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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1992年的深圳市中心深南大道。这一年,许家印怀揣2万元存款南下寻梦。
他从一名处级干部变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摄影_安哥/FOTOE
如果在许家印身上贴几个标签,其中一个肯定是“不按常规出牌”。
2010年的3月1日,恒大再次突然发动“闪电战”,一亿元接手广州足球。这仿佛是去年投资排球的翻版:斜刺杀出,气势夺人,豪华阵容,一掷千金。
其实,如果体育界对许家印多几分了解,就能避免对此事的大惊小怪——因为此事从头到尾都是“许家印式”的。
比如在火线解雇主教练彭伟国,并迅速签约韩国铁帅李章洙的事件上,虽然压力重重,但他依然表现出挥刀斩乱麻的决绝和善于博弈的精细。
比如这种换帅的方式,就跟恒大“精心策划”的工作作风颇为暗合。许家印一直提倡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回报。他甚至要求“凡事都要精心策划,每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策划。”
而对彭伟国貌似残酷的免职,与许家印所说的“无情管理”风格也一脉相承。他曾说,任何工作都应该站在管理的角度思考,不要同情,不要感情用事。当然,对于员工,还有一点是“人性化管理”,这两种管理并不矛盾——制度遵守必须无情,员工待遇必须人性。
这些企业管理手段,都是许家印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让他这笔财富生长最快的地方在哪里?深圳。正是在这处曾经代言中国变革与开放的梦想之地,让许家印人生中最重大的一场巨变奏响了序曲。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处级干部做上业务员
这是让众多媒体津津乐道的的一段插曲:
1992年,许家印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在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奔波。半个月后,依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单位。那时候的许家印好似虎落平川,难掩心里的巨大失落:在舞钢也算是处级干部了,在这里竟然“混”到没有工作,甚至连住的地方都难寻觅。
后来,一位好友向他指点迷津:你把原来厚厚的那叠简历,变得简单点试试吧!许家印随后就做了只有两页的新简历,很快,有3家公司愿意聘任他。
他选择了其中一家贸易公司,名叫中达。“从第一眼我就觉得遇上了好老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经验,非常非常感谢他。”若干年后回忆起第一个老板,许家印仍是充满感激。
许家印选择这年下海,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员下海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称,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经商,这批人被称为“92派”,财经界人士牛文文说,这批人有政府关系,又有知识基础,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也有希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一年也是房地产的“大年”,冯仑在海南认识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他们后来被称为“万通六君子”,通过炒作土地,挖到了第一桶金,日后都成了名震商界的风云人物。这一年对广州房地产业来说也是“大年”,杨国强刚刚在广州建成了他的第一家碧桂园,朱孟依在香港注册了合生创展。
而日后在中国房地产业掀起大风大浪的许家印,此时却刚刚下海,连房地产的边都没摸到。
显然,刚入行的许家印缺乏市场化的经验。初到一家新公司,他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好在多年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人脉,初为业务员的他找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帮忙,在这个朋友的贸易项目里,给他让了一笔生意。他小心经营这难得的业务,很快为公司赚到了10万元的利润。
此次赚到10万元,对许家印来说并非小数目。之前,他刚到深圳,怀里揣的是在舞钢10年辛苦积攒的两万元,但他并未做贪欲之想。这笔业务,也让许家印在公司内被刮目相看,很快他升任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一晃1年过去了,许家印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他似乎每天都在尝试改变。年少时候学习开拖拉机,年轻时候抓住高考逃离乡村,上大学选择钢铁专业,在舞钢以刚柔相济的手段成为“小皇帝”,放弃铁饭碗南下深圳做一名低微的业务员……这之前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对之前的否定,但又都不是终点。
做了办公室主任的他,觉得这个位置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他需要再一次地改变。一年后,他主动出击,建议老板跟自己熟悉的舞钢合作,在深圳注册一家新的贸易公司,并出任这家新公司的老总。他的目标很清楚,争取机会为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平台上,再看看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老板同意了。很快,中达旗下一家名为“全达”的新公司在许家印领衔下成立。许家印找朋友借了10万块,买了办公桌椅,报上打了广告招了人,公司就这样建立了。当时他的正式头衔,是全达公司的老总兼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有了这个平台,许家印如鱼得水,全达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他似乎天生是个公关天才,说服技巧高超,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外的应酬,他在天性上也不排斥。多年之后,人们还将会看到他如何凭借个人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到巨额资金,帮助恒大走出因上市暂停造成的资金缺口泥潭。
而在当时,中达的老板终于看出,这位名为“许家印”,入行时的小小业务员,绝非池中之物。
一切归零
在深圳的那几年,许家印彻底放弃了在舞钢时期做领导的锐利与骄傲,放低身段从头开始。
许家印说,当初在三家公司中选择了中达,最重要的是“喜欢上了”当时的老板。许家印直觉,从这位老板和这家公司中,他会得到自己那时还缺乏的东西。
在舞钢,他是管理几百人的领导,在中达的几年,他却是个对姑娘小伙都喊师傅的小业务员。“那时的许家印,喊人喊得嗷嗷叫,开口就叫师傅,嘴巴很甜,也很谦虚。”一位跟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回忆。这个形象,不仅与之后地产枭雄的名号不符,即使与他早年在舞钢时期的“小皇帝”形象也是大相径庭。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下海后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而这种“归零”,不仅是事业与地位上的归零,甚至也是生活上的归零。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对许家印影响甚大的事件。他岳父高血压住院,传来病危消息,他立刻坐火车回到河南漯河,夜里没有车了,又坐了好长时间的三轮车。回到家,岳父对他说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从河南舞钢回安徽老家”。没办法,他又找了辆货车,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他抱着岳父的头,坐了12个小时的车才赶到安徽。到家的时候,他一动没敢动的手彻底僵掉了,岳父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妻子抱着6个月的儿子,看到丈夫冻僵的样子,怆然大哭。
那段时间,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许家印并没有骄傲的资本。初做业务员的时候,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当了办公室负责人,条件有所改善,公司里一间不用的厨房成了他的卧室。不过房间太小,床放好后,门就再也闭不上了。一年四季,许家印就住在这间敞开门的“卧室”里。
直到1993年,许家印已是深圳全达的老总,他还被迫跟妻子两地分居。后来看不过的中达老板说,一两年分居怎么行,公司出钱,你去租套房吧。
于是,许家印就跟人合租了个两室两厅。合租的人住一间,许家印和太太以及2个儿子,还有岳母、父亲、朋友,一共7口人住在剩下的厅室。房子里只有合租人的那间卧室有空调,许家印的儿子怕热,夏天就躺在合租人门口的地上“沾沾冷气”,口里嚷着“这里凉快”。
这些经历,许家印并不愿对外人多提起。不过,也正是这些苦涩岁月,为他在首富之后的平淡生活做了最真实的注脚。
多年之后,许家还发生了一件关于“租房”的故事。在香港打工的大儿子在市中心租了个房子,2万港币一个月,这在香港CBD区属低廉价位。但许家印的太太知道后,嫌太贵,斥责儿子立即退掉,“2万块,你一个人才赚多少钱?”她硬是给儿子租了个差些的房子。
赶上广州地产末班车
广州,给许家印触动最深的事件,仍是第一次“坐小车”的经历。
那时他刚到深圳,跟着一位姓邓的师傅出差到广州做贸易,去远洋宾馆,他们打了一辆的士奔向目的地。那是已经中年的许家印第一次坐“小车”,他用手轻轻抚摸着车窗与安全带,内心充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而到深圳后的第3个年头,也就是1994年的国庆节,许家印终于写下了他人生转折前的重要伏笔——来到广州,涉水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
这之前,中达老板本来派他到长春做老总。但许家印深思熟虑之后,提出自己到广州“开疆扩土”的建议,得到了认可。这时候的许家印,终于告别了“打的士也很兴奋”的年代。他带上一部标致车,跟个司机、出纳、业务人员等4个人,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
这家新公司和他的使命就是为老板开辟广州的房地产市场。老板也是白手起家,资金上难以给他更大的支持。正好他在深圳全达公司时申请的2000万贷款,还剩下1500万未用,他跟老板申请了这笔款子。
许家印一行人在广州黄埔那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套农民屋。3房1厅,许家印自己一间房,他们几个人占了2间,装了个传真机,请了个厨师,开始了创业旅程。自己住的地方实在寒酸,就找了个星级酒店,开了个套房,在里面约见各路合作方。
鹏达在广州搞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名叫“珠岛花园”。在当时以大户型为主流的广州楼市,这个项目迅速成为广州房地产市场的一匹黑马,另辟蹊径主打“小面积、低价格”策略,还未发售就轰动市场,首期项目很快脱销。
尽管还是职业经理人,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已经开始打上许家印的烙印。快点,快点,再快点——珠岛花园项目需要的108个要盖的公章,当年全部搞定,而“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售罄……”等“八个当年”令快速有效的执行力在珠岛花园项目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珠岛项目之前,许家印并没有接触过房地产。许家印后来回忆说:“一点都没有,连什么是容积率我都不懂,就这么边学边干起来了。”这个逆当时大户型之潮流的项目,被视为许家印和他的恒大帝国的真正起点。
中达时期的老同事邓凡说,许家印是个乐观派,不会说“这个不行啊”之类的话,不会放弃。“天塌下来的感觉他不会有,什么事都挺得住,抗压能力很强,而且越压越强。”
一个“雷人”细节中,也能看得出许家印难以常理揣测的性格。许家印去了广州后,邓凡偶尔也会出差去广州。许家印就跟他说,我再忙,哪怕跟再大的领导吃饭,也会在旁边安排个房间,跟你喝个酒。有时候一帮人在陪,许家印就拉邓凡过去,介绍说:这是邓凡,我最好的哥们,你们每个人都敬酒啊!
“那架势要把我灌醉嘛!他吓唬说,你如果不喝呢,这酒就从你头上倒下去。这不是玩笑,他真的敢的啊,说到做到的强人!”邓凡说。
最后一次出走
1997年,是许家印再次思索去与留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企业界正满是风雨之声。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中国的企业英雄们比如史玉柱败走珠海,山东的姬长孔身陷绝境,几个冲击“世界五百强”的种子选手也齐齐败下阵来。只有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等几个年轻人开创的“互联网元年”,给人几丝希望。
5月1日,许家印与中达老板做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深谈。他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话也说得极为坦诚:“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
几乎白手起家,广州鹏达的珠岛花园一个项目就为母公司中达净赚2亿多,许家印的工资在当时却依旧低得离谱,一个月竟然才3000多元。他后来回忆说,假如给他10万或20万一年,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想创业了。因为创业有风险,也很艰辛。但3000多元的工资,养活家庭都困难,怎么继续干下去?
许家印决意不再为人打工,他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他告别了中达和鹏达,告别了给他第一次房地产成功收获的珠岛花园。
一个可能的题外话是,好多年以后,或许是缺乏经理人许家印式的严格管理,珠岛花园后面几期项目遭遇到了不少业主风波。彼时,早已拥有自己的恒大的老板许家印,人生和事业早已一飞冲天。
可以说,从1992年到1997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是许家印腾飞前的漫长准备期中最关键阶段。尽管在舞钢,他积聚的企业管理能力得到了释放和提升,但许家印自己也承认,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与他共事几年的邓凡,如此总结了许家印的个性特点:第一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是“完美主义”;第三是“结果导向”;第四是“决断力”。“我特别佩服他的决断,什么事情,他都能敏感察觉到危险和关键所在。”而这些,也是他日后虽屡涉险地,却总能全身而退的关键。
从技术到管理,从国企到民企,中原的文化底蕴与岭南的商业内涵碰撞之后,终于形成了典型的“许氏行事风格”:目标执着,不失谋略;偶尔高调,不失务实;熟谙规则,又不按常理出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离开中达,将是许家印的最后一次出走。这之后,他的成败,都将跟那家名为“恒大”的公司牢牢捆绑在一起。
1992年的深圳市中心深南大道。这一年,许家印怀揣2万元存款南下寻梦。
他从一名处级干部变为了一名深圳打工仔。摄影_安哥/FOTOE
如果在许家印身上贴几个标签,其中一个肯定是“不按常规出牌”。
2010年的3月1日,恒大再次突然发动“闪电战”,一亿元接手广州足球。这仿佛是去年投资排球的翻版:斜刺杀出,气势夺人,豪华阵容,一掷千金。
其实,如果体育界对许家印多几分了解,就能避免对此事的大惊小怪——因为此事从头到尾都是“许家印式”的。
比如在火线解雇主教练彭伟国,并迅速签约韩国铁帅李章洙的事件上,虽然压力重重,但他依然表现出挥刀斩乱麻的决绝和善于博弈的精细。
比如这种换帅的方式,就跟恒大“精心策划”的工作作风颇为暗合。许家印一直提倡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回报。他甚至要求“凡事都要精心策划,每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策划。”
而对彭伟国貌似残酷的免职,与许家印所说的“无情管理”风格也一脉相承。他曾说,任何工作都应该站在管理的角度思考,不要同情,不要感情用事。当然,对于员工,还有一点是“人性化管理”,这两种管理并不矛盾——制度遵守必须无情,员工待遇必须人性。
这些企业管理手段,都是许家印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让他这笔财富生长最快的地方在哪里?深圳。正是在这处曾经代言中国变革与开放的梦想之地,让许家印人生中最重大的一场巨变奏响了序曲。
许家印说,自己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处级干部做上业务员
这是让众多媒体津津乐道的的一段插曲:
1992年,许家印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在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奔波。半个月后,依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单位。那时候的许家印好似虎落平川,难掩心里的巨大失落:在舞钢也算是处级干部了,在这里竟然“混”到没有工作,甚至连住的地方都难寻觅。
后来,一位好友向他指点迷津:你把原来厚厚的那叠简历,变得简单点试试吧!许家印随后就做了只有两页的新简历,很快,有3家公司愿意聘任他。
他选择了其中一家贸易公司,名叫中达。“从第一眼我就觉得遇上了好老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管理公司的经验,非常非常感谢他。”若干年后回忆起第一个老板,许家印仍是充满感激。
许家印选择这年下海,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员下海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称,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经商,这批人被称为“92派”,财经界人士牛文文说,这批人有政府关系,又有知识基础,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也有希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一年也是房地产的“大年”,冯仑在海南认识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他们后来被称为“万通六君子”,通过炒作土地,挖到了第一桶金,日后都成了名震商界的风云人物。这一年对广州房地产业来说也是“大年”,杨国强刚刚在广州建成了他的第一家碧桂园,朱孟依在香港注册了合生创展。
而日后在中国房地产业掀起大风大浪的许家印,此时却刚刚下海,连房地产的边都没摸到。
显然,刚入行的许家印缺乏市场化的经验。初到一家新公司,他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好在多年工作,让他积累了一定人脉,初为业务员的他找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帮忙,在这个朋友的贸易项目里,给他让了一笔生意。他小心经营这难得的业务,很快为公司赚到了10万元的利润。
此次赚到10万元,对许家印来说并非小数目。之前,他刚到深圳,怀里揣的是在舞钢10年辛苦积攒的两万元,但他并未做贪欲之想。这笔业务,也让许家印在公司内被刮目相看,很快他升任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一晃1年过去了,许家印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他似乎每天都在尝试改变。年少时候学习开拖拉机,年轻时候抓住高考逃离乡村,上大学选择钢铁专业,在舞钢以刚柔相济的手段成为“小皇帝”,放弃铁饭碗南下深圳做一名低微的业务员……这之前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对之前的否定,但又都不是终点。
做了办公室主任的他,觉得这个位置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他需要再一次地改变。一年后,他主动出击,建议老板跟自己熟悉的舞钢合作,在深圳注册一家新的贸易公司,并出任这家新公司的老总。他的目标很清楚,争取机会为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平台上,再看看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老板同意了。很快,中达旗下一家名为“全达”的新公司在许家印领衔下成立。许家印找朋友借了10万块,买了办公桌椅,报上打了广告招了人,公司就这样建立了。当时他的正式头衔,是全达公司的老总兼中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有了这个平台,许家印如鱼得水,全达的业务也蒸蒸日上。他似乎天生是个公关天才,说服技巧高超,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外的应酬,他在天性上也不排斥。多年之后,人们还将会看到他如何凭借个人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到巨额资金,帮助恒大走出因上市暂停造成的资金缺口泥潭。
而在当时,中达的老板终于看出,这位名为“许家印”,入行时的小小业务员,绝非池中之物。
一切归零
在深圳的那几年,许家印彻底放弃了在舞钢时期做领导的锐利与骄傲,放低身段从头开始。
许家印说,当初在三家公司中选择了中达,最重要的是“喜欢上了”当时的老板。许家印直觉,从这位老板和这家公司中,他会得到自己那时还缺乏的东西。
在舞钢,他是管理几百人的领导,在中达的几年,他却是个对姑娘小伙都喊师傅的小业务员。“那时的许家印,喊人喊得嗷嗷叫,开口就叫师傅,嘴巴很甜,也很谦虚。”一位跟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回忆。这个形象,不仅与之后地产枭雄的名号不符,即使与他早年在舞钢时期的“小皇帝”形象也是大相径庭。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下海后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而这种“归零”,不仅是事业与地位上的归零,甚至也是生活上的归零。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对许家印影响甚大的事件。他岳父高血压住院,传来病危消息,他立刻坐火车回到河南漯河,夜里没有车了,又坐了好长时间的三轮车。回到家,岳父对他说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从河南舞钢回安徽老家”。没办法,他又找了辆货车,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他抱着岳父的头,坐了12个小时的车才赶到安徽。到家的时候,他一动没敢动的手彻底僵掉了,岳父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妻子抱着6个月的儿子,看到丈夫冻僵的样子,怆然大哭。
那段时间,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许家印并没有骄傲的资本。初做业务员的时候,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后来当了办公室负责人,条件有所改善,公司里一间不用的厨房成了他的卧室。不过房间太小,床放好后,门就再也闭不上了。一年四季,许家印就住在这间敞开门的“卧室”里。
直到1993年,许家印已是深圳全达的老总,他还被迫跟妻子两地分居。后来看不过的中达老板说,一两年分居怎么行,公司出钱,你去租套房吧。
于是,许家印就跟人合租了个两室两厅。合租的人住一间,许家印和太太以及2个儿子,还有岳母、父亲、朋友,一共7口人住在剩下的厅室。房子里只有合租人的那间卧室有空调,许家印的儿子怕热,夏天就躺在合租人门口的地上“沾沾冷气”,口里嚷着“这里凉快”。
这些经历,许家印并不愿对外人多提起。不过,也正是这些苦涩岁月,为他在首富之后的平淡生活做了最真实的注脚。
多年之后,许家还发生了一件关于“租房”的故事。在香港打工的大儿子在市中心租了个房子,2万港币一个月,这在香港CBD区属低廉价位。但许家印的太太知道后,嫌太贵,斥责儿子立即退掉,“2万块,你一个人才赚多少钱?”她硬是给儿子租了个差些的房子。
赶上广州地产末班车
广州,给许家印触动最深的事件,仍是第一次“坐小车”的经历。
那时他刚到深圳,跟着一位姓邓的师傅出差到广州做贸易,去远洋宾馆,他们打了一辆的士奔向目的地。那是已经中年的许家印第一次坐“小车”,他用手轻轻抚摸着车窗与安全带,内心充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而到深圳后的第3个年头,也就是1994年的国庆节,许家印终于写下了他人生转折前的重要伏笔——来到广州,涉水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
这之前,中达老板本来派他到长春做老总。但许家印深思熟虑之后,提出自己到广州“开疆扩土”的建议,得到了认可。这时候的许家印,终于告别了“打的士也很兴奋”的年代。他带上一部标致车,跟个司机、出纳、业务人员等4个人,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
这家新公司和他的使命就是为老板开辟广州的房地产市场。老板也是白手起家,资金上难以给他更大的支持。正好他在深圳全达公司时申请的2000万贷款,还剩下1500万未用,他跟老板申请了这笔款子。
许家印一行人在广州黄埔那一带的城中村,租了一套农民屋。3房1厅,许家印自己一间房,他们几个人占了2间,装了个传真机,请了个厨师,开始了创业旅程。自己住的地方实在寒酸,就找了个星级酒店,开了个套房,在里面约见各路合作方。
鹏达在广州搞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名叫“珠岛花园”。在当时以大户型为主流的广州楼市,这个项目迅速成为广州房地产市场的一匹黑马,另辟蹊径主打“小面积、低价格”策略,还未发售就轰动市场,首期项目很快脱销。
尽管还是职业经理人,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已经开始打上许家印的烙印。快点,快点,再快点——珠岛花园项目需要的108个要盖的公章,当年全部搞定,而“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售罄……”等“八个当年”令快速有效的执行力在珠岛花园项目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珠岛项目之前,许家印并没有接触过房地产。许家印后来回忆说:“一点都没有,连什么是容积率我都不懂,就这么边学边干起来了。”这个逆当时大户型之潮流的项目,被视为许家印和他的恒大帝国的真正起点。
中达时期的老同事邓凡说,许家印是个乐观派,不会说“这个不行啊”之类的话,不会放弃。“天塌下来的感觉他不会有,什么事都挺得住,抗压能力很强,而且越压越强。”
一个“雷人”细节中,也能看得出许家印难以常理揣测的性格。许家印去了广州后,邓凡偶尔也会出差去广州。许家印就跟他说,我再忙,哪怕跟再大的领导吃饭,也会在旁边安排个房间,跟你喝个酒。有时候一帮人在陪,许家印就拉邓凡过去,介绍说:这是邓凡,我最好的哥们,你们每个人都敬酒啊!
“那架势要把我灌醉嘛!他吓唬说,你如果不喝呢,这酒就从你头上倒下去。这不是玩笑,他真的敢的啊,说到做到的强人!”邓凡说。
最后一次出走
1997年,是许家印再次思索去与留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企业界正满是风雨之声。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中国的企业英雄们比如史玉柱败走珠海,山东的姬长孔身陷绝境,几个冲击“世界五百强”的种子选手也齐齐败下阵来。只有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等几个年轻人开创的“互联网元年”,给人几丝希望。
5月1日,许家印与中达老板做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深谈。他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话也说得极为坦诚:“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
几乎白手起家,广州鹏达的珠岛花园一个项目就为母公司中达净赚2亿多,许家印的工资在当时却依旧低得离谱,一个月竟然才3000多元。他后来回忆说,假如给他10万或20万一年,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想创业了。因为创业有风险,也很艰辛。但3000多元的工资,养活家庭都困难,怎么继续干下去?
许家印决意不再为人打工,他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他告别了中达和鹏达,告别了给他第一次房地产成功收获的珠岛花园。
一个可能的题外话是,好多年以后,或许是缺乏经理人许家印式的严格管理,珠岛花园后面几期项目遭遇到了不少业主风波。彼时,早已拥有自己的恒大的老板许家印,人生和事业早已一飞冲天。
可以说,从1992年到1997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是许家印腾飞前的漫长准备期中最关键阶段。尽管在舞钢,他积聚的企业管理能力得到了释放和提升,但许家印自己也承认,在一家内地钢铁工厂10年的积累,也没有在深圳这个大熔炉1年的收获多。
与他共事几年的邓凡,如此总结了许家印的个性特点:第一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二是“完美主义”;第三是“结果导向”;第四是“决断力”。“我特别佩服他的决断,什么事情,他都能敏感察觉到危险和关键所在。”而这些,也是他日后虽屡涉险地,却总能全身而退的关键。
从技术到管理,从国企到民企,中原的文化底蕴与岭南的商业内涵碰撞之后,终于形成了典型的“许氏行事风格”:目标执着,不失谋略;偶尔高调,不失务实;熟谙规则,又不按常理出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离开中达,将是许家印的最后一次出走。这之后,他的成败,都将跟那家名为“恒大”的公司牢牢捆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