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禹，（1905-1988），湖南常宁人，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图书文献目录学家，中国科举制度与朝贡制度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与创始人。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194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费正清的得力助手与长期合作者，是1972年中美建交后，随同费正清第一批访华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本文作者彭靖博士系邓嗣禹先生的外孫，以下内容是邓先生在北大任教时的一些经历和往事。
　　我为何选择北大
　　194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6年书，按例当休假一年。这时，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聘请我去北大讲学，我于是将书籍带回国，想一去不复返。过去数年，为美国培育人才，总是有“奶奶抱孩子，是人家的”的感想。回国途中，船经日本，有一天停留，于是由横滨登陆，到东京联合国代表团，拜访吴文藻、谢冰心、王信忠、刘子健、徐中约等师友。我因为在芝大曾替某教授教远东史，包括日本。又每日订阅《纽约时报》及其他杂志一二种，所以对于历史背景、远东局势，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吴文藻先生推荐，想聘我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月薪为美金800元，这是联合国官员的待遇。那时被战败的日本国民，尚未能跟联合国的人员随便来往。所以住在中国代表团内，花费很有限。一年会有相当的积蓄。故表示予以考虑。
　　我回到上海，小住数日。等候船返湘省亲，其间去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傅斯年先生，又被告知可以去北大，因此是否去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高等顾问，尚在举棋不定中。他拍拍胸膛说，“听我傅斯年的，你一定要去北大，毫无犹疑的余地。外交工作，有啥意思。去北大，去北大！”经此一番督促，即决定放弃去日本的幻想。
　　初入北大
　　大概是8月中旬，我由老家湖南去北大，拿出胡适先生的名片，上写“郑毅生秘书长，介绍我的朋友邓嗣禹先生。”郑先生少年精干，满面笑容地迎接。稍为寒暄，即领去见代理教务长杨振声（教务长汤用彤在美国），及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我跟杨先生曾在芝加哥认识，请他讲演过，吃过饭，领教过他所嗜好的杯中物。姚先生久仰其名，初次见面，即知为忠厚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后有关工作及生活事务，都是麻烦姚先生帮助。他从不厌烦，但对于有暖气设备的房间要求，他无法满足，因当时煤电十分短缺。幸好有一位天主教神父，我与他在芝大远东图书馆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去找他，他欣然愿意跟我同住，费用平均负担。他的住宅，有房三四间，有煤炉，很暖和，我非常高兴。
　　斐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兴地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马上手端茶碗，或口含香烟，赶过来，围着他静听。他说1939年春，平津局势险恶，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至美国保存。拂晓，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惊骇。司机及押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斐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这时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就赶紧去上课了。斐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可使人毕生难忘。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虽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听到的就是这样。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当中，我还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专家崔书琴，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我们是先后同学，有共同的师友，一见如故。有次月薪领到以后，我把钱搁在手提包中，问他哪家银行利息高、稳当？他说你把钱交给我，我替你存在银行。即照办，以后每月如此，称他是我的义务财政部长。此后每礼拜六，差不多总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10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
　　其他的朋友，有沈从文夫妇，我也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抡、俞大绂等教授，因为俞大絪的关系，他们待我很客气。去俞家闲谈，古今中外，皆可接触。谈太平天国的事，如数家珍，他们是曾国藩的亲戚，从小就听惯了。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每见面必举双手作揖为礼。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崔书香夫妇，我们在哈佛时同学、同游玩。燕大师友顾颉刚、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吴世昌、周一良、王钟翰等等，不胜枚举。
　　在与天主教神父同住时，常和他谈西洋政治哲学，很有意思。他一贯的理论，是中国从古就受了印度、希腊、罗马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口味不同，并且每日坐三轮车往返，也有相当的麻烦。故住到春暖时，我便请求搬出去，请姚从吾系主任在北大找房间。姚主任让我住红楼一间课堂，因其中粉笔尘土，相当的污脏，我不太满意。但见西洋史教授杨人夫妇也住在一间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随遇而安。吃饭又成问题，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出外找饭馆，很不方便。后经郑天挺设法，将松公府的厨房厨子，让给我们使用。同在一起吃饭的还有季羡林、苗剑秋等。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与印度哲学。苗先生久留法，云南人，很会说笑话，增加吃饭的兴趣。有一天适逢假期，我们让厨子休息一天。胡适先生请我去他家吃便饭，有胡太太、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共四人，一盘红烧猪肉、一半荤半素，及一素菜、一汤，老实说，他们平时所吃的不见得比我们好。因为我们饭团的人多半是光棍，或家室在别处，故讲究吃。
　　与胡适校长的交往
　　北大有民主作风：全校教职员的月薪，上自校长，下至工人，完全公开。各人的收入，大家皆知道，院系会议，不管等级高低，凡能与会的人，皆当仁不让，有发言权，有表决权。全校一律以“先生”称呼，不冠以校长、学长等头衔。不像有些外国大学，每一学系只有一正教授。正教授说：“我的意见是如此。”别人再不敢置一词。
　　刚来北大时，胡适先生恐我孤单，遇美国学者来访，非请客不可时，常请我及其他久住美国的人作陪。记得有次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吃西餐，饭后胡适先生说：“敝校长月薪美金34元，邓正教授29元。其他一二位不言而喻。来来来，我们大家掏腰包，把钞票拿出来，付饭费。”
　　在芝大教书数年，那时见校长难如登天，有次教育部长蒋梦麟想见他，我请美国一参议员帮助，才能约好一次见面的时间。可是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我去造访，见接待室有一玻璃柜，其中陈列一些蔡元培、鲁迅等人的历史文物。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先生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我莫明其妙，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这时，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善本《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赶忙起立告辞。胡适先生照例送出接待室，拿出一小笔记本，问我有什么事，他要记下来办理，我说无要事，以后再来请安。
　　当时北大的规矩，大学毕业生，要做一篇毕业论文，派我指导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很难当作“填鸭”式的，在短期内培养起来，作出一篇够学术水准的论文。好在他们都乐意埋头苦干，有的写出来也斐然成章。有的从前未做过学术论文，无法一步登天。结果一半及格，一半要继续修改，即算不及格。
　　离开北大
　　1948年五六月，物价越涨越高，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局势愈后愈紧张。左思右想，再去看胡适先生，一进办公室，不管别人说什么，马上开门见山。“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例假已到期，我想回美国教书，请您原谅。”他表示惊异，说：“去年我请马祖圣、蒋硕杰跟你三人来北大教书，希望你们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施之于北大，提高理科、经济跟历史的标准，采严格主义，盼在三五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为什么你刚来了一年就要离开，请打消此念头。”我再说：“我已考虑了很久，跟同学同事们相处得非常之好，实在舍不得离开北大。然人是要吃饭的，而且我要吃得相当的好，再三思维，别无办法，只好辞别心爱的北京，再去给别人抱孩子。”胡适先生了解情景，他看看其他的同事说：“各位在座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难尽，我请你取消辞意，以后再谈，如何？”
　　消息很快的传满校园，传说我将要离开北大，已买好飞机票。傅乐素、严倚云两位讲师请客，我所指导做论文的学生，皆来参加，有好几盘菜，皆不离鸡蛋，炒鸡蛋，炸鸡蛋，蒸鸡蛋加虾米，木须肉，西红柿鸡蛋汤。严倚云等会做菜，皆很可口。我问为何有这么多鸡蛋？他们说：“每人每周有三个鸡子儿，作为营养料。现在全拿出来，为先生送行，以报答您的辛苦教育之恩。”我听了，很受感动。
　　后来，去买飞机票，三次未成功。有人提议，送点礼物，可以生效，我不愿意。书琴说，我叫你的小同乡周教授同你去买。一到机场柜台，我说：“我已经来过三次了，未买到票。此次若不成功，我要告诉交通部长俞大维。”售票员生气：“你最好請俞部长到这儿来，看看此处拥挤的情形。”说罢，跟别人打招呼了。周先生请我去旁边坐一坐，休息休息，让他去办。他客客气气，说几句好话，不到十分钟，把票买好了。我要对他永远表示感谢。
　　去飞机场以前，未告诉任何人。不知何故，去送行的，有我所指导做论文的全体同学，不管及格与否，皆来送行。我们合照一张相片。他们齐声说，邓教授，祝您一路平安，一路福星。我感激得流泪，说不出话来，匆匆登机而别。若在美国，绝无此幸运。约半个月以后，接到北大寄来的一大信封，内容是一张继任聘书以示好感。
　　（责任编辑/齐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