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罪与人性——重思巴特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观的批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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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巴特被视为“20世纪基督教教父”。这是因为巴特不仅在教会实践上以普世运动的方式促进新教和天主教的协和,而且在教义学上不断回归教父传统,发展出自己的“教会教义学”思想体系。然而,在罪的来源、人性本质以及意志自由的根本问题上,当前学界的一种新兴观点认为,巴特拒斥奥古斯丁主义的原罪说、人性观和“意志的捆绑”理论,认为奥古斯丁由于缺乏“天性及本质存有(Wesen)”与“存在存有(Sein/Dasein)”概念区分,其“天性的扭曲”的人性观、“善的缺乏”的罪恶观以及“无能力不犯罪”的意志决定论,误导了拉丁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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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进行了全面阐述:立足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继承注重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传统,论证了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循着与传统修身思想相似的思维理路,从马克思主义人性历史性生成的视角论证党性修养的可能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思想中“重学”“内省”“慎独”“知行合一”等内容,揭示了党性修养的具体路径和方法。《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风格、理论视域的时空转换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探
“最后之神”问题是海德格尔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与时下的做法不同,本文并不急于对这一概念进行思想史上的追溯与评价,或将其与不同文化中的宗教观进行比较,而是试图从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难度入手来澄清海德格尔的所说。理解的难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海德格尔独特的思想进路与概念术语系统所带来的难度,其次是神的问题在海德格尔存在史思想整体中的特殊难度,最后是来自事情本身的难度。最终我们将看到,一旦对海德格尔关于最后之神的论述中的难度有所理解,我们自身就来到这一难度面前。因而,最后之神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难度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形成以武装暴动为主导、武装割据为补充的革命形式。共产国际却对武装割据持限制发展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六大被迫对武装割据的发展进行一定限制。中东路事件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转变态度,中共中央转而大力发展武装割据。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武装割据被确立为最主要的革命形式。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复杂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革命形式的认识转向,逐步确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形式。
房地产税研究一直存在“受益税”和“财产税”之争,对于房地产税应当归属于哪一级政府的问题也有所争论。从公共服务资本化和受益范围多样性理论出发,将房产价值界定为私人居住服务和不同受益范围公共服务资本化的结果。利用CHNS家庭数据进行了三阶段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将房产价值差异精确分解为省级公共服务差异、区县公共服务差异、社区公共服务差异和私人居住服务差异四部分,通过模拟测算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房产价值差异主要是由省级公共服务差异和私人居住服务差异造成,其次是社区公共服务差异和区县公共服务差异;(2)省级公共服
近年来,斯宾诺莎的力量概念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首先,应该对potentia与potestas进行辨析,前者指力量,后者指能力或权力。其次,力量的首要特征是现实性。上帝的力量等于其本质的必然性,没有可能性模态。再次,现实性意味着上帝依据本性必然生产万物,万物均是上帝力量的表现。接着,上帝同时拥有行动力量与思想力量,而且二者是平行的,这解释了观念何以具有认识功能。最后,作为上帝力量的表现,一切样式都分有一定程度的力量,因而具有某种强度。存在者是什么,取决于它能做什么。力量概念不仅证明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有
结合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经济学、伦理学分析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介绍斯密的社会性理论与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的统一建构。斯密理论从个人的非餍足偏好(自爱)出发,以共情和习得的社会规则为基础,依靠个体自律,解释了人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更完美地解决了博弈中出现的合作现象。斯密的理论是一个人类社会互动行为模型,不采用效用最大化原则,不要求信息完备,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和个人自律是选择的基础,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受到情境和主观判断对方意图的影响,这个理论在承认个体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的同时,提高了对人类行为判断的确定性
心灵与身体的关系问题是困扰哲学家的哲学问题之一。笛卡尔更是以悖论的方式突出了问题的困难性。斯密斯认为,胡塞尔在某种程度上以多面一元论克服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困难,达到了身心统一,即心灵与身体是同一个个体的两个方面。但这种解读不仅没有阐明胡塞尔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反而把胡塞尔的理论理解为一种斯宾诺莎式的一个实体的两个属性学说。这对我们理解胡塞尔的理论贡献而言,并非是有益的。相反,胡塞尔从构成性的现象学出发,更新了对身体概念的理解,因此对身心关系问题也有了新的回答。正是具有双重构成作用的身体,为理解心身的关系问
当前一些研究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存有误解误用情况。首先,把恩格斯“合力”概念与“协力”“系统力”等混用。恩格斯“合力”概念不是人们由于协作而产生的“系统力”(即1+1>2的作用力),而是物理学意义上各力相互抵消后的合力(即1+1<2的作用力)。其次,把恩格斯的“合力”变成脱离人及其活动的抽象力,把历史合力抽空为一种“无主体”或“泛主体”的历史现象,丢掉了恩格斯借用物理学方法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论特征。再次,将恩格斯“合力”与“历史动力”“历史发展方向”“历史必然性”等混为一谈,认为历史合力线方
利用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财务背景和金融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高管薪酬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背景独立董事会降低高管薪酬,营业成本率在其中起到正调节作用;金融背景独立董事提高了企业高管薪酬,营业成本率在其中起到负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财务背景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程度更深,金融背景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不同。将国有企业样本按是否为资源垄断型行业划分后,发现金融背景独立董事在非资源垄断型行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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