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有两项内容最为核心、最为关键：一是仁爱精神，一是敬畏观念。这与基督教的神圣观念与博爱精神有些相似。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说就是人应当心存敬畏。
　　仁爱的重要性似乎尽人皆知，人要有敬畏却未必如此。人之不知，由于难知，孔子尚且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人要敬畏天命就不是容易理解的。天命，即天道运行的规律，也指事物的法则、社会人生的规则。大人，指有德有位的人。圣人，则既仁且智，“德合于天地”“穷万事之终始”。君子与小人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态度不同，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也不敬畏天命，往往不知道敬重尊贵的人，还轻侮圣人之言。
　　“畏”也是“敬”，《广雅》曰“畏，敬也”，二字可以互训。皇侃《义疏》曰“心服曰畏”。心服，即心里折服，心里敬服。《大学》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人懂敬畏，才能忠信。所谓“天命不可违”，敬畏天命，就会自觉尊重天地法则；“大人”凝聚着经验与智慧，敬畏大人，就能循理而动，进退有据；“圣人之言”代表着道德与价值，心存敬畏，就不会迷失自我。人缺乏敬畏，就会骄恣放纵，淫泆不节，从而背离大道，后果严重。
　　孔子格外强调“敬”，认为“敬畏”不可离身。弟子子张希望自己走到哪里都能通达，于是向孔子问“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人应当时刻牢记，将“忠信” “笃敬”装在心中，说话忠诚守信，行事庄重严肃。做到这一点，走到哪里都能顺畅通达。人们言之“忠信”、行之“笃敬”，都源于内心深处的“敬”。
　　孔子儒家提倡的敬畏观念由来已久。在孔子整理的《尚书》各篇中，处处可见关于“敬”的说法。孔子“崇周” “敬德保民”是西周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伦理原则。当年，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至道之言”，以教育当时太子，并“明传之子孙”。太公回答中，有“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一语，格外强调“敬”。后来，太公辅佐武王，也特别以同样的话相告诫，武王惕若恐惧，以“安乐必敬” “无行可悔” “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 “皇皇惟敬”等为戒书。
　　中国礼学经典《礼记》的开篇就有“毋不敬”三字，这正是对礼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与这种思想完全一致。“恭敬”一词包涵两层意思，一是外在的恭敬之行，一是内在的敬畏之心。“恭在貌，敬在心”，外在的恭敬以内在的敬畏为根基。既然敬由心生，那么敬畏就是由敬重而生发的“惶恐” “怵惕”之感。人类社会生活这种“惶恐” “怵惕”的敬畏不可或缺，有了敬畏，才自觉己身微渺而生谦卑心，自觉德业重大而有使命感。人知谦卑而能自尊尊人，知使命方自弘弘道。《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万物生灵都一样得到天地之气成形，禀天地之道成性，但只有人最为尊贵。人之贵是因为人有“敬”心，可以导出谦、让、谨、勤之德，进入真、诚、和、美之境。对于人之修身，敬之义内涵丰富！
　　敬畏是一种心态与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和信仰。古人“以祀礼教敬”，中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传统，目的在于教化人心，培养敬畏观念。中国关于“敬”的文化内涵丰富，也影响深远。清朝乾隆时期的河南巡抚叶存仁，甘于淡泊，毫不苟取。他做官三十余年，离任时，手下部属执意送行话别，但送行的船迟迟不发，叶存仁心里纳闷，等到明月高挂时，来了一叶小舟，原来是部属临别赠礼，等至夜里避人耳目。但他知荣辱，讲自爱，自尊自信，不做有损于自己名誉、形象的事，将礼物全部送还。人们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典故就来自叶存仁。这是敬畏观念在历代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一个代表或缩影。
　　当下，面对泛科学主义和伪自由主义的盛行，中国传统的敬畏观念、诚敬理念更有特别的意义与价值。只有敬畏天地自然法则，敬畏个人道德使命，心存对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才能保持理性与信仰的平衡，才不会敬畏缺失、骄泰泛滥。宋儒说：“‘敬’之一字，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缺少“敬”，“无知而无畏”的荒诞与罪恶就层出不穷；有了“敬”，才会有更多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