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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过程里，我时常不够严谨地简称其为“西北科考”，有实习生初次听到，错当成“科举考试”，我哑然。
抛开这段子，若不是年初副主编杨子发这个选题给我，1927年出发成行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于我也是完全陌生的。
3月，去北京大学静园参观“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算是头一次开始接触西北科考。泛黄的黑白老照片，斯文·赫定在荒漠和胡杨林的速写图，还有现场播放的瑞方当时拍摄的珍贵影像，恍恍惚惚，有一点拨动心弦，但依然对那八年混沌而不解其真味。
半年之后，我和北大考古系的博士朋友说起，他说对这段历史他也是一知半解，我一面对自己的无知有些释然，一面暗想：这样一段称得上可歌可泣的历史，就这样湮埋在故纸堆里，连专业人士也与之隔绝。正常吗？
这样的疑问，后来在逐步深入时，也时常泛起。
譬如，身在北京的我迫切地想知道，还有哪些这次考查所得的采集品、资料和遗存，是面向公众开放、展出，让我们能近距离了解的？
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山高水远；居延汉简，安置在台湾；黄文弼搜集的文物、资料、报告，有许多由中国社科院赠予了国博，许多还躺在社科院考古所的档案室里……
“似乎只有西直门的古动物博物馆里，能看到袁复礼先生挖掘出的恐龙化石，（以飨观众）？”我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张九辰老师。
“对。这的确是个问题。”她说。
她和袁复礼的后人刘卫东告诉我，古动物馆展出的西北科考发现是少数，还有一部分，存在博物馆的库房里，没有对外。
参与这个选题的实习记者陆敏秋说，她在古动物馆的确只看到了袁复礼当年在新疆荒滩中发现的赫氏水龙兽化石原件，旁边也没有关于采集人的介绍。
第一发现者的名字和当时的情况，是否应该有所标注呢？
张九辰说，她不了解国外博物馆陈列和国内关于人文社科类采集品的情况。但自然科学方面的博物馆陈列，标签一般写的是发掘地点和时间，“做标本的是地质学家，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与地点，我是史学家，我们关注的是人，所以（缺少了人名）这也算是遗憾，但这是两个不同系统。 何况，中国又是个突出集体主义的地方。对吧。”
90后敏秋说：“如果我不是在做这个选题，我察觉不出（不标名字）有什么缺失，这恰恰也是最遗憾、最苍凉的吧？”
“那一代人，原本也不重名利。”我回应她。
“但是更多的人都掉进了历史的褶皱里，我们现在做的可能就是尽可能抻一抻能摸到的这一块儿，从褶皱里把那些人还原出来。”
这些人，不独是中国科学家，也有瑞典、德国、丹麦的參与者。
稿子里没有展开的是，某种程度上，西北科考团也建立了此后对待西方探险（考古）队来华探险的模板。但其他同时期的合作却很难如此顺遂。
曾在中国从事多年探险活动的美国探险家安德鲁斯便评论：“但显然，（赫定）接受这些荒谬的条件使得其他探险队在进行活动时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1929年，因为不接受类似条件，安德鲁斯宣布放弃他的探险计划。1931年成立的中法科学考查团虽然接受了条件，却由于法方态度恶劣，甚至发生殴打中方团员的事情，科考团最后中途废止，团员刘慎鄂转而加入西北科考团继续工作。
不得不承认，赫定的远见卓识、外交与谈判能力、超强的野外生存和组织能力，对于促成和完成这次漫长的考查，至关重要。但据说在西方、包括他的祖国瑞典，因为亲希特勒的历史，赫定的口碑并不佳。
人性原本就是复杂的，但还是应当分开来看，不是吗？
七八年前，贝格曼的儿子扬·贝格曼一家专程来中国。来之前，他告诉和父亲并肩工作过的中国科考团成员陈宗器的女儿陈雅丹，“听说你有一个哥哥叫斯文，我也有一个哥哥叫斯文，而且霍涅尔也将他的儿子取名为斯文。斯文·赫定虽然去世了，现在却有了三个斯文和更多的人在怀念他。”
陈雅丹和扬在北京的见面凝重而愉快。她在博客里这样写：
扬·贝格曼10岁父亲就去世了。长大以后，他看了父亲的日记，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更好地了解父亲，他在退休后又学了考古。
当年为了研究居延汉简，贝格曼举家来到北京一住就是好几年。在这里他的夫人生了两个孩子，唯一的女孩伯瑞塔不幸六个月就夭折了。葬在北京德国人公墓里。可惜多方寻找，已经找不到了。
老贝格曼44岁英年早逝。我问扬，“你的母亲怎样把你们三个儿子抚养成人？”
他笑笑说：“我家有5间房子，妈妈把那4间租出去，有时妈妈要去教家政课。我们就靠这些生活。”
“赫定基金会出版了你父亲的书，你父亲去世后，有没有给你稿费以补贴家用？”
“没有，”他又笑了。“我们觉得能让很多人知道父亲就很高兴了。赫定活着时，所有去中国西北考查的团员，经常在赫定家聚会。1952年后，赫定去世了，他们就会不定期常来看我母亲，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感觉，那是一群高尚的人。
无论在出行前双方谈判有过怎样的抵牾、质疑和警惕，能支撑下来两年、五年，乃至八年合作的，必定是对科学的执着热爱、坚韧，与高度信任。
在从乌鲁木齐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又一次看了《无问西东》，为王敏佳、沈光耀的命运泪奔。而影片最后那一幕幕出现的清华和西南联大学者头像与生平，才是历史长河里更鲜活的存在——也包括科考团中的袁复礼先生。
只是，90年前那样穷困潦倒、饥寒交迫，数月、数年与家人分隔，差点命都要送掉的科学考查，今天几无发生的可能。果如此，要记住和继承什么呢？
论硬件，昔非今比；论国力，也早不可同日而语——新闻里已经有了中国“推进文物援外和联合考古”的报道，似乎当年考查团里瑞方与中方的角色，而今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里，调了个个儿。 在有关祖父黄文弼的学术研讨会上，黄纪苏曾这样说：
人类数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思想、宗教、艺术、学术等等，其实都不过是意义的生产工具——也可以说，就是意义本身。意义使人的生命超越了单调重复的饮食男女，超越了无可奈何的春荣秋谢。中国以往三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时也付出了代价。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对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进行了疯狂的洗劫。中国实在是到了重建意义、安顿人心的时候了。我想，“中国梦”也应该包括这样一部分内容吧。
这样一种力量，像一个安静的暴风眼，目前席卷到的人群还颇为有限，但会越来越激荡开。
两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新文化运动百年展时，有专家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科学史上的大事，展览内容不包括这个，不太合适。
该馆展览部副主任秦素银听到，想起该馆本身便藏有一批徐炳昶先生等人留下的资料，她越读越感动，觉得值得单独为西北科考做一个展览，于是才有了2017年9月在红楼举行的“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
当时秦素银挺着大肚子奔前忙后，王忱、陈雅丹等大她数十岁的长辈都深为感动，主动把家里收藏的先辈遗物拿出来展览。
采集品、资料分散，纪念人群、研究者同样难以凝聚，这也是我在采访中的一个明显感受。
考查团在1927年原本便是一个民间学术聚合体，成员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考查结束后，“各回各家”。
“说起来，只有考查团60周年、80周年和90周年搞了三次比较大的纪念活动，这以外也就基本悄无声息了。”张九辰曾参与了2007年那次中科院針对西北科考团的课题研究，但也遗憾这件事从此难以持续性发展。
后人们早早发起了一个研究会，但黄纪苏说得直接：“总不能永远只是一群后人在掺和，后人有情怀，但也容易立场和角度单一，自说自话。”
“好在现在有了新疆师大的平台，这是个良好的开始。虽然有一点远，但并非遥不可及呵。”张九辰颇感欣慰。
得说回今年操办气象学家刘衍淮先生后人捐赠遗物和科考团进疆90周年活动的朱玉麒了。原本西域文史、水道、李白的研究风生水起，半路闯进西北科考这段历史，他越做越拔不出来。
最后他和团队以诚意和专业，打动了黄纪苏等一批平台的“考查”者，筹建了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和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基地。
“我的下半生应该都会交给它（西北科考研究）了。我觉得很值得啊。”朱玉麒说。
人生何处不相逢呢。
抛开这段子，若不是年初副主编杨子发这个选题给我，1927年出发成行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于我也是完全陌生的。
3月，去北京大学静园参观“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算是头一次开始接触西北科考。泛黄的黑白老照片，斯文·赫定在荒漠和胡杨林的速写图，还有现场播放的瑞方当时拍摄的珍贵影像，恍恍惚惚，有一点拨动心弦，但依然对那八年混沌而不解其真味。
半年之后，我和北大考古系的博士朋友说起，他说对这段历史他也是一知半解，我一面对自己的无知有些释然，一面暗想：这样一段称得上可歌可泣的历史，就这样湮埋在故纸堆里，连专业人士也与之隔绝。正常吗？
这样的疑问，后来在逐步深入时，也时常泛起。
譬如，身在北京的我迫切地想知道，还有哪些这次考查所得的采集品、资料和遗存，是面向公众开放、展出，让我们能近距离了解的？
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山高水远；居延汉简，安置在台湾；黄文弼搜集的文物、资料、报告，有许多由中国社科院赠予了国博，许多还躺在社科院考古所的档案室里……
“似乎只有西直门的古动物博物馆里，能看到袁复礼先生挖掘出的恐龙化石，（以飨观众）？”我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张九辰老师。
“对。这的确是个问题。”她说。
她和袁复礼的后人刘卫东告诉我，古动物馆展出的西北科考发现是少数，还有一部分，存在博物馆的库房里，没有对外。
参与这个选题的实习记者陆敏秋说，她在古动物馆的确只看到了袁复礼当年在新疆荒滩中发现的赫氏水龙兽化石原件，旁边也没有关于采集人的介绍。
第一发现者的名字和当时的情况，是否应该有所标注呢？
张九辰说，她不了解国外博物馆陈列和国内关于人文社科类采集品的情况。但自然科学方面的博物馆陈列，标签一般写的是发掘地点和时间，“做标本的是地质学家，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与地点，我是史学家，我们关注的是人，所以（缺少了人名）这也算是遗憾，但这是两个不同系统。 何况，中国又是个突出集体主义的地方。对吧。”
90后敏秋说：“如果我不是在做这个选题，我察觉不出（不标名字）有什么缺失，这恰恰也是最遗憾、最苍凉的吧？”
“那一代人，原本也不重名利。”我回应她。
“但是更多的人都掉进了历史的褶皱里，我们现在做的可能就是尽可能抻一抻能摸到的这一块儿，从褶皱里把那些人还原出来。”
这些人，不独是中国科学家，也有瑞典、德国、丹麦的參与者。
稿子里没有展开的是，某种程度上，西北科考团也建立了此后对待西方探险（考古）队来华探险的模板。但其他同时期的合作却很难如此顺遂。
曾在中国从事多年探险活动的美国探险家安德鲁斯便评论：“但显然，（赫定）接受这些荒谬的条件使得其他探险队在进行活动时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1929年，因为不接受类似条件，安德鲁斯宣布放弃他的探险计划。1931年成立的中法科学考查团虽然接受了条件，却由于法方态度恶劣，甚至发生殴打中方团员的事情，科考团最后中途废止，团员刘慎鄂转而加入西北科考团继续工作。
不得不承认，赫定的远见卓识、外交与谈判能力、超强的野外生存和组织能力，对于促成和完成这次漫长的考查，至关重要。但据说在西方、包括他的祖国瑞典，因为亲希特勒的历史，赫定的口碑并不佳。
人性原本就是复杂的，但还是应当分开来看，不是吗？
七八年前，贝格曼的儿子扬·贝格曼一家专程来中国。来之前，他告诉和父亲并肩工作过的中国科考团成员陈宗器的女儿陈雅丹，“听说你有一个哥哥叫斯文，我也有一个哥哥叫斯文，而且霍涅尔也将他的儿子取名为斯文。斯文·赫定虽然去世了，现在却有了三个斯文和更多的人在怀念他。”
陈雅丹和扬在北京的见面凝重而愉快。她在博客里这样写：
扬·贝格曼10岁父亲就去世了。长大以后，他看了父亲的日记，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更好地了解父亲，他在退休后又学了考古。
当年为了研究居延汉简，贝格曼举家来到北京一住就是好几年。在这里他的夫人生了两个孩子，唯一的女孩伯瑞塔不幸六个月就夭折了。葬在北京德国人公墓里。可惜多方寻找，已经找不到了。
老贝格曼44岁英年早逝。我问扬，“你的母亲怎样把你们三个儿子抚养成人？”
他笑笑说：“我家有5间房子，妈妈把那4间租出去，有时妈妈要去教家政课。我们就靠这些生活。”
“赫定基金会出版了你父亲的书，你父亲去世后，有没有给你稿费以补贴家用？”
“没有，”他又笑了。“我们觉得能让很多人知道父亲就很高兴了。赫定活着时，所有去中国西北考查的团员，经常在赫定家聚会。1952年后，赫定去世了，他们就会不定期常来看我母亲，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感觉，那是一群高尚的人。
无论在出行前双方谈判有过怎样的抵牾、质疑和警惕，能支撑下来两年、五年，乃至八年合作的，必定是对科学的执着热爱、坚韧，与高度信任。
在从乌鲁木齐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又一次看了《无问西东》，为王敏佳、沈光耀的命运泪奔。而影片最后那一幕幕出现的清华和西南联大学者头像与生平，才是历史长河里更鲜活的存在——也包括科考团中的袁复礼先生。
只是，90年前那样穷困潦倒、饥寒交迫，数月、数年与家人分隔，差点命都要送掉的科学考查，今天几无发生的可能。果如此，要记住和继承什么呢？
论硬件，昔非今比；论国力，也早不可同日而语——新闻里已经有了中国“推进文物援外和联合考古”的报道，似乎当年考查团里瑞方与中方的角色，而今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里，调了个个儿。 在有关祖父黄文弼的学术研讨会上，黄纪苏曾这样说：
人类数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思想、宗教、艺术、学术等等，其实都不过是意义的生产工具——也可以说，就是意义本身。意义使人的生命超越了单调重复的饮食男女，超越了无可奈何的春荣秋谢。中国以往三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时也付出了代价。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对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进行了疯狂的洗劫。中国实在是到了重建意义、安顿人心的时候了。我想，“中国梦”也应该包括这样一部分内容吧。
这样一种力量，像一个安静的暴风眼，目前席卷到的人群还颇为有限，但会越来越激荡开。
两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新文化运动百年展时，有专家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科学史上的大事，展览内容不包括这个，不太合适。
该馆展览部副主任秦素银听到，想起该馆本身便藏有一批徐炳昶先生等人留下的资料，她越读越感动，觉得值得单独为西北科考做一个展览，于是才有了2017年9月在红楼举行的“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
当时秦素银挺着大肚子奔前忙后，王忱、陈雅丹等大她数十岁的长辈都深为感动，主动把家里收藏的先辈遗物拿出来展览。
采集品、资料分散，纪念人群、研究者同样难以凝聚，这也是我在采访中的一个明显感受。
考查团在1927年原本便是一个民间学术聚合体，成员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考查结束后，“各回各家”。
“说起来，只有考查团60周年、80周年和90周年搞了三次比较大的纪念活动，这以外也就基本悄无声息了。”张九辰曾参与了2007年那次中科院針对西北科考团的课题研究，但也遗憾这件事从此难以持续性发展。
后人们早早发起了一个研究会，但黄纪苏说得直接：“总不能永远只是一群后人在掺和，后人有情怀，但也容易立场和角度单一，自说自话。”
“好在现在有了新疆师大的平台，这是个良好的开始。虽然有一点远，但并非遥不可及呵。”张九辰颇感欣慰。
得说回今年操办气象学家刘衍淮先生后人捐赠遗物和科考团进疆90周年活动的朱玉麒了。原本西域文史、水道、李白的研究风生水起，半路闯进西北科考这段历史，他越做越拔不出来。
最后他和团队以诚意和专业，打动了黄纪苏等一批平台的“考查”者，筹建了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和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基地。
“我的下半生应该都会交给它（西北科考研究）了。我觉得很值得啊。”朱玉麒说。
人生何处不相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