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教训的“齐尔考特报告”在历经七年之后，终于于7月面世了。人们在对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判断及流程上出错，导致英美两国一道卷入伊拉克战争的狂热关注中，真正的教训却有可能被忽略掉。
　　许多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战争的失败证明西方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既徒劳又不道德。但我们不能根据上一次干涉行动的成败来评估干涉行动的效果。正是这样的逻辑，导致比尔·克林顿政府1993年介入索马里失败后，未能于第二年采取行动制止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现在回想起来，制止那次种族大屠杀本来可以只需要非常有限的行动。
　　说回到伊拉克战争，干涉行动杀害了数十万伊拉克人并摧毁了这个国家，同时也导致数千名英美士兵因此而丧生。伊拉克行动的悲剧性影响今天仍在继续，因为这次行动已经成为反对一切干涉活动的警示。
　　奥巴马总统一再以避免另一次伊拉克战争为由，拒绝对除伊斯兰国以外的叙利亚势力动武。不仅如此，英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应也影响了决策。
　　事实上，2013年夏奥巴马在拿到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对本国民众使用化学武器的明确证据后，曾非常接近于出兵叙利亚。但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部分因为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未能赢得议会支持对阿萨德政权采取行动。
　　尽管卡梅伦一再警告“目前情况不同于伊拉克，我们不应听任以前错误的幽灵妨碍我们采取行动”，但保守党议员还是与工党反对派议员一道，否决了对叙利亚发起空中打击以惩戒阿萨德化武袭击的动议。空中打击动议被否决后，英国国防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承认是伊拉克战争“毒化”了公众舆论，而前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则表示英国公众“希望我们吸取伊拉克战争的教训。”
　　“齐尔考特报告”发现，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建立在“情报错误的基础之上”，即投入的资源没有达到既定目标，且干预方也并未预料到意想不到的后果。结果导致英国结束长达6年的伊拉克行动时“根本谈不上成功。”这份失败目录不应被解读为反对所有干预行动，而应是确立一系列标准，以保障未来的成功。
　　首先，必须从一切可能的角度交叉审核获得的情报。这条准则在利比亚也并未付诸使用，以至于不断有人质疑数十万人在班加西可能遭受屠杀的初步报告。
　　其次，手段和目的必须至少大概具备一致性。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在一个从未实行过民主并缺乏维护民主所需经济和民间资源的国家实现由独裁到民主的转化。即使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真的存在，同样能够以低得多的代价来实现销毁上述武器的最初目标。
　　第三，实施干预的决策者应当设想最坏而不是最好的情况。不干预的代价必须等同于预期的干预成本，甚至比它还高。
　　上述教训要求，满足高标准才能实施未来的干预行动。拟议中对叙利亚的某些措施至少相对于这样的干预标准可以满足。阿萨德针对本国民众的施暴行为无可辩驳。叙利亚干预行动的公开目标应当是阻止阿萨德大规模屠杀本国民众，上述屠杀已经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叙利亚。通过干预行动亦可说服阿萨德及其支持者，无论和谈的过程多么脆弱，都最好能够通过真正的和谈来解决冲突。
　　实现上述具体目标的手段切实存在，并能产生精准的效果：应当以阿萨德的空军和机场为打击目标。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对叙利亚的危害人类罪罪犯进行了轰炸，但轰炸的目标仅限于伊斯兰国，而非叙利亚政府。
　　最后，如果干预行动未能阻止阿萨德屠杀平民或者为和谈创造条件，叙利亚的情况也不会比今天更糟。人们担忧削弱阿萨德将强化伊斯兰国，而由伊斯兰国控制叙利亚将对西方、中东其他国家甚至叙利亚民众造成更加不利的后果。
　　但阿萨德其实是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直接受益者。伊斯兰国一再强化了2011年3月阿萨德政府上台首次和平抗议以来一直宣传的反恐承诺。而且无论有没有阿萨德的空军配合，全体叙利亚民众都将全力抵抗伊斯兰国。俄罗斯和伊朗也将继续对抗伊斯兰国。
　　“齐尔考特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无疑是正确的：“人们需要对干预行动的任何层面严格进行计算、辩论和质证。”这就是说，干预仍有可能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