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晚期动荡不安，蛮族入侵势不可挡，生于乱世之中的芸芸众生渴望获得精神家园。于是，早已在帝国境内根深叶茂的基督教会借此天赐良机，在宗教领域和现世生活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帝国晚期涌现出来的基督教精神领袖，不再是迹近传说的不辞辛劳传教的圣使徒，而是一批著书立说、言传身教的教会神学家。
　　这些人包括拉克坦提乌斯、安布罗斯、圣杰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人，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地位，从13世纪圣多明我修会会长约尔丹书信的结语可见一斑：“请您向您的那些姐妹致意，愿她们遵照我们圣徒教父奥古斯丁的教诲……”奥古斯丁究竟何许人也？到底有什么卓尔不凡的贡献？
　　奥古斯丁于公元354年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今阿尔及利亚境内）。父亲是一位小官吏，信奉多神教。此人一生虽略有积蓄但为人懒惰，贪图世俗享受，直到临终时才勉强信主受洗。而奥古斯丁的母亲则是一位坚定而忠诚的基督教徒。她很关心儿子的前程，每天为他在神的面前祷告并经常泪流满面，同时她也身体力行的实践着对上帝的虔诚。也许是受到父母双方这些极具反差品性的双重影响，奥古斯丁从小就兼具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性情，一种是在欲望之中追求放纵，另一种则是对真理不懈的矢志不渝。奥古斯丁的心灵深处也必然成了善与恶斗争的战场。
　　奥古斯丁17岁时，母亲为磨炼他的意志品质而送他外出求学。他几经辗转来到北非名城迦太基，在那里悉心学习修辞学。奥古斯丁的最初理想是成为一名雄辩家，但他不久结识当地一名少女并迅速陷入热恋，从此两人开始长达14年的同居生活。19岁那年，他接触到西塞罗的著作，从此树立终生追求真理的信念。此时他开始转向以思想混合二元主义为基本理念的摩尼教，追求心灵的安慰与解脱。奥古斯丁信奉摩尼教长达9年，在这期间他一面治学一面教书。但平淡的生活使善于思辨的他渐渐的开始怀疑这个教门理智上的效能。于是他前去拜见摩尼教的首领并提出了很多关于真理与人生的困惑。但教首在教理上的多处自相矛盾使得很多以前看似圆满的理论变得难以自圆其说，这使得奥古斯丁在真理的追求上大失所望。公元384年，带着对真理与人生的重重困惑，他迁居罗马帝国西部的大都市——米兰，并在当地教授修辞学。在米兰的日子里，奥古斯丁虽然聆听了安波罗修大主教的布道，但真正吸引他的仅仅是主教雄辩的口才。而此时也是他一生之中道德水准最低的时期。奥古斯丁的母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于是他便与从前的情人脱离了关系，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但由于订婚的女子年纪尚轻而一时不能完婚，奥古斯丁再次过上放荡生活，不久他就和米兰当地一个有夫之妇搅在一起。
　　后来，他读到新柏拉图派的威克多林传记，看见他在老年时如何皈依基督，不禁为之动容。因为他听安波罗修的讲道多了，所以对教会的权威也有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加上又听到埃及的修道士之高尚圣洁的生活，奥古斯丁自惭形秽。因为他虽然立志追求真理，却始终为情欲所俘虏。在悲痛自责之余，他奔向花园中去，伏在树下痛哭。忽然之间大风骤起，花叶满地，他仿佛听到天空中的一个声音说：“快拿起来读吧！”奥古斯丁的面色大变，抑制着眼泪，拿起一本他所读过的书信急忙翻开，视线随即落在这段经文之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自此以后，奥古斯丁内心有了宁静，他感觉有从上帝而来的力量战胜了邪念，内心发生了极大转变。这些变化也最终落实到了奥古斯丁的行动之上。公元386年夏末，奥古斯丁离开情妇，辞去教职，退居到一所山庄，与其他修士共同研习哲学。公元387年的复活节，奥古斯丁在米兰受洗于大主教安波罗修，皈依了基督教。391年，他前往希波受职为神父，4年后又继承主教一职。奥古斯丁在希波创建非洲第一所修道院，为教会培养了大批领袖人才。而他的余生则全部致力于牧养教会、宣讲福音、救济贫弱等事业上。为解决北非教会的各种争端，他更不辞劳苦，几度召开宗教会议。
　　在致力于传播基督教之余，奥古斯丁笔耕不缀，撰写大量书稿，全面阐述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与理解。《上帝之城》是他的代表作，对中世纪神学史观产生空前绝后的影响。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认为天地之间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即在天上的上帝之城与在人间的地上之城。上帝之城是由上帝主宰的天国与极乐世界，而地上之城则是由亚当的儿子该隐所创造的凡尘之地。前者是至善的象征而后者则是极恶的代表。教会是上帝所一手创造，因此教会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它也就在两城之间起到了名副其实的桥梁作用。教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竭尽全力的促使上帝之城取代地上之城而使上帝之城在人间实现。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就会不断的发生斗争，直到地上之城彻底消失为止。在这种背景下，整部人类历史和整个世界历史其实也就是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不断斗争的历史，即善与恶之间持续斗争的历史。奥古斯丁在创作《上帝之城》之时，始终怀着与异教徒辩论的目的，假想与对方进行一对一争论。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历史与宗教文化原因。公元410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领部众一举攻入罗马城。虽然蛮族占领城市不到三日，但此事却在罗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尽管罗马当时早已不再是皇帝常驻的首都，但它却仍始终是罗马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当时人看来，“永恒之城”的陷落难以置信，这件事情甚至意味着世界末日的临近。而对于当时已经在帝国之中取得特权地位的基督教来说，都城的陷落也意味深长。此时的罗马帝国正走在基督教化的道路之上，十字架对多神教的节节胜利也使乐观情绪弥漫在基督教徒中间。多数人都认为，正是基督教在造化着伟大的罗马，罗马将因基督教而更加昌盛。然而，“永恒之城”却在公元410年遭到了这场劫难。抵制基督教的异教徒正好借此将罗马的陷落视为基督教化的恶果。在他们看来，正是基督的到来取代了长久以来保护罗马城的诸路神祗才造成了灾难的降临。因此，《上帝之城》正是奥古斯丁对这些责难的回答，同时也是其对罗马危机进行理解的结果。在推演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关系之后，奥古斯丁提出这个答案：罗马城的陷落正是其建国以来种种罪恶的结果而非基督教的过错。相反，基督教还减缓了入侵者那些残暴的性格。
　　除《上帝之城》以外，《忏悔录》、《论三位一体》等著作也集中的展现了奥古斯丁的神学观和历史观。虽然奥古斯丁从未自觉地系统阐释历史思想，但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中宗教与历史的严密捆绑也使我们必须承认，在为中世纪神学史观定调方面奥古斯丁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奥古斯丁发展了历史时间观念，而历史时间观念的定型则决定了中世纪历史写作的基本形式。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史学家那里，时间没有方向性，一直处于循环之中。而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则认为上帝“在一切时间之前，是一切时间的永恒创造者”。这就意味着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里，时间再也不是永恒的物质。上帝在创世纪之时赋予世界以生命，同时也赋予生命以时间，时间初始于人类世界的诞生。在末日审判之后，世界即将消失，依存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一切也都会在那一瞬间灰飞烟灭，因此被赋予在生命之上的时间也会随之消逝。在后来的阿非利加那与尤希比乌斯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其历史的记载就始于创世纪。可以说奥古斯丁对于人类历史时间的阐释已经为中世纪的神学历史编织出了一个基本的时间框架。
　　在《上帝之城》中我们也看到，奥古斯丁将人类历史的起点定为该隐创造地上之城之时，这一时期则充满恶与暗。而人类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上帝之城取代地上之城之时，那时则必将充满着善与明。同时，在他的另一著作《论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还将两城的斗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律法阶段、律法阶段与上帝的天国阶段。在这之中，奥古斯丁为后世的史家奠定了神学的进步史观与历史分期观念的基础。而在此之前，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的史观都是悲观的历史循环论。比如，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就提出过典型的历史循环倒退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周而复始。直至近代，在历史学家的意识之中，奥古斯丁所确立的那种历史进步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教与神学辩护，其整个解释系统都是为了论证上帝与基督教的合理性，带有强烈的宿命论与目的论色彩。但这种写作范式与价值取向却为之后中世纪的其他神学史家所继承并发展，成为这些史家撰写历史的根本目的。虽然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在当代饱受批判，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作为其重要奠基人的奥古斯丁对历史学的影响延续了千年。
　　奥古斯丁以其一生的思想变化生动演绎了他对上帝的虔诚，为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树立了行为的楷模。同时，他的神学思想也为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奠定了主要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