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的最后一天，北京还没有度过这几年中最寒冷的冬天。下午接到电话，来自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他平静地告诉我：“我们的导师李斯颐走了。”
　　在办公室里半天没愣过神来。就在半个月前，我还曾和李老师小坐，一则为了提前给他拜年，二则为了庆祝他的研究员职称终于通过。作为社科院新闻所内公认最严谨、优秀的学者之一，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职称一直未得转正。他的猝然去世，令这一迟到的好消息也未能实现。所里一位资深学者跟我说：“让人遗憾的是，李老师的正研究员职称只是所职称评审委员会通过了，还没上院里的评审会，所以至死也没得到正研的头衔。不过，他在我们心目中早就是了。”
　　是的，在新闻所、业内学者和学生那里，他的治学精神久有口碑。但更多的人并不了解这位低调的学者，以及他近乎清教徒的生活。直到去世，他都没有使用手机的习惯。新闻所副所长唐绪军说：“斯颐是个一辈子不怕麻烦而不愿意给人添一丁点麻烦的人，直到他走的那一刻。”
　　李斯颐，河北武清人，1951年10月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下乡插队，后考入西安外语学院英语专业、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史专业。他的这一生，在物质方面可谓清心寡欲，生活简单，衣着朴素，惟独对学术痴迷。有一次，我带着一位朋友去见李老师，告别后那位朋友惊讶地说，怎么看着像个农民？我理解，这是赞誉。因为简单、质朴的生活，对现在的学者来说，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李斯颐曾任数年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他告诉我，工作应酬和人事纠葛是他辞去领导岗位、专心研究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的研究内容，则在严谨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倾向，其中包括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与界限》、《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
　　清代新闻史亦是李斯颐研究的重点，代表作品如《清末十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清末十年官报活动评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建立在扎实的一手文献和史料基础之上，耗费时日也在所不惜，其学术眼界之高、态度之严谨，为新闻学界所少见。他特别反对政治口号式的“学术论文”和“对策报告”，曾对一位学生说：“一年哪怕写一篇小文章，但至少要五年七年没人能赶上。”在惊悉噩耗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主编、著名学者陈力丹如此评价：“李斯颐耿直，不求名利，甘当副研究员十几年，成果似乎不多，但篇篇都有创新，这种学术追求现在太少了。”
　　在事业上，李斯颐难称顺利，他非才华横溢的学者类型，但每一个研究成果均经受了良心的把关。去世之前，他还在对一本新的、视野开阔的新闻史教材进行反复修改，虽已经完成，却一再修改、核实，不肯付梓。这样耐得住寂寞的清苦书斋生活，现在是最难坚持的，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不识时务的迂腐。
　　行文至此，想起做论文时的一些往事，那些长长的书单和密密麻麻的来回沟通邮件，点点滴滴，如在眼前。印象深刻的总是一些细节，他会在书目后面注上看哪些章节，还会有细致的修改建议。最难忘的是，论文改后返回，那些被标注出来的标点符号的修改。我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告诉学生，要给他足够的阅读时间，因为他看得实在太认真了。作为一位报刊工作者，我修改过许多文稿，但李老师的细致和耐心还是让我汗颜，令我此后每次写作的时候，不敢不兢兢业业。
　　课堂之外，我与李老师见面不是很多，每次见面都获益颇多。他认真的谈话和眼神总是让我感到自己的不足。他去世后，他的一位学生在微博上写道：“我进新闻所读研时，9号楼还没被人民日报社收回，‘黄埔一期’即1978级研究生已经不再给学生授课了。当时在圈内影响极大者共三人：主攻新闻自由和新闻法的孙旭培，主攻新媒体的闵大洪，以及新闻学集大成者陳力丹。李斯颐和陈、闵私交很好，和孙也有交情。这一拨人维护了9号楼今日在学界稀薄而无力的一点尊严。”
　　如今李老师去了，新闻所已经搬入北京CBD一栋高大的写字楼内。
　　2012年2月2日早晨，在北京朝阳医院的送别室外，冷冽的寒流中，一群学者、学生在送别李斯颐先生。我一回头，看到了寒风中，站着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一位衣着单薄的昔日女学生特意从上海赶来……在官方发布的讣告里，写着“克勤克俭”、“任劳任怨”、“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并非虚言。
　　追悼会回来，看到微博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教授李彬的一句话，也许它代表了后进的心情，“斯人已逝，怎不望风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