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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活着》的主题都是主人公对“活着”的追求。余华，曾经的先锋作家却选择了与海勒截然相反的写作流派，本文通过对比两个文本中主人公的人物性格，人物情感爆发的集中性等方面，探究两位作家选择不同写作流派的原因。
关键词：《第二十二条军规》；《活着》写作流派；人物对世界的接受；
作者简介：苏子涵（1995-），女，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人，西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2
20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黑色幽默”自1981年由《第二十二军规》中译本激起了中国先锋作家的狂欢。比如1985年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马原，洪峰，残雪等等。1987年中国的先锋小说家反“传统小说”的态度过于明显，比如淡化故事情节或趋于荒诞性，注重语言句法，寓言思考等。余华在这段时期则运用或是奇怪，或是智力低下的人物，将其被动地推入到叙事中心，让其经受世界的暴力与扭曲。这些人物都过于抽象，缺乏生命体征，所设的人物都如景象般折射作者想要表达的复杂的解读空间。
这样一位先锋式的作家，在90年代，却走向了具体的小说写作。比如他的《活着》，《许三多卖血记》，有人认为早在其的《在细雨中呼喊》便显出了端倪。当时的评论界认为从写作《活着》开始，意味着余华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和反叛。（张晓峰 2002：103）余华前期的作品在追寻德里达解构式的文字游戏或是对博尔赫斯的追寻，不断开拓着语言表达可能性的空间。余华开始质疑这种话语游戏，并开始思考“写什么”的问题。余华的转型其实上是相当成功的。
《第二十二军规》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是部黑色幽默式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而余华的《活着》，却是这位中国先锋作家转向现实主义写作的代表之作。两位作者相似的文学追求，而余华却对进行了对后现代主義的反叛，但实际上，余华的内心仍为后现代主义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他《第七天》作品诞生的缘由。余华作为心怀后现代精神的人，为何使用了现实主义手法构建了《活着》。本文选用《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活着》作对比，一是因为两位作者相似的文学追求，二是两本书中的人物都在为活着而奔波，三是两个文本中都大量充斥着死亡气息，《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身边战友和朋友的相继离世，而《活着》是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亲人的相继离世。基于相似主题不同的写作流派，本文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和文本环境，人物性格的对比，找到两位作者选择不同写作流派的原因。
《第二十二军规》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二战期间驻意美军飞行大队中种种可笑且不可思议之事。《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背景虽然是战争，但作者在文中并未大量描写双方交战的场景，即使涉及到交战场景，也未具体提到敌方的作战情况，更多的是对本方集体内部人际关系和官僚体系的描写。海勒曾提过：“我对战争题材不感兴趣。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机构中的个人关系”。（曹曦颖 2011：185）军队对军人纪律性的要求，上级对纪律内容的任意更改和纪律本身的不严密使得军纪在这本书中成为愚弄和操控战士的工具。全文其实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挪用军队模式来控诉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主人公约瑟连，身为整个官僚体系的一个小角色，为了逃离战争的死亡高压，竭力寻找一个能够逃离军队的机会，起初是希望能够被遣送回国，后来得此机会之后，不相信他的上级可以把他安全遣送回国，选择不与官僚合作，自己逃离军营。而《活着》，则是讲述了一位老农福贵为“活着”所忍受的一生。《活着》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主人公福贵原是一个嗜赌成性的少爷，败光家产后开始认真生活。然而，命运却一次次地折磨福贵，将他的亲人相继从其身边拉走。然而，这些死亡常常都是因为偶然因素引起的，从而加深了命运感和文末福贵对生活的淡然。展示了个体在巨大苦难面前对活着的渴求和坚定的信念。余华在《活着》中并未将主人公的命运归结到政治话语层面或者道德伦理层面，而是将其归于命运。前期是福贵所犯恶果的自尝，而后期则是命运所带来的灾难。
《第二十二条军规》可以说海勒指出了文中世界的矛盾产生者，即整个官僚权力机构，而《活着》却未指出这些荒谬的来源。所以，在叙事选择方面，《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明显的攻击目标，主人公也有明显的逃脱方向。而，《活着》却未显示出主人公攻击的目标，更无抗争的迹象，自然也没有逃脱的方向。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不断创造悖论，嘲弄这个世界，展现了抗争的焦虑，而余华则是顺从式的生活叙事。两者之间的差别，更好地展示了主人公对所处境地的处理态度和方式，为了活着，前者焦虑，抗争，不服；后者没有反抗，接受命运的降临。前者：一切不该是这样，后者：一切还是原样。所以，前者乱而后者不乱。
《第二十二军规》与《活着》相比，故事的时间跨度和主人公的身份明显不同。在时间跨度上，作者主要描写了约瑟连在服役期间看到的种种怪状，时间上不过几年。在这几年中，战争所带来的队员密集型死亡高压模式使得约瑟连不得不思考个人与国家，与军队，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而在《活着》当中，主人公福贵则是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世。时间跨度上是几十年的人生。作者的记录是发生在福贵的老年时期，故对之前的人生带有反思和沉淀的态度。而《第二十二军规》中却是主人公对阶段性时期的反思和忧虑。约瑟连是受过教育的军官，而福贵却只是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农民。文中的约瑟连从理想的个人主义直接进入到对个人价值的工具化及极度泯灭。而福贵则是中国式老农的忍受原则，接受中国传统的命运之说，前期还债，后期则是命该如此。两人在目的上都是追求活着。但是，海勒展示的是荒诞和无序，余华展示的是无能为力下的活着。福贵更像是军规中的米洛，不同的是米洛为了金钱而出卖所有，而福贵为了活着出卖所有。米洛是让其周围的价值观为其行为所变，使其行为得以合理化。而福贵却是被世俗和周围的价值观裹挟着前进，换言之，中国传统价值观下人性的彰显和活着欲望本性的博弈。例如福贵将他的女儿卖嫁这一段的描写，则是“活着”欲望与人良性的博弈。余华对福贵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福贵本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作为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命运一词是他唯一能对自己人生做出的解释。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不幸皆来源于自己青年时期所犯下的罪的反噬和命中注定的苦难。对苦难态度的继承性也可以体现在她女儿对其命运的接受上。而约瑟连在接受美国所高度宣扬的个人价值个人对未来的掌控在此刻被战争状态下的集权军事彻底瓦解。价值观的瓦解也对其小说所呈现的瓦解和无序，悖论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中的黑色幽默正是价值观瓦解下对其意识瓦解形态的动态描述。自相矛盾的语言，悖论重重的立论充斥着整部作品。”（胡铁生，夏文静 2015：143）不合理的规则，实在的地名，但其背后的人，支离破碎的叙事方式，蓄意营造的虚构感，却严丝合缝地与真实生活连接起来。虽是战争题材，作者叙述的故事却偏离战争这一主题，转而在战争这一极端情况下对人的本质和社会规则的探讨和深思。创作主题和背景的偏离映射了主人公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每个章节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不断被切割的故事发展方向，片段组成的生活轨迹使得这部作品单拿一章都能体会到作者想表达的无序性思想和意义被瓦解之后的焦虑感和对他人的质疑和嘲笑。简而言之，这部作品无论是在故事情节，叙述策略，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还是语言构造，都在展示人类在短期内被激发的矛盾感，及无奈感。在文末，约瑟连选择了逃跑，而内特利的妓女就藏在门外。这一悖论再次让约瑟连处于时刻的危险当中，比起在营中单方面来自集权的压力，在其逃跑中多了一份来自人民的压力。远方，仍是此处。 而福贵的价值观从始至终都未曾被瓦解过。余华曾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语词与句式都为他而生。”（余華，杨绍斌 1999：10）故余华在呈现其作品时采用了比较流畅的时间表述方式，以一生为跨度，以传统思想为受制，以活着为最终目的。“活着通过铺设死亡情节，比如有庆抽血而死，凤霞难产而死，巧珍病亡，二喜被水泥板压死，有根被豆子撑死，来映照现实的存在。”（李艳丰 2015： 158）所有的重大时间节点都是死亡，与《第二十二军规》不同的是，这些死亡发生的较为分散，对主体的冲击力较小，在若干年后的回想中，才会发现当时的人们为了“活着”而导致的各种可笑又可悲的死亡。两种不同形式下对“活着”的追求，一个是对当前社会的逃离，一个则是对社会和生物性的适应。
事实上，像《活着》这样的作品的出现，或曰先锋作家的转型，其根本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先锋小说家中终于有人从西方的影子下走出来，重新开始逼视自身，面向本土。这种独立的姿态，首先是以对世界上那些外来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的充分理解和娴熟掌握为前提的，其次伴随而来的是作家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张晓峰 2002：108）作家的首要任务是让作品整体化。写作风格应当符合文中的世界体系的构成，这一体系在主人公心中到底是契合的，还是背离的，主人公对文中世界的运行的接受程度和态度等都应控制作者的写作风格以使作品得到整体化。 余华曾言：“《活着》的写作过程，其实是我从自己过去叙述中不断摆脱出来的一个过程。”（余华，杨绍斌 1999：6）
综上而言，《第二十二军规》离散式的叙事结构和矛盾的语句都是为了展现作者想传达的逃离情感，是服务于主人公的文化背景和意识状态，而《活着》的叙事结构和语句则是为了福贵这一人物形象服务的，展示的自身对价值观念和社会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1]曹曦颖.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小人物的生存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1，（7）：185-188.
[2]胡铁生，夏文静.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叙事策略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2015，3（2）：140-176.
[3]李艳丰. 从《活着》到《第七天》—叙事转型与余华的主体精神的成长.文艺争鸣[J].2015，（2）：158-165.
[4]余华，杨绍斌.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代作家评论[J].1999，（1）：4-13.
[5]张晓峰. 出走与重构—论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家的转型及其意义.文艺评论[J].2002，（5）：103-110.
关键词：《第二十二条军规》；《活着》写作流派；人物对世界的接受；
作者简介：苏子涵（1995-），女，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人，西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2
20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黑色幽默”自1981年由《第二十二军规》中译本激起了中国先锋作家的狂欢。比如1985年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马原，洪峰，残雪等等。1987年中国的先锋小说家反“传统小说”的态度过于明显，比如淡化故事情节或趋于荒诞性，注重语言句法，寓言思考等。余华在这段时期则运用或是奇怪，或是智力低下的人物，将其被动地推入到叙事中心，让其经受世界的暴力与扭曲。这些人物都过于抽象，缺乏生命体征，所设的人物都如景象般折射作者想要表达的复杂的解读空间。
这样一位先锋式的作家，在90年代，却走向了具体的小说写作。比如他的《活着》，《许三多卖血记》，有人认为早在其的《在细雨中呼喊》便显出了端倪。当时的评论界认为从写作《活着》开始，意味着余华对80年代先锋文学的推倒和反叛。（张晓峰 2002：103）余华前期的作品在追寻德里达解构式的文字游戏或是对博尔赫斯的追寻，不断开拓着语言表达可能性的空间。余华开始质疑这种话语游戏，并开始思考“写什么”的问题。余华的转型其实上是相当成功的。
《第二十二军规》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是部黑色幽默式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而余华的《活着》，却是这位中国先锋作家转向现实主义写作的代表之作。两位作者相似的文学追求，而余华却对进行了对后现代主義的反叛，但实际上，余华的内心仍为后现代主义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他《第七天》作品诞生的缘由。余华作为心怀后现代精神的人，为何使用了现实主义手法构建了《活着》。本文选用《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活着》作对比，一是因为两位作者相似的文学追求，二是两本书中的人物都在为活着而奔波，三是两个文本中都大量充斥着死亡气息，《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身边战友和朋友的相继离世，而《活着》是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亲人的相继离世。基于相似主题不同的写作流派，本文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和文本环境，人物性格的对比，找到两位作者选择不同写作流派的原因。
《第二十二军规》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二战期间驻意美军飞行大队中种种可笑且不可思议之事。《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背景虽然是战争，但作者在文中并未大量描写双方交战的场景，即使涉及到交战场景，也未具体提到敌方的作战情况，更多的是对本方集体内部人际关系和官僚体系的描写。海勒曾提过：“我对战争题材不感兴趣。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机构中的个人关系”。（曹曦颖 2011：185）军队对军人纪律性的要求，上级对纪律内容的任意更改和纪律本身的不严密使得军纪在这本书中成为愚弄和操控战士的工具。全文其实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挪用军队模式来控诉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主人公约瑟连，身为整个官僚体系的一个小角色，为了逃离战争的死亡高压，竭力寻找一个能够逃离军队的机会，起初是希望能够被遣送回国，后来得此机会之后，不相信他的上级可以把他安全遣送回国，选择不与官僚合作，自己逃离军营。而《活着》，则是讲述了一位老农福贵为“活着”所忍受的一生。《活着》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主人公福贵原是一个嗜赌成性的少爷，败光家产后开始认真生活。然而，命运却一次次地折磨福贵，将他的亲人相继从其身边拉走。然而，这些死亡常常都是因为偶然因素引起的，从而加深了命运感和文末福贵对生活的淡然。展示了个体在巨大苦难面前对活着的渴求和坚定的信念。余华在《活着》中并未将主人公的命运归结到政治话语层面或者道德伦理层面，而是将其归于命运。前期是福贵所犯恶果的自尝，而后期则是命运所带来的灾难。
《第二十二条军规》可以说海勒指出了文中世界的矛盾产生者，即整个官僚权力机构，而《活着》却未指出这些荒谬的来源。所以，在叙事选择方面，《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明显的攻击目标，主人公也有明显的逃脱方向。而，《活着》却未显示出主人公攻击的目标，更无抗争的迹象，自然也没有逃脱的方向。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不断创造悖论，嘲弄这个世界，展现了抗争的焦虑，而余华则是顺从式的生活叙事。两者之间的差别，更好地展示了主人公对所处境地的处理态度和方式，为了活着，前者焦虑，抗争，不服；后者没有反抗，接受命运的降临。前者：一切不该是这样，后者：一切还是原样。所以，前者乱而后者不乱。
《第二十二军规》与《活着》相比，故事的时间跨度和主人公的身份明显不同。在时间跨度上，作者主要描写了约瑟连在服役期间看到的种种怪状，时间上不过几年。在这几年中，战争所带来的队员密集型死亡高压模式使得约瑟连不得不思考个人与国家，与军队，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而在《活着》当中，主人公福贵则是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世。时间跨度上是几十年的人生。作者的记录是发生在福贵的老年时期，故对之前的人生带有反思和沉淀的态度。而《第二十二军规》中却是主人公对阶段性时期的反思和忧虑。约瑟连是受过教育的军官，而福贵却只是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农民。文中的约瑟连从理想的个人主义直接进入到对个人价值的工具化及极度泯灭。而福贵则是中国式老农的忍受原则，接受中国传统的命运之说，前期还债，后期则是命该如此。两人在目的上都是追求活着。但是，海勒展示的是荒诞和无序，余华展示的是无能为力下的活着。福贵更像是军规中的米洛，不同的是米洛为了金钱而出卖所有，而福贵为了活着出卖所有。米洛是让其周围的价值观为其行为所变，使其行为得以合理化。而福贵却是被世俗和周围的价值观裹挟着前进，换言之，中国传统价值观下人性的彰显和活着欲望本性的博弈。例如福贵将他的女儿卖嫁这一段的描写，则是“活着”欲望与人良性的博弈。余华对福贵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福贵本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作为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命运一词是他唯一能对自己人生做出的解释。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不幸皆来源于自己青年时期所犯下的罪的反噬和命中注定的苦难。对苦难态度的继承性也可以体现在她女儿对其命运的接受上。而约瑟连在接受美国所高度宣扬的个人价值个人对未来的掌控在此刻被战争状态下的集权军事彻底瓦解。价值观的瓦解也对其小说所呈现的瓦解和无序，悖论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中的黑色幽默正是价值观瓦解下对其意识瓦解形态的动态描述。自相矛盾的语言，悖论重重的立论充斥着整部作品。”（胡铁生，夏文静 2015：143）不合理的规则，实在的地名，但其背后的人，支离破碎的叙事方式，蓄意营造的虚构感，却严丝合缝地与真实生活连接起来。虽是战争题材，作者叙述的故事却偏离战争这一主题，转而在战争这一极端情况下对人的本质和社会规则的探讨和深思。创作主题和背景的偏离映射了主人公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每个章节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不断被切割的故事发展方向，片段组成的生活轨迹使得这部作品单拿一章都能体会到作者想表达的无序性思想和意义被瓦解之后的焦虑感和对他人的质疑和嘲笑。简而言之，这部作品无论是在故事情节，叙述策略，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还是语言构造，都在展示人类在短期内被激发的矛盾感，及无奈感。在文末，约瑟连选择了逃跑，而内特利的妓女就藏在门外。这一悖论再次让约瑟连处于时刻的危险当中，比起在营中单方面来自集权的压力，在其逃跑中多了一份来自人民的压力。远方，仍是此处。 而福贵的价值观从始至终都未曾被瓦解过。余华曾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语词与句式都为他而生。”（余華，杨绍斌 1999：10）故余华在呈现其作品时采用了比较流畅的时间表述方式，以一生为跨度，以传统思想为受制，以活着为最终目的。“活着通过铺设死亡情节，比如有庆抽血而死，凤霞难产而死，巧珍病亡，二喜被水泥板压死，有根被豆子撑死，来映照现实的存在。”（李艳丰 2015： 158）所有的重大时间节点都是死亡，与《第二十二军规》不同的是，这些死亡发生的较为分散，对主体的冲击力较小，在若干年后的回想中，才会发现当时的人们为了“活着”而导致的各种可笑又可悲的死亡。两种不同形式下对“活着”的追求，一个是对当前社会的逃离，一个则是对社会和生物性的适应。
事实上，像《活着》这样的作品的出现，或曰先锋作家的转型，其根本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先锋小说家中终于有人从西方的影子下走出来，重新开始逼视自身，面向本土。这种独立的姿态，首先是以对世界上那些外来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的充分理解和娴熟掌握为前提的，其次伴随而来的是作家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张晓峰 2002：108）作家的首要任务是让作品整体化。写作风格应当符合文中的世界体系的构成，这一体系在主人公心中到底是契合的，还是背离的，主人公对文中世界的运行的接受程度和态度等都应控制作者的写作风格以使作品得到整体化。 余华曾言：“《活着》的写作过程，其实是我从自己过去叙述中不断摆脱出来的一个过程。”（余华，杨绍斌 1999：6）
综上而言，《第二十二军规》离散式的叙事结构和矛盾的语句都是为了展现作者想传达的逃离情感，是服务于主人公的文化背景和意识状态，而《活着》的叙事结构和语句则是为了福贵这一人物形象服务的，展示的自身对价值观念和社会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1]曹曦颖.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小人物的生存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1，（7）：185-188.
[2]胡铁生，夏文静.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叙事策略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2015，3（2）：140-176.
[3]李艳丰. 从《活着》到《第七天》—叙事转型与余华的主体精神的成长.文艺争鸣[J].2015，（2）：158-165.
[4]余华，杨绍斌.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代作家评论[J].1999，（1）：4-13.
[5]张晓峰. 出走与重构—论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家的转型及其意义.文艺评论[J].2002，（5）：10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