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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超长、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密码隐藏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是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的有机融合使市场经济在中国呈现出了鲜明的实践样态与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从“自发”阶段走向“自为”阶段。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权力；政府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0.2；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8）06-109-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跃升为2016年的743585.5亿元，增长了20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5元跃升为2016年的53935元，增长了140倍。我国经济增长的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所有高增长案例中增长幅度最大、速度最快的，这种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1]这个伟大故事的书写者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其运用的手段是市场经济。
马克思认为，“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2] 据此可以判断，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在实践领域的最大突破，正是它唤醒了千百万人沉睡已久的创新欲，激发出蓬勃的创造活力和持久的财富增长速度。然而，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令人信服地证明，常规市场经济很难实现持久繁荣。因为市场会产生持久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反过来会侵蚀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从横向比较看，许多追寻现代化的国家与中国一样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如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印尼等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没有能延续超长的经济增长。显然，中国奇迹诞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简单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面对人类经济史上的这一增长奇迹，我们应探寻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及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何在？
在解释中国经济超长、高速增长的动因时，我们常会遇到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积攒的人口红利。毋庸置疑，依靠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为自己的超长经济增长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转型中同样拥有巨大人口红利，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势与中国差异极大。这一解释显然不够全面。
第二种解释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格局是一个有人受损、无人受益的局面，这种格局存在着巨大的改进空间。换言之，正是改革前的极端落后造就了改革后所有改革举措的向好结局。但起点比中国差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如诸多非洲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表现却与中国差距巨大。这种解释同样存在缺陷。
第三种解释是，中国存在威权政府，①而威权政府有益于促进经济转型。“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受益于威权体制，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在形式上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威权体制也的确拥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但这种归纳过于片面，因为东亚的威权体制在国家转型中的表现较好，而南美威权体制的表现却极其糟糕。将威权体制作为中国奇迹成功的动因显得过于简单，因为它无法说明为什么有些威权体制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这些国家彼时政府的较强政府职能密切相关，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与中国相去甚远。对历史的解释决定了未来的选择。如果将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威权政府”（由于中国经济的超长增长及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西方学者近来又用“软性威权政府”“变革性威权政府”“灵巧型威权政府”等新概念描述中国），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制度必然会被视为某种过渡性安排，其前景必然会复归西式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西方政治学者的逻辑，“威权政府”并不是一种定型的政权组织形式，其最終会转向基于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基于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②中国经济近40年的稳定增长足以说明这一新事物存在内在稳定性、规律性与合理性。这是任何过渡性概念所不能描述的。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许多转型国家都具备，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优于中国，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实现经济的长时段稳定增长。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可割裂，任何经济学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其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政治与经济高度融合，对经济的分析离不开对政治的研究。显然，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不能简单的从初始条件、劳动力等经济要素中寻找答案，而应该深入观察经济发展背后以政府权力为主的政治要素的转变。换言之，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隐藏在政治领域。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政治条件原理
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克服西式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现超长时间的增长，除了得益于低成本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前存在的巨大改进空间外，更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这双“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协力驱动、相互融通，有效化解了西式市场经济的诸多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进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认识权力介入市场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市场经济模式的关键。
（一） 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必要性
将中国的经济奇迹归因在政治领域，意味着政治权力介入市场既是必要的，亦是可能的。这一判断与流行于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信条存在重大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参与者是无数怀揣着个人目的的原子式个体。因而只有彻底私有化、独立运行、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个人的积极性，进而实现财富增长。然而，自由主义主张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在逻辑建构和实践表现上存在巨大缺陷。 首先，在逻辑建构上，自由主义只强调程序正义而忽视了个体在运用程序方面的差异。
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最符合程序正义的制度，因为市场中的任何交易都基于自愿，且市场规则都是透明和简洁的。但现实中，市场的参与者在地位、资源、智识上是极为不对称的，将存在巨大差异的个体抽象为完全同质化的个体，加以无差别对待的结果就是程序平等往往由于实质不平等而遭到扭曲，“我们从一个平等的抽象世界开始，达到的却是一个实质极不公平的活生生的世界”。[3]（P181）所谓程序正义在多数情境下往往成为强者的辩护词。
其次，在实践表现上，自由市场无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在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中，贫富分化是否难以避免？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已经给出了确切答案：“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4]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的确出现过经济增长与分配所得同时改善的库兹涅茨曲线现象，但据皮凯蒂考证，这是战争、国有化及再分配机制共同限制资本收益率过快增长的结果，而非市场自发的产物。
再次，自由主义视国家与市场为零和关系，阉割了国家与市场的合作维度。
市场自由调节论者将国家完全排除出市场之外，甚至最弱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也反对。市场自由调节论者将市场摆放在同国家对立的地位与其对人性的认知相关。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人性是恶的，“尘世间的一切政府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都有腐化和堕落的胚芽，其狡诈会显露，其邪恶会逐渐展现、蓄积和增强。任何政府，当它完全被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都会变质。”[5]这种对人性的静态认知阻滞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实质上，任何市场都是嵌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并深受其影响的。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市场是由法律、规章和制度共同塑造的、每一部法律、每一条规章、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对分配造成影响”。[6]换言之，政府可以通过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偏好的法律、规章、制度来塑造市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拒斥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自由主义是赤裸裸的意识偏见而非科学。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始终是一种常态。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现代国家的职能变化相关。马克思认为，国家职能具有二重性，即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现代国家的发展使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凸显，提供公共产品，如稳定的秩序、较好的社会福利、良好的自然生态等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能。此类公共需求的不断提升成为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内在动因。
最后，在发展趋势上，自由主义忽视了大数据时代到来对当代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意味着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主体的经济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依赖数据信息。在信息日益成为资本的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此，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出台大数据战略。大数据具有大规模、基础性的特征，它内在要求政商结合。因为，数据基础设施的建立、数据资源的整合、数据的开放共享、数据的安全保障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单独承担的，它要求国家必须承担起相应作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国家的诸多行为会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性质，这意味着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高度融合，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理论范式需要更新。
正如林毅夫所言，“政府不干预也并不代表政府不会去干预，因为现实政治运转体系中有利益集团的存在。利益集团最终会左右政治决策，不干预往往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结果。以美国为例，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是华尔街推动的，这种不干预对华尔街有利，但付出的代价是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8]可以说，完全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即纯粹运用市场组成国家的生产与分配系统）经济形式从未有过，未来也不会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治权力介入市场是常态，因为只有依靠政治权力市场才能规避周期性波动，克服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可能性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逻辑说明，不受权力干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中国家权力在介入市场时的价值理念、时机选择、手段方式、干预程度是区分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志。市场自由调节论者的立场使他们即使是在需要权力介入市场时也保持着对权力的高度戒备，政府的干预扮演的是“救火”角色，危機一旦消除，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又成为常态。自由主义对权力具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现实中诸多国家的政府权力在介入市场后往往被利益集团捕获，成为了特殊利益集团政策的制定者。
从逻辑上分析，让政治权力介入市场成为常态且避免被利益集团捕获的唯一可能就是让介入市场的权力保持自主，从而使政府具有包容性。因为，只有保持权力的包容性，政府才能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个特殊群体的利益，才能关注国家与社会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包容性政府的存在需要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及文化土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威权政府在介入市场之后出现政治衰朽、经济下滑等趋势，与这些国家介入市场的政治权力无法保持包容性密切相关。“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世界认识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引发人们对政治权力经济职能探讨；而南美威权政府的失败让人们意识到权力失去包容性的严重后果。“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隐藏在政治领域”这一论断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中国国家政治权力在介入市场后较好地保持了包容性。
首先，中国国家政治权力拥有保持包容性的政治基础。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它属于列宁主义政党体制。这种政党体制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国家组织失效后由政党担当起实现国家现代化任务的政党中心主义类型。[9]该类型政党以政治理念为使命宗旨，政治理念像粘合剂一样赋予该类型政党以高度的严密性与组织纪律性。实现共产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核心内容，这种宏伟的政治目标使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策选择具有了巨大包容性，使它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都能专注于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第二，改革开放伊始，解决温饱问题是绝大多数民众面临的急迫要求，对于刚从“文革”失败中走出并亟待实现合法性重建的共产党来说，追求“基于治理绩效的合法性”成功的可能性大于追求“基于程序的合法性”。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必然要求执政党将注意力放在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上，这种理性选择包容了绝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诉求。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调整及财政分权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制度创新，采纳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成为地方竞争的协调者，这种身份特征使中央政府获得了相对于地方的自主性，因而使自己的宏观调控战略具有了更大包容性。 其次，中国国家政治权力存在保持包容性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掌握着大量政治、經济资源的少数精英与广大民众很难形成共识，政府要保持自主非常困难。通常情况下，政府要么选择与精英集团结盟；要么通过民粹主义发动民众进行利益再分配。前者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加速社会的断裂。后者简单的再分配易陷入无政府主义，同样有碍于国家长远发展。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里，各社会集团易达成共识，也更易为了长远利益而忍受短期的痛苦。中国近代以来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流血牺牲之外，还产生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这为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包容性政府提供了社会土壤。此外，政府保持着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它的存在使中央政府有比较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避免了对社会中强势利益集团的依赖，这为国家政治权力保持包容性提供了经济基础。
再次，中国国家政治权力保持包容性具备历史文化基础。
在西方的历史和语境中，政府只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领域，社会还有其它领域，各部分之间互相独立，政府的角色是单一的、职能是有限的，它的责任仅仅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通过立法保证个人的权利免受侵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里，政府不只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领域，扮演的也不仅仅是一种角色，它承担着与人民生活相关的一切职责。政府的责任除了维护秩序之外还要促进社会发展，它承担的责任是无限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政府除了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之外还要提供跨地域性的超大规模公共产品，如兴修水利、防灾救灾、抵御外敌等活动。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在于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古代西方认为宇宙由神明创造，现实中国家权力是“君权神授”，而古代中国认为“天子”承“天命”而治，“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10]这种独特的传统孕育了行政机构中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私志不入公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行政观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使任何统治者都面临着极强的道德约束，它为政治系统摆脱政治集团派系恶斗，走向包容提供了理念支撑。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中国走出了自由市场调节论者智识上的贫困。改革伊始，没有哪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会实现超长时间的增长。因为中国缺少任何一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视为经济增长之必要条件的要素：完备的市场、私有的产权及有效的法治。但中国改革却造就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长经济增长。可以说，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是中国创造新型市场经济模式的依靠。
三、权力介入市场的中国方案：样态及优势③
常规市场经济体制通常只存在两大市场主体，即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除了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经济主体，即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中央政府调控方向、地方政府搭建平台、微观企业搞活市场，三者有机融合使市场经济在中国呈现出了鲜明的实践样态与优势。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样态
在中国新型市场经济模式中，地方政府不同于西式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方政府，它不仅需要履行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它还作为一个竞争性的主体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这与西方形成鲜明差异。④按照西式市场经济的逻辑，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中央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地方政府的职能在于落实中央政府的各项决策，并不介入市场的具体运行中。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却作为微观的经济主体参与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之中。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分享财政制度使地方政府有巨大动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的汲取能力，这是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基础。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极差，无法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财政系统调动资源推动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形成了超强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为国家初期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但“中央过大”的状况将地方统的过死，又阻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的形成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稳定性、规范性与预期性，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体制调整最具特色的地方。分税制的确立找到了央地关系的平衡点，比较稳定地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分享税收的机制，一方面它极大提高了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赢”格局。分税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对于本辖区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权有了比较稳定的预期。稳定的收入预期最终产生稳定的行为，地方政府因此产生了内生的强大而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拥有西式地方政府所欠缺的发展本地区经济需要的权力与资源。
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归属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央调整央地关系的过程中，中央直属企业大量下放给地方。虽然70年代末又重新集权，但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由高度的中央集权转变为相对地方分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与原苏东国家相比，中国实行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得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更易于转向市场经济。此外，国有企业下放使地方政府在改革中拥有了庞大的资产去兴建基础设施，引导产业发展，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及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使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持久压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重要体现就是党掌控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与任命。干部选拔任命制度使上级部门确立的考核指标对下级部门的工作方向起到指挥棒作用。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提拔的重要指标是实际业绩，官员的提拔与其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直接关联。在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官员面临的淘汰是极其严酷的。中国共产党虽有近9000万党员，但只有700万干部、3000多名高级干部、200名左右中央委员。各级官员要想不被淘汰，实现职务晋升的最佳选择就是寻求制度创新，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拥有中央政府不可比拟的一手信息优势，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向着提升效率的方向发展。 上述原因使中国的地方政府除了履行政府的一般职能之外，拥有更多的动力与资源推动本辖区经济發展。这一特性使地方政府构成了市场体系中除企业与中央政府之外的另一主体，使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实践样态。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概括：
首先，具有顶层设计能力的中央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国家均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仅仅在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产权保护等方面履行职能。二战之后，虽然凯恩斯主义盛行，西方国家大都加强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但从本质上看，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反周期性、短期性的特征，且以间接调控为主要方式。与之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灵活多样，其深度、广度、力度都远超西式的反周期性宏观调控。在中国，中央政府可以顶层设计长远的国家级发展战略，还可以通过中长期规划、产业政策及具体调控手段推动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实现。与西式市场经济相比，我们能够超越短期宏观调控进行国家发展管理；与韩国等传统意义上的威权模式国家相比，我们除了能够在赶超阶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经济发展之外，还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系统化的战略领导。
其次，寻求差异化发展的竞争性地方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地方政府拥有双重身份，它既履行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又是市场的内在参与者；它不仅仅干预经济，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推手。由于存在稳定的税收预期，地方政府不仅通过搭建基础设施平台、产业链平台实现招商引资，他们甚至会帮助企业获得银行的资金扶持，协助企业组织招聘、引进人才、推销产品。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存在一方面为微观层面的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收入预期，进而提高了它们的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加速了制度创新的速度，孕育了地方政府间差异化的发展特色与模式。
再次，建立在国有企业之上的超规模动员能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央及地方掌控的国有企业创造着规模庞大的资产，引领重大技术创新，占据着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它们“如同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国家经济部队，平时是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主力，危机时候则是应对危机的主力。”[3]（P197）在常规时段，国有经济不仅能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直接动力，而且庞大的国有资本还能够间接撬动巨量的社会投资，形成超规模的动员能力。在非常规时段，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企业还是抵御西方寡头企业经济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有力屏障。以金融安全为例，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金融交易空前膨胀，世界金融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游资。“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为3万亿美元，但其中98以上都与商品贸易无关，这些金融交易都是短期投资，大约为30天，有的只有1天，”[11]面对上万亿的投机资本每天进出，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很容易被西方金融寡头洗劫一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特征及优势使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提供了与西式市场经济迥异的新理念、新答案：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他们是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式市场经济相比存在巨大优势，但作为制度创新的产物它还处在进化之中，甚至还存在着较大问题和改进空间。譬如，如何避免让政治权力在介入市场后走向腐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政府的包容性、如何防止党内出现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等，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探索。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足以证明，市场经济还存在着非资本主义的更高级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从“自发”阶段走向“自为”阶段。面对这一崭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做的则是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总结其经验、建构其理论，向世界展示理论中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等.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4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4.
[3] 鄢一龙，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2.
[5] Thomas Jefferson， Jefferson Writing， New York，1984，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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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0.
[8] 张五常，等.国家与市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8.
[9] 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0.
[10]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0.
[11] 林光斌.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03）.
[12] 鄢一龙.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0.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权力；政府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0.2；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8）06-109-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跃升为2016年的743585.5亿元，增长了20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5元跃升为2016年的53935元，增长了140倍。我国经济增长的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所有高增长案例中增长幅度最大、速度最快的，这种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1]这个伟大故事的书写者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其运用的手段是市场经济。
马克思认为，“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2] 据此可以判断，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在实践领域的最大突破，正是它唤醒了千百万人沉睡已久的创新欲，激发出蓬勃的创造活力和持久的财富增长速度。然而，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令人信服地证明，常规市场经济很难实现持久繁荣。因为市场会产生持久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反过来会侵蚀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从横向比较看，许多追寻现代化的国家与中国一样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如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印尼等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没有能延续超长的经济增长。显然，中国奇迹诞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简单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面对人类经济史上的这一增长奇迹，我们应探寻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及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何在？
在解释中国经济超长、高速增长的动因时，我们常会遇到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积攒的人口红利。毋庸置疑，依靠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为自己的超长经济增长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转型中同样拥有巨大人口红利，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势与中国差异极大。这一解释显然不够全面。
第二种解释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格局是一个有人受损、无人受益的局面，这种格局存在着巨大的改进空间。换言之，正是改革前的极端落后造就了改革后所有改革举措的向好结局。但起点比中国差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如诸多非洲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表现却与中国差距巨大。这种解释同样存在缺陷。
第三种解释是，中国存在威权政府，①而威权政府有益于促进经济转型。“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受益于威权体制，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在形式上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威权体制也的确拥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但这种归纳过于片面，因为东亚的威权体制在国家转型中的表现较好，而南美威权体制的表现却极其糟糕。将威权体制作为中国奇迹成功的动因显得过于简单，因为它无法说明为什么有些威权体制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这些国家彼时政府的较强政府职能密切相关，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与中国相去甚远。对历史的解释决定了未来的选择。如果将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威权政府”（由于中国经济的超长增长及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西方学者近来又用“软性威权政府”“变革性威权政府”“灵巧型威权政府”等新概念描述中国），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制度必然会被视为某种过渡性安排，其前景必然会复归西式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西方政治学者的逻辑，“威权政府”并不是一种定型的政权组织形式，其最終会转向基于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基于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体制。②中国经济近40年的稳定增长足以说明这一新事物存在内在稳定性、规律性与合理性。这是任何过渡性概念所不能描述的。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许多转型国家都具备，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优于中国，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实现经济的长时段稳定增长。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可割裂，任何经济学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其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政治与经济高度融合，对经济的分析离不开对政治的研究。显然，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不能简单的从初始条件、劳动力等经济要素中寻找答案，而应该深入观察经济发展背后以政府权力为主的政治要素的转变。换言之，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隐藏在政治领域。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政治条件原理
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克服西式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现超长时间的增长，除了得益于低成本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前存在的巨大改进空间外，更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这双“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协力驱动、相互融通，有效化解了西式市场经济的诸多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进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认识权力介入市场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市场经济模式的关键。
（一） 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必要性
将中国的经济奇迹归因在政治领域，意味着政治权力介入市场既是必要的，亦是可能的。这一判断与流行于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信条存在重大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参与者是无数怀揣着个人目的的原子式个体。因而只有彻底私有化、独立运行、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个人的积极性，进而实现财富增长。然而，自由主义主张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在逻辑建构和实践表现上存在巨大缺陷。 首先，在逻辑建构上，自由主义只强调程序正义而忽视了个体在运用程序方面的差异。
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最符合程序正义的制度，因为市场中的任何交易都基于自愿，且市场规则都是透明和简洁的。但现实中，市场的参与者在地位、资源、智识上是极为不对称的，将存在巨大差异的个体抽象为完全同质化的个体，加以无差别对待的结果就是程序平等往往由于实质不平等而遭到扭曲，“我们从一个平等的抽象世界开始，达到的却是一个实质极不公平的活生生的世界”。[3]（P181）所谓程序正义在多数情境下往往成为强者的辩护词。
其次，在实践表现上，自由市场无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在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中，贫富分化是否难以避免？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已经给出了确切答案：“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4]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的确出现过经济增长与分配所得同时改善的库兹涅茨曲线现象，但据皮凯蒂考证，这是战争、国有化及再分配机制共同限制资本收益率过快增长的结果，而非市场自发的产物。
再次，自由主义视国家与市场为零和关系，阉割了国家与市场的合作维度。
市场自由调节论者将国家完全排除出市场之外，甚至最弱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也反对。市场自由调节论者将市场摆放在同国家对立的地位与其对人性的认知相关。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人性是恶的，“尘世间的一切政府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都有腐化和堕落的胚芽，其狡诈会显露，其邪恶会逐渐展现、蓄积和增强。任何政府，当它完全被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都会变质。”[5]这种对人性的静态认知阻滞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实质上，任何市场都是嵌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并深受其影响的。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市场是由法律、规章和制度共同塑造的、每一部法律、每一条规章、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对分配造成影响”。[6]换言之，政府可以通过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偏好的法律、规章、制度来塑造市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拒斥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自由主义是赤裸裸的意识偏见而非科学。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始终是一种常态。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现代国家的职能变化相关。马克思认为，国家职能具有二重性，即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现代国家的发展使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凸显，提供公共产品，如稳定的秩序、较好的社会福利、良好的自然生态等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能。此类公共需求的不断提升成为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内在动因。
最后，在发展趋势上，自由主义忽视了大数据时代到来对当代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意味着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主体的经济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依赖数据信息。在信息日益成为资本的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此，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出台大数据战略。大数据具有大规模、基础性的特征，它内在要求政商结合。因为，数据基础设施的建立、数据资源的整合、数据的开放共享、数据的安全保障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单独承担的，它要求国家必须承担起相应作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国家的诸多行为会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性质，这意味着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高度融合，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理论范式需要更新。
正如林毅夫所言，“政府不干预也并不代表政府不会去干预，因为现实政治运转体系中有利益集团的存在。利益集团最终会左右政治决策，不干预往往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结果。以美国为例，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是华尔街推动的，这种不干预对华尔街有利，但付出的代价是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8]可以说，完全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即纯粹运用市场组成国家的生产与分配系统）经济形式从未有过，未来也不会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治权力介入市场是常态，因为只有依靠政治权力市场才能规避周期性波动，克服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的可能性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逻辑说明，不受权力干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中国家权力在介入市场时的价值理念、时机选择、手段方式、干预程度是区分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志。市场自由调节论者的立场使他们即使是在需要权力介入市场时也保持着对权力的高度戒备，政府的干预扮演的是“救火”角色，危機一旦消除，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又成为常态。自由主义对权力具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现实中诸多国家的政府权力在介入市场后往往被利益集团捕获，成为了特殊利益集团政策的制定者。
从逻辑上分析，让政治权力介入市场成为常态且避免被利益集团捕获的唯一可能就是让介入市场的权力保持自主，从而使政府具有包容性。因为，只有保持权力的包容性，政府才能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个特殊群体的利益，才能关注国家与社会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包容性政府的存在需要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及文化土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威权政府在介入市场之后出现政治衰朽、经济下滑等趋势，与这些国家介入市场的政治权力无法保持包容性密切相关。“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世界认识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引发人们对政治权力经济职能探讨；而南美威权政府的失败让人们意识到权力失去包容性的严重后果。“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隐藏在政治领域”这一论断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中国国家政治权力在介入市场后较好地保持了包容性。
首先，中国国家政治权力拥有保持包容性的政治基础。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它属于列宁主义政党体制。这种政党体制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国家组织失效后由政党担当起实现国家现代化任务的政党中心主义类型。[9]该类型政党以政治理念为使命宗旨，政治理念像粘合剂一样赋予该类型政党以高度的严密性与组织纪律性。实现共产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核心内容，这种宏伟的政治目标使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策选择具有了巨大包容性，使它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都能专注于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第二，改革开放伊始，解决温饱问题是绝大多数民众面临的急迫要求，对于刚从“文革”失败中走出并亟待实现合法性重建的共产党来说，追求“基于治理绩效的合法性”成功的可能性大于追求“基于程序的合法性”。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必然要求执政党将注意力放在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上，这种理性选择包容了绝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诉求。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调整及财政分权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制度创新，采纳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成为地方竞争的协调者，这种身份特征使中央政府获得了相对于地方的自主性，因而使自己的宏观调控战略具有了更大包容性。 其次，中国国家政治权力存在保持包容性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掌握着大量政治、經济资源的少数精英与广大民众很难形成共识，政府要保持自主非常困难。通常情况下，政府要么选择与精英集团结盟；要么通过民粹主义发动民众进行利益再分配。前者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加速社会的断裂。后者简单的再分配易陷入无政府主义，同样有碍于国家长远发展。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里，各社会集团易达成共识，也更易为了长远利益而忍受短期的痛苦。中国近代以来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流血牺牲之外，还产生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这为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包容性政府提供了社会土壤。此外，政府保持着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它的存在使中央政府有比较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避免了对社会中强势利益集团的依赖，这为国家政治权力保持包容性提供了经济基础。
再次，中国国家政治权力保持包容性具备历史文化基础。
在西方的历史和语境中，政府只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领域，社会还有其它领域，各部分之间互相独立，政府的角色是单一的、职能是有限的，它的责任仅仅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通过立法保证个人的权利免受侵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里，政府不只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领域，扮演的也不仅仅是一种角色，它承担着与人民生活相关的一切职责。政府的责任除了维护秩序之外还要促进社会发展，它承担的责任是无限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政府除了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之外还要提供跨地域性的超大规模公共产品，如兴修水利、防灾救灾、抵御外敌等活动。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在于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古代西方认为宇宙由神明创造，现实中国家权力是“君权神授”，而古代中国认为“天子”承“天命”而治，“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10]这种独特的传统孕育了行政机构中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私志不入公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行政观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使任何统治者都面临着极强的道德约束，它为政治系统摆脱政治集团派系恶斗，走向包容提供了理念支撑。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中国走出了自由市场调节论者智识上的贫困。改革伊始，没有哪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会实现超长时间的增长。因为中国缺少任何一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视为经济增长之必要条件的要素：完备的市场、私有的产权及有效的法治。但中国改革却造就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长经济增长。可以说，政治权力介入市场运行是中国创造新型市场经济模式的依靠。
三、权力介入市场的中国方案：样态及优势③
常规市场经济体制通常只存在两大市场主体，即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除了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经济主体，即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中央政府调控方向、地方政府搭建平台、微观企业搞活市场，三者有机融合使市场经济在中国呈现出了鲜明的实践样态与优势。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样态
在中国新型市场经济模式中，地方政府不同于西式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方政府，它不仅需要履行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它还作为一个竞争性的主体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这与西方形成鲜明差异。④按照西式市场经济的逻辑，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中央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地方政府的职能在于落实中央政府的各项决策，并不介入市场的具体运行中。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却作为微观的经济主体参与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之中。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分享财政制度使地方政府有巨大动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的汲取能力，这是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基础。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极差，无法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财政系统调动资源推动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形成了超强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为国家初期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但“中央过大”的状况将地方统的过死，又阻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的形成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稳定性、规范性与预期性，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体制调整最具特色的地方。分税制的确立找到了央地关系的平衡点，比较稳定地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分享税收的机制，一方面它极大提高了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又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赢”格局。分税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对于本辖区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权有了比较稳定的预期。稳定的收入预期最终产生稳定的行为，地方政府因此产生了内生的强大而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拥有西式地方政府所欠缺的发展本地区经济需要的权力与资源。
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归属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央调整央地关系的过程中，中央直属企业大量下放给地方。虽然70年代末又重新集权，但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由高度的中央集权转变为相对地方分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与原苏东国家相比，中国实行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得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更易于转向市场经济。此外，国有企业下放使地方政府在改革中拥有了庞大的资产去兴建基础设施，引导产业发展，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及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使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持久压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重要体现就是党掌控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与任命。干部选拔任命制度使上级部门确立的考核指标对下级部门的工作方向起到指挥棒作用。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提拔的重要指标是实际业绩，官员的提拔与其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直接关联。在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官员面临的淘汰是极其严酷的。中国共产党虽有近9000万党员，但只有700万干部、3000多名高级干部、200名左右中央委员。各级官员要想不被淘汰，实现职务晋升的最佳选择就是寻求制度创新，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拥有中央政府不可比拟的一手信息优势，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向着提升效率的方向发展。 上述原因使中国的地方政府除了履行政府的一般职能之外，拥有更多的动力与资源推动本辖区经济發展。这一特性使地方政府构成了市场体系中除企业与中央政府之外的另一主体，使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实践样态。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概括：
首先，具有顶层设计能力的中央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国家均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仅仅在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产权保护等方面履行职能。二战之后，虽然凯恩斯主义盛行，西方国家大都加强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但从本质上看，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反周期性、短期性的特征，且以间接调控为主要方式。与之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灵活多样，其深度、广度、力度都远超西式的反周期性宏观调控。在中国，中央政府可以顶层设计长远的国家级发展战略，还可以通过中长期规划、产业政策及具体调控手段推动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实现。与西式市场经济相比，我们能够超越短期宏观调控进行国家发展管理；与韩国等传统意义上的威权模式国家相比，我们除了能够在赶超阶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经济发展之外，还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系统化的战略领导。
其次，寻求差异化发展的竞争性地方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地方政府拥有双重身份，它既履行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又是市场的内在参与者；它不仅仅干预经济，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推手。由于存在稳定的税收预期，地方政府不仅通过搭建基础设施平台、产业链平台实现招商引资，他们甚至会帮助企业获得银行的资金扶持，协助企业组织招聘、引进人才、推销产品。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存在一方面为微观层面的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收入预期，进而提高了它们的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加速了制度创新的速度，孕育了地方政府间差异化的发展特色与模式。
再次，建立在国有企业之上的超规模动员能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央及地方掌控的国有企业创造着规模庞大的资产，引领重大技术创新，占据着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它们“如同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国家经济部队，平时是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主力，危机时候则是应对危机的主力。”[3]（P197）在常规时段，国有经济不仅能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直接动力，而且庞大的国有资本还能够间接撬动巨量的社会投资，形成超规模的动员能力。在非常规时段，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企业还是抵御西方寡头企业经济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有力屏障。以金融安全为例，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金融交易空前膨胀，世界金融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游资。“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为3万亿美元，但其中98以上都与商品贸易无关，这些金融交易都是短期投资，大约为30天，有的只有1天，”[11]面对上万亿的投机资本每天进出，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很容易被西方金融寡头洗劫一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特征及优势使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提供了与西式市场经济迥异的新理念、新答案：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他们是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式市场经济相比存在巨大优势，但作为制度创新的产物它还处在进化之中，甚至还存在着较大问题和改进空间。譬如，如何避免让政治权力在介入市场后走向腐败、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政府的包容性、如何防止党内出现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等，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探索。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足以证明，市场经济还存在着非资本主义的更高级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从“自发”阶段走向“自为”阶段。面对这一崭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做的则是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总结其经验、建构其理论，向世界展示理论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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