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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已经5年，偶尔回想起中学生活，脑海中总浮现出同一个画面：我坐在教室第二排，桌上是高高摞起的练习册，眼前是刷刷掉落的粉笔渣；老师总是一个无声的背景，我总是被同一个问题搞得心绪不宁——如今所学的这些究竟有什么用？我起早贪黑地背书算题，对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意义？某次和朋友闲聊，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刻。我因此假设，正在读着这篇文章的你，也曾有过深感困惑与无力的生命体验。
如果这时候有位年轻热血的导演兼NGO负责人跳出来对你说：“在一个叫作乌干达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儿童正在受到蹂躏！在拥有七亿五千万人的Facebook世界里，历史不是只读的，更是被我们书写的！轻点鼠标，你就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你会作何感想？热泪盈眶？血脉喷张？整个人都斯巴达了？
这部27分钟的片子（之所以用这个含糊的说法，是因为它很难被归类，后文将有详细阐述）名叫《Kony 2012》。3月初，它被一个名叫Invisible Children（IC）的NGO投放到网络上，一周内点击量即过亿，成为YouTube上传播速度最快的视频之一。无数人为之流泪感动，带着“今夜我们都是乌干达人”的使命感按下转发键。争议也随之而来，我至少在三门课程上参与了围绕此片的讨论，学科横跨社会学、传播学和国际关系。
究竟是什么，触碰到了大家已经不那么敏感的神经？
远在非洲的罗生门
如果用高考语文阅读的方式概括《Kony 2012》，其实只要150个字：乌干达游击队和圣主抵抗军（LRA）首领Joseph Kony自1986年起绑架超过3万名幼童为其战斗、强迫他们手刃父母、毁容同伴、强奸女童，IC创始人兼本片导演Jason Russell的朋友Jacob即是幼童之一。有感于其悲惨经历，Jason希望通过互联网让Kony家喻户晓，从而推动美国政府对乌干达进行军事和技术干预，最终将位列国际刑事法院（ICC）起诉名单首位的Kony绳之于法。
当然，以上总结都是IC单方面的说法。《Kony 2012》发布后一天，YouTube上就出现了一段名为《Kony 2012 带有误导性》的视频，制作者是个自称100%乌干达血统的黑人姑娘。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LRA现在并不在乌干达国内，而是流窜到了刚果、苏丹等国，他们上次在乌干达作恶还是六年前的事情了，LRA如今也仅剩百人。末了，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或许我们并不应该仅仅基于一个YouTube 视频，就如此简单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然而这段制作简陋、手法单一的视频，传播率远远不及好莱坞大片般的《Kony 2012》，至少从没人在人人网或微博上向我推荐过它。又过了四五天，疯狂地病毒式传播终于引起了主流传统媒体的注意，英国的《卫报》特别开设名为《Kony 2012：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的新闻网页，对《Kony 2012》和IC提出了几点质疑：
I may not be there yet, but I’m closer than I was yesterday. 我现在虽没到达终点，但至少比昨天更接近终点了。
Learn to stand for what you believe in no matter what people say. You live not to please everyone. 学着坚持自己认定的事，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人活着，不是要取悦别人。
第一，IC和乌干达政府与军队有很多联系，后者恰恰是压迫当地人的最大势力，LRA最初就是为了反抗独裁的乌干达政府而成立的，为什么只字不提乌干达政府本身对人权的践踏？
第二，为什么要呼吁美国解决Kony问题，而不是直接诉诸非洲本土和联合国？
第三，既然Kony已经六年未在当地出现，美国派出的军事和技术顾问的存在是否还有合理性？
第四，IC声称自己是为乌干达解放事业而努力的非盈利组织，为什么他们每年收入的1300万美元捐款中只有31% 用在了改善乌干达的事务上？
更吊诡的是，乌干达国内，上至政府下至民间都有人对这部片子表达了不满。政府发言人声称它极具误导性，视频中被描述为饱受LRA摧残的乌干达北部平民则索性以扔石块表达不满：“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由几根金属杆子撑起的白色幕布上正播放着《Kony 2012》。观众的反应先是困惑，继而气愤，最后演变成了伴随着石块和混战的盛怒之势，把观影组织方都给吓得迅速开溜。”
虽然IC很快对各方质疑做出了回应，广大围观者也被你来我往的争论搞得一头雾水，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Kony 2012》存在着事实上的缺陷。它并非胡编乱造，但人为夸大或隐藏了某些信息，使观众没法完整拼凑起事件的全貌。
问题是，事实究竟是什么呢？乌干达离我们太远了，远到要百度一下才知道它在世界地图的哪个板块上。非洲问题的复杂程度足够开几场学术研讨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一个陌生国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只能把关切和好奇托管给一个叫“专家系统”的社会机制。他们负责搜集信息、分析、讲解，我们只需要消费。IC也好，提出反对的《卫报》也好，都是这个专家系统的一种类型。反正不可能亲自到乌干达一探究竟，我们只能选择相信这些中间人，而只要他们能把掌握到的关键事实进行合理筛选和包装，我们就会点点头，感叹一句“说得真有道理啊！”
这是现代社会运作结构和方式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结果。顺着这个逻辑，手段成为了目的，如何讲一个好故事比故事本身更加重要。这部影片的聪明之处正在于，它提供了制作精良的逻辑链条，满足了人们对于事实的渴望，同时，它也有意忽略了很多具有争议的素材，如果我不能立刻给予解释，那么我会把它放在之后的工作中，现在的事情是：让人们加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来。
感性的大众 性感的信息
《Kony 2012》属于哪种类型片？在我看来，答案毫无疑问只能是宣传片——立场鲜明、 口径统一、简单直接，宏大叙事的仪式感，咣咣咣的背景音乐，张艺谋风格的场景 。可一次课堂投票的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把它归类为“宣传片”和“纪录片”的人数几乎相当，还有两个同学干脆同时选了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类型。结合自身经验想想看，从小到大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教育，大部分人已经对宣传有一定免疫力了，至少不会看到领袖出场就山呼万岁，可如果同一个故事用白描风格的纪录片来讲，你恐怕就会感动了，因为眼前的一切看起来就是事实。
这正是《Kony 2012》的高明所在。制作者已经明白，传统的那套赤裸裸的宣传策略已经落伍了，要打动人心，要推动观众把激情变成行动，必须重新回归到人类本性。这时回头再看《Kony 2012》，不得不感叹它的信息包装手段堪称经典。
整部片子以Jason和儿子Gaven的对话作为线索，通过“是”与“非”、“对”与“错”这种二元对立的问答方式引出Kony的恶行，如果说有什么人性的本质是相对具有特定性的，那就是作为父母的原始情感。这并不仅仅针对于为人父母者，更针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年龄种族宗教，都会对孩子产生亲切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选中的候选人总会和孩子站在一起，为什么《Kony 2012》会藉强化Kony的残暴和孩子的纯真渲染行动的正义感，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话可以打动我们。
作为全片关键词，“invisible” 既是NGO的名称，又隐喻Kony的罪恶不为人知、政府对他的恶行视而不见、公众对远方发生的一切毫不关心。对它的一次次重复无异于暗示观众：被开启的关注可能再次消失。我们总希望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而《Kony 2012》作为一场善恶之间的战斗，无疑成功地将观众聚拢到“善”的一方，并让人们相信，他们的组织是这场善恶之争中“善”的代名词。观影过程中，仿佛有双手不断挤压出你身体里的愤怒感和同情心，不知不觉地，正义感和侠义情怀就爆棚了——我怎么能对人间惨剧毫不关心！政府怎么能坐视不管！
最后，从叙述顺序上来看，《Kony 2012》成功地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它将人们带入非洲，用一场与黑人小孩的对话作为开始来讲述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问题不断被提出：Kony是谁？2012年12月31日到期是什么意思？政府有没有可能撤回专家？4月20日的活动能成功吗？相比平铺直叙，这种讲一个新鲜故事的手段要有效得多。
一场社会运动能否成功，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能否提供给公众可见的、具体的、容易操作的行动方式，否则大家只会在叹息、哭泣，然后慢慢从情绪中调整过来，进而关注另一场公众事件。 对“如何帮助万里之外的乌干达人”这个复杂的问题，《Kony 2012》给出的方法简明有效：必须要让军队找到Kony；为了找到他，必须要有训练有素的军队；为了说服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必须要让政府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乎Kony的命运；要让大家在乎，需要先让大家知道，而只有Kony的名字随处可见，这个命题才能实现。因此，屏幕前的你能做的有四件事：第一，签署誓言表示支持；第二，在IC官网上购买内含两条手链和一张海报的“行动套装”，并在4月20号那天把海报贴上街头；第三，每月为IC提供几美元捐款；最后，转发这个视频。它的口号非常简单：make Kony famous。这一行动满足了两种人类本性：其一是对于行动方式的渴求；另外则是这一行动本身具有网络行动的特征。
Good things happen to those who think they have lucks. 好事总降临在那些相信自己有好运的人身上。
A few nice words can help a person more than you think. 几句温暖的话，比你想象的更能帮到别人。
很明显，从一开始，《Kony 2012》的目标就是引起关注进而给政客施压。别以为小额捐款和转发是无成本的，完整看完视频还需要27分钟时间呢。大众的感性需要信息的性感。《Kony 2012》交代了非常清晰的逻辑：Kony本人的罪行——我们的努力与失败——我们的锲而不舍——唤起了国会的注意并同意支援——如今的困难——希望唤起更多人的注意。然而它所没有交代的问题其实同样重要：如何证明拍摄Kony 2012的组织也是出于同样的善意？如何说服公众相信这个组织背后的银行家背景与这个组织的立场并没有直接关系？如何说明美国人并不是去那里掠夺石油？等等等等。然而，对不了解但与己相关的事情的贸然行动，无外乎是因为感性因子占据了主导——不是人们不理性，而是理性的成本太高，感性则一击即中，一触即发，无需经过大脑思考，奔涌倾斜而出，到了网上，更是如此，情绪的发泄多么轻易，况且干嘛非要理性呢？这是狂欢，是party，大家只要想想“我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就足够开心了，谁还愿意深究呢？
含义在交互中产生
看到这里，你恐怕又觉得迷糊了。我们似乎揭穿了《Kony 2012》在宣传手段上的小花样，但一连串的问题又紧接着涌现：乌干达成了公共议题，这是否是《Kony 2012》的积极作用？如果已经知道这个视频其实不过是一场技巧高超的秀，那除了指责IC之外，我们还有多余的兴趣精力去帮乌干达人解决问题吗？乌干达人自己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个人到底能不能改变世界？如果目的是善意的，不择手段就可以被原谅吗？如果目的和手段总能分得清清楚楚，那“正义”、“理想”、“道德”、“公平”不就不存在了吗？总之，似乎我们了解得越多，对自己的位置越不确定。脑海中曾经泛起的因技术与全球化而变得扁平的世界，又重新沟壑纵横、山陵起伏。
很抱歉，对这些问题，我也没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在新媒体与社会这门课上，段永朝老师作了这样一段总结，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万物流变之中，意义被抽取了，没有什么固化的东西。不确定性是我们的死敌，因为确定性就意味着老大哥的存在。这么看来，正义、伦理、道德、公平没有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其实这些东西也不是绝对不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之前是灌装的、预置的，现在是群体智慧，人人都在散热。这是一个产销合一的时代，人人都有贡献，但不唯以价格计。”
“正义、伦理、道德、公平以及其他‘大词’的含义是永远的未定稿，其含义在彼此交互中产生。”
答案尚在风中。
如果这时候有位年轻热血的导演兼NGO负责人跳出来对你说：“在一个叫作乌干达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儿童正在受到蹂躏！在拥有七亿五千万人的Facebook世界里，历史不是只读的，更是被我们书写的！轻点鼠标，你就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你会作何感想？热泪盈眶？血脉喷张？整个人都斯巴达了？
这部27分钟的片子（之所以用这个含糊的说法，是因为它很难被归类，后文将有详细阐述）名叫《Kony 2012》。3月初，它被一个名叫Invisible Children（IC）的NGO投放到网络上，一周内点击量即过亿，成为YouTube上传播速度最快的视频之一。无数人为之流泪感动，带着“今夜我们都是乌干达人”的使命感按下转发键。争议也随之而来，我至少在三门课程上参与了围绕此片的讨论，学科横跨社会学、传播学和国际关系。
究竟是什么，触碰到了大家已经不那么敏感的神经？
远在非洲的罗生门
如果用高考语文阅读的方式概括《Kony 2012》，其实只要150个字：乌干达游击队和圣主抵抗军（LRA）首领Joseph Kony自1986年起绑架超过3万名幼童为其战斗、强迫他们手刃父母、毁容同伴、强奸女童，IC创始人兼本片导演Jason Russell的朋友Jacob即是幼童之一。有感于其悲惨经历，Jason希望通过互联网让Kony家喻户晓，从而推动美国政府对乌干达进行军事和技术干预，最终将位列国际刑事法院（ICC）起诉名单首位的Kony绳之于法。
当然，以上总结都是IC单方面的说法。《Kony 2012》发布后一天，YouTube上就出现了一段名为《Kony 2012 带有误导性》的视频，制作者是个自称100%乌干达血统的黑人姑娘。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LRA现在并不在乌干达国内，而是流窜到了刚果、苏丹等国，他们上次在乌干达作恶还是六年前的事情了，LRA如今也仅剩百人。末了，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或许我们并不应该仅仅基于一个YouTube 视频，就如此简单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然而这段制作简陋、手法单一的视频，传播率远远不及好莱坞大片般的《Kony 2012》，至少从没人在人人网或微博上向我推荐过它。又过了四五天，疯狂地病毒式传播终于引起了主流传统媒体的注意，英国的《卫报》特别开设名为《Kony 2012：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的新闻网页，对《Kony 2012》和IC提出了几点质疑：
I may not be there yet, but I’m closer than I was yesterday. 我现在虽没到达终点，但至少比昨天更接近终点了。
Learn to stand for what you believe in no matter what people say. You live not to please everyone. 学着坚持自己认定的事，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人活着，不是要取悦别人。
第一，IC和乌干达政府与军队有很多联系，后者恰恰是压迫当地人的最大势力，LRA最初就是为了反抗独裁的乌干达政府而成立的，为什么只字不提乌干达政府本身对人权的践踏？
第二，为什么要呼吁美国解决Kony问题，而不是直接诉诸非洲本土和联合国？
第三，既然Kony已经六年未在当地出现，美国派出的军事和技术顾问的存在是否还有合理性？
第四，IC声称自己是为乌干达解放事业而努力的非盈利组织，为什么他们每年收入的1300万美元捐款中只有31% 用在了改善乌干达的事务上？
更吊诡的是，乌干达国内，上至政府下至民间都有人对这部片子表达了不满。政府发言人声称它极具误导性，视频中被描述为饱受LRA摧残的乌干达北部平民则索性以扔石块表达不满：“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由几根金属杆子撑起的白色幕布上正播放着《Kony 2012》。观众的反应先是困惑，继而气愤，最后演变成了伴随着石块和混战的盛怒之势，把观影组织方都给吓得迅速开溜。”
虽然IC很快对各方质疑做出了回应，广大围观者也被你来我往的争论搞得一头雾水，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Kony 2012》存在着事实上的缺陷。它并非胡编乱造，但人为夸大或隐藏了某些信息，使观众没法完整拼凑起事件的全貌。
问题是，事实究竟是什么呢？乌干达离我们太远了，远到要百度一下才知道它在世界地图的哪个板块上。非洲问题的复杂程度足够开几场学术研讨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一个陌生国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只能把关切和好奇托管给一个叫“专家系统”的社会机制。他们负责搜集信息、分析、讲解，我们只需要消费。IC也好，提出反对的《卫报》也好，都是这个专家系统的一种类型。反正不可能亲自到乌干达一探究竟，我们只能选择相信这些中间人，而只要他们能把掌握到的关键事实进行合理筛选和包装，我们就会点点头，感叹一句“说得真有道理啊！”
这是现代社会运作结构和方式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结果。顺着这个逻辑，手段成为了目的，如何讲一个好故事比故事本身更加重要。这部影片的聪明之处正在于，它提供了制作精良的逻辑链条，满足了人们对于事实的渴望，同时，它也有意忽略了很多具有争议的素材，如果我不能立刻给予解释，那么我会把它放在之后的工作中，现在的事情是：让人们加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来。
感性的大众 性感的信息
《Kony 2012》属于哪种类型片？在我看来，答案毫无疑问只能是宣传片——立场鲜明、 口径统一、简单直接，宏大叙事的仪式感，咣咣咣的背景音乐，张艺谋风格的场景 。可一次课堂投票的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把它归类为“宣传片”和“纪录片”的人数几乎相当，还有两个同学干脆同时选了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类型。结合自身经验想想看，从小到大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教育，大部分人已经对宣传有一定免疫力了，至少不会看到领袖出场就山呼万岁，可如果同一个故事用白描风格的纪录片来讲，你恐怕就会感动了，因为眼前的一切看起来就是事实。
这正是《Kony 2012》的高明所在。制作者已经明白，传统的那套赤裸裸的宣传策略已经落伍了，要打动人心，要推动观众把激情变成行动，必须重新回归到人类本性。这时回头再看《Kony 2012》，不得不感叹它的信息包装手段堪称经典。
整部片子以Jason和儿子Gaven的对话作为线索，通过“是”与“非”、“对”与“错”这种二元对立的问答方式引出Kony的恶行，如果说有什么人性的本质是相对具有特定性的，那就是作为父母的原始情感。这并不仅仅针对于为人父母者，更针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年龄种族宗教，都会对孩子产生亲切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选中的候选人总会和孩子站在一起，为什么《Kony 2012》会藉强化Kony的残暴和孩子的纯真渲染行动的正义感，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话可以打动我们。
作为全片关键词，“invisible” 既是NGO的名称，又隐喻Kony的罪恶不为人知、政府对他的恶行视而不见、公众对远方发生的一切毫不关心。对它的一次次重复无异于暗示观众：被开启的关注可能再次消失。我们总希望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而《Kony 2012》作为一场善恶之间的战斗，无疑成功地将观众聚拢到“善”的一方，并让人们相信，他们的组织是这场善恶之争中“善”的代名词。观影过程中，仿佛有双手不断挤压出你身体里的愤怒感和同情心，不知不觉地，正义感和侠义情怀就爆棚了——我怎么能对人间惨剧毫不关心！政府怎么能坐视不管！
最后，从叙述顺序上来看，《Kony 2012》成功地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它将人们带入非洲，用一场与黑人小孩的对话作为开始来讲述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问题不断被提出：Kony是谁？2012年12月31日到期是什么意思？政府有没有可能撤回专家？4月20日的活动能成功吗？相比平铺直叙，这种讲一个新鲜故事的手段要有效得多。
一场社会运动能否成功，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能否提供给公众可见的、具体的、容易操作的行动方式，否则大家只会在叹息、哭泣，然后慢慢从情绪中调整过来，进而关注另一场公众事件。 对“如何帮助万里之外的乌干达人”这个复杂的问题，《Kony 2012》给出的方法简明有效：必须要让军队找到Kony；为了找到他，必须要有训练有素的军队；为了说服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必须要让政府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乎Kony的命运；要让大家在乎，需要先让大家知道，而只有Kony的名字随处可见，这个命题才能实现。因此，屏幕前的你能做的有四件事：第一，签署誓言表示支持；第二，在IC官网上购买内含两条手链和一张海报的“行动套装”，并在4月20号那天把海报贴上街头；第三，每月为IC提供几美元捐款；最后，转发这个视频。它的口号非常简单：make Kony famous。这一行动满足了两种人类本性：其一是对于行动方式的渴求；另外则是这一行动本身具有网络行动的特征。
Good things happen to those who think they have lucks. 好事总降临在那些相信自己有好运的人身上。
A few nice words can help a person more than you think. 几句温暖的话，比你想象的更能帮到别人。
很明显，从一开始，《Kony 2012》的目标就是引起关注进而给政客施压。别以为小额捐款和转发是无成本的，完整看完视频还需要27分钟时间呢。大众的感性需要信息的性感。《Kony 2012》交代了非常清晰的逻辑：Kony本人的罪行——我们的努力与失败——我们的锲而不舍——唤起了国会的注意并同意支援——如今的困难——希望唤起更多人的注意。然而它所没有交代的问题其实同样重要：如何证明拍摄Kony 2012的组织也是出于同样的善意？如何说服公众相信这个组织背后的银行家背景与这个组织的立场并没有直接关系？如何说明美国人并不是去那里掠夺石油？等等等等。然而，对不了解但与己相关的事情的贸然行动，无外乎是因为感性因子占据了主导——不是人们不理性，而是理性的成本太高，感性则一击即中，一触即发，无需经过大脑思考，奔涌倾斜而出，到了网上，更是如此，情绪的发泄多么轻易，况且干嘛非要理性呢？这是狂欢，是party，大家只要想想“我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就足够开心了，谁还愿意深究呢？
含义在交互中产生
看到这里，你恐怕又觉得迷糊了。我们似乎揭穿了《Kony 2012》在宣传手段上的小花样，但一连串的问题又紧接着涌现：乌干达成了公共议题，这是否是《Kony 2012》的积极作用？如果已经知道这个视频其实不过是一场技巧高超的秀，那除了指责IC之外，我们还有多余的兴趣精力去帮乌干达人解决问题吗？乌干达人自己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个人到底能不能改变世界？如果目的是善意的，不择手段就可以被原谅吗？如果目的和手段总能分得清清楚楚，那“正义”、“理想”、“道德”、“公平”不就不存在了吗？总之，似乎我们了解得越多，对自己的位置越不确定。脑海中曾经泛起的因技术与全球化而变得扁平的世界，又重新沟壑纵横、山陵起伏。
很抱歉，对这些问题，我也没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在新媒体与社会这门课上，段永朝老师作了这样一段总结，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万物流变之中，意义被抽取了，没有什么固化的东西。不确定性是我们的死敌，因为确定性就意味着老大哥的存在。这么看来，正义、伦理、道德、公平没有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其实这些东西也不是绝对不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之前是灌装的、预置的，现在是群体智慧，人人都在散热。这是一个产销合一的时代，人人都有贡献，但不唯以价格计。”
“正义、伦理、道德、公平以及其他‘大词’的含义是永远的未定稿，其含义在彼此交互中产生。”
答案尚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