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写我的爸爸，问我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好吃。”不错，好吃是爸爸的一大特点，并且爸爸对吃确实颇有研究。
　　
　　吃品与艺品
　　
　　在吃上，爸爸讲究要有艺术性，达到色香味俱全。什么样的菜，用什么样的盘子盛，都要精心设计。尤其是请客，研究菜谱，那是爸爸最大的乐趣。他能像平时写作时一样蹲在椅子上，嘴里抽着烟，思考再三，才向大家宣读拟好的菜单。如果这顿饭达到了他预期的标准，酒足饭饱之后，爸爸就会眯起眼睛来得意好一阵子。但经常是达不到标准的。每到这时，爸爸就会捶胸顿足地哀叹这顿饭“艺术的统一性”被破坏了，同时还要惋惜这整桌精心设计的佳肴都因此而失了色。妈妈在一旁则柔声细语地来一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怎么不能吃啊？”爸爸长叹一口气：“可这是艺术啊！”
　　爸爸声称，吃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他认为各门艺术总的规律无不可应用于美食学上。因而，他对吃的研究与对艺术的见解，竟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了解他的吃品，也就如闻他的艺品，如见他的人品。
　　
　　好吃与好客
　　
　　吃东西，爸爸从来主张尝百味。凡是能吃的，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尝一尝。据他自己说，什么哥伦比亚的蚂蚁，山东青州的蝎子，越南的刺猬、狐狸、大象，他都尝过。还真不是吹牛，爸爸这辈子跑过不知多少地方，北国、江南、戈壁、高原，亚、欧、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些地方，便也都留下了他的“嘴迹”。
　　爸爸的爱吃可真是没办法，可谓“屡教不改，病入膏肓”。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念念不忘一个吃字。即使在“文革”时期，他还是依然如故。据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严寄洲伯伯说，他们在一起当“反革命”的时候，有一阵子有点儿宽松。他忽然发现爸爸上衣口袋里排列了一排小药瓶，就好像是哥萨克的子弹夹。开饭时便掏来掏去，忙得不亦乐乎。原来那些小瓶子里分别装着爸爸的“武器”：酱油、醋、盐、味精、胡椒面……
　　爸爸好吃，并且好客。平时他什么都能忍受，唯独没有朋友不能忍受。
　　家中有了什么好吃的，爸爸必要找个“知音”来共享。他的观点是：“一个人吃着没味儿”。于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四处打电话也要找个人来，妈妈拿他毫无办法。记得有一次他要请一位客人来吃饭，结果串联成了９位，幸亏那天吃的是“涮锅子”。
　　天天有客，来客就聊，妈妈抗议了：“有事没事的把人找来，一谈就是大半天，你那些东西什么时候写啊？还天天熬夜吗？少会点儿客，少看点儿戏吧！”爸爸原则上接受妈妈的劝告，并且立即采取“行动”。他提笔写了一张“布告”：“写作时间，概不会客。”当然了，这种布告的无效是可以想见的。妈妈只好另想办法，在外面为爸爸借了一间小屋。爸爸自己还主动提出：“地址保密，有人问就说躲起来写东西去了。”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发现，爸爸的朋友们几乎比我们还熟悉他的新地址。而且我家的饭桌旁，基本上还是每日一客。这客从何而来呢？秘密终于发现了。原来爸爸人是走了，可电话比人走得还快：“喂，我已经躲起来写东西了，地址保密。不过我还想找你谈。这样吧，你坐无轨电车……回头一起到我家吃晚饭，工作晚餐。”
　　爸爸有工作晚餐、工作午餐，甚至工作早餐，饭桌也就是他的办公桌。在这里，他的思路似乎来得特别活跃。如果遇上知音，爸爸就连吃、连喝、连说，能把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饭毕，兴犹未尽。撤去饭桌，甩掉拖鞋，盘上双腿，坐在沙发上，爸爸继续大抒其情。谈到京剧，他便唱上一段西皮；论到川剧，他又来上几句川白。他侃侃谈来，天津、上海、山东、山西，各地方言兼用，各地小吃兼及。如未尽兴，他有时还会搬出英语、法语，间或再说上两句越语、朝鲜语，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听起来还挺是味儿。直到送客出门上路，爸爸还要来上一段“远送”。
　　爸爸不但好吃，还好喝，每顿饭都要根据不同情绪喝上一杯不同的酒，或白或红或黄，或是自己调制的混合酒。然而，他沾酒脸就红，而且红到脖子，红到脚后跟。不是我夸张，有一次我亲眼看见，爸爸把酒瓶盖儿一打开脸就红了。
　　
　　爱吃与爱艺
　　
　　爸爸的爱艺也同样没有办法。“文革”之初，爸爸刚从越南南方归来不久。他写了一部话剧《南方啊南方》，自认为是一部杰作，并满以为回国后很快就能搬上舞台。可万万没有想到，迎接他的是批判此剧的“打印件”，接着是检查交待，直到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爸爸被“批倒批臭”之后，“造反派”禁止他再写东西“毒害”革命群众，而爸爸这时又“恶习”难改，在“牛棚”中还利用写交待材料的废纸，写出了京剧剧本《南方云水》。明知身陷囹圄，难见天日，可就是要“顽固”到底。
　　爸爸酷爱艺术这片土地，孜孜不倦地耕耘着、收获着。这几年，他在写作上将其杂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发挥起在“吃”学上“兼宗中西”的主张，“土”“洋”结合，左右开弓了。用英语演出我国的传统戏，只是个开端。接着，爸爸又把尤金·奥尼尔的名作《安娜·克里斯蒂》改编成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还借了我的名字就叫《安娣》，此剧已由美国导演来中国排练上演了。1986年爸爸去美国讲学一年，临行前他又将《赵氏孤儿》和《牡丹亭》改编成话剧，带到美国，让他的洋学生们来排演。回国后，这两个戏也都被陆续搬上了中国舞台……
　　爸爸爱写戏、演戏，更爱看戏。他几乎欣赏一切形式的表演艺术，百戏都看，“并重南北”。爸爸看戏的主要交通工具，曾经是一辆侯宝林相声中所说的那种“哪儿都响，唯独铃儿不响”的破自行车，骑着它，爸爸几乎跑遍了京城。自从他上了年纪，破车已换成一辆新女车，但很快也骑旧了。
　　爸爸骑车去看戏，散戏之后，还常要登台与演员们握手、拍照。一切结束，各位首长、名家都钻进小汽车打道回府，而爸爸还蹬着他的“永久”，行进在大马路上。要是会见的时间长了些，爸爸出了剧场大门，竟会连车子也找不到。看车的老大妈以为是无人认领的车，早给收起来了。有的剧团负责人好心地问他：“您的司机在哪里？给他留了票。”爸爸眨眨眼睛：“司机？我兼了。”
　　我们心疼老爷子，曾在一起商量，是否能为他“请命”或者为他置辆汽车？可是……得了，得了，还是实惠点儿，给他买点儿他爱吃的天福酱肉、冬笋、豌豆苗吧， 这些足以令他眉开眼笑了……
　　
　　好吃与好言
　　
　　人们都说喝酒脸红的人好交，爸爸可是真容易“一见相投”，他为人处事的格言就是“无事不可对人言”。正是这个要命的原则，在“文革”期间把妈妈和他自己都害苦了。他俩从“文革”一开始就都被“专政”了，后来“造反派”各方自己打了起来，他们暂得“漏网”的“自由”。面对这一片“大好形势”，爸爸和妈妈在家中不免忧伤论国事，一句“江青是祸水”走漏了，当然迎来的是大祸临头。在那为人处事需极小心谨慎的年月，当众说过的话，能不承认都绝不承认。可爸爸那“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原则，早已被他升华为“无事不可对党言”了。
　　爸爸和妈妈再一次被隔离。事情来得很突然，妈妈一时搞不清楚自己犯了哪条罪状，该交待些什么问题。还是“造反派”给她提了醒，让她想想在家与黄宗江都讲了些什么攻击“中央首长”的“黑话”。妈妈恍然大悟，心想这可糟了。她非常清楚爸爸那“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原则，知道他会把平时一切鸡毛蒜皮的事都交待出去。于是只好冥思苦想，尽量“交待”。可妈妈又深知，爸爸这个人的记性特别，大事能忘了，越是小事却记得越清楚。妈妈自知无论如何也交待不过爸爸，只好坐以待毙。
　　果然，爸爸一下子就给江青来了二十几条，白纸黑字。当然他越是交待得彻底，“罪行”就越大。幸亏“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否则他们二老恐怕也就提前“结束”了。
　　经过这场“革命”，爸爸也该吃一堑长一智了吧？可他刚获自由就“旧病”复发，并更胜于前。爸爸现在不但对党无事不言，与人闲谈时无事不言，更在大会小会上无事不言，而且养成了发言癖。他在戏曲座谈会上要发言，文学学术会上要发言，表演艺术谈心会上要发言，甚至营养学研究会上他竟然也有言可发，当然了，他已经是美食学会的理事了。妈妈余悸未消，常常嗔怪他：“言多必失呀”。可爸爸居然写了个集子就叫《言多必失录》。
　　爸爸发言还有个要人命的毛病，就是在他的发言中几乎每次都要带上我们家的人和事。什么孙子怎么说，老伴怎么讲，女儿怎么看，女婿又怎么想。反正全是他的“无事不可对人言”，把家里发生的事全都抖出来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心中更加坦荡。可这一来，我们全家也只得跟着爸爸“无事不可对人言”了。谁知道平时哪句话被他记住，又要在哪个座谈会上给放出去。好在我们家没有阴谋，抖就抖吧。全家人一样的坦荡无私，无私也就无畏了。
　　爸爸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以食会友，以戏会友，以文会友，更以心会友……愿爸爸永葆旺盛之精力，在吃学、戏剧学、戏曲学、影视学，以及各类学术上达到更高的美学成就。
　　（作者阮丹娣为黄宗江先生的女儿。）
　　黄宗江,作家,演员，剧影艺术家。中国作协、影协、剧协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人民解放军，后离休于八一电影制片厂。著有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农奴》、《海魂》等，戏剧戏曲作品选《舞台集》、《南方啊南方》、《风雨千秋》，散文杂文评论集《卖艺人家》、《读人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