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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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史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一书阐述了苏联史中一个承上启下阶段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苏联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也是斯大林模式最终形成的历史。苏联这一段历史内容丰富复杂，影响深远。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由于政治斗争需要的差异变化，由于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缺失，人们对它的阐述和评价迥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本书依据各种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同时注重吸取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竭力清除各种错误史实和伪造数据，纠正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夸大或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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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史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一书阐述了苏联史中一个承上启下阶段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苏联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也是斯大林模式最终形成的历史。苏联这一段历史内容丰富复杂，影响深远。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由于政治斗争需要的差异变化，由于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缺失，人们对它的阐述和评价迥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本书依据各种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同时注重吸取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竭力清除各种错误史实和伪造数据，纠正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夸大或缩小。
其他文献
东亚危机国家之所以会受到危机的冲击，主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些国家都正在经历经济的扩张，需要大量短期、未经套利保值的外资的流入。当投资者态度发生转变时，大规模资本流出便会产生，因此造成了东亚的危机。这次危机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这个大环境下，发生于资本帐户的一次信心危机。国际资本的流动能力迅速增长，国家内部资本市场彼此连为一体，资本可以跨越各国界自由流动。私人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东亚经济受制于投资者态度的变化。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人们把亚洲危机首先理解为是一场银行业的危机，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支配地位。幸运的是，各国政府正在不同程度地解决重建其金融体系这一现实问题。在发生危机的国家中，已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其实质经济活动已经有所恢复。本文将探讨亚洲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经济复苏的速度以及它们如何导致金融市场的周期发展。
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沿袭了五十年前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但却在新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秩序和纪律，于是，秩序弱化而又缺乏新的原则和理念支撑的“现存的无体系的体系”已经“不合时宜”，与金融全球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
自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历时两年，其间，探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及影响的文章书籍已经不少；我们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探讨金融创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影响及作用等问题。
欧元的诞生是本世纪是国际金融领域中发生的重大事情。欧元启动半年来，其汇价虽然不断走弱，但从总体的运行情况来看，尚属顺利，欧元这一新货币已被国际金融市场所接纳，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应该说欧元已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不少国家或地区在欧元启动前后，明确了其对欧洲－货币的政策取向和态度，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欧元出台作出了不同反映和必要的准备。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但受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影响，199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率出现了自1983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这也是16年来的最低点，为－0．38％；出口增长速度，自1998年4月开始逐月下滑，全年出口仅增长0．5％，全年进口下降1．55％。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依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从未来一段时期来看，制约我国外贸出口的因素依然存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自从1997年7月初东南亚国家相继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其货币汇率大幅度下降，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受到重创，甚至在某些国家还引发了国内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后中国的外贸出口显著下降，今年以来出口明显上升，各界议论纷纷，但对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增长的相关程度仍有不同看法。基于此，本文试图利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也许关于危机的最普遍的观点是危机国家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均比较脆弱。从外部看，主要是大量的短期外债，尤其是用于弥补经常项目赤字，使得经济在资本流入逆转时极易受攻击。从内部看，主要是缺乏监管、资本不足的银行过度发放风险贷款。这些基本面的脆弱性使得危机国家经济从两方面承受压力。首先是外部压力。巨额短期外债，尤其是用于弥补经常项目赤字时，将使得经济靠持续的短期资本流入难以维系。不管由于何种原因使得资本流入减缓或逆转，经济和本币都会异常脆弱。其次是内部压力。银行监管的薄弱，导致了银行尤其是资本不充足的银行过度发放风
著名哲学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探索与争鸣》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俞吾金先生，于2014年10月31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66岁。作为中国哲学界首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俞先生在哲学基础理论、外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以及文学、史学、人类学等问题上，均有深入的思考和丰硕的成果。
俞先生长期以来以诚挚的感情关爱《探索与争鸣》杂志，悉心指导本刊选题策划。他以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使高深的哲学理论变得生动活泼。自1987年开始为《探索与争鸣》撰稿后，俞先生便大力支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