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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伟（1994.9-），男，汉族，江苏省南通市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大学专业）。在《意林》主办的“寻找张爱玲全国征文大赛”获“全国十强”，作品散见《扬子晚报》、《泉州晚报》、《上海文学》、《安徽文学》等报刊。
她的生命犹如一件旗袍，沾满了五颜六色的陈迹，在那75年的时光里，她始终活得真实。张爱玲一生底蕴总是苍凉的。少时读她，大多通过《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了解作者的所思所想，如今回过头发现她对爱情与人生的理解，极为透彻深入。
正像“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的‘月亮’”（张爱玲：《金锁记》），虽然看着一样大、白、圆，但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回头，难免苍凉。时间呈线性，向着前方无限蔓延，人生如白驹过隙，却仍有执念。相较不朽的时间和日月，人的爱情和生活，随生命一样易逝。
回顾张爱玲的一生，是截然划开的两段，前世今生。
（一）与上海的缘分
可以肯定地说，张爱玲的人生精华都在前半生，而她前半生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论及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上海既有她少年的成长记忆，也有她青年时的创作巅峰与惊世爱恋。
张爱玲与上海的缘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1939年，张爱玲考取伦敦大学，因战事无法成行，改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三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随好友炎樱返回到上海，接着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未被录取。此后，一直为《泰晤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以获得稿费维持生计。
这是她与上海结缘的开始。
1942年，她与姑姑张茂渊合住在常德路195号公寓的65室，两人共用一个客厅，一间盥洗室，但卧室是分开的，在这里，张爱玲的日常生活虽忙碌但不乏趣味与情调。“我和姑姑听着楼下叮叮当当的电车，望着上海的晚霞便觉日子还有些滋味”（张爱玲：《私语》），“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上海在张爱玲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新旧社会的交迭中，旧的东西在崩塌，新东西在生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爱玲以独特视角道出了生活的趣味，与“早早地避世，瞧看人间”的念头（这个观察外界的喜好与想法，跟随了她的一生，包括她的创作过程）。
张爱玲与其他人一样，热爱上海，眷恋上海这个繁华都市，但她不是普及性的，而是专一性的，她曾直说“论都市，我只喜欢上海，不喜欢香港或其他地方”。在张爱玲人生的早期，上海便是与她生命相互粘连的部分，它提起了张爱玲对生活的兴趣，帮她写出了许多直抒胸襟的散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旗袍，上面沾满了虱子”（张爱玲：处女作《天才梦》），同时塑造了她后来立身观世界的一习惯性角度，“我喜欢听电车叮叮当当的声响，也爱听见远处集市上人们买菜讨价的声音，但住处总要离远点的好”（张爱玲给好友炎樱的信）。
正是基于这些，张爱玲才和上海有缘，她站在这个“缘分”基础上，写出了后来的几篇代表小说，诞生了一生中最纯粹的一次爱恋。
（二）黄金时代
众所众知，张爱玲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期间，她写出了代表作《沉香屑》、《倾城之恋》、《心经》等，更因一篇《封锁》引得胡兰成目光，开启一段传奇之恋（虽外界对张胡恋多有非议，但个人认为这是张爱玲一生最纯粹的情感经历，后与美国丈夫赖雅的情感偏于相互懂得和陪伴）。20世纪40年底中期一直到40年底末，对张爱玲而言，是她文学创作与个人情感生活的黄金时代。
今年4月，我曾因友人邀约到过上海。常德路上，有不少的张爱玲作品書店，有的专打出她的旗号提供读者静谧的阅读环境，一边提供餐点茶食，当时手头正巧没事，我便去了她故居楼下的一家，点了一杯现磨美式咖啡，借阅了一本《封锁》和《倾城之恋》读起来，遥想她那一生最亮丽、鲜艳的年代。
那时的张爱玲也就二十岁出头，别人总要中年以后才进入文学创作的巅峰，但张爱玲不同，她几乎刚开始就已是“巅峰”了。“三十年前的月亮落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死了，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她早早地懂得人事易变，年纪轻轻就写出深沉苍凉的文字。不得不说，这是她的先天禀赋，也为她日后的人生做了注脚。
1944年初春，胡兰成躺在一张椅子上翻阅杂志，当他读到一篇小说开头，就不禁对作者由衷赞叹，忍不住坐直了身子反复咀嚼，而这篇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此时的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天地》第11期《封锁》，喜不自胜。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向好友苏青提出，要见小说作者张爱玲，起初，苏青是婉拒的，但胡兰成执意要见，苏青便把地址告知了胡兰成。
胡兰成第二天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但张爱玲不见生客。胡兰成不死心，从门缝递进去一张字条，注明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方便的时候见一面。
又一天过去，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想得不对。“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胡兰成：《今生今世》）。两人一谈五个小时过去。从品评时下作品到问起每月的稿费，按理说初次见面，不该问这些私人话题，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就这样有了知交之感。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对胡兰成产生知己般的亲切感。
“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三国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胡兰成：《今生今世》）多年后，胡兰成回忆与张爱玲初见的场景，惊叹于她房里颜色的鲜艳。
“见到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里是欢喜的”（张爱玲语），与此同时，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意愈发真诚热烈。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张爱玲24岁，胡兰成38岁。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都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去看张爱玲。 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
让后人惊讶的不仅是这对爱人的年龄差距，更是张爱玲创作巅峰与这段情感的关系。婚后，胡兰成常与张爱玲谈论自己的故事，以及对文学作品的一些看法，鉴赏的想法。这些都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起到了裨益作用。“我有个故事，灵感就来自胡兰成的养母”（张爱玲语）。
不久，张爱玲的小说成为了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品。那是张爱玲人生中，最美满的日子，一边是文学创作巅峰，一边是甜蜜纯粹的情感生活。“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祝勇：《我的同事张爱玲》胡兰成：《今生今世》）
“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对张爱玲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见证了她前半生的爱情，前半生文学事业的完满。然而，这段感情和婚姻只维持了两年，由于胡兰成在温州的“新欢”的出现，张爱玲“一人雨中撑着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泣涕久”。
她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也随着与胡兰成感情的消逝，旋即湮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创作热情消减，多在旧作上修改完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爱玲告别胡兰成，前往香港，准备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度日。也许因当时国内文坛的情势，也许是对与他相关一切的心灰意冷。“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从此进入香港……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两端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等待……那条看不见的边界，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
她失去了情感与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50年代前往美国之后，张爱玲开始了她的后半生。
（三）故居的探访
我去过张爱玲的多个故居，与其说观赏不如说是“探访”，虽然屋子的主人几经变换，但我总感觉这些房屋里，还余留着张爱玲的某些气息。光阴流逝的味道慢慢升腾，在时代的经纬线上，保留着苍凉底蕴。这个底蕴可能来自陈列在屋内的某件旗袍，也可能源于张爱玲曾在此居住的生命本色。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195号公寓，是外界最常聊到的张爱玲故居。确实，她在这栋公寓65室，与姑姑相依为命，一起生活，还在这间房屋写出了代表作《沉香屑》与《倾城之恋》，常德路公寓65室成为她“黄金时代”以及与胡兰成相恋的见证者（后来，也是她晚年时常想起，却又不愿回去的地方）。
我3次到过常德路195号，前两次被允许进入楼道转了一圈，最后一次幸得友人介绍，经65室现主人允准进入屋内。里面陈设跟民国时期不同，但某些细节依然能看出“当年的流风遗韵”。敞开门，映入眼帘的是客厅，共有两个卧室。盥洗室在其中一间左侧。屋主说，挂衣架、桌子，还有阳台保留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样貌，应是张爱玲时期用过的（当然，五十年代张爱玲赴美后，也有其他人用过）。“时间流逝，原来的东西也就保留了一丁点下来”我暗想。
衣架就放在进门的客厅里，由下往上看，是一段段细细的，犹如一节节的竹子，到最上端变成一个百合花似的形状，分叉出四个枝桠，用以勾住大衣的领角。“民国早期的制作风格，估计是上世纪初，某位木匠做的”我喃喃说。“是吧，我买下房子的时候就有了，上任房主跟我聊到张爱玲的事”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重回中国大陆读者的视野，粉丝多了，一年到头“朝圣”的人络绎不绝，多数只进入公寓楼内，几乎还没谁能进入她当年的房间。听到这句，我心底对房东是感激的，让我得以目睹她留下来的痕迹。
张爱玲曾与胡兰成在卧室的书桌旁，畅谈人生，聊自己的作品。就在张爱玲卧室的书桌上，她完成《倾城之恋》、《封锁》一系列代表作。这张桌子现在还保留着就在65室西侧。我只看到过它一次，书桌边缘已经斑驳，暗红油漆掉落了一大块，露出里面淡橙色的木质底子。桌面却很干净，一点杂尘也没有，像时间未曾流走，崭新如初。
我后来又到阳台上，当时正值五点多钟，“我们听着楼下电车经过的‘铛铛’声，眺望上海的黄昏朦胧，两个人站在阳台，夕阳贴近了地平线，云朵时拢时聚，青森遥远”（胡兰成：《今生今世》），可如今的，他们曾眺望黄昏远景的阳台，却已陈旧破败。阳台地面贴着红棕色，带有菱形暗纹的瓷砖，四周墙上本是白瓷砖，但因年久又没人维护，渐变成了乳白色，仿佛还沾了一点黄渍。
我站在阳台伸出头，往下看也不再是“电车来往”，而是更高一栋大厦的入口处，台阶分明，边上还停着一辆奥迪。当天，阳台上的风很大，缭乱着我的头发，我想“这风必从远方吹来，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吹拂过来”。
苍凉，从来都是用来映衬“时间与故事”，这里头还带有某种“反衬”，比如：大时代和小人物，永恒流逝的时间与多变无常的情感，或者世事。常德路195号是张爱玲的黄金时代，更是此后，她毕生遥想却不敢不愿回去的地方，那地方有旧上海的模样，有她蓬勃的创作激情，有与胡兰成的唇齿相依。
“到底是人去楼空了”我想。
后半生的张爱玲，外界常说她落魄流浪，或家徒四壁。其实，这些都没全面概括她后半生的生活。经过与胡兰成的“情感风暴”后，张爱玲急需一个“港湾”休憩，这个人最好是懂她，且能陪伴她的，而第二任丈夫赖雅对张爱玲而言，既是后半生的伴侣又是知己。“1956年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谈文化，谈人生，越谈越投缘。5月，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当年8月18号，他们在纽约结婚”（丁子江：《张爱玲与她的美国丈夫》），“婚后，两人确实相依为命……张爱玲38岁生日那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核查赖雅欠款一案……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一同看了电影，笑出了眼泪。两人在萧瑟秋风中步行回家”（同上）。
前几年，我是想着这些关乎张爱玲的往事，去美国探访她故居的。她与赖雅相伴，从1956年开始到1967年赖雅逝世。也就是，张爱玲在柏克莱中文研究中心任职前的那段日子，她与赖雅虽几度搬家，但多数时间住在杜伦特街（前）与布什街645号（后）。我在兩年前10月抵达那里，道路两旁的梧桐金黄一片，闪烁着阳光，道路上的人很少，他们的生活节奏并不匆忙。张爱玲在旧金山的故居布什街645号是一栋棕红色公寓楼。 我看见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房间落地窗透亮，我本打算去敲门，但转念一想“如今，她已不在”，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四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避雨。走廊里，简洁、朴素、雅致……“她将在此，和她最后一任丈夫居住十年，然后离开”（祝勇：《我的同事张爱玲》）。
由于种种原因，我对张爱玲在美国的故居，只匆匆在门外一瞥，实际上，即便我早去几十年，同样无法进到里面观看。“张爱玲是无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任何人都很难进入她的‘私人天地’”。
后来，水晶有幸进入张爱玲在美国的居所，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女士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一张书桌，这对作家来说，不可思议。我问她为什么没书桌？她说这样方便，书桌显得太正式，写不出东西。”（水晶：《夜访张爱玲补遗》）。
（四）逃离与回首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大学的职务，前往中文研究中心，那年她49岁。张爱玲在第二任丈夫死后26年才去世，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即外界说的幽居生活。谁也不能体会她在这26年，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后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她晚年的只言片语，揣测她的感受与“心意”。
其实，张爱玲一生都没能忘记胡兰成;对于赖雅更多的是依赖他的陪伴，因赖雅与她有共同语言，好似伴侣，实则知己。“只有一个人想要思考或怀念某个事，她才渴望安静，不被琐事打扰”我默想。而张爱玲晚年为外界所知的，譬如“平均每年搬家80余次，比早年更孤僻，不愿返回上海”等，都是她希望得到安静的表现。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区别。她把自己视作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偶在幽暗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目不斜视，有时面朝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陈少聪是张爱玲在柏克莱大学任职期间的助手，她在柏克莱虽待了两年，但对同事而言张爱玲从来只是个名字，某种象征，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张爱玲晚年是渴望逃离俗世的，她已没有兴趣去参与这个跟她心性不合的时代。同时，由于年纪长了，她对往事的情感，逐渐变浓和升华。
张爱玲的最后26年，其实只做了两件事，“逃离已与她不合的尘世”，“回首过去的情感，加以缅怀却从不介入”。上世纪五十年代，胡兰成前往日本成婚，曾约张爱玲见面，但她未答应，最终两人再无联络，1981年7月，胡兰成逝世。
然而，晚年张爱玲究竟有没忘记他，可从张爱玲与亲友的来往信件，或她本人语录中，见些端倪。“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大地上绵延起伏，但长城到当代没用了”，八十年代末，张子静（张爱玲弟弟）曾致信张爱玲，建议她回上海一起居住，共度晚年，“信已收到，感谢好意，上海是回不去了，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张爱玲《回复子静的信函》）。
那个，八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上海，既不是她记忆里的上海，也不是她需要、希望看到的“上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张爱玲年近七旬，《小团圆》自七十年代开写，仍未能完稿。按她自己的话，“有些事有些人，我本不愿讲的太详尽，终要销毁的”，“有子女的聚首谓之大团圆，没子女的相聚是‘小团圆’”（张爱玲晚年的只言碎语）。众所众知，《小团圆》是张爱玲集大成之作，是她的遗作，也是她的自传体小说。
《小团圆》最后写道，“九莉多年后，做了一场梦……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正当她高兴，梦醒了，她的身边空无一物”，这或也是张爱玲晚年某个时段的写照。
她的最后几年是在洛杉矶ROCHESTER公寓度过的。1995年，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五）不留尘埃在世间
见过张爱玲遗容的除了美国洛杉矶当地警察、殡仪馆等人员，就只剩下林式同。与晚年张爱玲书信来往最多的是庄信正，他和张爱玲是朋友，而林式同也是庄信正的朋友，且常年居住洛杉矶。所以，张那边一旦有事，都由林式同代为帮忙。
张爱玲的“海葬”是林式同为首操办的。
张爱玲所立《遗嘱》，“第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possessions）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陆地，将骨灰撒向任何廣漠无人之处。”“处理原则是（1）隐私，（2）迅速，（3）简单。”（张错：《张爱玲海葬始末——水般明亮自然》），“式同晚上来电，与我商量海葬之事，建议用红、白玫瑰花瓣撒在海中以陪葬。”（同上）
1995年9月19日，张爱玲遗体先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当月30日，骨灰由林式同、张错、高全之等人撒于太平洋，“我们尽所能让爱玲女士潇洒地来，潇洒地去。”（同上）。
不久后，林式同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有缘识得张爱玲》里面说，她毕生所作所为所想的精华，就是遗书里列出来的这些……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去世至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执行人员，没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照相……
张爱玲去世后，从中国大陆到港台地区，怀念她的人不少，写文吊念的文坛中人也不在少数。记得《中国时报》1995年11月2日，“人间”副刊黄宝莲《把最后的寂寞还给天地》，其中几段这样写：
其实，她离开我们的世界非常遥远，虽隐秘也还不可避免被公众谈论，被众人喜爱。然而，这人世她或已无心眷恋。苍凉是她生命的底蕴，她一定没有泪，泪是后人为她流的。
她的生命犹如一件旗袍，沾满了五颜六色的陈迹，在那75年的时光里，她始终活得真实。张爱玲一生底蕴总是苍凉的。少时读她，大多通过《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了解作者的所思所想，如今回过头发现她对爱情与人生的理解，极为透彻深入。
正像“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的‘月亮’”（张爱玲：《金锁记》），虽然看着一样大、白、圆，但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回头，难免苍凉。时间呈线性，向着前方无限蔓延，人生如白驹过隙，却仍有执念。相较不朽的时间和日月，人的爱情和生活，随生命一样易逝。
回顾张爱玲的一生，是截然划开的两段，前世今生。
（一）与上海的缘分
可以肯定地说，张爱玲的人生精华都在前半生，而她前半生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论及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上海既有她少年的成长记忆，也有她青年时的创作巅峰与惊世爱恋。
张爱玲与上海的缘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1939年，张爱玲考取伦敦大学，因战事无法成行，改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三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随好友炎樱返回到上海，接着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未被录取。此后，一直为《泰晤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以获得稿费维持生计。
这是她与上海结缘的开始。
1942年，她与姑姑张茂渊合住在常德路195号公寓的65室，两人共用一个客厅，一间盥洗室，但卧室是分开的，在这里，张爱玲的日常生活虽忙碌但不乏趣味与情调。“我和姑姑听着楼下叮叮当当的电车，望着上海的晚霞便觉日子还有些滋味”（张爱玲：《私语》），“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上海在张爱玲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新旧社会的交迭中，旧的东西在崩塌，新东西在生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爱玲以独特视角道出了生活的趣味，与“早早地避世，瞧看人间”的念头（这个观察外界的喜好与想法，跟随了她的一生，包括她的创作过程）。
张爱玲与其他人一样，热爱上海，眷恋上海这个繁华都市，但她不是普及性的，而是专一性的，她曾直说“论都市，我只喜欢上海，不喜欢香港或其他地方”。在张爱玲人生的早期，上海便是与她生命相互粘连的部分，它提起了张爱玲对生活的兴趣，帮她写出了许多直抒胸襟的散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旗袍，上面沾满了虱子”（张爱玲：处女作《天才梦》），同时塑造了她后来立身观世界的一习惯性角度，“我喜欢听电车叮叮当当的声响，也爱听见远处集市上人们买菜讨价的声音，但住处总要离远点的好”（张爱玲给好友炎樱的信）。
正是基于这些，张爱玲才和上海有缘，她站在这个“缘分”基础上，写出了后来的几篇代表小说，诞生了一生中最纯粹的一次爱恋。
（二）黄金时代
众所众知，张爱玲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期间，她写出了代表作《沉香屑》、《倾城之恋》、《心经》等，更因一篇《封锁》引得胡兰成目光，开启一段传奇之恋（虽外界对张胡恋多有非议，但个人认为这是张爱玲一生最纯粹的情感经历，后与美国丈夫赖雅的情感偏于相互懂得和陪伴）。20世纪40年底中期一直到40年底末，对张爱玲而言，是她文学创作与个人情感生活的黄金时代。
今年4月，我曾因友人邀约到过上海。常德路上，有不少的张爱玲作品書店，有的专打出她的旗号提供读者静谧的阅读环境，一边提供餐点茶食，当时手头正巧没事，我便去了她故居楼下的一家，点了一杯现磨美式咖啡，借阅了一本《封锁》和《倾城之恋》读起来，遥想她那一生最亮丽、鲜艳的年代。
那时的张爱玲也就二十岁出头，别人总要中年以后才进入文学创作的巅峰，但张爱玲不同，她几乎刚开始就已是“巅峰”了。“三十年前的月亮落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死了，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她早早地懂得人事易变，年纪轻轻就写出深沉苍凉的文字。不得不说，这是她的先天禀赋，也为她日后的人生做了注脚。
1944年初春，胡兰成躺在一张椅子上翻阅杂志，当他读到一篇小说开头，就不禁对作者由衷赞叹，忍不住坐直了身子反复咀嚼，而这篇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此时的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天地》第11期《封锁》，喜不自胜。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向好友苏青提出，要见小说作者张爱玲，起初，苏青是婉拒的，但胡兰成执意要见，苏青便把地址告知了胡兰成。
胡兰成第二天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但张爱玲不见生客。胡兰成不死心，从门缝递进去一张字条，注明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方便的时候见一面。
又一天过去，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想得不对。“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胡兰成：《今生今世》）。两人一谈五个小时过去。从品评时下作品到问起每月的稿费，按理说初次见面，不该问这些私人话题，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就这样有了知交之感。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对胡兰成产生知己般的亲切感。
“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三国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胡兰成：《今生今世》）多年后，胡兰成回忆与张爱玲初见的场景，惊叹于她房里颜色的鲜艳。
“见到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里是欢喜的”（张爱玲语），与此同时，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意愈发真诚热烈。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张爱玲24岁，胡兰成38岁。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都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去看张爱玲。 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
让后人惊讶的不仅是这对爱人的年龄差距，更是张爱玲创作巅峰与这段情感的关系。婚后，胡兰成常与张爱玲谈论自己的故事，以及对文学作品的一些看法，鉴赏的想法。这些都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起到了裨益作用。“我有个故事，灵感就来自胡兰成的养母”（张爱玲语）。
不久，张爱玲的小说成为了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品。那是张爱玲人生中，最美满的日子，一边是文学创作巅峰，一边是甜蜜纯粹的情感生活。“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祝勇：《我的同事张爱玲》胡兰成：《今生今世》）
“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对张爱玲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见证了她前半生的爱情，前半生文学事业的完满。然而，这段感情和婚姻只维持了两年，由于胡兰成在温州的“新欢”的出现，张爱玲“一人雨中撑着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泣涕久”。
她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也随着与胡兰成感情的消逝，旋即湮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创作热情消减，多在旧作上修改完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爱玲告别胡兰成，前往香港，准备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度日。也许因当时国内文坛的情势，也许是对与他相关一切的心灰意冷。“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从此进入香港……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两端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等待……那条看不见的边界，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
她失去了情感与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50年代前往美国之后，张爱玲开始了她的后半生。
（三）故居的探访
我去过张爱玲的多个故居，与其说观赏不如说是“探访”，虽然屋子的主人几经变换，但我总感觉这些房屋里，还余留着张爱玲的某些气息。光阴流逝的味道慢慢升腾，在时代的经纬线上，保留着苍凉底蕴。这个底蕴可能来自陈列在屋内的某件旗袍，也可能源于张爱玲曾在此居住的生命本色。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195号公寓，是外界最常聊到的张爱玲故居。确实，她在这栋公寓65室，与姑姑相依为命，一起生活，还在这间房屋写出了代表作《沉香屑》与《倾城之恋》，常德路公寓65室成为她“黄金时代”以及与胡兰成相恋的见证者（后来，也是她晚年时常想起，却又不愿回去的地方）。
我3次到过常德路195号，前两次被允许进入楼道转了一圈，最后一次幸得友人介绍，经65室现主人允准进入屋内。里面陈设跟民国时期不同，但某些细节依然能看出“当年的流风遗韵”。敞开门，映入眼帘的是客厅，共有两个卧室。盥洗室在其中一间左侧。屋主说，挂衣架、桌子，还有阳台保留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样貌，应是张爱玲时期用过的（当然，五十年代张爱玲赴美后，也有其他人用过）。“时间流逝，原来的东西也就保留了一丁点下来”我暗想。
衣架就放在进门的客厅里，由下往上看，是一段段细细的，犹如一节节的竹子，到最上端变成一个百合花似的形状，分叉出四个枝桠，用以勾住大衣的领角。“民国早期的制作风格，估计是上世纪初，某位木匠做的”我喃喃说。“是吧，我买下房子的时候就有了，上任房主跟我聊到张爱玲的事”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重回中国大陆读者的视野，粉丝多了，一年到头“朝圣”的人络绎不绝，多数只进入公寓楼内，几乎还没谁能进入她当年的房间。听到这句，我心底对房东是感激的，让我得以目睹她留下来的痕迹。
张爱玲曾与胡兰成在卧室的书桌旁，畅谈人生，聊自己的作品。就在张爱玲卧室的书桌上，她完成《倾城之恋》、《封锁》一系列代表作。这张桌子现在还保留着就在65室西侧。我只看到过它一次，书桌边缘已经斑驳，暗红油漆掉落了一大块，露出里面淡橙色的木质底子。桌面却很干净，一点杂尘也没有，像时间未曾流走，崭新如初。
我后来又到阳台上，当时正值五点多钟，“我们听着楼下电车经过的‘铛铛’声，眺望上海的黄昏朦胧，两个人站在阳台，夕阳贴近了地平线，云朵时拢时聚，青森遥远”（胡兰成：《今生今世》），可如今的，他们曾眺望黄昏远景的阳台，却已陈旧破败。阳台地面贴着红棕色，带有菱形暗纹的瓷砖，四周墙上本是白瓷砖，但因年久又没人维护，渐变成了乳白色，仿佛还沾了一点黄渍。
我站在阳台伸出头，往下看也不再是“电车来往”，而是更高一栋大厦的入口处，台阶分明，边上还停着一辆奥迪。当天，阳台上的风很大，缭乱着我的头发，我想“这风必从远方吹来，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吹拂过来”。
苍凉，从来都是用来映衬“时间与故事”，这里头还带有某种“反衬”，比如：大时代和小人物，永恒流逝的时间与多变无常的情感，或者世事。常德路195号是张爱玲的黄金时代，更是此后，她毕生遥想却不敢不愿回去的地方，那地方有旧上海的模样，有她蓬勃的创作激情，有与胡兰成的唇齿相依。
“到底是人去楼空了”我想。
后半生的张爱玲，外界常说她落魄流浪，或家徒四壁。其实，这些都没全面概括她后半生的生活。经过与胡兰成的“情感风暴”后，张爱玲急需一个“港湾”休憩，这个人最好是懂她，且能陪伴她的，而第二任丈夫赖雅对张爱玲而言，既是后半生的伴侣又是知己。“1956年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谈文化，谈人生，越谈越投缘。5月，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当年8月18号，他们在纽约结婚”（丁子江：《张爱玲与她的美国丈夫》），“婚后，两人确实相依为命……张爱玲38岁生日那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核查赖雅欠款一案……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一同看了电影，笑出了眼泪。两人在萧瑟秋风中步行回家”（同上）。
前几年，我是想着这些关乎张爱玲的往事，去美国探访她故居的。她与赖雅相伴，从1956年开始到1967年赖雅逝世。也就是，张爱玲在柏克莱中文研究中心任职前的那段日子，她与赖雅虽几度搬家，但多数时间住在杜伦特街（前）与布什街645号（后）。我在兩年前10月抵达那里，道路两旁的梧桐金黄一片，闪烁着阳光，道路上的人很少，他们的生活节奏并不匆忙。张爱玲在旧金山的故居布什街645号是一栋棕红色公寓楼。 我看见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房间落地窗透亮，我本打算去敲门，但转念一想“如今，她已不在”，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四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避雨。走廊里，简洁、朴素、雅致……“她将在此，和她最后一任丈夫居住十年，然后离开”（祝勇：《我的同事张爱玲》）。
由于种种原因，我对张爱玲在美国的故居，只匆匆在门外一瞥，实际上，即便我早去几十年，同样无法进到里面观看。“张爱玲是无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任何人都很难进入她的‘私人天地’”。
后来，水晶有幸进入张爱玲在美国的居所，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女士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一张书桌，这对作家来说，不可思议。我问她为什么没书桌？她说这样方便，书桌显得太正式，写不出东西。”（水晶：《夜访张爱玲补遗》）。
（四）逃离与回首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大学的职务，前往中文研究中心，那年她49岁。张爱玲在第二任丈夫死后26年才去世，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即外界说的幽居生活。谁也不能体会她在这26年，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后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她晚年的只言片语，揣测她的感受与“心意”。
其实，张爱玲一生都没能忘记胡兰成;对于赖雅更多的是依赖他的陪伴，因赖雅与她有共同语言，好似伴侣，实则知己。“只有一个人想要思考或怀念某个事，她才渴望安静，不被琐事打扰”我默想。而张爱玲晚年为外界所知的，譬如“平均每年搬家80余次，比早年更孤僻，不愿返回上海”等，都是她希望得到安静的表现。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区别。她把自己视作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偶在幽暗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目不斜视，有时面朝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陈少聪是张爱玲在柏克莱大学任职期间的助手，她在柏克莱虽待了两年，但对同事而言张爱玲从来只是个名字，某种象征，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张爱玲晚年是渴望逃离俗世的，她已没有兴趣去参与这个跟她心性不合的时代。同时，由于年纪长了，她对往事的情感，逐渐变浓和升华。
张爱玲的最后26年，其实只做了两件事，“逃离已与她不合的尘世”，“回首过去的情感，加以缅怀却从不介入”。上世纪五十年代，胡兰成前往日本成婚，曾约张爱玲见面，但她未答应，最终两人再无联络，1981年7月，胡兰成逝世。
然而，晚年张爱玲究竟有没忘记他，可从张爱玲与亲友的来往信件，或她本人语录中，见些端倪。“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大地上绵延起伏，但长城到当代没用了”，八十年代末，张子静（张爱玲弟弟）曾致信张爱玲，建议她回上海一起居住，共度晚年，“信已收到，感谢好意，上海是回不去了，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张爱玲《回复子静的信函》）。
那个，八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上海，既不是她记忆里的上海，也不是她需要、希望看到的“上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张爱玲年近七旬，《小团圆》自七十年代开写，仍未能完稿。按她自己的话，“有些事有些人，我本不愿讲的太详尽，终要销毁的”，“有子女的聚首谓之大团圆，没子女的相聚是‘小团圆’”（张爱玲晚年的只言碎语）。众所众知，《小团圆》是张爱玲集大成之作，是她的遗作，也是她的自传体小说。
《小团圆》最后写道，“九莉多年后，做了一场梦……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正当她高兴，梦醒了，她的身边空无一物”，这或也是张爱玲晚年某个时段的写照。
她的最后几年是在洛杉矶ROCHESTER公寓度过的。1995年，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五）不留尘埃在世间
见过张爱玲遗容的除了美国洛杉矶当地警察、殡仪馆等人员，就只剩下林式同。与晚年张爱玲书信来往最多的是庄信正，他和张爱玲是朋友，而林式同也是庄信正的朋友，且常年居住洛杉矶。所以，张那边一旦有事，都由林式同代为帮忙。
张爱玲的“海葬”是林式同为首操办的。
张爱玲所立《遗嘱》，“第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possessions）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陆地，将骨灰撒向任何廣漠无人之处。”“处理原则是（1）隐私，（2）迅速，（3）简单。”（张错：《张爱玲海葬始末——水般明亮自然》），“式同晚上来电，与我商量海葬之事，建议用红、白玫瑰花瓣撒在海中以陪葬。”（同上）
1995年9月19日，张爱玲遗体先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当月30日，骨灰由林式同、张错、高全之等人撒于太平洋，“我们尽所能让爱玲女士潇洒地来，潇洒地去。”（同上）。
不久后，林式同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有缘识得张爱玲》里面说，她毕生所作所为所想的精华，就是遗书里列出来的这些……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去世至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执行人员，没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照相……
张爱玲去世后，从中国大陆到港台地区，怀念她的人不少，写文吊念的文坛中人也不在少数。记得《中国时报》1995年11月2日，“人间”副刊黄宝莲《把最后的寂寞还给天地》，其中几段这样写：
其实，她离开我们的世界非常遥远，虽隐秘也还不可避免被公众谈论，被众人喜爱。然而，这人世她或已无心眷恋。苍凉是她生命的底蕴，她一定没有泪，泪是后人为她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