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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而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提出“十二五”时期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要实现这一转变，它与调整经济结构是高度相关、相辅相成的，其中，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现和依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与面临着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全球分工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和加工贸易、竞争战略过度依赖成本价格，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高端环节缺失。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上述“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也关系到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否能够摆脱过去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使得我国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我国产业结构基本上分享了经济的增长效应，但协调效应、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不理想，环境效应问题比较突出，并且在总体上具有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的特征。
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比较快。一是以制造业占GDP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等深加工部门比重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等方面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升级和高度化的特征，并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二是产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装备制造表现尤为突出。
其次，我国自主技术创新不足，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引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由此导致产业结构实际高度化不足。一是资源和能源消耗比较大，增加值率低；二是加工深度不足，初级产品比重比较大；三是实际上的技术密集程度远远低于名义水平。
二、导致“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的成因
（一）源于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全球分工不断深化，产品生产按照技术复杂程度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节点在全球进行布局。利润来源也越来越多环节化，从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物流配送、营销、品牌，售后服务，最后直至产品生产终结的废品回收，其中，加工制造在利润来源中的地位越来越小，服务环节越来越成为利润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这样发达国家就将重点放到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将关键部件和设备的生产放到韩国、台湾等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环节或部件的加工生产。这种分工方式从电子信息产业，延伸到汽车等其他制造业。在此条件下，国别之间的分工，便由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的产业之间的分工，转变为制成品内部不同要素密集的部件或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产业升级不仅仅是产业链的升级，还更多表现为从OEM到ODB再向OBM的功能升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按要素禀赋进行分工，还利用其在技术和市场渠道、品牌、甚至是矿石原料等产业链两端方面所形成的市场势力，促使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企业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产能和降价，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模式治理之下的市场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加工制造环节由于进入门槛低，产能扩张很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利润来源越来越转向两端，形成所谓“微笑曲线”。
（二）源于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住房、汽车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升级，加大了对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需求。根据国际经验，无论是按人均收入水平的截面分析，还是发达国家和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都可以看出工业化中期显著的重化工化趋势。重化工化的动力来自积累的迅速提高和需求结构的快速转变两个方面。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积累率，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供给；而最终需求结构迅速变化，消费品内部由以衣食为主向住、行为主转变，中间产品需求份额不断提高，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大规模建设交通等基础设施，直接导致了以能源、原材料、化工及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希望在短时期内实现赶超目标，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更加加剧这一矛盾。发达国家的经验还表明，工业化中期还是环境污染强度上升时期。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遇到资源、环境的压力，面临“增长的极限”。发达国家经济主要是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后，依靠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才成功地摆脱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成功地实现了以要素投入为主，向依靠技术和知识等软投入为主的转型。
（三）根源在于追求数量增长的体制机制环境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决定了当前的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了与数量增长相适宜的制度；在考核方式和观念上，对实物资本的重视，而对研发、服务、品牌等软性资本重视不够，在体制上也没有形成有利于上述软性资本形成的环境条件，这也为形成结构性缺陷埋下了伏笔，并放大了投资和重化工业的贡献，放大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一是由于财政分灶吃饭和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征收的财税体制，刺激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其影响，人为降低土地、环境、人工成本和影响信贷，甚至不惜用零地价和财政补贴等方式来吸引投资，盲目发展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而对资源环境影响大的重化工业，甚至越是小规模企业所需要的政府审批级别越低，越容易得到批准。
二是政府干部和国有企业政绩考核体系还不尽科学合理。追求GDP增长成为事实上的政绩考核目标，而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环保、生态和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考核和约束不足。对国有企业考核侧重于短期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考核方式，还是在观念上，政府部门、企业领导、银行等可以接受对建厂、购买设备等看得见的实物投资失误，而对研发、服务能力建设、品牌培育等软性资本投资支持远远不够。
三是扭曲的资源和要素价格与环境的低约束，强化了要素密集型和粗放型增长，造成了对资源和生产要素过度需求和浪费。同时，对低要素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而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培育等关键环节的滞后，还使得我国用工主要集中于对较低文化劳动者的需求，而大学生等较高文化层次劳动者就业困难。
三、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传统的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进行系统设计，统筹谋划，摆脱“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带来的困扰。
（一）发展战略摆脱对传统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促进由单纯依靠成本、价格竞争转向更多地依靠质量、品牌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
过去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各级政府招商引资也主要依靠土地、廉价劳动力、厂房、资源和低环境成本的要素条件。这无疑增加了物质财富，但也极大地消耗了资源、能源，对环境也带来了很大影响。但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忽视了质量、品牌和服务，忽视了充分挖掘物资消费背后的价值。发挥比较优势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但可以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经由企业来实现。而提升比较优势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最大程度地挖掘内在价值，则需要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品牌培育和观念更新，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和政府的推动。比如，在关键环节，通过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强化信用体系等相关制度建设，降低外部风险，重点支持自主创新品牌培育和专门化分工；在结构上，促进能够有效改善市场结构的排头兵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当今国际竞争已经由单纯的要素禀赋的竞争转向要素禀赋与创新竞争并存。一方面，发挥比较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缓解就业矛盾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要求保持中国的独立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由经济大国成长为经济强国，在大国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与此相关的是要改变单纯依靠要素禀赋和价格竞争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努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竞争战略与增长方式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如果竞争战略以追求低成本为定位，那么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则将沿着按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径，靠大规模的自动化设备更新来实现；如果在生产能力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依然立足价格竞争，那么就会偏向传统工业化的劳动节约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路径依赖，就业压力会更大。如果竞争战略已立足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靠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响应速度等能力建设和无形资本投资来实现。
（二）提升要素禀赋，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
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要求在工业化水平还不很高的情况下，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不同于发达国家以人力节约为主的技术进步，要求在推进技术进步过程中，重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关键是要处理好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阶段性循序渐进与跨越式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充分重视技术和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要加快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加快进步速度。
要从依靠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等创新为主导的阶段，关键是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与之相对照，我国面临着研发水平低、投入少和劳动力素质难以适应的现实。我国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人才短缺，形成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此，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结构，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比较优势，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保障。
（三）产业结构调整重心从注重比例关系到提升关键环节的转变
根据产业结构主要矛盾的变化，适应WTO规则要求，政策重心应由过去的部门倾斜式结构性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结构政策为主、兼顾倾斜式结构性政策转变，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种途径，重点支持研发、设计、营销网络、品牌培育、供应链管理、专门化分工等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并着力改善信息化外部环境。在继续推进实施并细化国家创新战略的基础上，推出“国家创新设计计划”、“国家标准化计划”、“国家品牌计划”、“国家营销计划”、“国家节能减排计划”等。即使是当前正着力推进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也应该将其结构性支持与功能性支持结合起来，避免再次陷入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而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依靠国外的状况。
（四）加快信息化，强化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发展模式创新
不同于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以后才开始信息化，我们可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信息化，充分利用信息化重新塑造工业化，通过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工业化带动信息化。通过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运用以及树立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由过去的先污染后治理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模式，转变为在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环境友好型工业化。事实证明，通过信息技术的利用和强化自主创新，可以创新出高效率、节约型、少排放的新的业态或工艺流程（比如电石生产由过去的封闭炉到今天的密闭炉，可以使得三废排放大幅度下降。根据客户的需要按照订单生产，可以减少库存，最大限度地挖掘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可以使得产品中包含的服务和信息内容越来越多，甚至后续服务增值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生产质量的“零缺陷”、流通过程的“零库存”和服务质量的“零抱怨”，等等。
（五）创新体制机制，满足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要求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我国近几年重化工业的较快增长和以要素投入为主导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地方政府人为推动和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环境也是重化工业过快发展、对要素投入过度依赖的重要原因。由于发展重化工业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值效应更加明显，在以生产性增值税为基础的分税制条件下，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对投资重化工业采取鼓励，放纵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资本、土地的相对价格和环境成本被人为的压低，也降低了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投资成本。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财税体制、政绩考核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
2、建立有利于突破关键环节、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宜的制度环境
——针对价值链两端环节的交易特点，建立与生产性服务业相适宜的制度和规范，应大力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尤其是制定各类服务评价标准，建立评估机构；强化对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建立和健全诚信体系、质量监督体系。
——加快金融、铁路、电力、电信、民航、港口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经营、投资限制。尤其是要加强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建立与创新型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适应的投融资机制。
——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检测、检验、信息等公共服务平台，提高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
——将研发、设计、创意等技术服务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
——降低跨行政区域要素、商品流动成本，着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的价值链和供应链。
——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对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的保护力度。同时，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法规的建立健全，为促进分工细化深化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品牌创新提供制度性条件。
——加大协调和组织力度，促进重大攻关项目的联合和协作。
（六）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建立过剩产能正常退出机制
政府应选好着力点。产能规模多少算合理，应该交由市场和企业来判断；淘汰落后产能的依据不应该是产能过剩，而应该是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等环境和技术准入标准，同时，要建立过剩产能正常退出机制，着力纠正因价格扭曲、地方政府主导带来的、外部负效应明显的产能过剩。
——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提高环境准入标准和技术准入标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问责制，加速淘汰落后能力。
——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达成共识的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可以在促进重组、金融支持、债务处理、财税分配、再就业培训、补贴设备淘汰等方面加以支持。
（七）大力促进国际化经营，支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经营网络
尽快解决国际化人才培育、外汇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外海投资的体制机制问题。
——拓宽国际化经营模式，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体系。建立海外联合采矿、联合建厂加工的一体化项目合作机制。
——支持品牌经营、在主销市场建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等营销网络。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推进我国比较优势下降的产业进行转移。
——积极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资源。到发达国家创新聚集地设立研发设计机构，提高技术实力，拓宽技术来源。
（八）树立新的消费理念、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产方式，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在工业化的同时，高度重视资源能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大力提倡低碳消费理念和低碳消费方式，动员全社会参与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强化资源的分类利用原则。积极扩大对可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利用，搞好基地建设和布局；对不可持续资源，强调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综合利用。
——把推进传统产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的新型化作为节能减排的重点。提高环境准入、市场准入和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装备，大力推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和绿色制造技术。以产业链为纽带，从企业、园区、区域三个层次，推进发展循环经济。
（王岳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一、“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使得我国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我国产业结构基本上分享了经济的增长效应，但协调效应、分配效应和就业效应不理想，环境效应问题比较突出，并且在总体上具有名义高度化较快而实际高度化不足的特征。
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比较快。一是以制造业占GDP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等深加工部门比重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等方面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升级和高度化的特征，并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二是产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装备制造表现尤为突出。
其次，我国自主技术创新不足，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引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由此导致产业结构实际高度化不足。一是资源和能源消耗比较大，增加值率低；二是加工深度不足，初级产品比重比较大；三是实际上的技术密集程度远远低于名义水平。
二、导致“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的成因
（一）源于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全球分工不断深化，产品生产按照技术复杂程度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节点在全球进行布局。利润来源也越来越多环节化，从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物流配送、营销、品牌，售后服务，最后直至产品生产终结的废品回收，其中，加工制造在利润来源中的地位越来越小，服务环节越来越成为利润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这样发达国家就将重点放到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将关键部件和设备的生产放到韩国、台湾等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环节或部件的加工生产。这种分工方式从电子信息产业，延伸到汽车等其他制造业。在此条件下，国别之间的分工，便由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的产业之间的分工，转变为制成品内部不同要素密集的部件或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产业升级不仅仅是产业链的升级，还更多表现为从OEM到ODB再向OBM的功能升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按要素禀赋进行分工，还利用其在技术和市场渠道、品牌、甚至是矿石原料等产业链两端方面所形成的市场势力，促使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企业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产能和降价，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模式治理之下的市场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加工制造环节由于进入门槛低，产能扩张很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利润来源越来越转向两端，形成所谓“微笑曲线”。
（二）源于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住房、汽车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升级，加大了对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需求。根据国际经验，无论是按人均收入水平的截面分析，还是发达国家和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都可以看出工业化中期显著的重化工化趋势。重化工化的动力来自积累的迅速提高和需求结构的快速转变两个方面。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积累率，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供给；而最终需求结构迅速变化，消费品内部由以衣食为主向住、行为主转变，中间产品需求份额不断提高，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大规模建设交通等基础设施，直接导致了以能源、原材料、化工及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希望在短时期内实现赶超目标，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更加加剧这一矛盾。发达国家的经验还表明，工业化中期还是环境污染强度上升时期。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遇到资源、环境的压力，面临“增长的极限”。发达国家经济主要是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后，依靠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才成功地摆脱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成功地实现了以要素投入为主，向依靠技术和知识等软投入为主的转型。
（三）根源在于追求数量增长的体制机制环境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决定了当前的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了与数量增长相适宜的制度；在考核方式和观念上，对实物资本的重视，而对研发、服务、品牌等软性资本重视不够，在体制上也没有形成有利于上述软性资本形成的环境条件，这也为形成结构性缺陷埋下了伏笔，并放大了投资和重化工业的贡献，放大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一是由于财政分灶吃饭和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征收的财税体制，刺激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其影响，人为降低土地、环境、人工成本和影响信贷，甚至不惜用零地价和财政补贴等方式来吸引投资，盲目发展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而对资源环境影响大的重化工业，甚至越是小规模企业所需要的政府审批级别越低，越容易得到批准。
二是政府干部和国有企业政绩考核体系还不尽科学合理。追求GDP增长成为事实上的政绩考核目标，而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环保、生态和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考核和约束不足。对国有企业考核侧重于短期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考核方式，还是在观念上，政府部门、企业领导、银行等可以接受对建厂、购买设备等看得见的实物投资失误，而对研发、服务能力建设、品牌培育等软性资本投资支持远远不够。
三是扭曲的资源和要素价格与环境的低约束，强化了要素密集型和粗放型增长，造成了对资源和生产要素过度需求和浪费。同时，对低要素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而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培育等关键环节的滞后，还使得我国用工主要集中于对较低文化劳动者的需求，而大学生等较高文化层次劳动者就业困难。
三、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传统的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进行系统设计，统筹谋划，摆脱“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带来的困扰。
（一）发展战略摆脱对传统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促进由单纯依靠成本、价格竞争转向更多地依靠质量、品牌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
过去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各级政府招商引资也主要依靠土地、廉价劳动力、厂房、资源和低环境成本的要素条件。这无疑增加了物质财富，但也极大地消耗了资源、能源，对环境也带来了很大影响。但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忽视了质量、品牌和服务，忽视了充分挖掘物资消费背后的价值。发挥比较优势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但可以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经由企业来实现。而提升比较优势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最大程度地挖掘内在价值，则需要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品牌培育和观念更新，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和政府的推动。比如，在关键环节，通过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强化信用体系等相关制度建设，降低外部风险，重点支持自主创新品牌培育和专门化分工；在结构上，促进能够有效改善市场结构的排头兵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当今国际竞争已经由单纯的要素禀赋的竞争转向要素禀赋与创新竞争并存。一方面，发挥比较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缓解就业矛盾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要求保持中国的独立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由经济大国成长为经济强国，在大国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与此相关的是要改变单纯依靠要素禀赋和价格竞争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努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竞争战略与增长方式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如果竞争战略以追求低成本为定位，那么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则将沿着按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径，靠大规模的自动化设备更新来实现；如果在生产能力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依然立足价格竞争，那么就会偏向传统工业化的劳动节约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路径依赖，就业压力会更大。如果竞争战略已立足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靠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响应速度等能力建设和无形资本投资来实现。
（二）提升要素禀赋，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
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要求在工业化水平还不很高的情况下，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不同于发达国家以人力节约为主的技术进步，要求在推进技术进步过程中，重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关键是要处理好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阶段性循序渐进与跨越式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充分重视技术和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要加快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加快进步速度。
要从依靠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等创新为主导的阶段，关键是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与之相对照，我国面临着研发水平低、投入少和劳动力素质难以适应的现实。我国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人才短缺，形成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此，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结构，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比较优势，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保障。
（三）产业结构调整重心从注重比例关系到提升关键环节的转变
根据产业结构主要矛盾的变化，适应WTO规则要求，政策重心应由过去的部门倾斜式结构性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结构政策为主、兼顾倾斜式结构性政策转变，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种途径，重点支持研发、设计、营销网络、品牌培育、供应链管理、专门化分工等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并着力改善信息化外部环境。在继续推进实施并细化国家创新战略的基础上，推出“国家创新设计计划”、“国家标准化计划”、“国家品牌计划”、“国家营销计划”、“国家节能减排计划”等。即使是当前正着力推进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也应该将其结构性支持与功能性支持结合起来，避免再次陷入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而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依靠国外的状况。
（四）加快信息化，强化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发展模式创新
不同于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以后才开始信息化，我们可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信息化，充分利用信息化重新塑造工业化，通过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工业化带动信息化。通过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运用以及树立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由过去的先污染后治理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模式，转变为在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环境友好型工业化。事实证明，通过信息技术的利用和强化自主创新，可以创新出高效率、节约型、少排放的新的业态或工艺流程（比如电石生产由过去的封闭炉到今天的密闭炉，可以使得三废排放大幅度下降。根据客户的需要按照订单生产，可以减少库存，最大限度地挖掘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可以使得产品中包含的服务和信息内容越来越多，甚至后续服务增值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生产质量的“零缺陷”、流通过程的“零库存”和服务质量的“零抱怨”，等等。
（五）创新体制机制，满足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要求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我国近几年重化工业的较快增长和以要素投入为主导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地方政府人为推动和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环境也是重化工业过快发展、对要素投入过度依赖的重要原因。由于发展重化工业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值效应更加明显，在以生产性增值税为基础的分税制条件下，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对投资重化工业采取鼓励，放纵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资本、土地的相对价格和环境成本被人为的压低，也降低了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投资成本。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财税体制、政绩考核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
2、建立有利于突破关键环节、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宜的制度环境
——针对价值链两端环节的交易特点，建立与生产性服务业相适宜的制度和规范，应大力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尤其是制定各类服务评价标准，建立评估机构；强化对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建立和健全诚信体系、质量监督体系。
——加快金融、铁路、电力、电信、民航、港口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经营、投资限制。尤其是要加强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建立与创新型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适应的投融资机制。
——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检测、检验、信息等公共服务平台，提高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
——将研发、设计、创意等技术服务企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
——降低跨行政区域要素、商品流动成本，着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的价值链和供应链。
——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对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的保护力度。同时，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法规的建立健全，为促进分工细化深化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品牌创新提供制度性条件。
——加大协调和组织力度，促进重大攻关项目的联合和协作。
（六）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建立过剩产能正常退出机制
政府应选好着力点。产能规模多少算合理，应该交由市场和企业来判断；淘汰落后产能的依据不应该是产能过剩，而应该是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等环境和技术准入标准，同时，要建立过剩产能正常退出机制，着力纠正因价格扭曲、地方政府主导带来的、外部负效应明显的产能过剩。
——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提高环境准入标准和技术准入标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问责制，加速淘汰落后能力。
——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达成共识的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可以在促进重组、金融支持、债务处理、财税分配、再就业培训、补贴设备淘汰等方面加以支持。
（七）大力促进国际化经营，支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经营网络
尽快解决国际化人才培育、外汇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外海投资的体制机制问题。
——拓宽国际化经营模式，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体系。建立海外联合采矿、联合建厂加工的一体化项目合作机制。
——支持品牌经营、在主销市场建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等营销网络。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推进我国比较优势下降的产业进行转移。
——积极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资源。到发达国家创新聚集地设立研发设计机构，提高技术实力，拓宽技术来源。
（八）树立新的消费理念、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产方式，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在工业化的同时，高度重视资源能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大力提倡低碳消费理念和低碳消费方式，动员全社会参与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强化资源的分类利用原则。积极扩大对可再生性资源的开发利用，搞好基地建设和布局；对不可持续资源，强调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综合利用。
——把推进传统产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的新型化作为节能减排的重点。提高环境准入、市场准入和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装备，大力推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和绿色制造技术。以产业链为纽带，从企业、园区、区域三个层次，推进发展循环经济。
（王岳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