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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报道了水利部对河流的普查结果：“《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22909条。而过去统计，我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多条，新旧数据相差了27000多条。”
第二天，中国河流减少一半的新闻铺天盖地，随后被水利部辟谣，而辟谣之后也暴露出更大的荒唐。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河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模糊的家底
我国河流总数为何减少了一半？这个问题成为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一方面确有一些河流因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等而萎缩消失，另一方面，此次普查利用了更精确先进的手段和技术，也是原因之一。
“过去都是90年代我们专家依靠过去的老地图、老资料来进行统计计算的，而这次我们是运用国家1：5万（比例）的最新的地图，再加上遥感影像这些设备，一条河、一条河提取出来的，所以它的准确度应该是更高。”
即使如此，河流减少一半，也仍然惊人。
一位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河流减半的新闻吸引了全部的眼球，但实际上，5万条的数字只是估算值，中国根本不可能有5万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清华大学河流研究所教授王兆印介绍，“以往沿用中国的河流数据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统计结果，那个年代的数据比实际偏高是普遍现象，中国到底有多少河流其实一直是一个空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出现在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年出版的《中国的河流》一书中。书中写道：数量多，流程长，是中国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全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余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580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尚有79条。
其实，只要做做算数题，就可以知道，当年得出的数字，是多么虚妄。
水利部一名专家计算了一下：假设这5万条河流的流域面积都仅有100平方公里，其他两组数据也以此类推，且互不重叠，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计算出中国的河流流域面积到底占多大面积。10000×79+1000×（1580-79）+100×50000=7291000。
这意味着按照1950年代的数据，我国河流流域面积有72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76%。
即便是囿于技术条件，中国当时的专家只能用1：30万的比例尺估算河流数量，但是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知道这个数据的误差很大。
在为我们广阔的河流流域面积骄傲了6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数字。
既然过往的数字不可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河流没有减少一半，可也同时意味着，河流到底是否减少，如果减少，减少了多少，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了。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一个国家的水利部门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底，中国官方过去50年对于河流的管理能力可见一斑。”
消失的河流
可那一条条干涸的河道，告诉每一个人，河流在消失。
在民间，很多学者和环保人士一直在用脚统计着河流。
王兆印解释：河流死亡的原因有三，用水过量、地下水位下降和污染。
王兆印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到北京周围上实践课，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径流量就是考察内容之一。他随口数着北京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潮白河有17条、北运河17条、蓟运河是6条，永定河有9条，大青河有7条。这些河流常年不流水已经超过一半。”
王兆印举例，永定河曾经是水面宽阔的大河，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上游断流只剩干涸的河床。潮白河是北京主要供水河流，水量丰沛，但十年前就有水无流。
北车营的河床已经变成了街道，河道两边是一排排的楼房和平房交错。
北京河流的遭遇也是整个华北平原的河流的缩影。一百年前，华北平原还是一个河流和小溪蜿蜒流淌，沼泽、天然泉水和湿地随处可见的健康生态系统，如今大大小小布满灰尘的河床都在等着二百多天后南水北调中线送来的长江水。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用水量增加了4.5倍，城市、工业和农业争夺着有限的水源。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华北平原严重超采地下水资源，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了地表河流的干涸。”王兆印解释。
国家973计划“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控”项目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北方的河流因为超采而干涸，南方的河流却在被人“嫌弃”。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把“占用河道”看作南方河流最大的杀手。
“中国河流的消失的过程就是从人水争地到人河争水，”李煜讲述他看到南方河流消失的过程，“很多地方河道本来是比较宽的，因为用地不够先是把它缩窄，这个时候用水量增加，工业和生活用水排污也增加，剩下的小河变成臭水沟，然后干脆加个盖子变成了排污管道。”
大江大河们也在走向死亡的悬崖。
从2006年，绿家园志愿者组织每年都会召集环境记者、专家学者考察中国的大河。他们发起的“江河十年行”和“黄河十年行”一直在关注中国主要大河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现状及变迁。
前年，马军在跟随绿家园到虎跳峡梨园峡谷考察，一行人正在感叹风光的秀美，却见峡谷的尽头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和一堵高高的坝墙。如今，梨园峡谷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沙江上一个小小的水库。
八年来，绿家园志愿者的镜头和文字里，黄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被截肢得支离破解，支流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河床。 “不放过一滴水”
“人类对河流无度的使用就开始于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自此河流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今年，王兆印新开了一门课程叫“河流的哲学”，专门讨论中 国河流遇到的问题，他第一次在课堂上用抽象的方式跟同学们讲述中国河流之死，“河流的消失和死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也是社会学、哲学……”
1995年，王兆印在东营参加“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当时大部分地方官员的观点是：发挥每一滴水的作用，不让一滴水白白流进大海。
彼时，黄河水库容总量跟流域的全水量之比已经超过100%。王兆印知道官员的话绝对不是玩笑，“有一个比河流容量大一倍的水库，也就意味着河流怎么流完全由人来支配，洪水来了也可以全部收起来，一滴不入海完全是做得到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毛泽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指引下，黄河流域进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建设，黄河水电开发的历史也由此启幕。
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人们对改造河流的信心也开始高涨。此后，黄河中上游大中型水利枢纽和中小水电站迅速耸起，数不清的阶梯式俨然在万里黄河上架起了一部“电梯”。
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显示，1960年黄河入海年径流量数据为575亿立方米，而到了90年代中期锐减到187亿立方米。
1972年黄河首次季节性断流，此后断水时长逐年增多，直到1997年，黄河爆发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长时间断流：距离入海口700公里长河段228天完全断流，到了7、8月汛期断流仍然继续。
这时候人们才认识黄河水要被用光了。第二年，中央下令限制黄河流域引水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定50立方米每秒的入海流量为黄河预警流量，一旦接近或小于预警流量，将采取关闭附近河段引水闸门等紧急措施。这样，黄河才摆脱了断流的噩梦。
“过去三十年，在很多河段‘黄河’的意义只是一条河床的名字。50立方米的径流量也只能保证黄河有水，实在是杯水车薪”，王兆印的看法比较悲观，黄河作为中国最早开发水电的大河已经无法恢复滔滔河水。
而黄河的命运在中国的大江大河重复上演，水利部这次普查的数据也显示，建国后至今全国修建了超过9万座水库。
病魔缠身
马军曾经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就写道：“50年来，我们在全国打造了8万座以上的水库，修造的堤坝足够垒起几十座万里长城。但是，当大片的森林已经从崇山峻岭间消失，无数湖泊湿地萎缩甚至干涸的时候，我们浩大的工程，却难以阻止中华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病魔缠身……”
2004年，马军到贡嘎山南坡的人宗海水电站考察，那里一年前刚刚建成一座引水式水电站。贡嘎山是中国目前保存得最好的原始林区之一，有不少国家保护的濒危植物和动物。但如今，人宗海水电站的下游遍布乱石堆和焦黄的土，仿佛绿色的大山被劈开了一道道裂痕。
“川西、滇西到处都是这样裸露的河道，”马军介绍，因为西南山区河流的落差一般都很大，很多小水电站采用在山顶打洞然后让河流通过垂直的管道下流，过几百米再把河流引回河道，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水流的势能。“河流就是这样被截成无数的小一段，虽然水还是流动的，但是很多生物却无法生存了。”但在中国更多地方，河流上修起一个挨一个的水电站已经把流水变成了死水。
“我们按照梯级开发的理论，把长江变成一条糖葫芦，这条河不再是连续流动的河流了，而是一个个相对静止的水库。这样的开发的结果，河流就不再存在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认为，中国的水电开发之所以出现这问题，根源在于理论错误，“我们的水利理论是从苏联传来的，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关联和影响，只是追求发电带来经济效益。”
刘树坤最担心的是，“河流静止的结果，原有物种消失掉，河流的生态系统彻底改变。”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则认为，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甚至比河流数量较少的后果严重得多，“自从60年代开展水利工程，钢筋水泥的堤坝就让我们的河流开始走向渠道化，这严重影响了河流和地下水源的连通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极大。”他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才开始普及水利工程环境评估系统，“其实，实实在在做了环评的大水利工程大概也只有三峡一个，通过了环评的三峡如今也在出现水质变差、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更不要说其他根本没有经过环评的小水电站。”
王兆印的观点是，梯级大坝至少对生态没有坏处，在西南地区还会改善生态。但引水式水电站和三峡的高坝大库对河流生态的破坏绝对是致命的。
污染同样是河流的一场重病，污染虽然不会让直接河流消失，但是在三分之二城市缺水的中国，污染无疑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
制作了《中国水污染地图》马军几乎到过中国所有受污染的河流，他坦言污染和河流消失之间也不无关联。他亲眼目睹镇江的农村，短短几年间一条条小河从能够清澈见底到变为垃圾场，然后村里不得不把河流填平或者堵死。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是一首河南的民谣，却真实地反映了淮河由“生”而“死”成为经济发展牺牲品的历程。
解药
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写在1999年，那时候他选择用“病魔缠身”四个字来当时中国的河流。百年不遇的洪水，黄河断流超过二百天，在城市大爆发的内河污染，海水赤潮三百多次，这些都逼迫这人们正视水危机的问题。但是，十四年过去，中国河流之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病入膏肓。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坐等河流死去，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在试图给河流寻找解药。
1972年，周恩来派曲格平带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虽然代表团因阶级斗争而去，对环境和发展只字不提，但却带回了环保的意识，中国最早开始寻找河流污染的解药也由此开始。1973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召开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讨论如何治理河流污染。
2009年，国务院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该项目在“十一五”期间总资金投入112.66亿元，“十二五”期间计划投入140亿元。
但是，治理污染的速度从来都跟不上污染河流的速度。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上，黑线代表着劣V类重污染河流，列出了超过12万条企业污染记录。“我们不能直接救亡河流，”马军用鼠标圈了一下电脑屏幕上布满黑线的污染地图，颇为肯定地说，“但是我们能把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引入环境管理中来。有了水污染地图公布的污染记录，公众就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理。”
“公众参与”其实也是一个尝试，马军坦言保护河流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公众参与得不够：包括公益组织，关心环境的人没有机会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
“决策权往往在官员和开发商的手中。掠夺资源、纵容污染企业可以促进GDP，对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而言是有利的，他们没有保护环境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些人破坏了江河，却还要让他们来管理我们的江河，”马军说，“改变决策机制不仅是治理污染的解药，也是保护中国河流的解药。”
今年年初，马军去考察丹江口水库水质，不禁惊讶于这一池清水，开阔的湖面，清澈的湖水，没有开发，没有污染，“17个月后，这里的水要运往京畿地区，这一池清水是南水北调的政治意义换来的，说明如果政府想管还是可以管得好。”
“管好一池湖水又能如何？”看着碧绿的汉江水，马军反倒忧心起来，等到南水北调的救命水真的朝着北方流去，带来的也许会又一轮掠夺和瓜分。到那时，河流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第二天，中国河流减少一半的新闻铺天盖地，随后被水利部辟谣，而辟谣之后也暴露出更大的荒唐。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河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模糊的家底
我国河流总数为何减少了一半？这个问题成为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一方面确有一些河流因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等而萎缩消失，另一方面，此次普查利用了更精确先进的手段和技术，也是原因之一。
“过去都是90年代我们专家依靠过去的老地图、老资料来进行统计计算的，而这次我们是运用国家1：5万（比例）的最新的地图，再加上遥感影像这些设备，一条河、一条河提取出来的，所以它的准确度应该是更高。”
即使如此，河流减少一半，也仍然惊人。
一位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河流减半的新闻吸引了全部的眼球，但实际上，5万条的数字只是估算值，中国根本不可能有5万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清华大学河流研究所教授王兆印介绍，“以往沿用中国的河流数据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统计结果，那个年代的数据比实际偏高是普遍现象，中国到底有多少河流其实一直是一个空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出现在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年出版的《中国的河流》一书中。书中写道：数量多，流程长，是中国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全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余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580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尚有79条。
其实，只要做做算数题，就可以知道，当年得出的数字，是多么虚妄。
水利部一名专家计算了一下：假设这5万条河流的流域面积都仅有100平方公里，其他两组数据也以此类推，且互不重叠，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计算出中国的河流流域面积到底占多大面积。10000×79+1000×（1580-79）+100×50000=7291000。
这意味着按照1950年代的数据，我国河流流域面积有72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76%。
即便是囿于技术条件，中国当时的专家只能用1：30万的比例尺估算河流数量，但是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知道这个数据的误差很大。
在为我们广阔的河流流域面积骄傲了6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数字。
既然过往的数字不可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河流没有减少一半，可也同时意味着，河流到底是否减少，如果减少，减少了多少，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了。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一个国家的水利部门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底，中国官方过去50年对于河流的管理能力可见一斑。”
消失的河流
可那一条条干涸的河道，告诉每一个人，河流在消失。
在民间，很多学者和环保人士一直在用脚统计着河流。
王兆印解释：河流死亡的原因有三，用水过量、地下水位下降和污染。
王兆印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到北京周围上实践课，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径流量就是考察内容之一。他随口数着北京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潮白河有17条、北运河17条、蓟运河是6条，永定河有9条，大青河有7条。这些河流常年不流水已经超过一半。”
王兆印举例，永定河曾经是水面宽阔的大河，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上游断流只剩干涸的河床。潮白河是北京主要供水河流，水量丰沛，但十年前就有水无流。
北车营的河床已经变成了街道，河道两边是一排排的楼房和平房交错。
北京河流的遭遇也是整个华北平原的河流的缩影。一百年前，华北平原还是一个河流和小溪蜿蜒流淌，沼泽、天然泉水和湿地随处可见的健康生态系统，如今大大小小布满灰尘的河床都在等着二百多天后南水北调中线送来的长江水。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用水量增加了4.5倍，城市、工业和农业争夺着有限的水源。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华北平原严重超采地下水资源，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了地表河流的干涸。”王兆印解释。
国家973计划“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控”项目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北方的河流因为超采而干涸，南方的河流却在被人“嫌弃”。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把“占用河道”看作南方河流最大的杀手。
“中国河流的消失的过程就是从人水争地到人河争水，”李煜讲述他看到南方河流消失的过程，“很多地方河道本来是比较宽的，因为用地不够先是把它缩窄，这个时候用水量增加，工业和生活用水排污也增加，剩下的小河变成臭水沟，然后干脆加个盖子变成了排污管道。”
大江大河们也在走向死亡的悬崖。
从2006年，绿家园志愿者组织每年都会召集环境记者、专家学者考察中国的大河。他们发起的“江河十年行”和“黄河十年行”一直在关注中国主要大河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现状及变迁。
前年，马军在跟随绿家园到虎跳峡梨园峡谷考察，一行人正在感叹风光的秀美，却见峡谷的尽头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和一堵高高的坝墙。如今，梨园峡谷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沙江上一个小小的水库。
八年来，绿家园志愿者的镜头和文字里，黄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被截肢得支离破解，支流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河床。 “不放过一滴水”
“人类对河流无度的使用就开始于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自此河流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今年，王兆印新开了一门课程叫“河流的哲学”，专门讨论中 国河流遇到的问题，他第一次在课堂上用抽象的方式跟同学们讲述中国河流之死，“河流的消失和死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也是社会学、哲学……”
1995年，王兆印在东营参加“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当时大部分地方官员的观点是：发挥每一滴水的作用，不让一滴水白白流进大海。
彼时，黄河水库容总量跟流域的全水量之比已经超过100%。王兆印知道官员的话绝对不是玩笑，“有一个比河流容量大一倍的水库，也就意味着河流怎么流完全由人来支配，洪水来了也可以全部收起来，一滴不入海完全是做得到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毛泽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指引下，黄河流域进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建设，黄河水电开发的历史也由此启幕。
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人们对改造河流的信心也开始高涨。此后，黄河中上游大中型水利枢纽和中小水电站迅速耸起，数不清的阶梯式俨然在万里黄河上架起了一部“电梯”。
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显示，1960年黄河入海年径流量数据为575亿立方米，而到了90年代中期锐减到187亿立方米。
1972年黄河首次季节性断流，此后断水时长逐年增多，直到1997年，黄河爆发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长时间断流：距离入海口700公里长河段228天完全断流，到了7、8月汛期断流仍然继续。
这时候人们才认识黄河水要被用光了。第二年，中央下令限制黄河流域引水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定50立方米每秒的入海流量为黄河预警流量，一旦接近或小于预警流量，将采取关闭附近河段引水闸门等紧急措施。这样，黄河才摆脱了断流的噩梦。
“过去三十年，在很多河段‘黄河’的意义只是一条河床的名字。50立方米的径流量也只能保证黄河有水，实在是杯水车薪”，王兆印的看法比较悲观，黄河作为中国最早开发水电的大河已经无法恢复滔滔河水。
而黄河的命运在中国的大江大河重复上演，水利部这次普查的数据也显示，建国后至今全国修建了超过9万座水库。
病魔缠身
马军曾经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就写道：“50年来，我们在全国打造了8万座以上的水库，修造的堤坝足够垒起几十座万里长城。但是，当大片的森林已经从崇山峻岭间消失，无数湖泊湿地萎缩甚至干涸的时候，我们浩大的工程，却难以阻止中华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病魔缠身……”
2004年，马军到贡嘎山南坡的人宗海水电站考察，那里一年前刚刚建成一座引水式水电站。贡嘎山是中国目前保存得最好的原始林区之一，有不少国家保护的濒危植物和动物。但如今，人宗海水电站的下游遍布乱石堆和焦黄的土，仿佛绿色的大山被劈开了一道道裂痕。
“川西、滇西到处都是这样裸露的河道，”马军介绍，因为西南山区河流的落差一般都很大，很多小水电站采用在山顶打洞然后让河流通过垂直的管道下流，过几百米再把河流引回河道，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水流的势能。“河流就是这样被截成无数的小一段，虽然水还是流动的，但是很多生物却无法生存了。”但在中国更多地方，河流上修起一个挨一个的水电站已经把流水变成了死水。
“我们按照梯级开发的理论，把长江变成一条糖葫芦，这条河不再是连续流动的河流了，而是一个个相对静止的水库。这样的开发的结果，河流就不再存在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认为，中国的水电开发之所以出现这问题，根源在于理论错误，“我们的水利理论是从苏联传来的，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关联和影响，只是追求发电带来经济效益。”
刘树坤最担心的是，“河流静止的结果，原有物种消失掉，河流的生态系统彻底改变。”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则认为，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甚至比河流数量较少的后果严重得多，“自从60年代开展水利工程，钢筋水泥的堤坝就让我们的河流开始走向渠道化，这严重影响了河流和地下水源的连通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极大。”他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才开始普及水利工程环境评估系统，“其实，实实在在做了环评的大水利工程大概也只有三峡一个，通过了环评的三峡如今也在出现水质变差、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更不要说其他根本没有经过环评的小水电站。”
王兆印的观点是，梯级大坝至少对生态没有坏处，在西南地区还会改善生态。但引水式水电站和三峡的高坝大库对河流生态的破坏绝对是致命的。
污染同样是河流的一场重病，污染虽然不会让直接河流消失，但是在三分之二城市缺水的中国，污染无疑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
制作了《中国水污染地图》马军几乎到过中国所有受污染的河流，他坦言污染和河流消失之间也不无关联。他亲眼目睹镇江的农村，短短几年间一条条小河从能够清澈见底到变为垃圾场，然后村里不得不把河流填平或者堵死。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是一首河南的民谣，却真实地反映了淮河由“生”而“死”成为经济发展牺牲品的历程。
解药
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写在1999年，那时候他选择用“病魔缠身”四个字来当时中国的河流。百年不遇的洪水，黄河断流超过二百天，在城市大爆发的内河污染，海水赤潮三百多次，这些都逼迫这人们正视水危机的问题。但是，十四年过去，中国河流之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病入膏肓。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坐等河流死去，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在试图给河流寻找解药。
1972年，周恩来派曲格平带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虽然代表团因阶级斗争而去，对环境和发展只字不提，但却带回了环保的意识，中国最早开始寻找河流污染的解药也由此开始。1973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召开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讨论如何治理河流污染。
2009年，国务院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该项目在“十一五”期间总资金投入112.66亿元，“十二五”期间计划投入140亿元。
但是，治理污染的速度从来都跟不上污染河流的速度。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上，黑线代表着劣V类重污染河流，列出了超过12万条企业污染记录。“我们不能直接救亡河流，”马军用鼠标圈了一下电脑屏幕上布满黑线的污染地图，颇为肯定地说，“但是我们能把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引入环境管理中来。有了水污染地图公布的污染记录，公众就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理。”
“公众参与”其实也是一个尝试，马军坦言保护河流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公众参与得不够：包括公益组织，关心环境的人没有机会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
“决策权往往在官员和开发商的手中。掠夺资源、纵容污染企业可以促进GDP，对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而言是有利的，他们没有保护环境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些人破坏了江河，却还要让他们来管理我们的江河，”马军说，“改变决策机制不仅是治理污染的解药，也是保护中国河流的解药。”
今年年初，马军去考察丹江口水库水质，不禁惊讶于这一池清水，开阔的湖面，清澈的湖水，没有开发，没有污染，“17个月后，这里的水要运往京畿地区，这一池清水是南水北调的政治意义换来的，说明如果政府想管还是可以管得好。”
“管好一池湖水又能如何？”看着碧绿的汉江水，马军反倒忧心起来，等到南水北调的救命水真的朝着北方流去，带来的也许会又一轮掠夺和瓜分。到那时，河流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