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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宝岛一村》所引发的话题都有其公共性,因为,这“光阴的故事”中,不仅有名人、美食和政治,还有更重要的,是不了的两岸的亲情。
舞台上,简单的布景,几张桌椅,衣服古旧的男女,演的,是他們父母那个年代的故事。
在《宝岛一村》里,万芳从18岁演到六七十岁,时间跨度很大,看得出来,像当年唱《新不了情》一样,这次演出,她也饱含了感情。
作为眷村的女儿,她对那一段往事无法忘怀。对于万芳这一代人来说,眷村并不遥远,这是他们童年的记忆,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从战争到和平,眷村,正在逐渐走入历史,但谁能将它遗忘?无论是欢声笑语还是悲情啜泣,都在我们心底沉淀,犹如一场戏,戏梦人生。
王伟忠:“眷村是我的灵魂”
这出戏的编导是赖声川和王伟忠。赖声川不是在眷村长大的,王伟忠是。
所以,《宝岛一村》更多代表的,是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的眷村情。“眷村是我的‘娘胎’。”王伟忠深情地说,“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吧,王伟忠一直忙着拍摄关于眷村的纪录片,为的是圆他的一个梦:“记录我家的一点事情。”
他在眷村的老家位于嘉义东门町空军建国二村。眷村,每个地方的都差不多:黑色屋瓦,狭窄巷道,巷口一准是棵大榕树,水泥石椅上,几位老年人正啜茶闲聊,往事如昨。眷村初建的时候,除了有地位的军官可以住独门独户的日式房子,其他人只能住在简陋的竹篱笆房子里,后来逐渐地,住得久了,普通人也开始砌墙,王伟忠说:“终究竹篱笆太不保险,一下雨就淹。”
台湾当局从1956年开始兴建眷村,主要为了安置那些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老兵。50年代,全台湾共建有眷村763个,容纳眷属96082户。王伟忠一家就是这千千万万普通眷村家庭中的一员。他说他家是低矮的平房,一根水泥电线杆矗立在门口,大树的树阴倾泻在并不宽敞的路面上。那时候他们家和绝大多数眷村家庭一样贫穷。为了给姐姐的女儿准备住房,他的父亲用木头在房子外面又加盖了一间,而另一间的墙壁,是用拆老房子的废土盖的,徒手就可以挖出洞来。
尽管艰苦,可是眷村是王伟忠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一段情。而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眷村正在日益进入凋敝期,拆迁的拆迁,青壮年几乎都外出了,只留下一些孤独的老人,守着这片临时的家园。
有一天,他想,作为眷村之子,他有责任,也有义务记录这段历史,记录那些故去的或即将故去的人与事。为此,他拍《伟忠妈妈的眷村》。嘉义的建国二村陪伴了伟忠妈妈50多年的光阴,为了不让这些岁月的痕迹无迹可寻,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王伟忠用纪录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故土深深的眷恋。
在《伟忠妈妈的眷村》的发布会现场,王伟忠还拿出五香芝麻大饼、咸菜炒肉丝和凉拌大头菜三样家乡小味来给与会者品尝。
对啊,纪录片中散发出来的,也不正是这种眷村的味道?纯正的眷村的味道?
他找到赖声川,开始向他讲述他的童年故事。虽然并非出生于眷村,但是赖声川马上就被王伟忠的讲述打动。
“行。”赖声川爽口地答应。
为了排《宝岛一村》,王伟忠和赖声川找来25个家庭的故事作素材,故事实在太多了,王伟忠说:“几乎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可以赚足观者的热泪。真的,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而一间间房子就像一本本书,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但为了线索不至于太过散漫,最后两人决定,将25个家庭浓缩成3家,以小寓大,从这3个家庭的悲喜来揭开台湾近代史上的伤疤。
谈到这部戏,赖声川很感慨:“这一代人都是有乡愁的。在《宝岛一村》中,第一次过年,几个大男人在那谈论自己的家乡,看着天空指着各自的家乡。对家乡的思念挥之不去。同时,他们又已经开始适应了新的生活,开始把眷村视作自己新的家,这种苦中有乐的复杂心情,大陆的同胞以前也许不是很能体会到。”
《宝岛一村》在台湾上演的时候,正是金融风暴来袭时。赖声川和王伟忠还暗暗有些小担心,害怕金融海啸把观众也一并卷走了。可是出乎他们意料,《宝岛一村》的火爆程度较之于《暗恋桃花源》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想来,他们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眷村不仅是王伟忠的灵魂,也是整整一代台湾人的乡愁灵魂。
明星扎堆,都是苦出身
有人说:“不知道‘眷村’,就很难了解台湾的过去和今天。”
说得一点都没错。60年前,国民党败退台湾,他们渡海而来。建立起“眷村”这种临时性小区时,当局者可能并没有想到,他们中会走出那么多的明星大腕、才子佳人。
“我想让大陆的观众真正深入地了解台湾”,赖声川说,“眷村里真是什么人都有,明星、市长、黑道人物,三教九流,汇成了一个大时代。”
掰手指数一数:邓丽君、林青霞、张艾嘉、赵传、张雨生、吴小莉……大大小小的明星真是不计其数。是不是这里特别像戏剧故事般如梦如幻,才让他们在电影和歌唱的舞台上如鱼得水?
因为眷村,才有邓丽君的传奇。
1954年,邓丽君的五弟邓长禧出生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决定全家搬到屏东市眷村居住,她的母亲酷爱黄梅调电影,常常捧着收音机倾听,耳濡目染之中,邓丽君从小就表现出对于黄梅小调和台湾歌仔戏的特殊兴趣。5年之后,邓家全家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迁居最北端的台北县芦洲乡中正路77巷的眷村,邓丽君在芦洲国小念书,拥有一副天籁般动人歌喉的邓丽君很快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小小年纪的她居然能够随空军93康乐乐队到处劳军演出。1963年8月,10岁的邓丽君参加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凭借一曲《访英台》勇夺冠军,从此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即使成名,邓丽君心中,永远装着眷村,装着在这里生活的退役阿兵哥,邓丽君一生热心于为国民党作劳军演出和军中广播,这与她早年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眷村的童年生活是简单而纯朴的。男生都喜欢蹲在地上打纸牌、玩弹珠,这就是极少数能让他们兴高采烈的游戏。
简单,却愈发地具有戏剧性。杨德昌将1961年6月15日晚上10点台北市牯岭街五巷10号后门不良少年茅武妒杀女友案拍成了传世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电影的片头,杨德昌写下的片头语,描述的,正是迁居台湾眷村的居民无根漂泊的内心。电影记录的,不只是一桩不具代表性的突发社会事件,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似乎眷村才是茅武走向杀人血案的心理隐疾。这当然是人生轨迹的不同所造成的,有茅武的一念之差,也有张艾嘉等一众名人的发奋图强,眷村,就是这样的两极,它给你力量,也让你绝望。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刘德凯曾经将张大春的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中的26篇改编成电视剧,最主要的原因和眷村有关:“我们都是眷村长大的孩子,张大春笔下的眷村生活我特别能体会。”
张大春最早的成名作《四喜忧国》、《野孩子》、《将军碑》都有眷村的背景。他父亲是国防部的文官,到了台湾也住在眷村里。他觉得那些邻居成天打麻将、串门子,没有文化,不喜欢和邻居来往,所以张大春的童年生活相当封闭。和大多数眷村居民一样,张大春的家中也不富裕,每天,母亲都批一些东西来缝,靠这些零散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含辛茹苦将他拉扯长大。他记得,那时候他读的是私立学校,也可以说是贵族学校,大部分同学的家境都不错,家里已经有了电视,唯独张大春家里没有。
回忆起这段往事,张大春也是感慨万千:“有时候老师上课会问‘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电視?’全班都看了,就我没看,因为家里没电视。这是另一种边缘性。这种边缘性格造成的状况是:有了两种眼睛,你会两边都看。一出城门,看见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事后想想,却也是一种很有利的位置。”
谈到眷村文学,不能不提的一定是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特别是朱天心的那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绝对可以说是眷村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眷村,我差不多一直住到15岁,所以对于眷村我可以说非常地熟悉。”朱天心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当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种,这里人的生活只能依靠政府,饿不死,但是生活非常贫困。当时我们如果想要出人头地,路只有两条:要么拼命读书,要么就是像邓丽君那样在演艺圈成为大明星。”
她笔下那些抽着烟骂脏话的眷村少年,洋溢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字里行间的惆怅,令人一见难忘。15年的眷村生活常常在她的眼前闪现,是掌纹?是伤痕?都是无法磨灭的痕迹。想来,可能吧,刚刚离开眷村的她也会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不适应,恨恨而惆怅的一句“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已经完全表明了心意,她写道:“那一年,她搬离眷村,迁入都市边缘寻常有一点点外省、很多本省人、有各种职业的新兴社区,河入大海似的顿时失却了与原水族间各种形式的辨识与联系,仍然滞闷封闭的年代,她跟很多刚学吉他的学生一样,从最基础简单的歌曲弹唱起,如Where have allthe flowers gone,并不知道那是不过五六年前外头世界狂飙一场的反战名歌,她只觉那句句歌词十分切她心意,真的,所有的男孩们都哪里去了,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
朱氏姐妹的父亲朱西宁是眷村文学的先驱,到了朱氏姐妹这一辈,眷村的题材更被发扬广大之。说起来,朱天文给侯孝贤写的很多剧本都与眷村有关。比如她编剧的《小毕的故事》、《童年往事》和《冬冬的假期》等等名片,眷村始终如影随形。侯孝贤需要这样的题材,他同样在眷村长大,小毕和冬冬,何尝没有侯导童年时的影子?而且,侯导小的时候,在凤山的城隍庙附近的大山戏院,看了大量的布袋戏和掌中戏,这些往事,成为了侯孝贤讲述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生平的电影《戏梦人生》的初衷……
如今,历史尘埃中的眷村也在渐行渐远,拆迁的拆迁,改造的改造,青壮年在外谋生,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老奶奶们独守空屋,还在眷恋着台海两岸的家。
只是,眷村,不寂寞。
赖声川、王伟忠的《宝岛一村》的上演再度引起了媒体和大众对于眷村的热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天窗文化最新出版的《宝岛眷村》,也将焦点聚焦于此,同样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宝岛一村》所引发的话题都有其公共性,因为,这“光阴的故事”中,不仅有名人、美食和政治,还有更重要的,是不了的两岸的亲情。
舞台上,简单的布景,几张桌椅,衣服古旧的男女,演的,是他們父母那个年代的故事。
在《宝岛一村》里,万芳从18岁演到六七十岁,时间跨度很大,看得出来,像当年唱《新不了情》一样,这次演出,她也饱含了感情。
作为眷村的女儿,她对那一段往事无法忘怀。对于万芳这一代人来说,眷村并不遥远,这是他们童年的记忆,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从战争到和平,眷村,正在逐渐走入历史,但谁能将它遗忘?无论是欢声笑语还是悲情啜泣,都在我们心底沉淀,犹如一场戏,戏梦人生。
王伟忠:“眷村是我的灵魂”
这出戏的编导是赖声川和王伟忠。赖声川不是在眷村长大的,王伟忠是。
所以,《宝岛一村》更多代表的,是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的眷村情。“眷村是我的‘娘胎’。”王伟忠深情地说,“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吧,王伟忠一直忙着拍摄关于眷村的纪录片,为的是圆他的一个梦:“记录我家的一点事情。”
他在眷村的老家位于嘉义东门町空军建国二村。眷村,每个地方的都差不多:黑色屋瓦,狭窄巷道,巷口一准是棵大榕树,水泥石椅上,几位老年人正啜茶闲聊,往事如昨。眷村初建的时候,除了有地位的军官可以住独门独户的日式房子,其他人只能住在简陋的竹篱笆房子里,后来逐渐地,住得久了,普通人也开始砌墙,王伟忠说:“终究竹篱笆太不保险,一下雨就淹。”
台湾当局从1956年开始兴建眷村,主要为了安置那些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老兵。50年代,全台湾共建有眷村763个,容纳眷属96082户。王伟忠一家就是这千千万万普通眷村家庭中的一员。他说他家是低矮的平房,一根水泥电线杆矗立在门口,大树的树阴倾泻在并不宽敞的路面上。那时候他们家和绝大多数眷村家庭一样贫穷。为了给姐姐的女儿准备住房,他的父亲用木头在房子外面又加盖了一间,而另一间的墙壁,是用拆老房子的废土盖的,徒手就可以挖出洞来。
尽管艰苦,可是眷村是王伟忠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一段情。而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眷村正在日益进入凋敝期,拆迁的拆迁,青壮年几乎都外出了,只留下一些孤独的老人,守着这片临时的家园。
有一天,他想,作为眷村之子,他有责任,也有义务记录这段历史,记录那些故去的或即将故去的人与事。为此,他拍《伟忠妈妈的眷村》。嘉义的建国二村陪伴了伟忠妈妈50多年的光阴,为了不让这些岁月的痕迹无迹可寻,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王伟忠用纪录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故土深深的眷恋。
在《伟忠妈妈的眷村》的发布会现场,王伟忠还拿出五香芝麻大饼、咸菜炒肉丝和凉拌大头菜三样家乡小味来给与会者品尝。
对啊,纪录片中散发出来的,也不正是这种眷村的味道?纯正的眷村的味道?
他找到赖声川,开始向他讲述他的童年故事。虽然并非出生于眷村,但是赖声川马上就被王伟忠的讲述打动。
“行。”赖声川爽口地答应。
为了排《宝岛一村》,王伟忠和赖声川找来25个家庭的故事作素材,故事实在太多了,王伟忠说:“几乎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可以赚足观者的热泪。真的,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而一间间房子就像一本本书,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但为了线索不至于太过散漫,最后两人决定,将25个家庭浓缩成3家,以小寓大,从这3个家庭的悲喜来揭开台湾近代史上的伤疤。
谈到这部戏,赖声川很感慨:“这一代人都是有乡愁的。在《宝岛一村》中,第一次过年,几个大男人在那谈论自己的家乡,看着天空指着各自的家乡。对家乡的思念挥之不去。同时,他们又已经开始适应了新的生活,开始把眷村视作自己新的家,这种苦中有乐的复杂心情,大陆的同胞以前也许不是很能体会到。”
《宝岛一村》在台湾上演的时候,正是金融风暴来袭时。赖声川和王伟忠还暗暗有些小担心,害怕金融海啸把观众也一并卷走了。可是出乎他们意料,《宝岛一村》的火爆程度较之于《暗恋桃花源》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想来,他们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眷村不仅是王伟忠的灵魂,也是整整一代台湾人的乡愁灵魂。
明星扎堆,都是苦出身
有人说:“不知道‘眷村’,就很难了解台湾的过去和今天。”
说得一点都没错。60年前,国民党败退台湾,他们渡海而来。建立起“眷村”这种临时性小区时,当局者可能并没有想到,他们中会走出那么多的明星大腕、才子佳人。
“我想让大陆的观众真正深入地了解台湾”,赖声川说,“眷村里真是什么人都有,明星、市长、黑道人物,三教九流,汇成了一个大时代。”
掰手指数一数:邓丽君、林青霞、张艾嘉、赵传、张雨生、吴小莉……大大小小的明星真是不计其数。是不是这里特别像戏剧故事般如梦如幻,才让他们在电影和歌唱的舞台上如鱼得水?
因为眷村,才有邓丽君的传奇。
1954年,邓丽君的五弟邓长禧出生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决定全家搬到屏东市眷村居住,她的母亲酷爱黄梅调电影,常常捧着收音机倾听,耳濡目染之中,邓丽君从小就表现出对于黄梅小调和台湾歌仔戏的特殊兴趣。5年之后,邓家全家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迁居最北端的台北县芦洲乡中正路77巷的眷村,邓丽君在芦洲国小念书,拥有一副天籁般动人歌喉的邓丽君很快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小小年纪的她居然能够随空军93康乐乐队到处劳军演出。1963年8月,10岁的邓丽君参加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凭借一曲《访英台》勇夺冠军,从此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即使成名,邓丽君心中,永远装着眷村,装着在这里生活的退役阿兵哥,邓丽君一生热心于为国民党作劳军演出和军中广播,这与她早年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眷村的童年生活是简单而纯朴的。男生都喜欢蹲在地上打纸牌、玩弹珠,这就是极少数能让他们兴高采烈的游戏。
简单,却愈发地具有戏剧性。杨德昌将1961年6月15日晚上10点台北市牯岭街五巷10号后门不良少年茅武妒杀女友案拍成了传世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电影的片头,杨德昌写下的片头语,描述的,正是迁居台湾眷村的居民无根漂泊的内心。电影记录的,不只是一桩不具代表性的突发社会事件,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似乎眷村才是茅武走向杀人血案的心理隐疾。这当然是人生轨迹的不同所造成的,有茅武的一念之差,也有张艾嘉等一众名人的发奋图强,眷村,就是这样的两极,它给你力量,也让你绝望。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刘德凯曾经将张大春的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中的26篇改编成电视剧,最主要的原因和眷村有关:“我们都是眷村长大的孩子,张大春笔下的眷村生活我特别能体会。”
张大春最早的成名作《四喜忧国》、《野孩子》、《将军碑》都有眷村的背景。他父亲是国防部的文官,到了台湾也住在眷村里。他觉得那些邻居成天打麻将、串门子,没有文化,不喜欢和邻居来往,所以张大春的童年生活相当封闭。和大多数眷村居民一样,张大春的家中也不富裕,每天,母亲都批一些东西来缝,靠这些零散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含辛茹苦将他拉扯长大。他记得,那时候他读的是私立学校,也可以说是贵族学校,大部分同学的家境都不错,家里已经有了电视,唯独张大春家里没有。
回忆起这段往事,张大春也是感慨万千:“有时候老师上课会问‘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电視?’全班都看了,就我没看,因为家里没电视。这是另一种边缘性。这种边缘性格造成的状况是:有了两种眼睛,你会两边都看。一出城门,看见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事后想想,却也是一种很有利的位置。”
谈到眷村文学,不能不提的一定是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特别是朱天心的那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绝对可以说是眷村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眷村,我差不多一直住到15岁,所以对于眷村我可以说非常地熟悉。”朱天心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当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种,这里人的生活只能依靠政府,饿不死,但是生活非常贫困。当时我们如果想要出人头地,路只有两条:要么拼命读书,要么就是像邓丽君那样在演艺圈成为大明星。”
她笔下那些抽着烟骂脏话的眷村少年,洋溢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字里行间的惆怅,令人一见难忘。15年的眷村生活常常在她的眼前闪现,是掌纹?是伤痕?都是无法磨灭的痕迹。想来,可能吧,刚刚离开眷村的她也会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不适应,恨恨而惆怅的一句“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已经完全表明了心意,她写道:“那一年,她搬离眷村,迁入都市边缘寻常有一点点外省、很多本省人、有各种职业的新兴社区,河入大海似的顿时失却了与原水族间各种形式的辨识与联系,仍然滞闷封闭的年代,她跟很多刚学吉他的学生一样,从最基础简单的歌曲弹唱起,如Where have allthe flowers gone,并不知道那是不过五六年前外头世界狂飙一场的反战名歌,她只觉那句句歌词十分切她心意,真的,所有的男孩们都哪里去了,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
朱氏姐妹的父亲朱西宁是眷村文学的先驱,到了朱氏姐妹这一辈,眷村的题材更被发扬广大之。说起来,朱天文给侯孝贤写的很多剧本都与眷村有关。比如她编剧的《小毕的故事》、《童年往事》和《冬冬的假期》等等名片,眷村始终如影随形。侯孝贤需要这样的题材,他同样在眷村长大,小毕和冬冬,何尝没有侯导童年时的影子?而且,侯导小的时候,在凤山的城隍庙附近的大山戏院,看了大量的布袋戏和掌中戏,这些往事,成为了侯孝贤讲述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生平的电影《戏梦人生》的初衷……
如今,历史尘埃中的眷村也在渐行渐远,拆迁的拆迁,改造的改造,青壮年在外谋生,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老奶奶们独守空屋,还在眷恋着台海两岸的家。
只是,眷村,不寂寞。
赖声川、王伟忠的《宝岛一村》的上演再度引起了媒体和大众对于眷村的热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天窗文化最新出版的《宝岛眷村》,也将焦点聚焦于此,同样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宝岛一村》所引发的话题都有其公共性,因为,这“光阴的故事”中,不仅有名人、美食和政治,还有更重要的,是不了的两岸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