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庆年间的内阁首辅、绰号“高胡子”高拱，匪气十足，是明朝独一无二的“土匪”阁老。其在铁心肃贪期间，既有“野蛮狠打”，也有“温柔”招数，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独一无二的“土匪”阁老
　　明朝历代内阁首辅，不管政见业绩如何，大都讲究优雅风度。诸如夏言、严嵩、张居正这几位知名首辅，各个都有风度。但有一位首辅，风格十分特殊，这便是明朝隆庆年间的内阁首辅、绰号“高胡子”的高拱。
　　虽然“胡子”在明朝，并不全指山野土匪，但放在高拱身上，可谓匪气十足。他也成了明朝独一无二的“土匪”阁老（明朝对内阁大臣的称呼）。他从来不讲半点官场上的社交礼仪，不管官大官小，经常是一言不合就撕破脸。嘉靖年间入阁后，高拱隔三岔五就在内阁里找人找茬。隆庆年间高拱就任首辅后，消息刚传开，一些与他有嫌隙的官员就都吓出了病，有一位官员干脆卧病辞官，没多久便撒手人寰了。
　　如此霸道风格，既因高拱本人的暴脾气，也因他曾担任隆庆皇帝的老师，深受隆庆信任的强大背景。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此时的大明朝，已十分败落，危机重重，他不骂人也不行。嘉靖二十年就中进士的高拱，在嘉靖晚年进入内阁后，正赶上明王朝开国后最腐败的年代。官场上的各种事务，小至公文往来，大至升迁提拔，一律都是金钱开路。以高拱本人的话说：明朝官场上的官员们，逢迎拍马成了聪明，行贿受贿成了本事。廉洁苦干的却成了傻瓜。空前腐败的明朝，一如“汉唐末世”的模样。
　　更叫高拱气急的是，国家危局如此，朝中的同僚大员们却是各个不急。比如，在高拱眼里，隆庆初年的内阁首辅徐阶，这位因斗倒大贪官严嵩而闻名的“贤臣”，最大的本事却是和稀泥。饶是上下贪腐成风，他却岿然不动，成日热衷于各种“讲学”活动。
　　“贪风”“懒风”一起吹的场面，自然叫暴脾气的高拱着急，入阁后就不停与徐阶作对，一度被徐阶挤兑得辞官回家。直到隆庆三年徐阶退休后，再度归来的高拱接任内阁首辅。
　　终于大权在手的他，这下“匪气”大发，朝着明朝积弊已久的歪风下了狠手。上任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参考明朝官员人数就知道——大明官场上下，全被他重手一顿扫。
　　当然，身为明代有名的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风格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狠打”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建立空前细致的“官员档案库”
　　第一招便是给全国官员建档案。在古代，官员“建档案”并非开始于明朝，从北宋年间起，历代王朝都有官员的“档案库”。但古代毕竟交通讯息不方便，倘若赶上人浮于事的年代，所谓“建档案”也就成了走过场。以明代相关笔记说，贪官严嵩担任内阁首辅的年月，吏部的官员档案也一度混乱不堪，一些官员的存档，竟都是张冠李戴，连岁数籍贯都常弄错，闹出不少笑话。
　　而当高拱精神抖擞，朝着举国贪官下手时，也为这事犯了愁：官员的底子都弄不清楚，还怎么反贪？那就重建档案。
　　于是，自隆庆年间起，中国古代空前细致的“官员档案库”诞生了：按高拱的要求，全国各地三品以下官员，都要建立“册薄”，上面不僅要写明该官员品质如何、政绩怎样，更要细化到其家乡地址与民间风评。类似的册薄，整个吏部在高拱的严格要求下，一共编订了一百八十册，给全国的地方官都列了清单。列好清单还不算，平均一个月都要更新一次，把一些官员的最新情况第一时间记上去。
　　这一完整的档案，就成了之后几年里高拱抓贪官的精确“导航”，一旦出现大案，就照着册薄查。这册薄不但给官员们“列清单”，更给官员们“留后手”。册薄上但凡是紧要职位上的重要官员，每一个人的档案记好后，还要为他找两至三个“替补官员”，吏部要根据岗位要求，对“替补官员”进行相关培养。只要“主力官员”出问题，“替补官员”立刻补上去。如此双重监控压力下，但凡“上了册薄”的官员，怎能不提起一百个精神，老老实实苦干？
　　举荐官员要担责
　　在腐败加剧的明朝嘉靖年间，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而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为国为民？
　　为什么会有这种歪风？高拱《掌铨题稿》里提到，关键还是犯错成本太低。比如三年一次的考核，基本都是糊涂账，就算推举的官员出了错，查来查去就成了扯皮，最后也就成了都不担责。落马者倒霉受罚，推荐者好处收过，又再接再厉继续推荐“贪官”。高拱在隆庆四年的奏折里，咬牙切齿说出了对策：如所举之人，所试不职，举主连坐。也就是说，以后只要官员犯错，推荐他的人，别管身居何位，一律都要担责。担责多少，就看犯错官员错误大小。一百八十卷“册薄”在手，官员的升迁履历一查一个准。
　　狠话说过没多久，高拱就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事上不封顶：南京右佥都御史吴时来，此人曾一年内举荐了五十多人，其中好几位都是不靠谱者。结果高拱立刻重拳出击，把吴时来降职调离。有了这个“现身说法”，滥举歪风顿时被刹住。后来明代万历年间的名臣，很多都是在隆庆四至六年崭露头角的，就是来自这零容忍的制度。
　　绝不放过追赃
　　不过，比起“滥举”，明代当时“犯罪成本”更低的一个事实就是腐败。
　　虽说明初时，明太祖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但到了嘉靖年间时，这事已成了“过去时”。相反“贪酷者，例止为民”成了律条。也就是说，一般官员犯下贪污腐败的错误，只要关系够硬，最惨也不过是削职为民，就连家产也不会被动。这样落马回家，至少还能轻松地做个富翁。于是，明朝当时“商贾在位，财货上流”的腐败风气便渐长。
　　而这种风气也是高拱一直深恶痛绝的，他就任内阁首辅以前，就在各种场合痛斥腐败。待到就任内阁首辅后却不骂了，而是不动声色地改了一个规矩——贪黩者仍提问追赃。这个条令一出，当时明朝朝堂上，满朝都是哗然。
　　刚上任的高拱，一度也被言官们骂出了花。可顶着重重压力的高拱，就从眼前一个个案子做起，每一桩都是这个硬规矩：账目对不上？钱不知用到哪里去？送到上面去了？送到哪追到哪，追不出就从你家里刨。别管是州县小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世袭公侯，犯了法都是这么办。
　　仅看高拱上任后的头一年，就有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保定巡抚朱大器等高官，先后撞到了高拱的“枪口”上，每一个都是连罢官带赔钱，一样都不能少。赔不了就一年年慢慢赔，直到连本带利赔完为止。
　　如此绝不放过的政策，也让自嘉靖晚年起，明朝愈演愈烈的贪污风气，在隆庆年间的后三年里彻底熄灭了。曾经腐败到“汉唐末世”的明王朝，有了“一时仕路肃清”的好景象。高效廉洁的吏治，令大明朝的国家机器再度开动，一度衰败的明王朝，华丽转身为国富民强的“隆万中兴”。
　　（《古代文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