就使得女子成为服饰风尚最主要的追逐者。在各种庙会、岁时节日和郊野时的游玩，都可以看到穿着美丽衣服的满汉女子的身影。“上自大内后妃、中使及王公缙绅，下迄庶民，每际四月，则进香赛会者，车马络绎，不绝而道。”④妇人们将最新颖、美丽的衣服穿着在自己的身上，在借助服饰来体现自己的身段和容貌的同时，也渴望体现自己的地位、品味来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赞赏，以此获得内心的自我认同感和优越感。此时服饰作为一种富有复杂内涵的符号，以最为显而易见的方式迅速在人际间进行传播。当然，新颖的服饰对性吸引力提高是这种追求的强大动力。当服饰风尚被广泛传播的时候，人们又需要新的服饰样式来取得与众不同的效果，从而形成服饰风尚的不断推陈出新。满汉服饰的风尚也以这种方式互相影响着。当然，限于经济条件，在服饰的材质上，往往略有变动、替代。李渔在《闲情偶寄》当中，生动描述了这一过程。“乃近世贫贱之家，往往效颦于富贵，见富贵者偶尚绮罗，则耻布帛为贱，必觅绮罗以肖之；见富贵者单崇珠翠，则鄙金玉为常，而假珠翠以代之。事事皆然，习以成性”。可见服饰风尚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有材料替代的特点。
4 结语
在清前期的京城，宫廷女子服饰风尚主要对满族女子服饰具有绝对的引领作用，对满汉皆有的垂范效应的只体现在服饰装饰风格上。在款式上，汉族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成为汉族女子服饰款式的风尚高地，极大地影响了京城汉族女子服饰的形态。满汉女子服饰风尚在清前期的京城社会通过物质奖励、社会交往和人口的流动，在政治、经济生活制约颇多的京城社会交互传播，最终形成交融之势。
注释：①“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源自《墨子·兼爱中》的描述，后马廖在《上长乐宫以劝成德政疏》里，比喻当权者的爱好引导时尚潮流时，使用了“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的句子。《后汉书·马廖传》中变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人往往将文中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②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1页.
③庚子燕行杂识[M].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11（35）：334.
④和邦额.夜谈随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54.
关键词：京城；服饰风尚；传播
满洲政权定鼎北京之时，北京城分为内外两城。同心包围的三座城，称为内城。内城由紫禁城、皇城和大城组成。紫禁城居住着皇帝及其家眷和供他们使唤的宦官宫女，紫禁城外的皇城则主要居住内务府的各署衙和内务府三旗，皇城外的大城则是居住八旗禁旅的地方。外城在大城的南面，居住着汉官、士子和百工商贾、医卜娼优、佣夫走卒。清朝在顺治五年、六年间，对内城进行清理，汉族除旗人外无论官、民都强制迁至外城。独特的满汉分开居住政策，导致了内外城服饰的不同风貌。
清初实行了极为严酷的剃发易服政策，汉族的男子也要遵从满俗满式长袍，剃额前发。《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由于汉族的服饰文化悠远，甚至与伦理道德观紧密相连，所以满族的这一政策遭到了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对，甚至导致了江南多起屠城事件的发生，为了维护并不稳固的政权，在清初汉臣金之俊荐言下，统治者对民间服饰的政策有所松动，遂汉族女子可以保留前朝的服饰特色。这就使得内外城女子的服饰在清初大相径庭。内城无论男女，皆着旗装、辫发盘髻。外城女子则宽袍大袖，上襦下裳，博鬓云髻。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城的服饰差异有逐渐缩小的趋势，甚至最内圈的紫禁城内的皇室服饰，都受到外城服饰的影响。这无疑与京城内的女子服饰风尚的传播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解析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满汉隔离居住的京城，女子服饰风尚是如何传播，继而影响她们的服饰形态的。
1 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服饰风尚的传播
紫禁城是帝王的家，其是一个往来森严的比较封闭的空间，城内的妃嫔下人是不能随便出入的。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内，帝王是人人想要讨好的“主子”，帝王的审美情趣极大的左右了宫中人们的服饰风尚，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①。比如康熙早年服饰一再申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从传世孝诚仁皇后的常服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服饰朴素无华，一如康熙皇帝的厉行节俭的主张。实际上，帝王的服饰主张，不仅对宫廷女子，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巨大垂范效应的。帝王对服饰的喜好，通过各种赏赐、宫廷内部的工匠与民间工匠的流通逐渐向外传播。
首先是赏赐的传播作用。“夫赏罚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②清朝的帝王像历代的帝王一样，每逢有庆典节日，经常大犒群臣。赏赐单册上最为明显的就是缎匹及各种服饰。帝王所赏赐缎匹、服饰，往往工艺精美，材料上乘，体现皇家服饰的风格。赏赐服饰按照社会结构基本按照由上而下，由北及南逐渐扩散。
除了物的流动导致的信息传播，服饰风尚的传播还要有工艺上的支持。由于古代服饰制作的手工艺性，工匠的流动性恰恰推动的宫廷服饰风尚传播的实现。清朝宫廷生产机构的匠人组成是很复杂的，其中匠役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则为旗匠，二则为南匠，三则为招募的民间匠人。后两种匠人比较自由的人身自由当然影响了宫廷服饰工艺的传播，具有极强的人身附属关系、人数最多、流动性最差的第三种匠人对宫廷外的影响往往被人忽视。实际上旗匠对京城民间服饰工艺的影响不小。旗匠的居住地是京城，他们出入皇宫相对里面的后妃要容易得多，出于各种原因，很容易与宫廷外的社会产生联系，从而将宫廷中的服饰风尚及其制作工艺向民间传播。因此女子服饰所谓“京样”，往往代表着具有满族华丽风格的式样。工匠的流动，无疑客观上起到了准确的传播宫中服饰的形式和工艺的作用。
2 商业影响下的服饰风尚的传播
清朝是不允许八旗士兵和贵族经商的，旨在维护他们尚武的传统。所以，清初商业主要聚集在外城。但实际上，康熙朝开始，内外城的居民开始满汉通产，内城外城的店铺都异常的热闹。康熙五十九年朝鲜使臣在《庚子燕行杂识》中这样写到：“市肆，北京正阳门外最盛，鼓楼街再次之……而大抵市楼华饰，亦北京为最。③”店铺的生意越兴隆，其对京城服饰风尚的影响则越大。
还有一些店铺是专门加工服饰的各种手工作坊。这些作坊往往带有一些手工业者本人及本地的风尚特色。作坊铺往往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独特的标志，以表示产品的生产者。不同的店铺的手艺高低、艺术特点，往往经由市井中的消费和口口相传形成共识，并且在特定的消费群体中形成特有的服饰风格。这些作坊便成为一个个服饰样式的引领者。尤其是工艺性较强不宜居家手工制作的服饰用品，如金银簪子、珠玉鞋帽、遮眉勒子等体现最为明显。
3 公共社交与服饰风尚的传播
清代的公共社交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包括商人、官宦之间的宴请游玩，酒楼妓院的消费等，甚至是礼处深闺的女子，也是有很多社交活动的。实际上，由于女子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必须以保证自己的性吸引力来获得必要的利益，这就使得女子成为服饰风尚最主要的追逐者。在各种庙会、岁时节日和郊野时的游玩，都可以看到穿着美丽衣服的满汉女子的身影。“上自大内后妃、中使及王公缙绅，下迄庶民，每际四月，则进香赛会者，车马络绎，不绝而道。”④妇人们将最新颖、美丽的衣服穿着在自己的身上，在借助服饰来体现自己的身段和容貌的同时，也渴望体现自己的地位、品味来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赞赏，以此获得内心的自我认同感和优越感。此时服饰作为一种富有复杂内涵的符号，以最为显而易见的方式迅速在人际间进行传播。当然，新颖的服饰对性吸引力提高是这种追求的强大动力。当服饰风尚被广泛传播的时候，人们又需要新的服饰样式来取得与众不同的效果，从而形成服饰风尚的不断推陈出新。满汉服饰的风尚也以这种方式互相影响着。当然，限于经济条件，在服饰的材质上，往往略有变动、替代。李渔在《闲情偶寄》当中，生动描述了这一过程。“乃近世贫贱之家，往往效颦于富贵，见富贵者偶尚绮罗，则耻布帛为贱，必觅绮罗以肖之；见富贵者单崇珠翠，则鄙金玉为常，而假珠翠以代之。事事皆然，习以成性”。可见服饰风尚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有材料替代的特点。
4 结语
在清前期的京城，宫廷女子服饰风尚主要对满族女子服饰具有绝对的引领作用，对满汉皆有的垂范效应的只体现在服饰装饰风格上。在款式上，汉族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成为汉族女子服饰款式的风尚高地，极大地影响了京城汉族女子服饰的形态。满汉女子服饰风尚在清前期的京城社会通过物质奖励、社会交往和人口的流动，在政治、经济生活制约颇多的京城社会交互传播，最终形成交融之势。
注释：①“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源自《墨子·兼爱中》的描述，后马廖在《上长乐宫以劝成德政疏》里，比喻当权者的爱好引导时尚潮流时，使用了“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的句子。《后汉书·马廖传》中变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人往往将文中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②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1页.
③庚子燕行杂识[M].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11（35）：334.
④和邦额.夜谈随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