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00年前或80年前的某位金融家、企业家回到现在的上海，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十分陌生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城市的外在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也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的内在性格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都处于中西冲突的最前沿，上海的城市治理结构也发生过重大变化，不过，这里的基本经济体制是自由市场。为受外部力量制约，这里的法治还算比较健全的。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乃至东亚最有创新、冒险精神的人都涌入这个城市。旧上海虽然难免泥沙俱下，但毕竟充满了活力。上海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也是新闻出版中心、娱乐演艺中心等。上海曾被贬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但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发展、繁荣的基本动力，不正是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么？
　　今天的上海仍然很时髦。但她与旧上海相比，总似乎少了些许创新的活力。
　　这一局面非自今日始。在长达50年代的强制国有化过程中，曾经创造了上海奇迹的各类企业，均变身为国有企业，上海也因此成为国有经济的重镇。当然，与其他地方不同，上海的国有企业还有其原来的基础可以盘活。上海曾经集中了中国最好的企业，因而也积累了深厚的企业文化。它分为两个层次：上层是创业者、投资者的创新精神，下层是员工的敬业精神、职业意识。50年代以后，企业家精神只残留下一点，比如，上海的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地方，尚注意消费者的口味，但创新精神大部分被制度消蚀了。保留得较好的是员工的专业精神。因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企业可以生产出质量较好的产品。当全中国被体制所困时，上海因着这种传统而显得十分突出。
　　这种专业精神，也因此成为当今上海各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气质的共同根底。当今之上海，商业界充斥着小白领文化，这里可能有中国最好的日常管理人员，而缺乏具有创新冲动的企业家。上海的各级政府则具有完美的官僚精神。上海的官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着无微不至的精细控制、管理。这两者正是韦伯所说的现代理性化的典型，但这样的理性化其实是社会趋向烂熟的标志。
　　可能正是由于计划体制时代相对的辉煌，加上其他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80年代以来，上海的基本社会治理结构没有明显变化。集中计划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乃至其他社会活动。当今的上海则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这个体制，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上海模式。
　　
　　9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两种经济增长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基本要素是私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政府的无为而治。在苏南模式中，企业家与政府权力有较多瓜葛，但在这里，是企业家影响政府，商业精神渗透到政府中，以至于政府官员像企业家那样活动，竭力为企业家创造优良的环境。
　　上海虽然与苏南为邻，与温州也相距不远，却创造了另外一种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权力深度介入经济过程，企业家根本就被取消了。过去30年间，与上海为邻的浙江、江苏涌现出无数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企业家，不论是乡镇企业家还是私人企业家。提到上海，人们却想不起什么著名企业家。上海没有成规模的民营经济。在上海的几乎所有行业，唱主角的都是国有企业或者跨国公司。
　　这也许正是上海市连续三年邀请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去上海座谈的原因。欲求突破的上海，显然希望能有民营经济的活力之水注入，也希望企业家精神从此能够在上海生花结果。但上海社会层面对权力的普遍迷信，行政性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企业家精神的遏制，上海实现重新现代化转型的局限。
　　比如，上海一直期待着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且把城市的未来几乎全部寄托于此。为此，政府投入了很多资源。
　　而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功能是配置资源，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应该依赖市场行为而非行政命令。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充分的市场交易，上海目前虽然拥有中国发育最早的证券市场，但距离国际上任何一个大的金融中心所具备的要件，即最基本的金融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可能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以来的上海模式，正是上海发展所要突破的局限。上海要焕发繁荣与活力，很大程度上要破除这种看起来华丽、富裕的社会发展模式。依赖权力引导的资源配置和转移方式毕竟难以持续。上海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要改变的恐怕正是这一思维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