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斟酌确定本文标题的时候，我曾经一度在“视野”与“情怀”之间产生过选择的游移不定，到底应该是社会学视野？抑或还是社会学情怀呢？考虑再三的结果，是弃“视野”而择“情怀”。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是要借助这“情怀”二字充分凸显鲁顺民内心深处一种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农人情结。鲁顺民，是我的大学同窗，我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已逾三十个年头了。早在大学期间，鲁顺民那非同一般的文学才华，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大学尚未毕业，他就已经有书写乡村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了《山西文学》杂志上。多少带有一种匪夷所思色彩的是，很多年之后，他竟然不无巧合地成为这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对于这种变化，那个时候的他，肯定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就能够有小说作品刊发在《山西文学》这样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在1980年代那样一个文学写作依然被视为神圣事业的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然则，尽管鲁顺民很早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了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那个计划分配的时代，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带有几分无奈回到了他紧傍黄河的故乡河曲，成为一名传道授业的中学语文教师。他的文学才华对他命运的根本改变，差不多还要等到十年之后。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就在差不多十年之后的1996年，鲁顺民终于还是依凭自己的文学才华而引起了时任山西省作协领导的关注，被调入山西省作协下属的《山西文学》编辑部工作。至此，他的身份，也就由中学教师而正式变身为文学编辑。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意识到，鲁顺民的这种身份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基本生存状态。虽然也还需要承担相对繁重的编辑工作任务，但能够进入山西省作协工作，不仅意味着他可以从此摆脱俗务，一心一意专注于文学写作，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山西省作协所在地南华门东四条，真正可谓一藏龙卧虎的宝地。置身于南华门东四条这方风水宝地，首先就能够保证他可以拥有足够开阔深入的思想与艺术视野。这一点，对于一位真正有志于在文学写作上有所成就的现代作家来说，意义殊为重要。实际上，也正是在进入南华门东四条之后，鲁顺民的文学趣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我想要说的是，曾经一度专注于小说写作，并且在小说写作上也曾经取得过骄人成绩的鲁顺民，在进入南华门东四条之后，其文学趣味居然逐渐远离了自己曾经轻车熟路的小说写作，仿佛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就变身为一位对于非虚构的纪实文体抱有浓烈兴趣的作家。在这其间，除了受到周围一些作家朋友影响的缘故之外，我以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他对于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大量接触与浸淫。至今犹记，应该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鲁顺民仿佛突发奇想地对各种社会学经典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乎，什么费孝通、吴文藻，什么涂尔干、韦伯、齐美儿、吉登斯，无论中西，那些社会学大师的经典社会学著作，他都曾经一部又一部地抱回到他在南华门东四条的蜗居里。现在想来，鲁顺民文学趣味的逐渐转移，应该与这些社会学著作对他的影响有关。又或者，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一向抱有强烈探究兴趣的鲁顺民，越来越丧失了虚构的热情，越来越觉得只有充分地借助于社会学的研究考察方法，方才有可能帮助他更深入地理解把握乡村社会。总而言之，一种大家都看得见的突出表现就是，越是到了晚近一个时期，鲁顺民便越是远离小说写作，到最后，他干脆就彻底放弃了小说写作，把全部精力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以乡村社会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非虚构文体写作中。但千万请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这里只是在讨论鲁顺民作为一位作家个体的文学文体选择问题，并没有关涉到诸如小说这样的虚构性文体与非虚构文体之间的文体价值高低问题。实际上，无论选择何种文体，只要你有足够的思想艺术能力，都可能会写出真正堪称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在强调鲁顺民文学趣味由小说文体转向非虚构文学文体的同时，其实也还存在着一个关于他身份定位的问题。虽然早在1980年代，鲁顺民就已经借力于高考这种方式跳出了农门，由一名乡下人而变身为城市人，虽然鲁顺民也曾经因为自己的农籍身份而无端地屡受伤害，这一点自有《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一文为证。在此文中，鲁顺民特别真切地记述了自己在1992年花钱购买蓝色城市户口的经历。为什么要去花钱买城市户口，关键在于城市户口的高人一等：“要知道，一个农民户口糟害过我们多少农家子弟，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受农民户口之累了，考学的时候，报志愿，有一栏就是填写你的户口属性，我们只能填‘农应’或‘农往’，不能填报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是专为市民户口的同学准备的。”（《天下农人》第30页。后文中凡引述此书者，只注明页码）鲁顺民自己，在上小学时也曾经有过一次因报错户口属性而遭受侮辱的体验：“我那时刚刚九岁，刚刚九岁的我便是一个‘烂农民’，这种耻辱一直印在心底里，顿时感到身边的世界是如此的污浊不堪。”（30页）），但是，只要我们对于他的文学写作状况稍加留心，就不难体察到其内心深处简直就是冥顽不化的一种牢固乡村情结的存在。比如说，同样是出生于农籍，尽管不能说我自己就不关心生于兹长于兹的那个乡村世界，但与鲁顺民相比较，却可以说是差之甚远了。日常生活中的鲁顺民，不仅总是要寻找或者创造各种机会到乡村去做充分深入的田野调查，而且还总是皱着眉头，以一副忧心忡忡的姿态关注并思考着乡村世界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命运。也因此，虽然鲁顺民并没有像作家贾平凹那样公开声称“我是农民”，但实际上，正如同其前辈沈从文、赵树理、贾平凹们一样，他其實同样属于身在城市心系乡村的那一类作家。我们之所以在谈到鲁顺民的时候要特别强调他的农裔身份，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
　　之所以是鲁顺民而不是其他作家，能够从陈为人一部关于赵树理的长篇传记中读出赵树理的一种乡绅情结来，很大程度上也与他的这种简直浓得化不开的乡村情结紧密相关。关于赵树理，鲁顺民最起码有两个判断堪称独步于所谓的赵研界。其一，是关于赵树理大众化写作方式的选择。一般人都会依据赵树理本人的创作谈，把赵树理的这种选择与农民的接受能力联系在一起，但鲁顺民却独辟蹊径地指出了赵树理的这种选择，与中国古代的白话书写传统之间，其实关系密切：“这种选择很值得玩味。民间的传统表达，说书、鼓词、快板、章回小说等等，实际上从宋元开始初露端倪，明清之际已经非常成熟，这种表达方式，是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传统白话，但是它本身却与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传统文人的参与与整理，根本不可能有经典的元曲、杂剧、话本的产生，鲜活的民间语文则又反过来推动着旧白话的成熟与发展。赵树理在五四之后不长时间就自动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当然有让老百姓读懂、读通的考虑，然而，从作家自身的角度去考察，其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觉得这样的表达能够准确地体现他的想法，能够给他提供才华发挥的空间，写起来过瘾，读起来上口。大致上，他的小说语言，是改造后的传统旧白话。”（148页）究其根本，正是如此一种富有艺术智慧的选择，让赵树理拥有了一个简直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的民间社会的理解与拥戴。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也由此而得以坚实奠定。其二，是关于赵树理乡绅情结的敏锐发现。在鲁顺民看来，赵树理乡绅情结的形成，与其父亲的影响分不开。他的父亲不仅识字，会打算盘，而且还能够算卦，极类似于《小二黑结婚》中的那位二诸葛，可以说是他们村里的半个乡绅。赵树理的这种乡绅情结，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1950年代末冒死写万言书的行为当中。在这封影响极大的万言书中，身为作家的赵树理，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涉及文学，他所集中讨论着的，全部都是当时刻不容缓的农村问题。对于赵树理的此种行为，鲁顺民给出的评价是：“这个行动，当然怎么理解怎么拔高都不过分，为民请命，替农民说话等等等等，但显然，当赵树理埋头奋笔疾书洋洋万言下笔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但他是一个农民吗？显然也不是。这时候的赵树理，是一位面对自耕农完全消灭，传统乡村秩序完全塌陷而痛心疾首的士绅面孔。”（151-152页）在此种论断的基础上，鲁顺民还有更进一步的发挥：“这就是赵树理。中国文化官员的赵树理，能够自觉而敏锐地捕捉到建设乡村新风尚的蛛丝马迹，富有夺天才情的作家赵树理，能够采用民间旧白话的表达方式和吸收民间文化的精髓进而将之发挥到极致，而有着浓厚乡绅情结的这样一位农民的儿子，哪里能够容得乡村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在营造和维护着关于乡村社会的某种秩序，他心目中肯定有一个理想的乡村国的。”（152页）以我愚见，鲁顺民之所以能够对赵树理有如此深刻的洞见生成，关键原因恐怕在于，鲁顺民自身本就是一位有着浓厚乡绅情结的文化人。别看他进入太原这样的现代城市生活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但在他的骨子里，却依然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对于乡村世界的那种深切眷恋大约是要伴随其终身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鲁顺民和赵树理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心理同构，所以他才会对赵树理有一种简直就是惺惺相惜一般的真切理解与认识。 　　就这样，一方面是鲁顺民的文学趣味由虚构的小说而转向了非虚构文学文体，并且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保持着极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因为鲁顺民在骨子里就是一位农民，有着某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村情结，二者合力作用的一种直接结果，就是这部沉甸甸的非虚构随笔札记集《天下农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9月版）的最终生成。虽然名目“天下农人”，但在实际上，因为作家对于山西的农村生活多有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缘故，所以，被收入这部随笔札记集中的文字，可以说全部都与山西的农村生活密切相关。但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因为山西的农村在全国颇具代表性，所以将其径直命名为“天下农人”，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具而言之，在这部《天下农人》中，鲁顺民自觉运用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山西农村生活的关注与思考，主要沿着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展开。首先是现实的维度，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就是这部作品集中篇幅最长的那一篇《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2010年4月的那场王家岭矿难，因为透水事故的骤然发生，多达153名矿工被困井下长达八天八夜，到最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协作积极救援努力，创造了中国矿难救援史上的一个“奇迹”：除了38名矿工不幸死亡之外，竟然有115个鲜活的生命被救生还。因为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大媒体对那场矿难大救援进行了现场直播式的追踪报道，那场矿难以及后来的救援，遂成为广为人知的一个焦点事件。矿难发生后，赵瑜、鲁顺民、李骏虎、黄风、玄武这五位作家，曾经受命组成“王家岭抢险救援作家小分队”，在第一时间赶赴王家岭矿难现场，进行实地的考察采访。他们五位的这一次采访活动，最终形成的成果，是一部五人合作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王家岭的诉说》。然而，虽然已经生成过那部《王家岭的诉说》，但那毕竟是五人合作的产物。既然是五人合作，那其中的碰撞与磨合，争议与妥协，无论如何都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因此，那部作品便只能够被看作是五位作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鲁顺民之所以执意要书写他的这一篇《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并且要将其收入到这部《天下农人》中来，显然有着他自己一种特别的思想考量。倘若说赵瑜等五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更多着眼于矿难本身的理性沉思，那么，有着牢固乡村情结的鲁顺民，在他的长篇采访手记中，则更多地是从对农民的关切出发，思考表现着农民的悲惨遭际与不幸命运。
　　既然是一篇以矿难及其救援过程为表现对象的非虚构采访手记，其中肯定少不了会有关于这场矿难成因的深入思考。因为在矿难发生八天八夜之后，居然从井下救出了115条鲜活的生命，所以，“奇迹”一词，曾经一度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但鲁顺民，却很显然对此非常地不以为然：“奇迹，奇迹，奇迹。‘奇迹’，是2010年清明节左近所有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惊喜，欢呼，最后变成彻头彻尾的叫嚣，最后让人大倒胃口——因为救上115人之后，还有38名工友在井下生死不明，命悬一线。难道因为是奇迹，就能够改变它是一个悲剧的本质吗？”（278页）鲁顺民的追问，真的称得上是掷地有声。不要说还有38名工友生死不明，即使还只有一个工友被埋在地下，又或者，即使所有工友全部被救出，你就能由此而断言说这场矿难就不是一场悲剧吗？救援的成效当然应该被肯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都得把矿难视为彻头彻尾的悲剧而进行深入的理性反思。在这个层面上，鲁顺民的尖锐诘问，其实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被王家岭矿难看作了一场由于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彻头彻尾的悲剧，所以，鲁顺民才会不遗余力地寻根究底，探询悲剧最为根本的成因。很大程度上，能够从战争状态下的企业生产角度来思考王家岭矿难的成因，乃充分体现了鲁顺民目前所抵达的思考深度：“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企业，仍然没有脱离多少战争年代的那种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动不动就大干多少天，通夺开门红，动不动就争创一流，勇夺第一，动不动就克服困难，争先创优。”更进一步地，鲁顺民写道：“——相对成熟的那些现代化企业，早已经将这些陈词滥调换算为标准的、制度化的管理学用语，相对成熟的企业文化正在培育，正在慢慢形成。别小看这些用语，它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行为逻辑，一层层分解指标，一层层加码，一层层落实，最后，真正标准的、制度化的信号也一层层在衰减，于是，企业变成一个大战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岂知其乐不肯无穷，因为战争的惟一成本就是人命。战争状态下，不出人命才有鬼了。”（407页）作为一个现代企业，本来应该以科学精神为根本出发点来打造自己的企业文化，应该最大程度地尊重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但我们在现实中更多看到的却是如同王家岭这样依然为战争化思维所主导着的所谓“现代企业”。依凭如此一种其实相当原始野蛮的思维方式来搞企业，矿难不发生才见鬼呢？！
　　造成矿难的深层原因之外，值得引起我們警思的，还有那样一种总是好大喜功的自觉造假心理。这种可谓根深蒂固的新闻报道思维方式，即使在王家岭，即使面对着150多工友被埋在井下多目的严酷现实，也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是的，正如你已经想到的，我这里的具体所指，正是电视上那样一种简直厚颜无耻的造假行为：“电视上说，经过三天来的救援，已经铺设好6条管道同时出水，出水量达到每小时多少多少立方米！”但实际上呢？“明明只有2条管子出水，还那么细，怎么能说是6条？”（292页）在情况如此严重的矿难现场，面对着那么多被埋在井下的生命，我们的媒体都敢公然撒谎，可见新闻造假已经差不多成为了国内媒体的本能。为什么会造假？隐藏在其后的，一方面固然是报喜不报忧，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所谓的政绩心理在作祟。
　　对于矿难的深层理性反思，固然是鲁顺民这篇矿难采访手记的一方面价值所在，但相比较而言，这篇手记更为重要的价值，却体现为作家对于农民现实艰难生存处境的真切体察与表现上。问题在于，一篇书写矿难的采访手记，又怎么会与农民联系在一起呢？却原来，透水事故发生后那些被埋在地下的150多名矿工当中，差不多可以说全部都是离开土地后的打工农民。如此一种情况，甚至于给新闻报道都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所有的媒体和官方表述，都注意到了被困工友的称呼，刚开始还称为‘被困矿工’，后来，语气模糊，一会儿是矿工，一会儿称为职工。是的，被困的，包括在王家岭碟子沟项目部施工的所有工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外包施工队，说白了就是农民工队伍。”以至于，到最后，“只能谨慎地表述为‘被困工友”’（363页）。一场矿难发生了，不幸被埋者中却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矿工，居然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这就不能不让有着农民文化本位立场的鲁顺民出离愤怒了：“何况，被困的这些人儿，大部分，绝大部分是农民。”（388页）那么，农民，尤其是在当下时代的中国，这个特指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怎么去定义？其实，农民并不复杂，农民者也，不就是那些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为生存而四处奔波的人吗？”“在中国，这样的身份延续了将近六十年。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有保障的人群，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388-389页）在鲁顺民看来，如此一种说法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弥天大谎”：“是的，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土地给他们衣食，几千年来，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共产党打天下，若不是承诺给农民以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天？这样晴朗的天？可是，土地真的给了他们保障了吗？土地里除了出产粮食，能出产做一个公民必须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吗？”（389页）实际上，所谓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所有土地的最终拥有者是国家。就此而言，农民所真正拥有的，只不过是土地的使用权而已。鲁顺民在这一篇《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中所聚焦表现着的，就是那些打工农民的不幸命运遭际。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或许与鲁顺民对于社会学的浸淫有日有关，他在自己的这一篇矿难采访手记里，尽可能地恪守田野调查的原则，尽可能忠实地把被采访对象的话语如实记录下来。而这，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美国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关于文学创作的一种论断：“艺术作品，只要是艺术作品，就根本不能提倡什么，不论艺术家个人的意图如何。最伟大的艺术家获得了一种高度的中立性。想一想荷马和莎士比亚吧，一代代的学者和批评家枉费心机地试图从他们的作品中抽取有关人性、道德和社会的独特‘观点”’，“对艺术作品所‘说’的内容从道德上赞同或不赞同，正如被艺术作品所激起的性欲一样（这两种情形当然都很普遍），都是艺术之外的问题。用来反驳其中一方的适当性和相关性的理由，也同样适用于另一方。”在这里，苏珊·桑塔格的意图，显然是要刻意强调肯定艺术呈示功能的重要性。其所谓“最伟大的艺术家获得了一种高度的中立性”的核心论点，实际上就是在为艺术的呈示功能进行强有力的辩护。如果我们承认苏珊·桑塔格关于艺术呈现功能的论述具有真理性的内涵，那么，鲁顺民之普遍采用的口述实录的方式，也正是在最大程度地恪守着如苏珊·桑塔格所言的“高度的中立性”美学原则。通过这种口述实录的田野调查方式，那些被迫在王家岭下井挖煤的普通农民工的悲剧命运遂得到了强有力的艺术呈现。比如，胡而广，一个很不起眼的包工队队长。他说，自己“带出来的人，最大的45岁，最小的20多岁，比方那个时锦涛，25岁。他最年轻。大部分都在30多40多岁。总共带出来50多人，下去困在下面的是11个人，是一个班。三班倒，24小时不断人。50多个人都是老乡。”（297页）按照胡而广的说法，他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山西这边干煤矿，可以说是一个老煤矿了。自己从老家一下子带出来50多个人，结果就有11个人被困井下，胡而广内心极度不安，倍觉心疼：“从他们困在里头那一天，直到获救，我就是一天一顿饭，每天晚上，站到那个煤堆上，一直看，凌晨5点才回去睡一睡，心疼哪！都是十几个弟兄。”（299页）幸运之处在于，胡而广带出来的这11个人到最后竟然奇迹般地全部生还。然而，在经历了如此一种生死惊吓之后，包工头胡而广发誓今后再也不从事下井挖煤这一高危职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去咋地也行，不干煤矿了。”（301页）事实上，早在遭遇透水事故之前就已经干了20多年煤矿的胡而广，并非不清楚这一职业的高危性质。如同他这样的农民工们之所以要冒着高风险到煤矿打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生存状况太过贫穷的缘故。受到极度惊吓的胡而广，可以从此以后远离煤矿，但刚刚从井下被救上来的李国宇，却明确表示自己还会在煤矿继续干下去：“伤好了之后，我想我还得回去。为啥？我现在的负担太重，我呢，以挣钱为主。如果有更好的职业当然干更好的，但咱无智，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咱无智，吃力。不能趴下，趴下啥也不成。我这人胆子从小就大。不怕，伤好了之后还得回去。”（381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李国宇之所以在刚刚经历了极其恐怖的透水事故之后依然表示自己还会继续下井挖煤，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留恋这一行当，而是自己委实太过贫穷，家庭负担太过沉重了。倘不如此，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就无法维持了。也正因此，在听了这番话之后，有着牢固乡村情结的鲁顺民才会痛切地写道：“这个2009年还在深圳做蚊香的河南小伙子，2010年正月摇身一变成了井下作业的矿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告诉我好了以后还得干这个，这时候，我心里涌起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悲怆了。”（382页）即使遭受再大的人生劫难，生活也都不能不继续下去。对于类似于李国宇这样的农民工来说，身无长技，除了出卖苦力，除了从事类似于煤矿这样的高危职业之外，他们真的是别无选择。
　　鲁顺民不仅关注思考着当下时代农民们的现实生存困境，而且也把他那饱含忧思的目光投注向了遥远的过去，凝眸回望着晃动在历史背景下的农民身影。具体来说，鲁顺民历史维度上的农民关切，乃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土改问题持续不断的关注思考上。土改，作为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据我所知，鲁顺民很早就对土改发生了浓烈的兴趣。他在土改问题上的用心用力之勤，在国内文学界也很可能是罕见其匹。一方面，鲁顺民身居山西，其故乡河曲县当年本就隶属于晋绥边区，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深度影响，晋绥边区土改的暴力与血腥化倾向特别严重，因此，鲁顺民对于土改这一重要历史问题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自然也就锁定了当年的晋绥边区这一特定区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鲁顺民长期关注思考土改问题，围绕晋绥边区的土改，他所形成的文字，数量绝不在少数，被收入到这本《天下农人》之中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正所谓一滴水也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通过这一部分田野调查的结果，我们却完全可以对当年土改的情况有一种直观的了解。
　　关于土改的话题，还得从“山药蛋派”已故老作家胡正说起。1947年底，时任《晋绥日报》编辑的胡正，曾经因为“张红奴事件”而被迫做过一次违心的检查。张红奴，是保德县化树塔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在土改中不仅分得11饷又一亩土地，而且还先后分得一石二斗近400斤原粮。但这张红奴，却是一个成天价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坐吃山空了。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边区政府同时也在搞春贷活动。其中，就涉及到了张红奴。然而，在讨论是否应该给张红奴提供春贷的时候，村里人却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为什么呢？“在乡村的日常伦理秩序中，为富须仁，为贫须勤，这样才能赢得道德上的认同和同情，但是这个张红奴是一身的毛病，显然有违乡村社会日常伦理秩序要求。”（418页）到最后，双方矛盾激化的一种结果，就是张红奴自杀未遂事件的酿成。受到“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的缘故，当时的《晋绥日报》曾经一度大做文章，替张红奴这样的农村“二流子”障目。胡正的被迫做违心检查，也就在这个时候。鲁顺民的睿智之处在于，通过张红奴事件，在《底层政治动员的成本与收益》一文中，对土改的“左”倾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轰轰烈烈开展的晋绥土改运动在后期之所以急遽‘左’倾，与当年的这种明显冒险的倡导显然有关系，或者说，正是这样一种与民间日常伦理相悖的倡导，才使晋绥根据地后期的土改运动急遽‘左’转。这个提倡在1948年土改‘纠偏’中，曾受到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被斥为‘单纯的贫雇农思想’，是‘左’倾错误的一个集中表现。”（426页）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类似于张红奴这样的“二流子”在乡村政治运动中的兴风作浪，却并不只是在土改运动中。对于这一点，鲁顺民也作出过一针见血的分析：“但不幸的是，在此后的运动中，这种提倡里面隐含的‘运动技巧’却被以各种名义固定了下来。这些人的面孔，每一个经历过‘运动’的人想来都不陌生，没事的时候嘀嘀咕咕，一有风吹草动则蠢蠢欲动，而运动一来就冲锋陷阵走在前头，这些人未必都是‘二流子’，但大部分身上有‘二流子’的一些共同特點，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少理性，多残忍。想想这些曾经活跃异常的面孔对人是个不小的折磨，不说也罢。”（426页） 　　然而，既然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存在，鲁顺民就不可能不说。这不，在接连几篇“1947年晋绥土改田野调查”中，他就会屡屡涉及到这些热衷于搞运动的乡村“二流子”。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些“二流子”在土改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其实更多是一种工具或打手的角色。通过鲁顺民几篇口述实录的田野调查结果，我们即不难发现，那场具有极“左”色彩的土改过程中，真正的受害者，大约有三种人。其一，是类似于牛友兰、刘少白这样一些曾经给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开明绅士。比如，刘少白。“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了一所中学，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半多家产办起兴县农业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466-467页）但就是这样一位对革命多有贡献的开明绅士，在土改中也遭到了莫须有的肆意凌辱。这凌辱，首先来自贫农团团长任奴儿。连自己的媳妇都是刘家给娶下的任奴儿，竟诬陷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之后，当众打还了当年的东家两个耳光。然后，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马弁无端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之后，同样还打了老汉两马鞭子。接下来，是街上的一个名叫二子的剃头匠。二子诬陷刘少白有一次拒付剃头钱，遭到老汉的断然否认之后，竟然冲老汉的脸上吐了两口唾沫。平白地遭受了这些莫须有的凌辱还不算完，到最后，农会居然提出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位。
　　其二，是周二干干、吴兴隆这样家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财产的同时，也还遭受着折磨。更有甚者，很多被斗争的地主富农干脆就被农村的那些“二流子”们折磨致死了。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周二干干。周二干干虽然家里有钱，在药铺里都有股份，但日常生活中却特别吝啬小气，习惯于装穷。土改开始后，面对贫农团的再三逼问，周二干干仍然不肯坦白交代。他的一味抵赖，最后招来的，只能是贫农团的“磨地”折磨：“记得斗争他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没漏，临了还是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就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不知道给扔进两块青石蛋，听见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磕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实在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她放上小石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434-435页）就这样，几经残忍折磨之后，一贯小气的“铁公鸡”周二干干不仅被迫交代了多达三千多块大洋的底财，而且连自己的小命都丢掉了：“周二干干最后怎么样了？”“拉死了，那还没有死？我给你说……到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才发现周二干干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子被磨塌，脑浆都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裢枷……我给你说。”（435页）除了“磨地”之外，被用来对付斗争对象的还有诸如“坐圪针柜”、“扔四方墩”、“火烫钳子夹”、“小鬼搬砖”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折磨手段。很多本不该死的地主富农，只是因为贫雇农的一句话，就完全可能丢掉自己的生命。在当时，很多的冤假错案就是如此造成的：“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指口述者的妻姥娘），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437-438页）枪崩错了，怎么办？如何纠正？“后来纠偏，有定错成分，比如吕品贤，还有好多人。错打死枪毙的，给补以一石粮食，几匹布了事。人死不能复生，也只能这样。”（438页）相对于宝贵的生命来说，再多的补偿都无济于事。这些地主富农的冤屈身亡，很显然都是土改政策极“左”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三，是苗混狮、刘允文等农会、民兵队干部，或者干脆就是如同王作义这样的军区干部。比如，苗混狮。身为农会秘书的苗混狮，之所以会首当其冲地在土改中被活活整死，一方面因为他在平时的工作过程中难免会得罪人，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在村里属于被欺侮挤压的外来小户。对于苗混狮，贫农团使用的折磨工具，是浸透水之后又被冻结实了的纤绳疙瘩：“这东西打人，真是留痕不流血，捶打之处，只见一片乌青，连一点血也不见。挨后三下打，干呕两声就没动静了。架苗混狮的两个贫农团眼见得他往地下出溜，还说是装死，摸了一把才反过头来骂在河、在存说：‘不用打了，死球了还打？’手一松，苗混狮像一堆剔了骨头的肉一样瘫在地上。死了。”（509页）苗混狮的遭遇，应该说已经足够凄惨，但相比较而言，军区干部王作义的被杀害更是出人意料之外。王作义的被杀害，与其父王登云在“三查”时被划为经营地主有关。本来够不上地主条件的王登云，一家三口人都在运动中被无端处死。贫农团的人们之所以要把目标对准军区干部王作义，是怕遭到王作义的复仇：“这一下，村里干部都着了慌，知道王作义在军区做官，而且，村里人传说他在绥蒙军区做大官。不把这个人拉回来，后患无穷，就决定把王作义从军区叫回来，写了封信给军区，让王作义回来。”（536页）毫无防备的王作义根本不知道家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只以为村里群众是叫自己回来交代问题的。于是，就那么一个人回来了。不回来不要紧，一回来，王作义就在劫难逃了：“王作义就跟张得胜出来。张得胜让王作义朝前走，他在后头跟着。这走，走，一直走到庙巷子，张得胜从后头就开枪了，啪一下子，一枪就打死了。”（537页）这可真叫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与土改本来毫无干系的军区干部，仅仅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打为“经营地主”，就莫名其妙地被无端冤杀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某种程度上说，王作义之冤，简直比窦娥还要冤！
　　细察土改中以上三类暴力行为的生成过程，我们即不难发现，第一，那些在土改运动中善于兴风作浪，总是主动跳出来折磨别人者，往往是如同张红奴一样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亦即那些乡村世界中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在土改过程中的种种恶劣行径，再一次强有力地证实着鲁顺民此前对于这一类人的观察结论：“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少理性，多残忍。”他们的如此一种恶劣行径，严重破坏着乡村世界固有的日常伦理道德秩序。第二，类似于张红奴这样的“二流子”，之所以能够上蹿下跳地作恶不断，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派驻的土改工作组的不作为：“工作（团）退走了，上头还派来一个人，叫赵国壁，也不主事。群众要咋办就咋办。他管不了，凡事全听村上这些老汉们的。村里的‘三查’就是他们主持的。”（532页）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为了确保田野调查的真实性，也为了能够更完整地为历史存真，在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呈现当年土改原貌的同时，鲁顺民也煞费苦心地四处搜寻，既把当年《晋绥日报》关于土改的各种新闻报道，也把档案馆里收藏着的相关史料，全部都以“參证文本”的形式附录在了“田野调查”报告后面。有了这些参证文本的存在，那段云山雾罩的历史情形就会以一种立体的方式更加清晰地被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