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姐40岁出头，平时在香港生活，偶尔会回深圳。
　　大陆放长假，她回来，因为那时香港会比较拥挤;其他时间回来的话，一般是因为要和新的租客签订租赁合同，或者和退租的租客结算押金。她在深圳福田区梅林新村有一幢7层的房子，地下一层自用，上面6层出租。在没有房间闲置的情况下，每月能收约3.6万元的租金。
　　为数不多的深圳原住民，从这个摆脱了“罗马非一日建成”的西谚限制的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土地红利。他们成了令人歆羡的富裕阶层，毫不费力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珠三角其他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也有许多人依靠土地，摆脱了谋生的艰辛，安享平稳的生活。
　　不过，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看，这样的生活都暗藏隐忧。

好 运

　　直到今天，深圳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奇迹。原来零散分布着的一些小渔村、小农村，一阵政策东风拂过之后，竟然快速崛起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
　　城市发展需要土地，地处未来城市范围内的农民就被好运砸中。
　　花姐家在上梅林，1980年代以前，这里有四五个村子，有客家村，也有白话村。那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瓦房，依靠务农为生。
　　“80年代，邓小平搞发展，我们村成立了股份公司，把土地都收起来折股，或者出卖，田不用耕了，每家分了一块宅基地，200平方米，还分了一点建房子的钱。”花姐说，那时大家钱不多，但建设费用也低，一般只建一层，主要还是用于自住。
　　花姐那时还是小孩子，这些故事都是听老人说的。没有田地之后，男人们就去香港务工赚钱。到了1990年代中期，勤俭的农民们带着赚回的钱回到村里加房，以5层到7层为主。十几年的发展，城市已经颇具规模，外来人口日益增多，所以这时加建或新建的房子不再是为了自住了，而是放眼于出租。
　　村民们开始获得租金。
　　男人们有的继续在香港工作，有的用积蓄做起了生意，钱生钱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后，又兴起了一波加建楼层的浪潮，最高的建到十五六层。出租带来的收入让大家为建房倾尽所能，不够就找亲戚朋友借。“也好在把握了机会，因为那时人工和材料都便宜，现在再建的话，就建不起了。”
　　现在村子里有200多栋高矮不一用于出租的房子，最矮的也有四五层。
　　花姐的房子有7层，都是两房一厅的格局，每层有3个套间，每个套间目前的租金是2000元左右。
　　这是没有电梯的房子的租价，那些配了电梯的十几层的楼房，单间也能租1000多元，房主一家仅房租就月入十几万元，也不是新鲜事。因此，在村子里花姐还不算是有钱人，如果有一个更有本事的父亲，早年赚更多的钱建更高的楼，下一代就会生活得更富足了。
　　尽管如此，7层的楼房也足以让作为独生女的花姐从成长至结婚、生子，从来不用为经济问题发愁。丈夫在香港有工作，在当地收入不算高，但一家人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可以随时买想买的东西，去想去的地方，炒掉想炒的老板。
　　无论怎样的一个村子，有富人也总有穷人，但梅林新村没有“像样的穷人”，总之就算不干活，三餐也有着落。
　　“但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大部分还是都出去工作的，游手好闲的毕竟是极少数。”花姐说。

　　工业化发展，使得原来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洗脚上田”，然而他们的生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不但没有削弱，还捆绑得更紧密了。

继续建房

　　流动着的中国，房子的魅力日甚一日地增长。
　　老朱是惠州博罗县人，也是40多岁，在中山开着一家文化公司，娶了一个中山本地籍的老婆，他老婆被朋友们称为“地主”，因为她有很多房子出租。
　　1998年，老朱结婚的时候，已经在东升镇上买了一套138平方米的商品房，但丈母娘仍要求他尽快买一块地，自建一栋房子。在他丈母娘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就躬逢工业化发展之盛，家家户户建房子，有房出租，现世安稳。
　　“中山本地人不喜欢商品房，他们觉得物业费交得冤枉，同时他们还是农耕时代的生活习惯，喜欢独门独栋，受不了与陌生人为邻。”老朱说。所以2000年，他又在东升镇中心区买了一块160平方米的流通土地，建了一栋5层的楼房。
　　这栋房子完全按照出租的要求建设，一楼门面，上面4层全部是一房一厅，每层5套，一共有20套，每套都带洗手间，还有一个小阳台。租金一开始是每套每月350元，现在升到了500元，八九成都能租出去，加上门面，这一栋房子每月带来1万多元收入。
　　设计套间格局的时候，老朱有很独到的考虑。他瞄准了工厂里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些人一个月有几千元收入，他们的身份不适合去住很低端的农民房，但住小区商品房负担又太大，一房一厅，有简单装修，最适合他们。“当然，更重要的一层考虑是，租给这些人很稳定。普通的工人流动性太大，管理起来很麻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好多低端出租屋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这里明显影响小一些。”
　　不过，水电、下水道、热水器坏一下，也很折腾房东，所以老朱请了自己的姐姐负责为自己打理出租屋。
　　后来，老朱夫妻又在中山市区买了另外一套房子居住，东升镇那套138平方米的商品房也租出去了，2000多元一个月。
　　“所以即使不干活，也能保障生活，可以说没有什么生活压力。”老朱说。
　　“这并不值得羡慕，在中山，比我有更多房子的人多的是。”老朱说，“我们广东人，这方面观念比较强，有了钱就买地，盖楼，或者买房。房子出租有直接的收入，还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我当时买那栋房子的地，七八百元一平方米，现在已经涨到四五千元，那时盖起5层楼，只花了60多万元，现在200万都不一定够。” 　　事业发展顺利，所以老朱继续盖房子。在博罗县的农村老家，他把平房拆掉，建了3层半的楼房，一共有420平方米，只有父母在住。
　　老朱依然打算在中山继续买房。“其实最好还是买地自己建，但现在一方面地太贵，另一方面两三百平方米的小块土地，基本找不到了，所以以后只能买商品房。”

“食利者”

　　在中山，本地村民建房子的资金，常常是来自征地。有些村子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家家户户都能分到几十万元，自有宅基地，就足够建房了。
　　能将这些突然得到的财富用于建房的属于本分的人，有些人则会很快挥霍一空。老朱说，经常看到这种现象：某个村子征了地，分了钱，这个村子里面或者周边一下子就会涌现出大批地下赌场，玩麻将、三公、老虎机、买大小，都不合法，但有关部门和村里都管得很少。
　　“有些人，专门了解村子征地的消息，哪个村子征地了，就在那里开赌档，把一些不安分的村民的补偿款弄过来。”老朱说，“七八年前，横栏镇的四沙村就是这样，政府征完地，每家每户拿到几十万元，赌档一下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突然有钱了的人，自制力不强的就去参赌，败光征地款的并不少见。”
　　最有前瞻性的人，会把征地款用于投资企业。在中山的石岐、小榄、古镇，1980年代许多村民拿到征地款之后开办了自己的小作坊或小工厂，早期做什么都好赚钱，现在比其他人更富裕一些。不过，这些人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最终回到买地建房的路上，他们的想法和老朱一样。
　　工业化发展，使得原来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洗脚上田”，然而他们的生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不但没有削弱，还捆绑得更紧密了。当农民的时候，土地是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成为城市居民以后，吃租金成了许多人实现“财务自由”的最终途径。
　　“别人说我们是食利者，但我觉得无可厚非吧，一方面我们是合法的，能租出去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确有需要。”老朱说，“另一方面过去穷怕了，甚至饿怕了，事实上建房买房，是因为担心苦日子再现，我们要确保它一去不复返。我们也没有什么安全感，靠国家保障你能有多少信心？”
　　老朱承认，可持续的土地红利，的确会对个人就业的积极性产生影响，有一部分人有房放租就不肯工作。“但是在这个社会上，不也有一部分人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一样不工作吗？看你的生活目标是怎样的而已。”

被土地绑架的生活

　　69岁的通叔是东莞南城街道一个城中村的居民，他刚刚失去了一名房客，因为这个广西小伙子所在的企业春节后就要关闭了。如果不能及时招到新的租客，他每个月将减少350元的收入。
　　他和老朱一样有一栋5层楼的房子，不过，他属于老朱所说的那种低端出租屋的房东。
　　“我这房子是80年代建的，那时候搞工业嘛，村里把土地集中起来建厂房出租，把我们的宅基地挪到这个地方，一家一块，随便你建多少层。”通叔说。
　　村民们1980年代建房子，就是计划着用于出租的，租给收入处于底层的外来人员。“单身的工人有宿舍，不用租房，但如果交了男女朋友，也会有需要。比较稳定的是文员、仓管这样的员工，他们不愿意住几个人一间的宿舍，又租不起有花园的小区。还有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出来也没有什么钱，会租我们的房子。”
　　通叔的5层楼，一层自住，上面4层，每层各有4个单元，如果全部租出去，每个月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孩子们都工作，也买了房子，这些租金足以维持老两口的生活。
　　通叔最怕听到的消息是，又有工厂要关门、倒闭或者搬离东莞，因为这意味着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底层人口可能会减少，而他们正是本地房东所依赖的“衣食父母”。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放租生活似乎随时面临塌陷的危险。
　　事实上从2008年起，东莞本地众多以租房为生的人群就已经受到舆论广泛批评，“食利阶层”的概念也早已为东莞人所熟悉。不过，“食利阶层”并不等同于生活富裕的阶层，而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任何不妥。
　　原来耕种的土地没有了，生活来源转变为依靠房屋出租，这在他们看来不但不是寄生，反而是一种牺牲。通叔不当农民已经30年，但看上去仍然是一个老农民的形象。“我们老人家，没文化，进不了工厂，也搞不懂做生意的事情，田没有了，都贡献给国家搞工业了，不靠租房，我们怎么生活？”
　　物业租赁是东莞所有村子的生存方式，个人和村集体均以“要素”参与分配，但“要素”是以一种最没有生产性的方式介入分配链条的。一名长期研究东莞经济的广州学者说，在东莞，村集体自办企业获得成功的例子，目前还没有发现。
　　村集体的物业主要是厂房、商用楼房，租给企业，而村民则把出租屋租给企业员工和其他外来谋生者。这使得村民和村集体都被土地红利所绑架，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物业出租乏力，当地人的生活就会陷入窘境。
　　这一事实反过来绑架了政府的经济决策方向，因为任何可能导致企业（包括高污染企业）流失的政策都会受到村民的强烈反弹，以及村集体的消极抵抗。
　　同时它也在绑架村子的基层政治生活，想要竞选村主任、村支书，首先要向村民承诺的就是增加或至少不减少村民的分红，而这在日益走下坡路的租赁经济面前基本无法达致—东莞已经连续多年有超过一半的村集体收不抵支。然而人们坚持分红不能少，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村子借债分红、贷款分红的怪现状。
　　诚然，土地食利行为是合法的，在个人层面也不应搞道德批判，但如果一个群体的生计已经发展到严重依赖土地食利的程度，就应该警醒了。
　　花姐说，她和村民们也感觉到了压力，政府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把土地收回，而以商品房补偿，放租生活将来可能难以为继，如皇岗的渔民村的土地，早前就已经被征收了。“好就好在，不干活的都是老人了，年轻人基本都有自己的工作。”
　　工作，才是最可靠的谋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